张放《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7期
摘要：
多年以来，以戴维•莫利的研究为代表的“受众民族志”被视为大众传播研究“诠释主义转向”或“民族志转向”的转折点，而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哈洛伦等的《游行示威与传播：一项个案研究》、坎特的《好莱坞电视制作人：他的工作与受众》、沃思等的《透透过纳瓦霍人之眼：一次电影传播与人类学领域的探索》以及勒尔的家庭电视受众研究等在时间上均早于莫利的研究，并符合成为转折点的其他要件。这四项研究被忽略的原因主要在于莫利的研究更符合当时学术政治的需要，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此次转向仅被视为方法论层面的转向，而遮蔽了研究对象层面的媒介生产研究转向。哈洛伦领衔完成的 《游行示威与传播：一项个案研究》才是此次“双重转向”真正的转折点，传播学史应当给予更为合理的评价。对“双重转向”的重新认识有助于厘清诠释主义范式在当下传播学学术地图中的位置，并促进对如何让被“5W” 模型割裂的传播学在传播要素高度融合的今天走向“综合性研究”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