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双音短语的词汇化：以《太平经》为例
刘晓然 2007
摘要：上个世纪中叶，王力、张世禄等先生就指出，汉语双音词的主要来源是短语的词汇化。一直以来，这个观点在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渐为成说。由于以往选取的研究材料都是随机性的，从来没有、也很难做到对一些特定的材料如断代的材料，专书的材料等，进行穷尽性的研究，因此，这个结论只是停留在观察印象的层面，它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刻画了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还有待更加细致深入的论证。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滥觞于先秦以远，迁延至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转型期的东汉朝，双音化的步伐大大加快。本文截取这个汉语转型期的一段共时材料——道教元典《太平经》，以本经中高频复现的双音词和双音短语为研究对象（暂时主要以本经中复现率最高的前100个词例为研究对象），对作为这些双音词历史来源的双音短语和本经中既有双音短语的词汇化流变进行历时的踏勘，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双音短语词汇化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做出客观评估，对双音短语词汇化的某些未曾引起学界重视的动因、机制和规律做出理论条陈。全文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词例分析，穷尽考察本经中高频复现的100个词例。首先根据它们在本经中意义是否曲折化、词形凝固的等级、语法功能是否具有词的性质等，把它们区分为双音词、双音准词和双音短语，并参证《太平经》的共时语料，如《汉书》、《论衡》以及东汉佛典等，验证这些词例的性质；接着，对全部词例按照传统的句法结构关系分类，穷尽考察相关词例是否成词、成词的不同路径等基本事实。第三章是双音短语词汇化的理论阐释，主要比较词与非词、成词的短语路径与词法路径、准词和典型词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数量差别，藉此评估双音短语词汇化这一语言现象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发现，汉语双音词有两个主要来源：短语词汇化与词根复合法，而经由短语词汇化变来的双音词在词汇总量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以本经100高频词为例，具体数据是：来自短语词汇化路径的双音词占本经100词例的15%；来自短语词汇化路径的双音词占可解释成五种基本句法关系的全部结构的25%；包括句法结构、跨层结构在内的来自词汇化路径的双音词占本经100词例的27%。这与以往认为双音词绝大部分是由短语固化而来的成说大相径庭。而且，有很多公认的来自短语的复合词，如“妻子”、“月亮”等，尽管这些语言单位在汉语史上确实有过用如短语的情形，但那些短语与同形的复合词之间并不存在衍生关系，它们只是偶然同形，这些词其实是通过词根复合法直接黏合而成的。词汇化理论可以涵盖句法结构（如“不及”、“不能”、“不足”等）、跨层结构（如“以为”、“所以”、“以来”等）的成词现象，但认为双音词的来源主要是短语的词汇化，则夸大了词汇化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所实际产生的作用。黄廖本《现代汉语》说，“汉语中运用复合法组合词根语素构成合成词的情况最多”，这是对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观察的结果，但于汉语史也是适合的：汉语的双音词，多数都是由两个词根语素直接黏合而成的，中间并没有经过短语的过渡阶段。本文还对五种不同类型短语发生词汇化的可能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这个可能性存在很大的类型差异：凡是那些不能实现语义即时融合的结构，都无法通过词法路径在线（on-line）成词，它们都具有发生词汇化的可能性；同时又由于语义融合的困难，最后完成固化成词的终究只是少数。述宾结构、主谓结构和述补结构是谓词性的，具有较强的陈述性质。而陈述过程的完成，必须凭藉至少两个构成语素在语义上的关联才能实现，因此，这三类结构构成语素的指称性很难衰减，其短语性质很难改变，它们也就很难通过词法路径直接黏合成词，是倾向于通过词汇化路径成词的结构类型。联合短语中，倾向于选择词汇化路径成词的，只有不易即时黏合成词的反义联合类；类义联合类有少数情形，比如像量词短语等一些特殊类别的类义联合短语，可能发生词汇化；而同义联合结构能够即时黏合成词，不存在出现词汇化的情况。绝大部分双音偏正结构都是体词性的，它们在现实的语境中一经出现，多是即时“命名”的结果，应该视为表达一个专门概念的复合词，这部分词没有经过词汇化的改造：可以解释为定中式偏正结构的复合词，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词汇化的结果；状中式偏正短语是谓词性的，这在偏正短语家族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中有一定数量倾向于发生词汇化。总之，所有经由词汇化路径衍生出来的双音词，都曾遭遇到这种必须选择困难路径的尴尬。生成双音词快捷路径优先的潜规则，最终决定了汉语不同来源词汇数量消长的基本格局：汉语的双音词，绝大多数都是词法路径的产物，其中主要的又是词根复合法的产物。
关键词：《太平经》；词根复合法；短语；词汇化；作用；影响；评估
2.佛教山居诗研究
祁伟 2007
摘要：文章展現了唐、宋、元、明各時代山居詩的創作情況。從中可以看出，拉開佛教山居詩創作序幕的是唐五代的貫休，但真正啓發了後世創作者的則是寒山。雖然寒山的詩皆爲無題，但對後來的山居詩創作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宋代僧人山居詩集中於北宋，除永明延壽之外，其餘人的作品多寫清淡樂道的山居生活，而少涉歷史典故。元代山居詩集中於元代中後期，受當時社會背景及禪風的影響，詩歌側重於對歷史、現實問題的探討，對人生終極意義的追尋，並表現出思辨特徵。同時，這一時期對於人生問題的思攷還影響到元散曲的創作。明代山居詩集中於晚明，常有默坐、兀坐之語，強調內心清淨無塵的境界。由此可見，山居詩的發展是與禪宗思想的變遷相伴隨的，並與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有著緊密的聯繫。第六章概括了山居詩創作史中出現的主題類型，即行住坐臥、歷史興衰、參禪示悟、山居樂道四種。在不同的時代山居詩表現出不同的主題側重，如宋代山居詩受洪州禪思想影響多寫僧人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元代山居詩受“真參實悟”的禪法及變動多亂的社會影響加強了對社會現實與歷史興衰的反思，明代山居詩則因改革弊端的願望而回歸於對清淨寂然的內心世界的追求，而山居樂道的主題則貫穿了從唐代到明代的整個山居詩的創作史。第七章探討了山居詩中所表現的宗教精神。文章以無念的自由身、超越的獨行者、永恒的隱逸情三個方面來概括山居僧人的三種精神追求。即擺脫一切壓抑和束縛而恢復生命本來的自由，在認識自我與世界之後一種超越塵囂的驕傲的孤獨，和不與王朝政權相往來的孤高淡泊。事實上，這些正是傳統禪精神的代表。
关键词：佛教；山居诗；禅宗；隐逸
3. 汉语服装量词的形成及演变研究
高佳 2007
摘要：與印歐語系語言相比，量詞是漢藏語系語言的一個特色，也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漢語量詞不是一個先在的語法範疇，是隨着漢語的發展逐漸產生並最終成為一個必須的語法範疇的。由於語言經濟性的原則，漢語量詞主要是從一些名詞、動詞及個別形容詞演變而來的，一些量詞形成後其語義仍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我們把量詞的形成及演變過程稱為量詞的語法化過程，這一過程涉及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量詞短語結構的變化，一是量詞成員的語義的演變。本文主要對後者進行考察。量詞語義具有複雜性，根據不同的語義我們可以把量詞分為不同的語義聚合義場，本文對稱量服裝的量詞義場中幾個有特色的子義場的演變進行了考察。當前對量詞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對專書或斷代量詞作概括性的描寫和分析，很少對同一搭配義場中的量詞使用情況和發展演變作具體深入的研究，對量詞的複雜性也主要以描寫為主，這制約了對量詞發展演變相關理論的總結，因此，本文試圖通過考察一些有特色的服裝量詞子義場，從而在這些方面作一點努力。
关键词：汉语服装量词；语义场；形成及演变；成员语义演变
4.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
李建军 2007
摘要：经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话语，《春秋》学乃是经学里淑世功能最强的显学，而宋代《春秋》学又是《春秋》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华章。因此，要探讨中国经学对传统社会的浸润渗透，以宋代《春秋》学为切入点无疑可以执一驭万。另一方面，由李唐到赵宋，政治上由贵族制转为威权制，经济上由领主制、部曲制转为地主制、佃户制，国是国策上由地方放权、尚武重兵转为中央集权、崇文优士，国势国运上由强大昌盛转为萎弱低迷，这种巨变虽然还够不上社会形态的转变，但却足以导致文化范型的转换。实际上，李唐王朝孕育的驳杂纳异的唐型文化，经过中唐以来的量变，到了赵宋之世，已经质变为一种精纯的民族本位文化――宋型文化。宋型文化是华夏文明史上完全成熟的文化范型，以此作为文化语境来探讨《春秋》学与其它文化层面（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的关系，无疑将会使这种分析更有典型性。简言之，以宋代《春秋》学来管窥中国经学，以宋型文化来锥指华夏文化，以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的关系来蠡测中国经学与华夏文化的联结。宏观的思考需要微观实证的支撑。本文探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的关系，拟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展开分析。论文首先疏理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春秋》学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创发新义期（北宋前期、中期）、借经淑世期（北宋后期、南宋初年）、经史交融期（南宋前期、中期）、归结守成期（南宋后期、晚期）四个阶段。北宋前期、中期，随着儒学复兴运动和经学革新浪潮的滚滚而至，宋儒逐渐跳出汉唐训诂之学的窠臼，开创出一种新的学术范型——义理之学。本期的《春秋》学者或会通三传以出新，或舍弃传注以立异，目的均在于呼应时代以创发新义。两宋之际，靖康之耻创巨痛深，民族危机于斯为最，儒生们牵合时政诠释《春秋》，阐扬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发出抗金复国的时代强音，谱写出中古士人借经淑世的壮美篇章。南宋前期到中期，理学逐渐成型，史学非常兴盛，受到这种时代风习的裹挟，本期《春秋》学研究注重经史交融、事（史学）义（理学）汇通。南宋后期、晚期，国势衰微，圣学（理学）作为匡世之学被抬进庙堂受人顶礼膜拜。本期的《春秋》学如同尊居庙堂而渐趋僵化的圣学一样，逐渐丧失了理宗朝以前那种不断出新、屡有创获的青壮年代的发展势头，走向了以归结守成为主要特征的老年时代。本文在对宋代《春秋》学进行历时性考察之后，将焦点集中到共时性层面，着力探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背景下的政治、理学、文学、史学的相互关系。宋代《春秋》学与政治，乃是一种相互吸纳的互动关系。它首先表现为政治影响《春秋》学从而导致《春秋》经传的政治解读。两宋《春秋》学者，非常注重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大多立足于社会诉求，着眼于政治需要，孙复和胡安国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孙复呼应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新声，发现《春秋》字字涵蕴尊王大义，撰成《春秋尊王发微》力挺王权，宣扬君位至尊、君权至专、君命必遵、君威必扬，将《春秋》经学的旧瓶装上尊王的时代新酒。胡安国立足于南宋抗金复国的时代诉求，察觉《春秋》处处饱含攘夷微旨、复仇深意，撰成《胡氏春秋传》倡言勤政自强、攘夷复仇，将《春秋》阐释成了一部南宋君臣的政治教科书。宋代《春秋》学既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又反过来浸润渗透宋代的政治生活。宋人以《春秋》议礼、断事、决狱，用《春秋》尊王黜奸、倡言复仇、说解灾异，甚至藉《春秋》进行政争，将《春秋》的政治社会功能演绎得精彩纷呈。尤可注意的是，赵宋之时，经师们极力阐扬的《春秋》攘夷大义，与现实政治的御侮需求桴鼓相应，共同激发起了宋人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宋人带着这种民族本位意识，既攘斥地域意义上的夷狄（周边异族政权），又攘斥文化意义上的夷狄（佛老思想），最终建构起一种有别于驳杂纳异之唐型文化的民族本位文化——宋型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宋型文化的民族意识正是在宋代《春秋》学与政治的相互吸纳中被激扬起来的。宋代《春秋》学与理学，也是一种彼此融汇的双向会通。它首先表现为理学影响《春秋》学从而导致《春秋》经传的理学阐发。二程的《春秋》学，不管是以理学视角观《春秋》、以伦理维度解《春秋》，还是以天人应合论《春秋》，都是着眼于天理人欲之辨，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胡安国《春秋传》既以天理人欲之辨统摄《春秋》大义，复以伦理纲常之谨解析《春秋》微言，流露出其渊深的理学涵蕴。张洽《春秋集注》一方面注意阐发“生人之大伦”，另一方面揭橥“天理虽灭而不亡”，也彰显出其醇厚的理学质素。罗从彦的《春秋指归》、蔡沆的《春秋五论》等《春秋》学著述，或反求诸心体悟《春秋》，或发明天命人心之懿，都洋溢着浓厚的理学气息。总之，《春秋》学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当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受到理学浸染的《春秋》学又反过来推动了理学的深入发展，这种推动主要体现在《春秋》的伦理纲常被宋儒用理学武装后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事实上，此时的《春秋》已经被阐释成了整个社会的伦理教科书，士子以《春秋》大法砥砺士节，世人用《春秋》宏义涵育世风。宋代《春秋》学对士节世风的砥砺涵育，从伦理纲常维度落实了理学的道德践履诉求，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促进了理学的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理学既沾溉着《春秋》学，又反过来得益于《春秋》学。宋代《春秋》学与理学的彼此融汇，强化了整个社会尊尚伦理的风习，涵育出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我们可以说，宋代《春秋》学与理学的彼此融汇，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催生着宋型文化“重伦理，尚德行”的道德精神。宋代《春秋》学与文学，也有一种交互渗透的征迹。它首先表现在宋代的文学观念、宋人的文学意识对《春秋》学研究的渗透。欧阳修诠释《春秋》，摈弃三传迂说，注重以人情事理解经，虽然结论未必都可靠，但欧公断以人情事理的解经路数，无疑给沉寂的《春秋》学研究吹来了一股清馨的文学新风。吕祖谦、苏东坡等解读《左传》，眼光独到，他们发现《左传》不仅是经学名著，更是文学力作，该书在写人纪事、行文用语以及酿造意蕴上都有过人之处。他们的解读使上千年的《左传》学研究，第一次焕发出迷人的文学异彩。宋代文学对《春秋》学的影响不仅体现为《春秋》经传意蕴的文学解读，也体现为《春秋》经传素材的文学著述。吕祖谦的《左氏博议》乃是以《春秋》经传为素材的史论散文集，该书将经学体制、理学底蕴和文学异彩汇为一炉，熔铸成《左传》学史上的旷世杰作。如果说宋代文学对《春秋》学的影响还隐微不彰，那么宋代《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春秋》义法对宋代诗学批评的渗透。杨万里、张戒等宋代诗家会通诗学与《春秋》，发现二者不但社会功用相通，而且纪事之妙相类，于是吸纳《春秋》义法以论诗。他们既融汇《春秋》的“义”以凸显诗的社会功用，又借鉴《春秋》的“法”以强调诗的艺术特质，从而在江西诗派风靡一时、理学家诗论影响日增的时代，起到了一定的补偏救弊的作用。宋代《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春秋》义法对宋代散文创作的浸润上。尹洙、欧阳修崇尚《春秋》“简而有法”的审美意蕴，涵化《春秋》义法进行古文写作，尹文以古峭劲洁之风一扫西昆浮靡，欧文以深婉谨约之蕴获誉“六一风神”。总之，《春秋》义法对宋代文学的浸润渗透历历在目，斑斑可见。文学作为宋代文化（艺术）中最为繁荣的一门，《春秋》学作为宋代学术（经学）中最为显达的一脉，二者交互渗透，《春秋》学借镜文学的视角（人情物理），文学涵化《春秋》学的结晶（《春秋》义法）。《春秋》学与文学交互渗透，互利互惠，《春秋》学具有了文学的慧眼，而文学灌注了《春秋》学的精神，于是《春秋》学著述焕发出文学异彩，而诗学批评、散文创作又流淌着《春秋》经学的血液。实际上，宋代《春秋》学与文学的这种交互渗透，正是宋人创造精神的体现。宋人为了超越唐人，非常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通，爱作“出位之思”，也非常注重整合各种学术资源，断以“自得”、“独见”。宋人的这种风习其实就是一种融会贯通、自出机杼的创造精神。宋学能自成体系、取代汉学，宋诗能新变唐诗、代雄唐诗，宋文能扬弃唐文、超越唐文，靠的就是这种创造精神。其实，大而言之，宋人也就是靠着这种创造精神，托起了一个与唐型文化大异其趣的崭新文化范型——宋型文化。我们可以说，宋代《春秋》学与文学的交互渗透既是宋型文化创造精神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磨砺了这种创造精神。宋代《春秋》学与史学，更有一种双向会通的大势。这种大势首先表现为宋代《春秋》学研究的史学化取向。这种史学化取向一方面表现为史学视角下的《春秋》经传改编，其实，不管是将原来的编年体转换为纪传体、国别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还是将经传的各种内容改编为图、谱、表，都已经是一种颇具史学意义的工作。《春秋》经学的史学化不仅表现为《春秋》经传体例的史学改编，而且表现为《春秋》经传意蕴的史学解读。吕祖谦研究《左传》，提倡“阅读史籍用史眼”，擅长“品人评事发史论”，亦好“考索典制据史实”，冀图“借古鉴今寓史识”，完整地彰显了其观史、论史、考史、鉴史的史学研究维度，同时，《左传》的史学意蕴也在其抉隐发微之下一览无余。宋代《春秋》学与史学的双向会通既表现为以史治经，即《春秋》经学的史学化，又凸显为融经于史，即史学的《春秋》经学化。甚至就连宋代的国史、实录，也有《春秋》义法的深深烙印。纵观涵化《春秋》义法的宋代史籍，尹洙《五代春秋》简而有法，颇得《春秋》神韵，可以说是宋人以《春秋》义法修史的先河之浪。欧阳修《新唐书》尤其是《新五代史》在撰修义例上借镜《春秋》书法，在撰修旨趣上涵化《春秋》大义，二书特别是后者可以说是义法史学之杰作，经史会通之范例。孙甫《唐史记》、《唐史论断》，既师《春秋》之意谨戒劝之道，又学《春秋》之法正统而黜僭；范祖禹《唐鉴》先取《春秋》之义黜篡国窃位，复承《春秋》之绪严夷夏之辨；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上承继《春秋》经世之旨，旨趣上师法《春秋》谨戒名分，笔法上颇得《春秋》直书之法；胡寅《读史管见》既用《春秋》经旨惩恶劝善振纲常，复明《春秋》大义攘斥夷狄保中国；这些史籍都受到《春秋》义法的浸染，显示出宋人融经于史的前赴后继，代代相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论辨正统则承继《春秋》微旨，褒善贬恶则取法《春秋》义例，可以说是宋人融经于史的巅峰之作。概言之，宋人以《春秋》义法著史，使得宋代史学在形式（撰修义例）和内容（史笔主旨）上都流淌着《春秋》经学的血液。宋代史学对《春秋》经学的浸润导致了《春秋》经学的史学化，这是融史于经，而《春秋》义法对宋代史学的渗透又导致了史学的《春秋》经学化，这是融经于史。宋人既融史于经，又融经于史，史学与《春秋》经学的这种交互渗透，成就了宋代经史会通的盛事。其实，宋代的这种经史交融，正是宋型文化会通精神之绝佳体现。宋人治学，不似前之汉人、后之清人那样讲究门户、注重专深，而是崇尚和合、务求广博，司马光提出兼容，秦少游强调集成，郑樵力倡会通古今之学，朱熹发明理一分殊之旨，皆是宋型文化会通精神之闪光。经学和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位居甲乙，皆为显学。宋人发扬会通精神，将这两种显学兼容和合，让史学吸取经学中的义理，使经学采撷史学中的事为，于是经史相互依存，共同担负起宗法传统社会体用之学的重任。宋代《春秋》学和政治的相互吸纳激扬起宋型文化的民族意识，而《春秋》学和理学的彼此融汇又涵育出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同时，宋代《春秋》学与文学的交互渗透、与史学的双向会通又是宋型文化创造精神、会通精神的绝佳体现。无可否认，民族意识、道德精神乃是宋型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显著特征，会通精神、创造精神乃是宋型文化的整体倾向和内在动力，宋代《春秋》学与它们都关系密切，或者说宋代《春秋》学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参与了这些意识、精神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春秋》学为宋型文化的衍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宋代《春秋》学既影响着宋型文化，又反过来受到宋型文化的深刻影响。宋代《春秋》学作为宋型文化语境下的一个学术门类，学术路径上的舍专门务会通与宋型文化的会通精神，学术取向上的不泥古常疑经与宋型文化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学术重心上的略名物重治道与宋型文化的忧患意识、宋儒的政治主体意识，学术范式上的弃训诂精义理与宋型文化的议论精神、求理精神，学术视野上的破经学藩篱尚文化融汇与宋型文化的开拓精神渊源有自。我们可以说，正是宋型文化的这些精神意识和整体语境，决定了宋代《春秋》学的基本路向。
关键词：《春秋》学；宋型文化；民族意识；道德精神；创造精神；会通精神
5. 萧衍研究
钱汝平 2007
摘要：梁武帝萧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以崇佛的面目出现的。他本人对佛学浸淫很深，一生写下了大量佛经义疏和论文。他的佛学思想与佛教实践活动对后世居士佛教及僧团体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萧衍还是一位文学家。在齐世，他的诗歌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形式看，都应归入永明体作家的范畴，可以说是永明文坛的重要作家。入梁后，他更以帝王之尊广交词人，提携后进，并屡屡组织文学活动，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萧衍在这方面的价值也尚待挖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建树的帝王，萧衍的一生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要全景式的、多侧面的来观照萧衍的一生，并非笔者所能驾驭。因此，本论文也只拟从文学和佛教的角度，对萧衍其人其事作一番考察。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萧梁皇室的先世及萧衍的早期经历》，详细考察了南兰陵萧氏的由来，对正史如《南齐书》、《梁书》记载的真伪作了辨析，指出了它妄攀西汉名宦萧何和萧望之作为自己祖宗的破绽所在。本文认为南兰陵萧氏渡江始祖萧整之前的世系记载不可信，萧整以后的世系记载基本可信。本章还对南兰陵萧氏“皇舅房”、“萧齐房”、“萧梁房”三房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本文还对萧衍建梁之前的行踪作了详细的考查，对他早期经历与他性格、人生观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有所揭示。第二章《萧衍文学创作述论》，对萧衍诗歌创作特别是乐府诗歌创作进行重点评析，也兼及了他的赋体创作。本章认为萧衍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同时代作家的较高水平，可以说是永明文坛的重要作家。萧衍留下了不少佛诗，往往以描绘外界景物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体验，剔除其中的宗教概念，这些佛诗仍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仍应给予恰如其分的文学史定位，对此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本章在论述萧衍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其多才多艺也有所论列。第三章《萧衍的文学活动及其对梁代文坛的影响》，着重考察了梁代文坛兴盛局面形成的内在原因，认为自身具有良好文学素质的梁代皇室的率先垂范及其大力提倡是促进梁代文学繁荣的直接原因之一。本章同时还用大量史料钩稽了萧衍建梁以后的一系列文学活动，考查了它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指出萧衍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集体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第四章《萧衍的文学观念与梁代派别文学集团的形成》，具体分析了作家政治社会观与文学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当前学界将萧衍划入守旧派的理由进行逐条驳正，得出了萧衍在文学观念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复古崇质者，而是一个能够兼容并包、堂庑开阔的人物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守旧派、以萧统为代表的折衷派、以萧纲为代表的趋新派才能和谐地并存于梁代文坛上，从而造就了中古文学集团发展的最高峰时期。第五章《关于舍道事佛》，本章主要考察萧衍宗教信仰的演变过程，用充分的材料描述了萧衍早年的天师道信仰，并进而对形成其天师道信仰的家族背景作了考查，论证了南兰陵萧氏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师道世家，虽然其崇道事迹不显，但至少存在着悠久的崇道传统和浓厚的崇道氛围。本章还对萧衍《舍道事佛诏》的真伪作了考辨，并对萧衍舍道事佛的时间进行推定，认为不在天监三年（504），而应该在天监十八年（519）。本章最后从政治统治、思想认识、自身健康等多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萧衍舍道事佛的动机和原因，试图揭示这次事件的真相。第六章《“崇佛亡国”说之检讨》，一些论者认为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崇佛最力的封建帝王，并据此得出崇佛过甚是导致其亡国的原因的结论。本章第一节总结归纳了萧衍崇佛的种种举措及表现。第二节对“崇佛亡国”说作了历史回顾，指出了它的来龙去脉，认为“崇佛亡国”说的出台无非是东晋以来崇佛与反佛斗争的继续。面对反佛者咄咄逼人之势，崇佛者以佛教因果报应学说来解释萧衍亡国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反击，本章对此也有所揭列。第三节对“崇佛亡国”说提出质疑，并从当时的治国理念、信教人口、币值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崇佛未必亡国的观点。认为萧梁的亡国其实是萧衍晚年政治统治的昏庸和用人不当造成的。第七章《萧衍诗文事迹系年》，梳理了萧衍所存全部诗文，并对其作了编年考订。增补和删除了为一些总集所失收和误收的个别篇目。对萧衍的全部诗文作编年考证，前人没有做过，今人胡德怀《四萧年谱》虽然做过一点整理，可惜较为粗略，考证亦颇多舛误，本章可说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中对胡氏的《四萧年谱》驳正尤多。对各家的学术成果有所吸收也有所批驳。
关键词：萧衍；文学创作；宗教信仰
6. 宋代《诗经》文学阐释研究
胡晓军 2007
摘要：對宋代《詩經》闡釋著作中蘊含的文學思想的研究，是個有意義的課題，是宋代詩學研究中一個有待加強的研究方向。本文試圖通過搜集、分析、整理散見於宋代《詩經》學著作中有關文學闡釋的資料，揭示宋代《詩經》文學闡釋的特點以及與宋代文學思想的關聯。本文約十六萬字，分緒論、正文、結語三個部分。緒論部分綜述了“五四”以來《詩經》文學闡釋研究的情況，簡要說明了選取宋代《詩經》闡釋著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以及本文要達到的目標。作者通過對宋代《詩經》闡釋著作的仔細閱讀，將散見於各家著作中零星的觀點分類彙集，概括為五個主要的闡釋方法(或原則)，在正文部分中以專題的形式予以詳盡的討論與辨析。
关键词：《詩經》；宋代；文學闡釋；詩本義；情理說詩；簡易說詩；據文求義； 以意逆志；比興
7. 两宋宗室文学研究
骆晓倩 2007
摘要：宋代的宗室作为皇权衍生的特殊群体，在文学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两宋三百余年间，宋代宗室中涌现出以赵令畤、赵师秀、赵孟頫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之士。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宋代宗室文人的成就缺乏关注，尚无关于宋代宗室文学的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故本文试图通过搜集和细读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宋宗室文人的作品，一方面对宗室文人的生平、作品进行考证和阐释，另一方面探究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宗室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由此揭示出这个特殊的宗族文学群体在两宋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本文十五余万字，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首先考察宋代以前宗室的概念、范围、历史演变等，并进一步对宋代宗室的概念、范围进行界定；其次是对宋以前的宗室文学发展状况的回顾，并从宗族文学的角度界定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最后，简要说明本论文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第一章考察两宋宗室文学发生、发展的制度背景。中国古代的宗室制度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组成部分。所谓宗室制度，即是指封建王朝管理宗室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宋代宗室制度主要可分为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和任官制度三方面的内容。两宋的宗室制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宗室成员的生活模式、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从而间接地影响两宋宗室文学的发展。第二章探讨两宋宗室的宗族传统的基本内涵和文化意蕴。宋代皇帝对勤学的提倡使得宗室内部出现了好学上进的风潮，而宋神宗对宗室远属的部分特权的剥夺更从现实层面上促使宗室饱读诗书；宋代宗室对藏书的爱好又为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资源。这些都有助于在宋代宗室内部培养浓厚的文化气氛。另外，宋代宗室中“诗书成业”的宗族传统使得宗室的文化活动必然以文学艺术为核心，从而取得较大的成就。作为宋代的特权阶层，宗室总体上说做到了“慎静而保富贵”：孝悌忠信、持家俭朴，形成了良好的家风。此外，两宋宗室成员中热爱书画者代不乏人，书画人才层出不穷，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宗族传统：书画传统。第三章考察两宋宗室文人的生平和著述情况。两宋宗室文人数量颇多，据粗略的统计，有诗文传世的宗室文人就有256人。首先，就是对《全宋诗》、《全宋词补辑》中有关宗室文人生平的讹误进行考证，同时列出了《宋史•宗室世系表》中重名者名单。其次是对两宋宗室文人著作的考察。宋代宗室文人中有诗文集的有45人。他们共有诗文集61种，现存29种。第四章论述了两宋宗室文学的发展概况和基本特征。北宋早期的宗室文学在文学样式上以诗赋为主，是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贵族文学特色。北宋后期的宗室文学出现了由贵族文学向士大夫文学转变的趋势，宗室文学创作中的个性化特色也逐渐凸现。赵令畤是这个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宗室文人，也是宋代宗室文学的奠基人。南宋时期是宗室文学大发展的时期。两宋之交时，宗室文人的创作主要以家国兴亡为主题。其后，宗室文人创作的题材逐渐丰富。南宋后期的宗室诗人与江湖诗派的渊源颇深。在江湖诗派中有12位宗室诗人。赵孟頫是宋亡前后最优秀的宗室文人，他以过人的才华为宋代宗室文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第五章论述赵令畤的文学创作及其与元祐文坛的关系。赵令畤吏事通敏，文采风流，堪称一代翩翩佳公子。他交游颇广，而且多为元祐胜流。赵令畤的诗词创作都很丰富，但散佚严重，故而传世作品并不多。他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以词家的面目出现的，词风婉约。作为第一位以文学才能“见推于诸公间”的宗室文人，他在两宋宗室文学中处于奠基人的地位，对后代的宗室文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六章论述南宋宗室诗人与江湖诗派的关系。赵师秀既是四灵之首，又是江湖诗派的诗宗之一。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虽然出身皇族，但诗歌却体现了平民的精神向度。赵师秀的诗清而不冷，幽而不孤。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对于恢复北方有着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愿马革裹尸，恢复河山。另外，皇族血统的高贵使得这些宗室诗人不像一般的的江湖诗人热衷干谒，他们均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宗室诗人出现在江湖诗派之中，一方面表明了江湖诗派在南宋中后期诗坛上影响深远，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的疏属宗室虽然仍具有一些特殊性，但在生活、交游的很多方面都与一般士大夫相差无几了。第七章考察宋元之际的宗室文人与遗民文学的关系。南宋末年的宗室成员在家国危亡之际，多能杀生成仁、尽忠报国。南宋灭亡以后，一些恪守道德操守的宗室入元以后就选择了隐居求志之路。他们在隐居的生活中，用诗歌抒发自己亡国灭家的沉痛之情。赵必便是其中的代表。赵必在抗元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入元后对气节的坚守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故而，在他的隐居地——广东东莞温塘村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遗民文学群体。赵必的诗词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诗词的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在于他对故国始终如一的坚贞与怀恋，并且将这种家国之痛用较和谐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第八章专论赵孟頫。赵孟頫南宋灭亡后出仕元朝，因为宋宗室的特殊身份，他在政治上受到蒙族大臣的猜疑和打击，同时也无法得到南宋遗民的原谅，并常常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现实的困境促使他将艺术创作作为自己心灵的寄托，成为诗、书、画兼善的一代大家。赵孟頫总结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文学理论，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赵孟頫的诗歌诸体兼备，其中他比较擅长的是以五言古诗和七律。他的五古颇得晋、宋间古诗的神韵，意态自然，善于寄兴咏怀，风格古淡清雅；他的七律的特点是法度和情韵并重。在词的创作方面，他善于写咏物词。除了诗词，赵孟頫的文也写得比较好，堪称元代文章之一家。结语辨析南宋宗室文学比北宋宗室文学繁荣的原因。
关键词：宋代；宗室；赵令畤；赵师秀；赵孟頫
8. 刘克庄诗学思想研究
何忠盛 2007
摘要：刘克庄是南宋后期少数在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上都卓有建树的人物。本论文研究刘克庄诗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力图弄清它的本质特点、学术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第一章，刘克庄诗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任何一种成熟的诗学体系，背后总有成熟的哲学思想作支撑。从南宋开始，理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思想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刘克庄的家乡福建弥漫着浓厚的理学氛围，刘克庄的父祖都深受理学的影响，理学成为刘克庄的家学。受地域文化和家学的影响，刘克庄的哲学思想以儒家为主，他建构诗学体系常常从理学中获取理论资源，他诗学中的世教观、情性论、治心养气等受理学的影响尤为深刻。刘克庄对释道有比较理性的认识，他经常引用佛道二教的典故、义理、修养方法论诗。第二章，刘克庄对宋代诗学和诗歌体派演变规律的研究。刘克庄有很强的诗史意识，注重对历代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宋代诗学的发展规律和各种诗歌体派的利弊得失。刘克庄生活在南宋后期，宋代诗歌的演进几近完成；刘克庄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尝试过几乎所有的宋诗体派，取得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刘克庄又具有较强的反思精神和自立意识。这些主客观条件有助于他对宋诗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刘克庄重点研究了“山谷体”的特征，“山谷体”在体制、格律、诗材上有法可寻，由于后学仰慕和追随，逐渐形成了势力强大江西诗派，几乎统治了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诗坛。由于江西后学“不善其学”，把江西诗法弄成死法，曾几、吕本中等有识之士提倡“活法”以救死法。刘克庄认为南宋中兴诗人大多深受江西诗学的影响，受民族灾难、社会形势、爱国精神的影响，他们又能突破江西藩篱而有所创获。四灵江湖诗派有矫正江西之弊明确意识，但是四灵规模姚贾，崇尚浅易切近，并不成功，成就非常有限。江湖诗人取径较广，少数人能够融会众作，转益多师，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第三章，刘克庄论诗的本质功用。刘克庄的世教观受儒家诗教和宋代士人淑世精神的影响，主张诗歌反映南宋国家分裂、民族危亡、政治黑暗、世风日下以及民生痛苦等重大现实题材。刘克庄认为情性是人类永恒的、共通的本性，情性在本质上又是中正平和的，情性是诗歌表现的主要领域，抒发情性是诗歌的基本功能。第四章，刘克庄诗学的创作质素。刘克庄认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首先，作家的心性德养决定作家的思想水准和创作个性，也关乎作品的艺术风格。其次，作家的人生经历、社会阅历、学识记问对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刘克庄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论，认为功名顿挫，时命龃龉，可以加深作家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的认识，还可以让作家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增加学识储备，读书融会贯通，可以获取诗材，弄懂文理。再次，能否对前代文学遗产加以继承和对前辈文学思想加以吸收，这也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能否有所成就、理论上能否有所创获的关键所在。第五章，刘克庄对诗歌理想风格和范式的探索。刘克庄在创作上尝试过多种体派，诗学上进行过理论探索。刘克庄曾云“杂博者堆队伏，空疏者窘村料，岀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変化”，可见他对本朝的江西诗派和四灵江湖诗派都深表不满；唐朝的李杜大家数，虽以气魄力量取胜，也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他通过对悠久的文学史进行分析和拣汰，认为陶、韦一派才是最为“本色”的诗歌。陶、韦人品高洁，处世任真，他们的诗歌表现了人性的冲淡平和，具有体道的思想内涵；诗歌风格平淡自然，既不陈腐，也不空疏，为后世诗人树立了典范。结语部分简要介绍刘克庄诗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诗学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刘克庄；诗学思想；理学；诗歌体派；世教观；情性论；创作质素；理想范式
9. 明代笔记小说俗语词研究
黄宜凤 2007
摘要：本文是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進行的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明代筆記小說數量眾多，內容豐富，語言文白夾雜，俚俗雜陳，其中記載並保存的大量俗語詞資料，對於明代乃至整個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有着其他白話文獻資料不可替代的價值。但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這些俗語言資料還未受到足夠的關注，更別說對它們的全面系統地清理了。因此，本文選取明代筆記小說中的俗語詞作爲研究對象，目的在於調查、搜集、整理保存在明代筆記小說中的俗語詞資料，發掘夾雜在明代筆記小說行文中的俚俗用語成分，以及通過轉述形式保存的前代和當時的一些口語性資料，另外還有出現在漢語文獻中的少數民族語言的材料。在盡可能的窮盡式的搜集材料的基礎上，分類整理明代筆記小說中的俗語詞，對其作出客觀系統的描寫，以廓清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的基本面貌。全文由緒論、正文和結語構成。緒論簡要介紹本文的研究對象及現狀、研究目的與價值，交代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並對有關問題進行說明；第二章和第三章從歷時的角度分別對明代筆記小說中保存的前代俗語詞和明代筆記小說中新產生的俗語詞進行描寫與解釋。第二章明代筆記小說中保存的前代俗語詞，我們根據這些俗語詞產生的歷史時期將其劃分爲先秦、兩漢、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五個時期，並對每一時期產生的俗語詞的最早使用情況進行描寫；第三章明代筆記小說中新產生的俗語詞，根據所釋詞的義類，我們將其分爲稱謂類、名物類、行爲動作類、性質狀態類及其它共五類進行分析描寫；第四章主要從語用的角度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的來源或其詞彙構成成分進行考察。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既包括來源於前代的俗語詞，也包括來源於當時的口語，如方俗語、行業語、隱語，還包括來源於少數民族和外國的譯語；第五章從發展的角度分析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的發展演變。明代筆記小說中的俗語詞有的今天已進入現代漢語普通話，有的則在某些地區的方言中保存着；第六章從構詞法的角度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進行描寫與分析，有助於對其詞彙系統的基本面貌全面深入的把握；第七章結合民俗文化、流俗詞源及辭書編纂談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的研究價值；結語是對全文的總結，並指出今後的努力方向。本文屬於漢語斷代專題詞彙研究，詞彙系統性理論及歷時層次性理論是我們研究的指導性理論。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是不同時代詞彙成分的積澱，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注意將共時描寫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我們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詞彙系統的研究主要是在共時平面上作歷時的考察，研究中充分利用相關典籍和已有的電子文獻及網絡資源，對涉及的每一個俗語詞作歷時考查，弄清其來龍去脈，準確把握其產生、發展和演變情況，並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作出符合當時語言實際面貌的恰當描寫、理論闡述和系統建構。具體操作是：共時描寫方面，利用明代筆記小說中的例句及同時代或時代接近的語料判定俗語詞的詞彙意義，分析其命名依據；歷時研究方面，進行溯源析流的工作，儘量找出這些俗語詞的最早源頭，理清該詞在明以前的發展脈絡，並對其在明以後的演變情況以及在現代漢語中的存留情況作出描寫。在釋義上，我們綜合運用了前輩學者總結的排比歸納、因聲求義、參證方言等方法，注意材料的甄別與考訂，力爭對明代筆記小說中的俗語詞作出完整、準確的解釋。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反映了明代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因此，我們嘗試將俗語詞與民俗文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也是今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一個方向。本文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進行的系統整理與研究，共討論了1200多個詞條，其中《漢語大詞典》失收的詞語（包括異體詞）就有386個，漏略的義項有118項，提供或提前書證的166條。有些《漢語大詞典》只有唯一書證的詞條，增補了明代筆記例。我們還對部分词書或前人溯源不確、解釋有誤、義項分合不妥以及相互配合不當之處做了一些糾補工作，均爲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及科學構建提供了許多生動而有啟發性的第一手材料；並爲漢語史的進一步研究和深層次問題的認識起到促進作用；於相關的學科如古文學、歷史學、文獻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研究等有關材料的解讀提供借鑒；研究中解決的有關語言問題，還爲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修訂、相關古籍的整理閱讀、古代文學、古代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參考。
关键词：明代筆記小說；俗語詞；來源；發展；構詞法；釋義；價值
10.民歌传唱与文化书写——跨族群表述中的“刘三姐”事像
梁昭 2007
摘要：近二十年来，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受到国内文学与人类学界的共同关注。在文学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和对“人类文化”的整体研究方法，使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得以在“人类整体经验”的视野中进行。同时，中国人类学研究受到欧美人类学学界“实验民族志”潮流的影响，也开始关注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学转向”：即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把民族志书写视为经由文学修辞而塑造的“虚构”文本，进而反思文化表述中的诗学和政治问题。由文学和人类学学科的交叉，激活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开拓了新的论述空间。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对古代文学典籍的“文化破译”；其二是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其三是对文学表述与族群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论述。这三方面的具体研究不同，但也有共通的视角和论域，即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获得对地方文化的认知，试图：1、达到对多元的、具有差异性的地方性知识的“还原”，2、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还原”，重新勾勒“中国文学/文化”乃至“人类文学/文化”的知识谱系。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本文选择“刘三姐文化”作为论说对象，尝试以这个勾连起（主要是）两广（广西、广东）的民间歌唱文化、牵连着400多年来的文化书写、文化运动的传说形象为例，讨论一种“地方性文化”如何被民间、文人、学界、官方的不同话语呈现，以及这些不同的呈现体现了人们如何想像“异地/当地文化”和“中国文化”。“刘三姐”（最初称为“刘三妹”）传说是流传在中国南部的著名民间传说。最初见于明清之际的地方志和文人笔记；在“五四”时期歌谣学大潮中被再次从民间收集。 20世纪50－60年代，彩调剧《刘三姐》造成了席卷整个广西的“刘三姐会演”运动，电影《刘三姐》进一步使“壮族歌仙”风靡全中国甚至东南亚。改革开放以来，“刘三姐”作为最具地方象征的文化符号，出现在广西诸多领域的生活中；直到今天仍在广西长盛不衰。这表明，“刘三姐文化”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少见的一个延续400余年、贯穿一个世纪中国民间文化运动的重要现象。就国家空间、族群地理方面而言，“刘三姐”是分布于中国南部、联系着古代“百越”、近代“两粤”/岭南的当代的“广西”、“壮族”的民间事象。就族群文化、民间文化的境遇而言，“刘三姐”经历了明清时期中原士人对蛮地民风的书写，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现代民俗学运动，还经历了1949年以后以民众文化的名义来改造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涌现的旅游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以至到了21世纪，“刘三姐”又加入了新兴的国际性的文化运动——进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可以说，在数百年来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沉浮的浪潮中，“刘三姐”始终是纠缠于中原与边地、汉族和南方民族关系，纠缠于国家、文人、民众行为的文化符号。 “刘三姐文化”涉及的范围虽然既广且杂，但本文不作面面俱到的描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表征”，在总体梳理的基础上选取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关键事件来加以分析。在“文化表征”的层面，“刘三姐”不当视为一种民族民间文化的直接呈现。因为在试图从“刘三姐”进入某种民族民间文化之前，要审视的是这种被提取的“民族”和“民间”经过了怎样的规范体系和权力阶序的制约？在“刘三姐”被表述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现实情境在主导其话语的展开？文化表征背后的“本相”为何？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中原对岭南的认识历史和近现代南方政治地理以及民族的变迁过程，去查看作为南方民族文化代表的“刘三姐”是如何在历史的动态结构中呈现的。本文第一章交待岭南和百越族群的历史，以及在中原汉语书写中，“刘三姐”关联着中原文化的文人对“岭南”“两粤”和“百越”怎样的想象传统。第二章结合民国时期歌谣学和民俗学运动的背景，讨论在新的西学范式下，学人从“民间歌谣”和“民间传说”的角度对“刘三妹”加以把握，并在新涌现的地理区分和种族区分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个传说人物的属性。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研究了20世纪中期以来，“刘三姐”如何配合着广西壮族形象塑造和地方文化建设，成为壮族和广西的文化表征；并以发生在21世纪的民间文化建设个案为例，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刘三姐文化运动”如何反馈和影响了民间的“刘三姐叙述”。通过笔者的梳理发现，“刘三姐”作为中原与岭南族群交往历史中被发现和持续塑造的一个少数族群文化符号，在几百年来的呈现中，经历了从岭南的表征，收缩到广西表征的过程。“刘三姐”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是岭南民间文化被翻译、被纳入汉语世界的产物。自一开始被发现，“她”就是中原帝国辖内“蛮荒之地”的代表。自20世纪中期，广东逐渐成功地将自身的文化“去蛮夷化”，成为国内的汉族地区和经济发达之地以后，代表着岭南异族歌俗文化的“刘三姐”，则不再适宜作为广东文化的表征。相反，广西作为壮族自治区亟需树立具有壮族特性的文化表征，昔日中原人心目中“蛮荒”的岭南风俗表征就顺理成章嫁接到今日广西少数民族文化之上。这就是“刘三姐”从岭南文化表征“收缩”为广西文化表征背后的现实情境。在“刘三姐”被表述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形象既象征着岭南异族的文化，又是被汉语所叙述和表征的传统。这使其区别于其他基本流传在少数民族内部的文化，因此更快、更早地被汉语文化吸收、被汉人欣赏。种种“刘三姐文化”，均是由这种跨越族际、加入汉语文化的逻辑而衍生出来的变体；显示了不同的表述者利用“刘三姐”来区分中原和岭南、汉族和壮族，乃至在广西内部以争夺文化表征来进行社会发展资源争夺。这个符号的历史演变，就是岭南地理和族群变动的历史折射。 为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个案的研究，反思当下民族文化研究的范式。“刘三姐研究”表面上看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个案，但并没有跟随既有的以本质主义思维来研究民族文化的方式——借用少数民族的历史证据和文化证据，去考“他者建构证“刘三姐”的“真身”为何，或搜集其蛛丝马迹汇集成“刘三姐”大观；而是通过梳理“刘三姐表征”的关键性文本的形成，希望揭示这种表面上的“少数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岭南/少数民族在四百余年来被中原/汉族文化不断识别和接纳的产物，也是前者内部的地理和文化不断变迁的反映。进一步地，笔者还希望藉由该案例的研究，提供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由中国历史上族群互动和文化交往的动态视野，来考察和论述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生成”的一种新视角。
关键词：刘三姐；广西；壮族；岭南；表征
11. 从“我者叙述”到“他者建构”——彝学研究的历史转型
王菊 2007
摘要：本论文将从20世纪50年代关于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开始到现在来梳理中国本土彝学的发展历程，会涉及中国彝学发展的类型、特点、历史、现状等等，当然由于彝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研究领域，文中会结合当时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来加以一定的陈述。在历时和介时的结构中，把川、滇、黔的彝族文化研究圈纳入研究的视域，希望能对彝学研究勾画出一个轮廓，力图能在国内外、各地区、各级研究层次的基础上来对彝学研究进行再认识。
关键词：彝族；彝学研究；历史转型
12.《十诵律》常用动作语义场词汇研究
焦毓梅 2007
摘要：本文以姚秦譯場翻譯的律部文獻《十誦律》（404-413）爲主要語料，結合其他共時、歷時語料討論了斯瓦迪士（M.Swadesh）基本詞彙（高階詞）表中涉及到的13個常用動作語義場的共時分佈及其由上古到中古時期的發展演變情況，探尋常用動詞語義場發展演變的原因及規律，其中涉及主要動詞40餘個。文章首先描寫語義場詞彙在《十誦律》中的分佈情況，然後與同期中土文獻略作比較，避免出現由於語料性質差異造成的明顯偏差，進而描寫各語義場詞彙的歷時演變情況，探求語義場及其主要成員的演變規律。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對本文研究的相關問題作了概括說明。首先介紹了語料及其研究情況，重點說明《十誦律》的語料價值；其次從中古譯經詞彙研究狀況、常用詞演變研究狀況、古漢語語義場研究狀況三個方面，介紹了相關研究的情況；最後對本文的指導理論、研究方法以及選題緣由作了介紹說明。第二章《身體運動類動作語義場詞彙研究》，主要討論“坐”、“站立”、“躺臥”、“行走”四個語義場詞彙，因“睡眠”義場與“躺臥”義場相鄰，其成員交叉分佈，因而也放在這一章加以討論。第三章《“死亡”類動作語義場詞彙研究》，主要討論“殺戮”與“死亡”二個語義緊密相關的語義場辭彙情況。第四章《“飲食”類動作語義場詞彙研究》，分“飲”與“食”二個語義場討論指稱“將食物或飲品放到嘴裏再咽下去這一行為”的詞彙，沒有涉及咀嚼、吞咽等具體部位的動作。 第五章《“感知”類動作語義場詞彙研究》，主要討論“視看”、“聽聞”二個最重要的感知動作語義場，及指稱綜合性感知行爲的“知”語義場。第六章《“燃燒”類動作語義場詞彙研究》，討論“燃燒”動作語義場詞彙。第七章《結語》，在最後的一個章節中，將從上文討論中獲得的基本事實分四個方面，加以總結分析：1.各語義場共時分佈情況；2.各語義場的歷時演變情況；3.單個成員的共時系統分佈情況；4.單個成員的歷時演變情況。 選擇從語義場的角度，考察常用詞的演變情況，本義是試圖盡可能揭示詞彙系統的內部聯繫，但在實際的工作中，發現詞彙系統內部聯繫盤根錯節，影響常用詞演變的內外因素紛繁複雜，最終只能將幾個小的詞群，從整個詞彙系統中割裂出來考察，由於語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因而其基於描寫基礎所作出的分析，始終是粗疏且不夠全面的。我們這裏只能希望通過對文中所涉及語言事實的描寫以及部分現象的分析，為常用詞演變研究的展開提供一點有益的參考。
关键词：十诵律；常用动词；语义场
13.《张协状元》词汇研究
郭作飞 2007
摘要：《张协状元》作为早期南戏的代表作品，为温州书会才人编成，是现存最古的南戏之一，被公认为是明代南戏的先踪。其中的语言十分具有特色，既有方言土语，也多俚语俗谚，更有时下口语，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实际，是研究南宋时代语言比较可靠而且珍贵的近代汉语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语言学、语料学和文献学价值。本文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对《张协状元》词汇的构成做了系统分析，并就其中的特色词进行了专门考察，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张协状元》的词汇构成分析。《张协状元》词汇成分是汉语词汇发展到南宋这个平面部分投射的结果，从词汇系统构成的角度观察，这些词分别来源于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不同层级。其中，来源于基本层的词共计3101个，占总数的58.9%；来源于常用层的词共计1462个，占总数的27.7%；来源于局域层的词共计675个，占总数的12.8%；来源于边缘层的词共计34个，仅占总数的0.6%。基本层和常用层的词构成《张协状元》词汇成分的基础和主体，体现的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般规律；局域层词主要由口语词、方言词和戏曲行业词组成，体现的是《张协状元》对汉语词汇发展的特殊价值。二、近代口语词研究。通过分析发现，《张协状元》近代口语词是指那些出现时间不长、仅仅在口语中使用的词，共计240个，占总数的4.6%。这些词从使用语境看，有既用于《张协状元》的念白中，也用于唱词中；从使用主体看，有既用于戏中下层人物，也用于上层人物。鲜明体现了《张协状元》作为早期南戏语言通俗化，“曲也达到了宾白的程度”的特色。三、戏曲行业词研究。研究表明，《张协状元》中的戏曲词是指那些仅在戏曲行业中出现和使用的专业化层词，包括脚色词语、表演词语、剧乐词语、剧本词语、剧场词语及其他，共计92个，占总数的1.7%。这些词是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运动的结果，其在《张协状元》中的使用状况从语言学上体现了早期南戏刚定型而不成熟的种种艺术特征。四、方言词研究。《张协状元》中的方言词是指那些在南宋时代不用于通语，而仅仅在某地出现的词，共计62个，占总数1.2%。这些方言词大多仅在永嘉（今温州）一地使用，从语言学上证明了早期南戏源出温州的事实。同时，通过《张协状元》方言词的个案分析，对历史文献方言词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关键词：张协状元；词汇系统；口语词；戏曲词；方言词；共时；历时
14. 元代诗学研究
云国霞 2007
摘要：“诗学”是贯穿本文始终的一个概念，所以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说明。“诗学”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指所有文体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至今仍相沿未改，我国学者有的也沿用这一说法。如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说：“使用中国古代‘诗学’来言指中国古代对文学的理论认识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用法不太普遍。在多数情况下，“诗学”主要专指与诗歌有关的理论与批评，不包括散文、词、小说、戏曲等的理论。如陆耀东主编的《中国诗学丛书》就是专门研究诗歌理论的一系列著作。他在《总序》中说：“这套《中国诗学丛书》的诗学概念系取狭义” ，即主要讨论诗歌理论及批评。陈伯海、蒋哲伦主编的《中国诗学史》亦是讨论诗歌理论演进和诗歌各类活动的丛书。此外，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张健《清代诗学研究》、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等都是讨论诗歌原理的著作。本文拟采用现今通行即狭义的诗学概念，特指与诗歌有关的原理与观点。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主要包括论诗的单篇文章、论诗的诗歌、论诗的专门著作，如诗话、诗格、诗法等。不过，中国古代大文学的观念特别严重，古人往往将论诗与论文混同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解读元代诗学时，又不能不偶尔逾越狭义诗学的范围，而与文并论。总体言之，本文主要围绕元代诗歌理论与批评展开研究，有时不免会涉及到其它文体的理论与批评。绪论部分首先交待了本论文的写作缘由。接着从各文学批评史、元代诗学的研究专著、单篇论文三个方面对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元代诗学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并指出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然后简单梳理本文的写作思路，分七大板块对元代诗学作全面展示。最后就所采用的写作方法作说明，其中以横向论证法和纵向比较法为主，在力图说清每个诗学观念内涵的同时，与唐宋两代的观念进行比较，有利于深化主题和突显特色。第一章首先对元代诗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作全面的勾勒，特别突出汉法、科举、理学、元人心态等对元代诗学影响重大的因素。接着对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诗学观念及其地位、影响等作大致的概括，说明元诗学继承了唐宋诗学的某些精华，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性，是唐宋向明清诗学过渡的有益桥梁。第二章结合当时的思想、学术背景，对元代的诗歌本体论进行考察。元人认为诗歌的哲学本体大致有三种：“气”、“理”、“心”。这三种理论分别与张载、朱熹、陆九渊的哲学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元人在理论方面并无大的建树与推进，只是对诗歌本体的认识更趋于细致化、系统化。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对“理”、“气”的其它内涵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三章探讨在本体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论。分创作主体论、构思论、表达论三大部分对元人的诗歌创作观作详细观照。元人对创作主体所应具备的条件的认识基本与宋代相同，是传统儒学及理学影响下的产物。构思论则主要吸收了唐诗的形象思维和禅宗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的成分则相对较少。表达论集中体现了元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倾心于唐诗浑然天然、含蓄蕴藉的表达效果，反对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的雕琢。总体上讲，元代创作论是对唐、宋两代创作观的扬弃。第四章把本属于创作论的诗格、诗法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章。因为元代诗格、诗法类著作是元代专门论诗的主要著作，且数量较大，所以有必要独立进行讨论。再者，诗格、诗法论是元代诗学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深邃的诗学理念。从诗格、诗法的角度讲，元代在一定程度上是诗歌创作理论的总结期。元代诗论家对诗歌创作中所应该注意的内容、形式方面的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本文从元代诗格、诗法中提炼出五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分节进行细致讨论。一为诗格、诗法略论，二为体裁与诗格、诗法，三为题材与诗格、诗法，四为诗格、诗法所透视出的唐宋诗观，五为对明代诗学的影响。元人认为不同的诗歌体裁、题材应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要求，包括音韵、格律、对偶、字法、句法、篇法、意蕴、风格等都有不同的要求。通过对诗格、诗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元代有宗唐、宗宋两种复古观，宗唐是主流，宗宋以方回为代表。元代诗格、诗法不仅在内容上相当全面、细密，而且理论性也有所加深。从诗格、诗法中可以了解元人重要的诗学观念，诗格、诗法对诗歌创作也有极强的指导作用。第五章讨论元诗风格。首先说明元初的诗风来源于金代与南宋，江西、理学、四灵、江湖、宗唐复古诗风并存于诗坛。此时，南北诗风有很大的差异。其次对典型诗风进行详细描述并挖掘其形成的根源。一为雍容雅正。中期，国家承平日久，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中，迥然不同的多种风格逐步走向融会，同时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形成了元代最具典型性的雅正诗风。二为怪丽纤秾。后期，以杨维桢等为代表的怪丽诗风横扫诗坛。这两种诗风在当时或后世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与反响。三为冲淡萧散。这种诗风虽然没有形成与前两者相同的影响，但是它仍不失为元代典型诗风之一，受到了元人的普遍喜爱。特别是这种诗风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画的成熟，隐逸的盛行等有密切联系。第六章是对宗唐复古问题的阐述。宗唐复古是元诗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元诗学发展的主弦律，伴随着元朝的始末。第一节就元好问、严羽影响下的元代初期北方、南方不同的宗唐复古观作一些说明。北方主要盛行的是宗古观念，特别对《诗经》以来形成的风雅美刺精神颇为倾心。南方主要强调从诗歌内容与形式方面全面学唐。第二节对中期宗唐观进行剖析。中期宗唐复古的核心是诗歌风雅、雅正观念、唐诗诗格诗法等。第三节概述后期的宗唐复古论。主要内容包括美刺政教、诗歌格律、怪丽诗风及恬淡诗风等。元代宗唐复古的目的并不是刻板地拟古，并不是对唐诗的简单回归，而是带着新的文化积淀，希望在复古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事实上，在有所突破的同时也滋生了盲目拟古的弊病。第四节元代诗学家对剽窃式的模拟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并提出师心、尚今的观点来救治出现的问题。师心的观点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复古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促进了元诗的健康发展。总之，在这章要力图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框架，理清元代宗唐复古的整个过程，并说明弥漫于明代的复古、反复古思潮与元代师古、师心论有极为深刻的关系。第七章梳理元人对诗歌功能的看法。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化、言志抒情功能外，主要对元人一致推崇的诗歌娱情遣兴的作用进行详细考察。这一点是元代诗坛倍受后人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元代诗学特色之所在。娱情作用的膨胀与诗社的发达有关，也与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娱情作用又直接推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繁荣。结语部分首先补充说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及文学思想的大体情况。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汉诗既吸收了汉文化的营养，又有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的文学思想大多与汉族无异，这主要是因为久居汉地深受儒家文化及文论影响的结果。其次总体概括元诗学的主要特点，认为元诗学为元诗回归唐诗提供了理论支持。最后交待元诗学地位及影响，元诗学是唐宋向明清诗学过渡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元代；诗学；诗歌本体；诗格诗法；诗歌风格；宗唐复古；遣兴娱情
15.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经典行为词新质研究
周作明 2007
摘要：传世的道教典籍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变迁，也反映了汉语变化发展的某些事实。东晋南朝江东地区上清派所积累的经典——上清经，也是了解此时期汉语面貌的重要资料，其中蕴藏的最基本的词汇信息有待发掘，但目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十分有限。本文从传世的上清经中选择了时代可靠的六朝部分，以筛选出的2901个词汇新质为研究对象，引入“生命度”的概念，描写其面貌，分析其构成，探讨其来源及语用地位。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章，对上清经文献的出现、孳乳作了全面的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上清经文献整理的成果，从今《道藏》中清理出时代可靠的六朝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材料，并分析了其相互传抄的情况。接下来对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作了交待。本文引入“生命度”的概念，将其中的行为词新质分为“有生行为词”和“无生行为词”；在“有生行为词”下，以人为中心，分为局部器官行为词、整体行为词、心理活动行为词；在“整体行为词”和“无生行为词”下，采取主题分类的方法，对其中的行为词新质进行系统展现。第二至五章，集中对有生行为词进行描写。统计表明，有生行为词是行为词的主体部分，其中整体行为词所占比例又略高于局部器官行为词，说明我们的多数行为是以整个生命体为叙述出发点的；而在局部器官行为中，口和手的表现最为活跃，与其相关的语义类别最为丰富。第六章，描写了无生行为词的面貌。与“有生行为词”相比，“无生行为词”要少得多，其数量受文献内容的影响较大，本文主要有“照耀”、“灌溉”、“缠绕”、“笼罩”等方面的语词，而“照耀”类词语的丰富在其它文献中很难见到。第七章，站在词汇学的角度，对上清经中行为词新质的社会分布、意义分布、意义来源、语用地位进行了探讨。在社会分布上，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专门表达某些道教行为的新造词语；兼用于佛道两教的宗教行为词新质；表达一般行为概念的新质；一般行为新质向专门行为新质的转化。在行为新质中，一般语词是主体，保证了文献能在社会上有效沟通。专门语词体现了文献的用语个性，新造的比例较大，在使用中还大量吸收一般语词来表达专门概念，促成一般语词向专门语词转化；而专门语词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个别也进入一般语词。其中用于佛道两教的宗教行为新质体现了佛道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在意义分布上，文章揭示了新质集中类聚在部分行为下，大量同义现象导致新质的词量和新行为的落差，这一方面是词汇复音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概念在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在意义来源上，主要分析了“转移”和“转类”两大类型，揭示了受文献内容影响，出现的“交通工具——驾驶——游览”这一词义变化事实；并分析了道家思想、上清派修行方法以及道教人士的好尚对词义的影响，发掘了一批较有特点的语言现象。在语用分析上，选取典型“概念场”，对其中新旧质的词量、词次、平均词频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新质在词量上要高于旧质，反映了语言创新的活力。但新旧质的语用地位在一般语词和专门语词上表现迥异。在一般语词中，旧质的语用地位更加突出；尽管新质在词量上略占优势，但由于新产生尚未被广泛接受，或意义特殊，使用环境有限，导致在表达某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旧质。而在专门语词中，尽管旧质在使用频率上仍略高于新质，但新质在词量和总词次上都远胜旧质，新质的语用地位更加突出。这种不同类型语词新旧质语用地位的分析，有助于全面评估新旧质的作用。
关键词：道教上清经；行为词；新质；词汇学
16. 中古汉语判断句研究
解植永 2007
摘要：判断句因其在汉语句子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在汉语史上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备受学术界关注，系词“是”的产生等问题一度成为汉语史研究的热点，但是当前对判断句作的断代的、历时的研究力度却不够。中古是旧式判断句衰退、新式判断句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对中古汉语判断句加以系统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汉语判断句发展演变的理解和认识。 本文依据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借鉴现代语言学的范畴化、语法化等理论，利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量与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世俗文献、道教文献、佛教文献三方面选取语料，对中古汉语判断句作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描写与分析，基本揭示了中古汉语判断句的面貌。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概述”。介绍了古汉语判断句研究现状，交待了本文所用理论方法、判断句界定标准及语料选取原则等。 第二章“中古汉语无系词判断句”。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等三方面对中古无系词判断句作了详尽的描写与客观的分析，并就无系词句中“者”与副词共现、句中复指代词及其后成分的变化、“……，……是也”句式的性质及演变等问题作了探讨，修正并补充了学术界现有结论。研究表明从2世纪末无系词判断句与上古时期相比有了变化，公元200年左右是汉语判断句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第三章“中古汉语‘为’字判断句”。首先探讨了“为”字的系词性、“为”字产生的动因与机制。研究表明，“为”字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系词，它产生的动因主要在于弥补无系词句在降级使用时表意的不足，它由动词虚化而来，但具体的虚化途径不止一途。其次，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三方面对中古“为”字判断句作了描写与分析，并对有关问题作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再次，考察了中古“为”字的再虚化情况，发现“为”字在系词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虚化为选择问句关联词、语气副词和副词词尾。总的来说，“为”字判断句在中古使用频率不高，在结构形式、语义关系等方面与其他判断句式相比略显单调。 第四章“中古汉语‘是’字判断句”。首先立足于扎实的材料和准确的数据统计，描写分析了中古“是”字判断句的结构形式、构成成分和语义关系。与其他判断句式相比，“是”字判断句形式多样，句子容量较大，语义关系复杂。由中古前期到中古后期，“是”字判断句呈复杂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次，考察了中古“是”字后置式判断句的来源。针对当前学术界认为该句式来源于佛经源语的观点，本文立足于充分的语料，指出“是”字后置式判断句西汉已经产生，其产生的基础是上古汉语的“A，B是也”式判断句，汉译佛经中的“是”字后置式判断句虽受到了梵文原典的影响，但其深层根源仍是汉语。再次，考察了“是”字在中古时期的再虚化情况。中古时期“是”字在其系词用法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虚化，表现为用作焦点标记，助成副词、连词语气，用作泛指性范围副词等。最后，讨论了系词“是”的成熟时代。根据“是”字能否稳定地、独立地使用，判定系词“是”字在汉末基本发展成熟。 第五章“中古汉语否定判断句和疑问判断句”。否定判断句方面，分别考察了中古无系词句否定式、“为”字句否定式、“是”字句否定式的使用情况，并作了比较分析，发现中古时期旧式否定句式“……非……”在否定判断句中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是表达否定判断的主力军。疑问判断句方面，把疑问判断句分为特指问判断句、是非问判断句、反复问判断句、选择问判断句四类，分别考察比较了新旧判断句式在以上四类疑问判断句中的使用情况，展示了中古疑问判断句的语言面貌。 第六章“结语”。总结了中古各类判断句式的使用情况，深化了对语法化理论和范畴化理论的认识，对东汉在汉语史分期中的地位提出看法，勾勒了汉语判断句式发展演变的线索。
关键词：中古汉语；判断句；系词；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
17.《广雅疏证》汉语语义学研究
彭慧 2007
摘要：王念孫是我國傳統小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前人又不落窠臼，博採眾長又勇於創新，成為中國語言學史上一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人物。有生之年，王氏對我國傳統文獻語言研究進行了全面總結，其間他曾殫精竭慮，歷經十年苦辛完成巨作《廣雅疏證》。自問世之日起，該書便受到人們的極大關注，百年以来，它歷經檢驗，仍備受推崇，成為漢語史研究中一部經久不衰的傳世佳作。書中，王氏不僅對《廣雅》進行精校細審，對其中的訛文脫字逐一予以指出，為人們研究《廣雅》提供可信的底本，而且對《廣雅》進行全面疏解，以疏解《廣雅》為依托對涉及到的各種形音義問題予以深入分析，進而探討漢語言文字系統內部“至嘖而不亂”的規律。整體上而言，該書既集中體現了父子二人“因聲求義”的學術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對漢語詞彙、語義的基本認識。截至目前，學術界已從訓詁學、文獻學等方面對該書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但從語言學尤其是語義學角度，對書中蘊含的一系列語義研究理論進行深入挖掘的仍然相對較少。此外，即便是對於王氏“形音義互求”的基本治學思想，人們的理解似乎也不夠全面，往往表現為對“音”與“義”的重視有餘，而對“形”的關注不足。針對這種研究現狀，並參考時賢關於建設漢語語義學與發展傳統訓詁學的見解，筆者在全面整理語料的基礎上，試從漢語語義學的角度對該書作一系統梳理。首先，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詳細闡發王氏“因聲求義”的治學思想，力求準確揭示它的價值體現，補充前人研究所未備。着眼於“因聲求義”思想在書中的不同表現，文中主要從“即音求義”、“以義正音”、“綜合音義，證發文字”等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具體涉及系聯詞源、發明通假、訓釋連綿詞、辨正字音及辨認字形等多項內容。其次，結合現代漢語詞彙學、語義學的研究成果，採取平面描寫與比較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力所能及地發掘王氏的語義研究思想，以求為漢語史的理論建設增添一份新的材料，並使人們對該書有更深、更廣的全新認識。從具體的語料出發，文中主要從詞義的辨察、詞義的引申、詞義的相應引申、詞義的存現、詞義的傳承等幾方面展开探討，具體涉及詞語“義”與“訓”的辨別分析、詞義不同單位的溝通系聯、相關詞語詞義引申過程的比較貫通、同義詞“對”與“散”的概括總結、詞義古今傳承的認知審察等多項內容。最後，由具體的釋義入手，總結王氏的詞義考釋方法，論證《疏證》在古書疑義發明中的重要貢獻。立足於王氏發明古義的實際，文中總結了他“即音求義”、“異文”、“對文”、“連文”等七種常用的詞義考釋之法，繼而以書中為數較多的、父子二人有關《漢書》字詞義的19條疏解為例，詳細闡述其詞義考釋的得失成敗。通過全文的考察，我們發現：（1）在“因聲求義”方面，《疏證》不僅集中體現了王念孫以音為線，對義的發明貫通，而且反映了他以義為線，對音的辨別修正和以音義為線，對字形的辨別認同。（2）在語義研究方面，《疏證》系統展現了王念孫對漢語詞彙、語義的基本認識，一系列有關詞義辨察、詞義引申、詞義存現、詞義傳承的分析不僅為漢語語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啓發人們認真思考漢語語義學的理論建設問題。（3）在詞義考釋方面，《疏證》充分體現了王氏父子釋讀古書的基本宗旨，一系列有關群籍字詞義的辨別考證為我國傳統文獻的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而綜合高郵王氏四種來看，在某種意義上，《疏證》的研究價值足以涵蓋其他三種，並更為全面、更為集中地表現了“高郵學”的思想精髓。
关键词：王念孙；广雅疏证；汉语语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