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赋 《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1期
摘要：
王梵志诗有云:“见恶须藏掩,知贤为赞扬。但能依此语,秘密立身方。”相似的表达亦见于敦煌本《太公家教》:“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又:“闻人善事,乍可称扬;知人有过,密掩深藏。”其中关于“隐恶扬善”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来自儒家典籍,但溯源不足。《论语》中“恶称人之恶”,《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孟子》“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等等,应是其远源。但是,梵志诗及《太公家教》的说法是对以上经典的误读和扭曲,若以此行事,极可能成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当然,对“隐恶扬善”的误读和扭曲并非始于王梵志诗和《太公家教》,儒典的历代注家亦难辞其咎。不过,以二者为代表的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却放大了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以后国民性的建构。故在儒学普及化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民间文化(小传统)对儒学相关观念的绝对化或非理性表达,更要注意清理精英文化(大传统)对其的误读和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