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台僧与北宋诗坛
张艮 2008
摘要：本文主要以北宋天台宗诗僧及其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互动为讨论对象。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回顾与描述，最后说明了本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所想要达到的研究目标。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是钩沉发掘北宋天台宗诗僧。学界往往热衷于禅宗诗僧和诗歌的研究，而对天台宗诗僧视而不见，因此就很有必要对天台宗的诗僧队伍作一考察。本章的任务就是尽量利用现有文献，考索出北宋时期天台宗的诗文僧。查考的范围大致有二：一，翻检天台宗僧史《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以及一些方志，找出能诗之台僧；二，考索《全宋诗》和一些选集、总集所收之诗僧，考证诗僧之宗派背景；法系明了者，则指出其师承。对诗文僧的考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生平考——僧史若有详细记载，本文则略考，史传若简略或不载，本文则爬梳史料，详考其事迹；二、交游考——略考诗文僧与文人士大夫之交游，后文若有详考，此处则从略；三、诗歌创作考——遍搜其佚诗，备载时人后人所论，以见台宗诗歌创作传统。第二章主要考察宋初九僧的宗派和诗名流传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以九僧为中心，讨论天台宗的诗歌创作传统。第一节考察九僧的宗派归属问题。通过对现存资料的铺排比对，本文考索出九僧中有七僧皆属于天台宗，另外二僧从其义学倾向和交游来看，应该也是属于天台宗。九僧群体的形成前提，就是他们同属台宗，有着相同的义学背景和一致的宗派倾向，这是使他们相互亲近和联系起来的天然的纽带。通过对九僧宗派背景的考察，我们知道文学史上的诗僧并非都是禅僧。天台宗在唐宋时代有着相当多的重要诗僧，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宗派背景，进而也遮蔽了台宗对文学的贡献与影响。在宋初的诗僧中，九僧最为有名，成就及影响亦大，他们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作家，由此可以看出天台宗诗僧在当时文坛之影响，而忽略其宗派背景，仅以诗僧视之，则不免对当时诗坛之真实状况有失察之憾。第二节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九僧的行履生卒年进行了订补，而将九僧一直比较模糊的生存年代考订得大致清楚也能更准确地考察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三节对九僧在两宋诗名流传情况进行了考察，辨析和澄清了因欧阳修《六一诗话》带来的对九僧的误解，九僧在宋初诗坛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有着较为久远的影响。第四节对天台宗文学创作传统进行了勾勒和讨论。大约是在大历贞元之间，诗坛上涌现了一批天台宗诗僧，他们与当时诗坛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灵一和灵澈等人，并由此形成了天台宗的诗歌创作传统。他们的传统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一、文人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的诗歌内容；二、喜用五言律诗；三、诗歌情绪往往都较为节制，很多都显得灰寒和冷寂，这既和他们僧人的身份有关，也与五律这种诗歌体裁有关。九僧及宋初诸多台僧就承续和发展了天台宗的诗歌创作传统，并成为宋初诗坛晚唐体的重要作家群。第三章主要讨论山家诗僧的作品。首先对宋初遵式及其周围的诗僧进行了研究。考察遵式的生平交游正可以和后面山外诗僧智圆形成对比，结交士大夫方面，可以看出山家、山外诗僧存在较大区别。遵式的诗歌“雅正简淡，有晋宋之风”，同时又继承了台宗的创作传统，有晚唐体之风。遵式周围也聚集了一批能诗的天台僧，比如了净、仁岳、本如等，他们也大多沿袭了天台宗的创作传统。遵式法孙辩才元净也以传教弘法闻名于时，其作诗不追求技巧，不事雕琢，其诗乃是由胸臆之中自然流出，如风吹水而自成纹理，赢得苏轼、道潜等人的赞赏。“文字禅”对宋代诗歌、诗学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辩才元净结合天台教门经验以及针对禅宗内部出现的情况，在元祐年间首先提出“文字禅”这一观念，其功绩也不可忽视。第四章主要讨论以智圆为代表的山外诗僧的诗歌。智圆乃是山外诗僧的典型代表，义学修为极深，不甚注重天台宗的圆教地位以及法嗣的传承，立身处世极为谨严、低调。面对宋初出现的排佛活动，智圆主张将儒释二者进行沟通和融会，指出其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一致性，同时二者又各有畛域，可以并行不悖。智圆的诗论继承了传统的诗教学说，但也没有因此走向保守的一面，而是在诗教说的大旗之下加入了许多个人偏好的内容。其诗歌创作也正是如此，一方面不同流俗，接受了白居易讽喻诗，针砭实现，另一方面又沿袭天台宗诗歌创作传统。而其在诗歌创作中好发议论的一面则直接和后来宋调的主体特点一脉相承。第五章与第六章主要讨论天台宗诗僧与北宋诗坛的互动情况。当前学界多注意到禅僧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互动，而对天台宗诗僧与诗坛的交往情况往往关注不够。第五章是以天台宗诗僧为视角，来讨论他们和诗坛的互动情况，而第六章则是站在士大夫立场，来探讨他们和天台宗僧侣的交往情况。第五章第一节先对四明知礼修忏遗身事件作了考述，并对之进行了文化解读。在山家山外长达七年的教义之争中，知礼一派最终获胜，在天台宗内部获得了教义阐释的话语权。然而，作为天台宗中异军突起的四明一系此时在外部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明州。知礼在大中祥符九年拟定的三年修忏活动有效地扩展了四明一系的影响，在此事件之后，四明一系得到了官方政府的高度认同，而知礼与杨亿、李遵勖等人的书信往来也在士大夫中宣扬了天台教义。皇权自然能使得四明一系的合法性地位得到保障，而著名文人士大夫成为外护或法嗣则不仅使得四明一系佛学思想走进精英阶层有了通畅的渠道，也使得其在宋代文化和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可能。通过杨亿与知礼的交往来讨论天台宗僧侣文人化的问题。当宋初禅师们还在使用带有农禅意味的话语时，天台宗诗文僧们已经完成了转型，彻底文人化或者说士大夫化了。他们往往一方面具有让士人钦佩的深厚的义学修养，另一方面又兼备与士人交往的技能——能诗善文。九僧在宋初京师大获成功，除了他们本身的诗歌因素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天台僧文人化的必然结果。他们的成功，也可以被看做是天台宗僧文人化转型成功的标志。直到北宋中叶以后，禅僧才逐渐文人化或士大夫化，这当然和社会文化的复兴相应地带来禅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很大关系，不过禅宗阵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应该与受到北宋天台宗僧侣文人化的影响和启发（或者说是冲击）是分不开的。在知礼获赠赐号之后，译经院群僧寄诗以贺，这应是九僧在京结社吟诗之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诗僧的集体创作，既是一次对知礼获赐师号的礼敬，也是译经院群僧诗歌的一次集体展示。第二节考察梵才长吉在当时文坛的活动情况。作为义学僧和诗人的长吉，与当世高僧、隐士以及士大夫诸人诗文往来不断，考察其在京师内外的文学活动，既可了解台宗高僧之诗歌兴趣，亦可见出当时诗僧和士大夫交往之概貌，展示当时诗坛风貌之一端。第三节主要考察了惠勤和惟晤两位诗僧在诗坛的活动情况。第六章主要考察了苏轼及其周围士人如秦观、苏辙等以及晁说之和陈瓘同天台宗高僧及诗僧的交游互动情况。第一节分别讨论了苏轼与天台宗诗僧可久、清顺、高僧梵臻、慧辩以及辩才元净的交游情况。文人化的天台宗僧徒既有着文人的习性，喜欢烟霞清景，吟诗作文，这让他们与文人在很大程度上颇为相似，也使得他们和士大夫阶层的诗意交往有了可能；同时相较于一般文人，他们又远离凡俗，幽栖山林，讲经传法，都有着深厚的义学修养，与他们的对坐清谈也能够使得因案牍劳形或琐事缠身而困在官场中的士大夫的疲惫心灵得到休憩和慰藉，并能收获不可多得的应对人生困境的智慧。苏轼与天台僧人的交往就是如此，而这一点又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苏轼通过与台宗高僧的交游，对台宗的义理也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领会，这对其诗文创作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晁说之与陈瓘都被列入《宋元学案》，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地位，而二人皆为天台宗明智中立的法嗣，他们对天台宗义学的理解尤其深入，这对宋代的儒学也应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文人士大夫，晁说之站在天台立场之上对禅宗进行的激烈批评以及对天台教义的努力宣弘，与陈瓘将净土学说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思想结合起来进行阐释都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关键词：天台宗；北宋；九僧；智圆；僧诗；诗僧；文人化
2. 四川德阳方言语音演化与接触研究
饶冬梅 2008
摘要：德阳，位于四川中部，成都平原东北部，是古蜀道必经之地，也是古蜀文化发源地之一，同时因市内多个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而成为著名的现代工业城市，被誉为“川西明珠”。德阳属地级市，辖一区两县：旌阳区、罗江县、中江县；代管三市：什邡市、绵竹市、广汉市。 从地理上看，德阳市境狭长，境内山地、平原、丘陵交错，地形复杂。从历史上看，德阳地区历史行政划属变动较为频繁，同时也是元明清“湖广填四川”，外省移民的聚集地之一。明清移民入川大致经过由东向西的覆盖过程，而从今天四川方言的分布情况来看，德阳正处在湖广移民方言与四川土著方言竞争演变的叠置地带。德阳东部临近的绵阳大部分地区入声均已消失，与德阳方言语音特点十分接近，而与德阳西北临近的彭州、新都、都江堰等地方言特征与德阳差异较大，入声独立。同时，德阳方言内部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德阳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及移民特征，使其体现出移民混合型方言的特点。因此，对德阳方言的研究对进一步揭示四川方言形成的源流，及研究方言接触等都有着重要意义。前人对德阳方言的研究只有零星的单篇论文，且只涉及到境内个别方言点，对德阳方言整体语音特点及结构层次的研究都还未曾涉及。本文运用历史语言学、方言地理学及语言接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语言内部历时演化和外部横向影响两个角度来分析德阳方言语音的发展与演变。一方面对德阳方言的共时语音特征进行分析，并根据其音韵特征的地理分布分析其内部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对德阳方言语音特征的历时演化进行分析，梳理其语音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另一方面结合元明清以来德阳地区移民史的相关材料，分析移民方言与土著方言的语言接触过程及机制。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德阳地区的地理人口情况及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结合相关移民史资料，证明德阳历史上在元明清时期大量且多源化的外来移民情况，同时这些移民方言与当地土著方言之间产生了密切接触，对今天德阳方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简要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来到德阳的现代工业移民，这些移民方言在厂区内部形成方言岛，但对德阳方言整体面貌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然后综述前人对德阳方言研究的成果，讨论其研究的趋势及不足，并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及文中相关材料的使用情况。第二部分首先分别描写了各区县方言的音系情况，并对声、韵、调及声韵配合情况作了简要描写与说明。同时将本次调查结果与上世纪40年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牵头完成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进行简要对比，从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异看影响调查数据的因素，并由此比较德阳方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第三部分是从共时角度对德阳方言内部六区县方言之间的音韵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其地理分布特征，从各区县方言声韵调方面的异同看出德阳方言内部存在的差异性。第四部分是从历时角度分析德阳方言声韵调历史演化过程。第五部分将德阳方言分别同周边的成都话及南路话进行比较，选取若干条语音特征，运用相关统计方法计算得出德阳内部各方言与成都话、南路话之间的相似度，并从其语音特征的地理分布来分析这些差异分布的成因，其中以语言外部影响因素为主，如历时移民、山川地理、行政区划等方面，这些因素使得方言之间移民及地缘接触的程度有所差异，部分语音特征在今天德阳境内的各区县方言中形成不同的地理分布。第六部分是分析德阳方言中的个别特殊音变现象，并研究多源化移民方言在个别地区的语言接触现象。由于特殊的地理及历史等因素，个别外来移民方言特征在德阳境内某处方言中遗存下来，由于其语言的保守性一直留存至今。最后一个部分是结论，总结德阳方言内部语音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分析其内部的湖广话和南路话特征，并对德阳方言的地位及德阳方言的划属进一步得出结论。
关键词：德阳方言；演化；移民；接触
3.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
高岚 2008
摘要：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华夷有别的意识始终存在，但非汉族对于人口比自己多数十倍的汉族的征服与统治，往往还是能够被汉族所接受。其接受过程经历了复杂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身份嬗变与认同转换。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nation）并不具有同一涵义，而是采用了安东尼•史密斯提出的ethnie（有学者译为前现代民族）的定义。根据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论，此民族是现代民族nation之源头及其所依赖发展成形的核心。这样的定义，比较适合用来界定明清鼎革之际的汉族与满族；同时，比起近代性和现代建构论，用安东尼•史密斯ethnie核心理论来解释有着漫长文明史的中国如何成为当下之多民族国家是比较中肯的。在此理论背景下，本论文通过考察1644-1683年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就其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展开讨论。从1644年明崇祯政权灭亡开始，直到1683年打着恢复明统旗号割据台湾的郑氏投降，整整40年时间，清朝才算真正征服了中国地区。而在此期间，从南明官方到汉族民间，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清复明运动从未停息。在这场权利角逐中，维护汉族正统成为汉族武装最有力的武器；而崇敬儒家道统则渐渐成为满族王室的制胜法宝。但无论哪方占上风，都让其时对于治统、道统与汉族身份三者均异常敏感的汉族士人不断调整着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对该时代士人文学表述和文化活动的钩沉，以是否认同汉族文化以及是否对汉族王朝治统效忠为划分标准，将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抗满清民族压迫者，此处专指1645年农历五月南明弘光朝亡后，因清廷颁布执行“剃发令”而起义抗清的士人。） 遗民，明亡后仍然坚持明朝正朔，并信奉道统之所在即治统之所在。当汉族治统已丢失，遗民们只好或者对政治世事漠不关心，或者以振兴道统以待后王为己任，在政治态度上表现为对满清统治者的拒绝。 ） 变节者，即在明清鼎革之时投降清廷并出任官职的士人，也包括清廷平定中原后身为明士而入仕清廷者。） 作为清廷新贵的汉族士人，此类士人或者于明清鼎革之时尚年幼，或者出生于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忘却或者没有经历民族屠杀的仇恨，也并没有明朝作为正统的记忆，自发地认同自己是“清人”，但是仍然自发地亲近汉族文化，对于汉文化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在清朝定鼎中原，强权控制中国后，仍然坚持认同汉族正统，将汉族民族身份与儒家文化道统视为一体，而由此质疑清朝继承中国治统的合法性。该时期，对于国家、民族与文化的三种认同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这五类人身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最耐人寻味而又对我们今天的中国认同颇富启发性。当然，这五类人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承续关系。前三类人基本是同时代人，都亲身经历了南明时期满汉之间的血腥斗争，跨越了明清两代；而第四类人是他们的晚辈；至于第五类人则是追求恒定民族身份的人群，作为一个特殊的集体存在，超越了时间界限，贯穿了整个清代。同时，本文论述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论述的焦点并非整个中国汉族地区，而是集中在满汉矛盾最为集中尖锐的江南地区。江南为人文渊薮，历来是士林焦点，其中心南京既是明朝故都又是南明弘光朝都城。因此，南明与清廷之间的主战场在此；弘光朝亡后，“剃发令”所引爆的由士人领导的满汉民族战争的主要阵地亦在此。这里有太多关于汉族王朝和满汉矛盾的记忆，而作为万民之秀的士人集中地，这里的士人们所经历的认同变化就极具代表性。本论文即是据此分类将主体分为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的焦点是南明弘光朝亡后，由反对剃发令等民族压迫政策而领导江南人民抗清的士人。他们坚持效忠明朝正统，并将这种王朝效忠与民族情绪相结合，通过对南宋抗元名臣文天祥的民族英雄化书写，表达了对汉族中国政权的认同，也正因此，尽管腐朽却符合这一认同标准的南明弘光小朝廷才成为他们誓死效忠的对象。由此，他者与自我之间的鸿沟被确立起来，满清王朝被塑造成为“我族”的敌人。他们虽然在与清廷的战斗中失败了，但是却成功地强化了汉族的民族意识，创造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面对这样激烈的身份诉求，满清统治集团也一步步开始了建立平衡的曲折道路。到乾隆时期，以官方表彰“国家忠臣”的方式淡化、消解了此时期士人书写中强烈民族意识所产生的离心力，宣告了帝国认同的统一。第二部分讨论对象是自耻的江南失节者。处于明清鼎革时期的“变节者”们，遭遇了身份危机。他们在生存面前选择了懦弱屈节，但是其内心情感的归宿却仍然牵引着他们朝向民族文化认同回归。其书写中体现出的纠缠终生的羞耻感正昭示了其对儒家“忠孝”道德传统的强烈认同。正由于他们这种自觉的回归，当时的舆论对他们“大节有亏”虽多有谴责，却也表现出同情和理解。而数百年来，对于他们的“贰臣”之称，实则是后代清帝为强化国家效忠意识所采取的手段，这一手段强化了后人对其不“忠”的认识，而忽略了其于幽微处的文化忠诚。在第三部分中，本文探讨了江南遗民群体从单纯的明朝遗民到汉族斗士再到华夏文化传承者的身份嬗变。而这个层层升级的认同是道统与治统的合作力量超过民族思想的排斥力量之必然结果。本文第四部分关注了作为清廷新贵的汉族士人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1662年明永历政权灭亡后，清朝治统得到了士林承认。随着康熙民族文化政策的软化，遗民们与清廷的对抗越来越和缓，越来越多的汉族士人出仕清廷。而身处祖父辈曾经战斗过的江南，新一代汉士遭遇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歧。他们是新生代的国家官僚，自然而然地认同了新兴国家的正统地位；而对汉族的认同只留下了“文化”亲近感，不再有建立汉族正统王朝的政治诉求。但这并未使得他们忘记“民族”立场可能给他们的仕途甚至生命带来威胁。同时，汉族士人与清廷新贵的双重身份又使得其在朝堂和士林社会中游刃有余，并且成为复兴江南文化的栋梁，也起到了沟通遗民社会与朝廷的桥梁作用。而这一时期发生的以恢复汉族政权为口号反清的三藩之乱，正是清廷试验它的江南新政策和考验江南甚至全国臣民忠心的试金石。在这场战争中，最令清廷忧心的江南遗民社会并没有出现南明时代那种奔走联络共谋抗清的高涨热情，新一代的汉官汉士汉军们亦坚定地站在了已经获得“国家政权”正统地位的清廷一方。战争中死难的汉族诸臣更成为士人关注的新焦点。而与关注南明死难诸士的遗民书写不同，这次关注的对象已然是“忠”这一行为的本身，而不再是效忠的对象。这样的转变说明民族的壁垒已经被打破，新的国家效忠意识正在成形。最后一个部分，讲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体身份重构的时代里，他们拒绝随波逐流，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个体认同。这种民族意识如同一股潜流，虽自南明亡后渐渐转至地下，却深深烙印在汉族士人的血脉里，时隐时现，从南明抗清士人到遗民吕留良再到雍正朝的曾静群体，至清末民初终于掀起了民族主义的滔天巨浪。由此而论，正如同杜赞奇所提出的“复线”历史观一样，有清一代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观念呈现出了两条并行发展的线索。其中一条沿着清廷“华夷一家”“效忠国家”的轨迹发展；而另一条仍然在百折不饶地向着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前进。其结果是，尽管民族主义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却没有摧毁终清一朝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认同。而这种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正是当下中国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源头。综上所述，窥一斑而见全豹，明清鼎革时代，江南汉族士人与满族统治者之间纷繁复杂的斗争与合作，是整个中国土地上满汉关系的缩影。他们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双方的身份、认同以及策略。而正是这些策略的发展和身份的嬗变，铸就了当今中国“多元一体”认同的格局。
关键词：江南；汉族；满清；士人；民族身份；国家认同；文学书写
4.诗中的梦与梦中的诗
胡蔚 2008
摘要：在異彩紛呈的文學世界裏，夢詩是一方風景獨好的小天地。近年來，學界越來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蘊金儲玉的夢文學寶藏，對夢詩的關注亦方興未艾。鑒於相關研究多選取少數詩人以及跨度較小的時段，本文把研究對象定位於整個唐宋時代的夢詩，將宏觀觀照與文本細讀結合起來，在保持文學研究主體性地位的同時，兼顧對文化現象的探究，融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成果，探索詩歌與夢的異同，夢與詩歌創作的關係，揭示出詩歌中夢意象大量存在的原因，並對當時社會接受者對夢詩的觀念與態度、夢詩的閱讀與傳播情況及其原因進行了考量。本文緒論，交代了本論題研究的意義、現狀與方法。第一章比較了詩與夢的異同，指出二者所具有的創造性，顛覆性，形象性，象征性與情感性等共同特性，以及各自在表現形式、內在特點上的不同之處。第二章，詩與夢的合盟。首先從詩歌特點與創作欣賞的需要幾方面找出了詩歌中大量表現夢的原因；其次，分析了詩歌具體如何表現夢，探討了詩歌對夢材料的選擇性問題：詩總是傾向於從情感與美感的角度去篩選夢材料入詩，在長期的選擇過程中，凝縮了相當多的夢意象與夢典故作爲詩歌的細胞；第三，論述了夢如何孕育詩，運用心理學等理論，結合具體作品說明了夢所具有的創造性與夢中作詩的可能性及其特點；第四，探析了詩歌所記錄的大量夢現象與夢理論，從詩眼中看出夢世界的萬象；第五，探討了夢後續詩現象的種種表現形式及其特點。第三章，夢詩的闡釋。先運用中國古代闡釋理論，分析了夢詩的獨特性帶給闡釋的困難，繼而論證了本事並不能作爲闡釋之時確鑿無疑的依據，將夢詩在闡釋中面臨的困境呈現出來。然後，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寫夢詩，還是夢中詩，都是經詩人揀選、加工與闡釋的結果，或隱或現地包含著詩人的意圖。最後，從所載內容、釋夢方式與釋夢之辭的角度，比較了屬於文人世界的夢詩與歸於民間系統的夢書在闡釋過程中的異同。第四章、第五章與第六章，夢詩的題材內容與特點。這幾章比較了夢詩的題材內容與思鄉、懷人、悼亡、遊仙、隱逸、濟世、寫景、詠物、贈答、唱和、題畫等傳統題材的異同，尤其注意對唐宋相同題材詩歌所呈現出的不同面貌進行對比。爾後，探析了夢詩對傳統題材領域的拓展：記錄夢見與文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琴棋書畫、詩文創作活動，以所夢的凡俗瑣屑之事入詩，表現夢見仰慕之人等，展示了夢詩對詩歌題材內容、表現手法的新變所作出的貢獻。第七章，夢兆與詩讖。本章探尋了與此相關的唐宋詩人的心理狀況與思想意識，從這一心理背景出發，分析了夢與詩的預兆問題，展現了與今人觀念相去甚遠的唐宋文士的心理世界。第八章，夢詩與其他夢文學的關係。本章運用共時性的研究方法，關注與研究對象同時代的相關文獻資料，找出夢詩與夢賦、夢詞、夢小說、夢戲劇等其他夢文學之間的聯繫，對比其異同，盡量還原被研究內容當時的生存狀態，使之立體化，避免平面、單線條化。第九章，從宗教的層面，探討佛教、道家與道教的思想觀念對夢詩創作的巨大影響，指出佛教理論與道家思想所帶來的人生如夢、夢覺齊一等觀念，使夢詩有了哲理性的提昇，以虛虛實實的夢的描述，營造了更爲耐人尋繹的詩歌世界。總之，夢詩擴大了詩歌的容量，敞開了通向詩人內心世界的戶牖，以獨具一格的彩墨描繪了當時社會的畫卷，把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思想、風俗等各方面的社會狀況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展示在我們眼前。本文著重研究了唐宋時代的夢詩，以期推動相關文學與文化的研究，爲對此論題有興趣的閱讀者提供相對系統的知識，並爲後來研究者提供借鑒。
关键词：梦；唐诗；宋诗
5. 中国古代诗歌用事观念研究
马强才 2008
摘要：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艺术手法，也是区分诗人流派和时代风格的标准之一。诗人通过引述前代之“事”或“语”，与诗文所描述的内容产生语义类比，委婉地传达自己的心志。用事所产生的互文性效果，赋予中国古典诗歌以典雅、含蓄的独特艺术魅力。用事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诗学家对用事的定义、地位、规则和接受阐释等问题作了长期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些用事观念，既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诸如“诗话”、“诗格”和“诗法”等中国特有的诗学著作的重要内容。研究诗人的用事及各类用事观念，是深入探讨中国古典诗学的玄关之一。由于中国古典诗学独特的话语形式，历代诗学家论述用事的文字往往以只言片语的形式散见于各类诗学著作中，研究者需要手持金针对其剪裁缝合。迄今为止，虽有修辞学和文艺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对用事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因囿于学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用事”的偏见和文艺学界对文学形式的长期轻视，有关中国古典诗歌用事观念还尚缺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广泛收集历代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吸收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既勾勒了中国古典诗歌用事观念的全景，又注重对细节问题的分析和探索，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典诗学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用事和用事观念：第一章，考察了古代诗学家关于用事的含义、使用方法和历史沿革等问题的基本看法。诗人在创作中引用前代故事或成辞的艺术手法，在古代诗学话语中有事类、用事、使事、隶事、用典等不同的称呼。古代诗学家对“用事”这一艺术手法的具体指称主要经历了“事类”——“用事”——“用典”的演变过程。本章厘清了这些概念的异同，并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历史承继与沿革。从“用事”至“用典”的转化尤其反映了明代以后文坛的复古主义趋向。然而，当前的研究对此鲜有关注，人们常常用“用典”这一明代中叶才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术语来批评明代以前的文学和文论。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更容易陷入研究的误区。用事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包括引用古代的故事和成辞，与事类、用典相似。就狭义而言，则仅指使用故事，不包括引用成辞。古代诗人和诗学家往往都使用其狭义概念，这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唐代诗学家还考察了“用事”和“比”的区别。他们所言的“比”包含“比喻”、“比类”和“代用”之义。用人名往往和用事有所交叉，部分诗学对此也作了区分。古代诗学家还总结了诗文用事的基本方法，本章以元代陈绎曾为中心对此进行了细致考察和分析。事实上，就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而言，用事方法主要有四类：正用、反用、明用和暗用。古代诗学家还考察了诗文用事的起源，主要包括三代说和六朝说，多数人都认为大量用事当始于齐、梁之际的颜延之等人。第二章，考察了用事在古代诗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诗言志”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开山纲领，诗歌的一切技巧都服务于它，诗学家也以此为标准来衡定用事的地位。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少数古代诗学家认为诗歌用事有助于诗人抒情言志，故而赋予用事以较高的地位，如方回、胡应麟和冯复京等都曾对此进行论证。其中，胡应麟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歌抒写的内容主要是情、景和事，用事可克服诗歌纯粹抒情写景所带来的重复与板滞。他还认为用事是律诗、排律和长篇古诗组织成篇的重要艺术手段。第二、从钟嵘开始，不少诗学家否定用事的合法地位，认为诗歌不用事也能创作脍炙人口的佳篇。他们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言志”或“吟咏情性”，诗人只需直抒胸臆即可，用事不仅会破坏诗歌的“自然”美，更会干扰诗歌“言志”功能的实现。第三、大部分古代诗学家则认为诗歌可以用事，但要使用得法。如果用事得法，可为诗歌带来独特的审美魅力；如使用不当，则往往会造成诗意晦涩难懂、缺乏真情实感。第三章，总结了古代诗学家评价用事优劣的四大标准。第一、诗歌用事要做到“切”，即故事和今事之间须有足够的语义契合。第二、用事要“如盐著水”，即故事必须和诗歌语句、内容高度融合，达到用事无痕的境界。这是古代诗学家通过评论杜甫的诗歌而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杜诗用事就具备这样的审美特征。第三、用事要“以俗为雅”，避免陈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尽量不用熟事，即便使用熟事，也要采用新颖的表现手法；不能运用格调低下之事。第四、诗歌用事要做到“不为事使”。诗人必须灵活、熟练地使用故事，以自己的“本心”驱遣故事，切忌排列故事、趁韵、獭祭鱼和点鬼簿。有趣的是后三者都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第四章，考察了古代诗学家对故事的规定。古代诗学家几乎都反对使用僻事和熟事，僻事会造成诗歌晦涩难懂，熟事则会造成诗歌陈俗老套。古代诗学家还寻找化熟为新的方法，如“反用事”就是韩愈等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古代诗学家规定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他们大都主张在诗歌中使用较为古老的故事，反对使用唐代以后的故事以及当代之事。虽然也有人喜好在诗歌中使用当代故事，但是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逐渐减少。面对故事之时，诗人们和古代诗学家，往往都会尊重传统，尽量避免犯规。古代诗学家还规定了故事的文献出处，他们大多认为诗人应该使用正史和儒家经典中的故事，反对使用稗官野乘、释道典籍等“异端”中的故事，这反映了中国古典诗学用事观与传统文化的同构以及儒家思想对诗学的浸润。这些规定的合理性在于：一可避免用僻事，二可维护诗歌的儒家诗教传统。不过，人们有时也反对从“四书”中选取故事，因为“四书”为人们所熟知，其中的故事多“陈俗老套”。第五章，不少古代诗学家看到了诗歌题材和体裁对用事具有较强的制约力。他们发现，特定的诗歌题材应采用相应的故事、适当的艺术手法。为此，本章主要考察了诗学家对咏物、赠答两类诗歌用事的相关规定。诗歌用事还受到体裁的约束，一般而言，律诗和长篇古诗多用事，尤以律诗最为普遍。用事和这些诗歌的句法、章法密切相关。其中，用事对于律诗的句法、章法最为重要，古代诗学家对此也探讨最多。第六章，知识是沟通用事诗歌的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古代诗学家对此也有所意识。他们认为面对用事，作者和读者都肩负着一个基于同一出发点的任务：积累知识。作者要灵活用事，首先必须积累足够的诗歌素材，同时他还应做到约以用之。此外，优秀的诗人决不能通过阅读、背诵类书来积累素材。读者也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方能识别和解读故事，成为合格的知识读者。读者还应注意阐释技巧，切忌两类过失：第一、未能识别诗人的用事；第二、牵强附会、过度阐释，将不是用事的文字看成了用事，从而为诗歌附加了诗人并不想表达的含义。第七章，用事为中国古代诗学家提供了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视角。本章以杜甫、李商隐、苏轼和黄庭坚等四位最爱使用故事的诗人为例，分析了古代诗学家以用事为焦点的叙事话语，发现了一些语法结构。在他们看来，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诗人用事的模范。杜诗用事的艺术技巧，如“如盐着水”等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用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诗学家对李商隐诗歌用事的评价毁誉参半，他们一方面承认李商隐善于用事，一方面指斥李诗具有用僻事和排列故事之失，后者是人们对李商隐诗歌的一个基本观念。苏轼博学多闻、用事文献来源颇为广泛，他的不少诗作用事巧妙，受到了人们高度赞扬。然而，苏轼诗歌中也不乏用事错讹之处，不少宋人就对其进行了辨正，而明人则又指出他有用事非宜之失，清人对此也有关注。古代诗学家对黄庭坚诗歌用事的评价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宋人多认为黄庭坚诗歌用事具有创新精神，并以《酴醿》、《猩猩毛笔》等诗为例证明用事只要得当，诗人可以在诗句中大量排列故事。然而从金元至明清，人们对黄庭坚诗歌用事则多有批评，甚至视黄庭坚为宋诗用事不成功的代表，此时人们《酴醿》等诗也不像宋人那样推重。论文为了体例完整和统一，将部分内容置于附录部分，以对论文起补充作用。附录一，补充了明末胡应麟的用事观。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诗歌需要用事，其用事观也暗示了明代复古主义思潮的衰变。附录二，补充了方回的用事观。他针对永嘉四灵、叶适、严羽等人反对用事的观点，指出了异议，提倡律诗用事。作为南宋到元代之际的诗学家，方回的用事观具有重要的意义。附录三，补充了宋代词学家的用事观念。通过和诗学家的用事观念对比，可以看到虽然南宋时代的词学已开始理论自觉，但是其用事观念还是借自诗学家的论述。附录四，补充了清代词学家的用事观念，可以看出古代词学家对咏物题材用事的关注。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考察，论文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国古典诗歌用事观念，构建了古代诗学用事观念的体系，凸显了它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揭示出中国古典诗歌用事的一些基本规律和重要传统，为欣赏理解用事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诗学；用事；观念
6. 明清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学——以《西游记》、《封神演义》所构建的民间信仰谱系为中心
张琦 2008
摘要：明清時期，各類思想觀念以文學的各種形式為載體，廣爲傳播。市民文化在這個時期成為民間文化的主體，盡管當時的主流文學仍然是傳統的詩、文、詞，小說、戲劇等仍然屬於小道、末技的范疇，但在民間盛行的恰恰是小說、戲劇等文藝形式，普通民眾很少關注詩、文、詞这類文人創作的發展與成就，卻對敷衍故事的小說、表演生活事件的戲劇等具有莫大的興趣，以至於在明代就已經出現了專門以創作這些作品為生的文人群體以及賴此營生的商業群體。由於其影響的深遠性，這些文學作品遂成為傳播各種思想的重要途徑，明清時期乃至於現當代普通民眾的人生觀、價值觀等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流傳廣遠的作品所塑造的。就民間信仰這個方面來說，《西遊記》與《封神演義》無疑是最爲集體地反映明清民間信仰的典型文本。在古典小說研究領域，這兩部作品一般被歸類為神魔小說，并且被作爲這一類小說的代表作，其中涉及到的神祇林林總總，數目龐大。《西遊記》中出現了大量的佛道神祇，比如如來佛、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二郎神等等，各具法力，令人眼花繚亂。而《封神演義》則把神祇之間的大戰附會到了周武伐商的歷史事件當中，眾多的神仙前仆后繼地參與到這場龐大恢弘的戰事之中。通過對這兩個典型文本的仔細分析，我們發現，小說中的神祇絕大多數都來自於中國的民間信仰，並且，這些神祇被小說的創作者以某種方式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神祇譜系，展現出一幅較為完整的民間信仰圖景。這個信仰譜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西遊記》這部偉大的小說。《西遊記》確立了一個東西方相對的世界格局。這種格局不同於自古以來以中土為最上的觀念，它實際上顛覆了中國居於世界的中央這個古老的觀念；造成這個結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帶來的嶄新的世界觀的衝擊，令古人不得不尋找一種能夠更為合理地解釋這個世界的構成的說法，尤其是對於接受或認可了佛教信仰的人而言。《西遊記》將中國的傳統信仰世界與佛教的信仰世界整合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在這個體系當中，東西方的神祇是并存的，并對神祇的地位等進行了較為粗略的排序。——當然，這種排序一部分來自於佛教、道教的神祇排序，而另一部分則純粹屬於吳承恩及當時民眾對於神祇世界的認識。這樣一種信仰體系的成型，意味在小說影響下產生的信仰體系的骨架的完成，剩下的事情只是不停地吸納各種神祇到這個體系當中。《西遊記》這部小說自身已經對眾多的神祇進行了一個粗略的排序，西方的最高神是如來，東方的最高神則是玉皇大帝，這兩位最高神分別統領著東西方兩個世界，而其間又是有所交錯的。如來這一方主要是佛教內部的管理，而玉皇大帝則統治著天上地下的所有一切。《西遊記》當中，在西方世界的眾神當中，觀音菩薩無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對觀音菩薩的信仰早在唐宋時期已經盛行於中國民間，並且其形象也由早期的男性形象轉變成為了目前常見的女性形象，《西遊記》無疑是吸納了女性觀音的形象來進行創作，本文探討了《西遊記》中的觀音形象與佛教觀音形象的差異以及其信仰流行的原因，指出由於《西遊記》這部文學作品的影響，觀音信仰在中國民間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對觀音的信仰甚至超越了對佛教最高神釋迦牟尼的信仰，而觀音信仰在某些地區也脫離了佛教而成為一種純粹的民間信仰。通過對《西遊記》中神祇的深入研究，我們發現，東方世界的神祇構成尤為複雜，有相當數量的神祇是來自於佛教的，比如托塔天王李靖父子、四大天王等，而另外一部分則來自於道教或者中國本土的民間信仰，如三清、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嫦娥等。這些神祇譜系是按照傳統的三界觀念來進行分布的，三界分別是天界、人間界和幽冥界。天界諸神中出現了中國道教中的三清、四禦、二十八宿、四值功曹等等，但是卻并沒有完全按照道教對眾神的排序來進行安排，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及其手下的文武眾臣形成了一個類似於人間宮廷的王朝。因此，在《西遊記》當中呈現出來的神祇排序，實際上是基於中國現世宮廷的，小說中的多處對天庭的描寫都表現出了這個特點。《封神演義》與《西遊記》的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揚道抑佛傾向。《封神演義》中甚至沒有出現明確的佛教神祇，所有的神仙都是道人，並且還暗示佛教是在道教之後產生的，佛教的實際創立者乃道人。因此在《封神演義》的世界當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表面上“不存在”佛教的世界。然而通過對《封神演義》中人物形象的深入解讀，可以發現數重佛教影子。實際上，《封神演義》與《西遊記》這兩部流傳廣遠的小說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兩部書中有相當部分的人物是重疊的；也就是說，這些人物形象可以互為注腳、相互補充。也正是因為這個特點，我們有理由認為，《封神演義》和《西遊記》實際上共同建構起了明代乃至於今天的中國民間信仰譜系，至少在文學作品是如此。這個譜系的大體架構是由《西遊記》來完成，而以《封神演義》作為補充。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封神演義》更像是《西遊記》的前篇，交代了《西遊記》中一些語焉未詳的人物的來源、故事等等。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二者之間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差別，而且僅就民間信仰而言，這些差異最後實際上被有意無意地加以忽略。本文對《封神演義》當中的部分神祇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探討，發現其中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神祇是來自於佛教的，如準提道人、接引道人、孔宣等等，指出了其佛教來源以及演化依據，此外對於來自中國本土信仰的財神趙公明與開路神方相和顯道神方弼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證，尤其對於開路神和顯道神，指出了其源頭是中國上古儺神方相氏，進而考證了其整個發展演變史，指出了《封神演義》在這些神祇信仰演變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基於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在由《西遊記》和《封神演義》所構建起的民間信仰譜系當中，佛教無疑占有重要地位：大量的神祇來自於佛教，如觀音、文殊、地藏、四大天王、閻王、托塔天王等等；有很多神祇從表面上已經完全看不出其本來面目，但依然可以從留存下來的文獻中考見其由佛教中變化而來的過程；很多觀念同樣來自佛教，如地獄、轉世、輪回等；這些異國的神祇與觀念傳入中國以後，與中國本土信仰文化不斷地交融與糅合，最終與儒、道兩家調和適應，真正徹底地融入了中國民間，成為了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在考察這個民間信仰譜系建構的過程當中，也可以窺見這一中外文化相互影響和融合的進展。透過對《西遊記》和《封神演義》中的信仰因素研究，我們發現，明清時期乃至以後，文學作品與民間信仰之間實際上是存在著一種互動關係：文學創作者將民間信仰作為素材吸納進文學作品之中，文學作品再通過各種形式在民眾之間流傳，如說唱、評書、戲劇等等，轉而又對民間信仰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這樣便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傳播鏈條：信仰←→文學←→信仰。在這個鏈條當中，文學作品作為信仰變化的見證者與推動者存在，信仰則通過文學的反映與傳播而得到進一步的擴展，同時，文學中的信仰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學作品的廣泛流傳。
关键词：民間信仰；中國文學；神祇譜系；明清小說
7. 周密笔记词汇研究
杨观 2008
摘要：南宋词人周密学识渊博而又勤于著述，其笔记杂录达十数种之众，现存者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浩然斋雅谈》、《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浩然斋意钞》、《浩然斋视听钞》等八种。周氏笔记网罗采撷，涉及面广，材料丰富，内容繁杂，是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社会史的重要文献，同时又是考察宋代文人笔记小说语言特点的宝贵数据。本研究是以周密笔记为切入点，把周氏笔记中的词汇放在宋代语言乃至整个汉语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兼顾共时和历时的专题研究。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五章：一、周密笔记简论。该章对周密及其现存笔记作了全面描述，分析了周氏笔记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并从文献整理角度，对现有周密笔记的校注本进行了二次校读，为词汇研究提供尽量可靠的文本根据。二、周密笔记词汇的来源。本章从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出发，分析了周密笔记词汇的构成情况，从承前、新造、方言俗语、外来语四个方面对周氏笔记词汇进行了举例说明。三、周密笔记词汇研究（上）。此章属专题研究，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共考察400余条词语，从名物词、俗语词两个视角对周密笔记中相关词语进行了共时分析，并尽可能地结合文献数据作出历时考察，以期源清流明；同时从词汇学角度对名物词、俗语词的语音构成、词法结构等作了理论分析，体现了周密笔记词汇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四、周密笔记词汇研究（下）。本章由周密笔记词汇释补及语源探析两部分组成。对51个为大型语文辞书未收或虽收仍需补充的语词进行了考释或补释；对11个常见词语的语源进行了个案考察。五、周密笔记词汇与辞书编纂。本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周氏笔记词汇与辞书编纂的关系，突现了笔记词汇在辞书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周密笔记；词汇；释义；考源；名物词；俗语词
8.贛方言古語詞探源與論析
肖九根 2008
摘要：贛方言為漢語傳統方言分类中的七大方言之一，其歷史十分悠久。在其孕育形成乃至發展變化的過程中，贛方言溝通着贛鄱歷史的古今，聯絡着贛鄱人民的感情，承載着贛鄱文化的豐富內容。贛方言的發展史，不只是地方發展史的縮影，更重要的它還與漢民族以及漢語發展史也息息相關。因此，研究贛方言，不僅對於認識贛鄱方言史和民族史有其重要意義，同時也為客觀而科學地構建漢語史，提供一定可資的依據。贛省素有“吳頭楚尾，粵戶閩庭”之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便決定了贛方言是一個兼收並蓄的開放體系，這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詞彙中有所反映。據學者研究，贛方言的詞彙成分，既有苗蠻語和百越語的根基，又有吳楚語的浸潤，更有中原華夏漢語的巨大影響，是一個由多族互動、多主遷移、多源交融所形成的異質系統，也是一種同源分化與異源聚合而終至漢化的產物。本文以贛方言古語詞為研究對象，力圖把它的發展變化同整個民族歷史的社會大背景聯繫起來，在推求其語源的基礎上，通過借鑒考古學、歷史學、詞彙學、理論語言學、漢語方言學、社會語言學、人類文化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結合贛省實際來探尋贛方言的形成過程， 甄辨和梳理贛方言詞彙的構成成分以及歷史層次。與此同時，還着重地探論贛方言詞彙的運行機制與形成動因，剖析其詞義的發展變化，進而闡釋其所具有的主要特徵，並重新考察贛方言與周邊等其他方言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揭示出贛方言詞彙發展變化的基本事實和一般規律。本文主要由緒論、探源、論析以及結語幾大部分構成，總共十一章。緒論 主要介紹本文研究的對象範圍、歷史現狀、選題緣起、理論指導以及基本內容和研究方法，同時還着重地闡述了研究贛方言古語詞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第一章 贛省人文歷史與贛方言形成的歷史層次。本章在利用歷史文獻和考古成果的基礎上，初步地展示了贛省的人文歷史，並着重論述了贛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確立了贛方言詞彙的歷史層次。與此同時，還借鑒學界的研究成果，較為全面地介紹了贛省境內各方言的分布、贛方言的分區及其各個區片的特點。第二章 贛方言古語詞與其底層遺留成分。贛方言是一種多源融合語，故而其詞彙的構成成分也是多源的。本章着重探賾贛方言中的苗蠻語、百越語以及吳楚語，也涉及到一些其他方言或語種。數千年來，它們給贛方言詞彙的影響是深刻的，一直是贛方言詞彙成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成為贛方言詞彙系統之內的底層成分、遺留成分以及借用成分。第三章 贛方言古語詞與上古漢語詞彙成分。對贛方言詞彙中的漢語成分進行探源是本文的一個重要內容，其目的在於通過這項工作為理清它的歷史層次，論釋它的發展變化等奠定堅實的基礎，也為以今證古或古今互證提供大量可征的語用材料。本章為上古漢語先秦和秦漢時期的詞彙成分。從所考詞源來看，上古時期贛方言詞彙系統已經基本形成，詞義已有不少派生引申的現象，單音詞虽占絕對優勢，但已出現了詞的雙音化發展趨勢。第四章 贛方言古語詞與中古漢語詞彙成分。中古時期，幾次大的北民南遷運動給贛省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使贛方言也經歷了魏晉南北朝、 隋唐五代以及宋代三個大的發展階段。本章為中古漢語魏晉至宋代時期的詞彙成分。從所考詞源來看，雙音詞大量產生是這一時期詞彙發展的重要特點，因為雙音詞在同時期總量中占有明顯的優勢。第五章 贛方言古語詞與近代漢語詞彙成分。近代時期，贛省大批人遷往兩湖，遠徙桂、黔、川、滇等地，而北民入贛數量較之以前大為減少，贛方言已經步入平穩發展時期。本章為近代漢語元明清時期的詞彙成分。從所考詞源來看，雙音詞已達其時詞彙總量的80%以上，而且還出現了不少多音詞，這是以往不多見的语言現象。第六章 從古語詞看贛方言詞彙的運行機制與形成動因。本章先扼要地介紹了漢語方言形成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兩種方言史觀：一種是“直線型”的一維觀，另一種是“層疊型”的多維觀。然後，重點論析贛方言詞彙的運行機制與形成動因問題，認為贛方言詞彙是在“接觸•混合•推移”這樣一種運行機制的作用下形成的，是“時間•空間•語主”三維互動產生的結果；同時還認為，它的形成是由其內外動因的交互作用，並經過多次優化組合而實現的。第七章 從古語詞看贛方言詞義的發展變化。本章着重從語言所具有的共性與個性方面，來探論贛方言詞義發展變化的基本特點。認知語言學認為，詞義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本質上是人類通過心智活動將其獲得對事物的認知以語碼的形式加以抽象、概括的結果。因而，詞義的發展變化，實質上也反映了人類對世界認知的發展變化，反映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能力。本章運用認知理論，從贛方言詞義發展變化的途徑、方式、內外動因及其總體趨勢等方面，來闡述其詞義發展的基本事實與主要現象，從而揭示出其運動變化的自身特點和一般規律。第八章 從古語詞看贛方言詞彙的主要特徵。本章主要從詞源、詞義以及構詞方面論述贛方言詞彙的性質特徵。從其詞源特徵看，贛方言詞彙既表現了原生音義結合內在的規律性以及社會成員的規約性，也表現出由語源詞引申派生出不同新詞的發展趨勢；從其詞義特徵看，認知意象的多維性，使得贛方言詞彙的詞義特徵以及構詞理據以各種複雜多樣的形式內容凸顯出來；而在構詞特徵方面，贛方言詞彙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結構形式。三者各具特徵，但又紧密地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贛方言詞彙特徵的整體内容。第九章 從古語詞看贛方言與其他方言之間的相互關系。贛方言與其他方言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不論與周邊方言還是非周邊方言的關系，都是錯綜複雜的。本章在史料、考古、方志以及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其歷史源流的層面上來考察、審視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結語 指出贛方言是一種同源分化與多源聚合的產物，儘管贛方言的稱名問世很晚，但就其源流而言，可謂源遠流長。而本文所追溯的最初詞源，實質上是其已經發展到一個特定階段的形式狀態，是一種相對的語源形式。即使這樣，本文也沒有真正去做那種全面而系統地探幽索微工作，且還留下了一系列目前仍難以回答而尚需時日去探索的相關的理論問題與實踐問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的研究僅是萬裡長征走出了第一步。
关键词：贛方言
9. 宋代杜诗阐释学
杨经华 2008
摘要：宋代杜诗阐释素有“千家注杜”之称，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不仅是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也是目前杜诗阐释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宋代杜诗阐释在整个杜诗阐释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注释学角度而言，宋代注杜不仅开启注杜之先河，同时也是中国诗文别集阐释的历史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宋人的杜诗阐释，是整个杜诗阐释的奠基者。没有宋人对杜诗及时的整理与阐释，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杜诗还能够遗存多少，而后代的杜诗学又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鉴于宋代杜诗阐释具有如此重要的承上启下之历史地位，本文将对宋代的杜诗阐释作一个整体系统的关注，力图勾勒宋代杜诗阐释的发生、发展的总体轮廓以及杜诗阐释与宋代诗学理论建构、宋代文化迁变等多方面的内在联系。本文约二十万字，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提出了在中西诗学视野下的杜诗阐释差异问题，并简要论述宋代杜诗阐释的重要地位、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宋代杜诗阐释与宋调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是杜诗整理和阐释的高潮时期，但宋人为什么醉心于杜诗之阐释，尤其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他们除了以推崇杜诗精神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砥砺士风、提升人格的时代因素之外，为建构迥然别于唐音的诗歌范式而在杜诗中寻找理论支撑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到江西诗派，老杜句法更是一面幌子，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高法器。严羽批评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特色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些风格特征的形成，都明显与宋人对杜诗的阐释有割不断的历史联系。任何阐释都有自己的目的性，都是在为建构一种理论奠基。宋代的杜诗阐释亦同样如此，其本意并非在探解杜诗的原初内涵，而是为宋调的形成寻找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的杜诗阐释，则后人所批判的宋人对杜诗的“误读”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非真正目的。第二章主要介绍宋代“千家注杜”的历史概况及其这种现象形成的历史背景。千家注杜至少在南北宋之交已初具规模。这一时代，正是江西诗派一统江湖时期，杜甫已经成为时代诗人膜拜的对象，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雕版印刷的技术革命，商业流通的繁荣都无不推动了杜诗注本的刊刻与流通，为形成千家集注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在宋以前，诗文别集的注释，一直是无人涉足的约定禁区。宋人摆脱唐前的历史旧习，大刀阔斧的抛弃此前的语言训诂，反对《诗序》，同时将注释领域向此前无人涉足的别集推进，体现了宋人巨大的变革魄力。宋人向诗文别集注释的迈进，不仅是宋学精神发展之必然，也是整个宋文化因长期积淀而实现的历史突破。在宋代的杜诗注释中，又呈现出南北士人关注迥然不同之差异，南人注杜占据绝大部分，而在南人注杜中，尤以蜀人为最。这些现象的形成，都莫不与北人重经术而轻辞章，南人长于辞章之学的区域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第三章主要探讨宋代杜诗的拟经阐释和集注现象。在“诗史”说盛行，诗与史的联结获得普遍共鸣之后，宋人“诗圣”观点的提出，又进一步将杜甫向孔、孟推进。随着杜甫人格的“圣化”，杜诗也正相应“经化”、“正典化”。杜诗与《论》、《孟》一起进入学校，成为人人习诵的教材，甚至科举考试也以杜诗为出题范围，标志着杜诗与经的联结成功。随着杜诗与经的联结成功，则杜诗的阐释必然会进入经学阐释范畴，其阐释方式也将必然打上经学阐释思维的深刻烙印，杜诗的政治伦理以及道德阐释亦随之成为杜诗阐释的主流。此外，宋人将“集注”这种经史阐释的体例引入杜诗阐释，并且发展壮大，标志着诗文别集获得了与经学阐释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集注亦从此成为诗集阐释的一个基本模式。第四章对杜诗的编年现象进行探讨。杜集编年本是宋人在杜诗整理编纂中所采用的一种诗歌次序的编排方式，但是随着宋人“诗史”意识的勃兴，作品系年遂成为杜诗阐释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环节。杜诗之编年不仅为人们理解杜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切入点，同时也开创了中国诗集编年之先例。杜诗编年实质上也是一种阐释观念的回应，它为诗歌意义的呈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时空语境。换言之，作品的编年决定着、制约着意义的产生，它是人们走入理解循环的基本起点。那么宋人为什么如此醉心于杜诗之编年？诗集的编年意识为何在宋代获得如此之勃兴？这些都无不与宋代诗歌批评观念以及史学观念的迁变有关。编年本是历史著作所采取的一种叙述方式，宋人将史学中的基本概念以及思维模式引入诗学批评，体现了他们对诗与史之间深层联系的敏锐把握。宋人之诗集编年同时还带动了年谱之学的创兴，使年谱成为诗集阐释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切现象的出现，无不是以围绕宋人之杜诗整理为契机。第五章主要对杜诗伪注现象进行研究。据周采泉《杜集书录》对杜诗伪书之属的考证，杜诗伪书达十五种，其中宋人伪作达十三种。由此看出，宋代是既是杜诗伪注的萌生时期，也是其发展的高潮时期。宋代伪注现象的发展壮大，是与当时的杜诗阐释观念以及时代对杜诗的阅读需求息息相关的。在宋人看来，杜诗理想的阐释者，必然须具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基本资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人们普遍相信只有学问渊博、识见超群、才华横溢者才是阐释杜诗的理想人选，也只有他们的阐释，才是真正有效恰当的阐释。与这种知识至上主义的阐释观念的相配合，伪托名人注杜的现象便应运而生。在杜诗伪注中，“伪苏注”以其伪造典故、杜撰史实成为学界最为关注和批判的对象。伪苏注之出现，绝不仅仅是一种诗学现象，同时还是一种在宋学影响下的一种文化现象。伪造典故之风在宋人主张自得，作文“断以己意”的传统下，并不是一件罕见之事。苏轼、释契嵩等人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亦曾经伪造经典故事。而宋人不仅不以此为耻，反传为文坛佳话。这些重意不重实的思想，显然为伪苏注的产生提供了发育的温床。第六章主要讨论刘辰翁的评点阐释。刘辰翁的杜诗评点，打破了此前宋代杜诗阐释所形成的编年、分类、集注等笺注模式，开创了杜诗阐释的新格局，形成了杜诗评点一派。刘氏的评点阐释，不仅标志着整个杜诗阐释重心的改变，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古代诗歌阐释重心的改变：即由笺注之学转变为评点之学。刘氏强调诠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对话和情感共鸣，在阐释中以情感取代理性，以灵悟取代知识，以个性取代历史，以印象取代分析。这种阐释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正是源于对于北宋以来，杜诗笺注走入穿凿附会、考证史实、释事忘义的深刻不满，从而提出了 “可评不可注”、“妙处不可解”的观点，发动了一场反对阐释的评点革命。刘辰翁的反对阐释，同样是为了反对那些将杜诗纳入一定秩序中的经学化阐释，反对一切使杜诗丰富的意义世界日趋贫瘠的解构而提倡一种自由灵动的审美阐释。他从来不考察诗歌的创作背景与动机，亦不对词语典故来源加以考释，他只是凭自己的文学嗅觉，凭自己对诗歌的主观感受，依靠的是人类内在的共同的生命体验，从而作出审美判断。他的评点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是一种感性而非理性行为。加之刘氏本以诗、词名世，又处于时代天翻地覆之际，飘荡于残山剩水之间，种种破国亡家之感，国仇家仇之恨，都无不如一股宏大的激流倾注于他的艺术审美之中。他的评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深沉寄托之作，充满了强烈的主体意识，成为宋明遗民阐杜的共同特征。
关键词：杜诗；宋代；阐释学；千家注杜；杜诗编年；杜诗伪注；杜诗评点
10.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
黄英 2008
摘要：本文選取敦煌社邑文書、敦煌契約文書、敦煌籍帳等相關文書作爲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主要語料，描寫文獻詞彙的特點和發展變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紹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定義，所選取的具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特色的敦煌社邑文書、敦煌契約文書、敦煌籍帳的性質和内容。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作爲“同時資料”，具有時代地域鮮明，敍事平直，内容平民化的特點，文化内涵豐富等特點。並介紹了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語言的研究現狀，以指明對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彙研究的原因，及詞彙研究的方法。第二章舉例分析了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彙的繼承性、口語性和地域文化特點。第三章介紹了敦煌社會經濟文獻新詞的發展變化。詞彙在語言中變化是最敏感的，是經常變動的，它的變化不是通過废除舊的詞語，建設新的詞語的方法来實現，而是用新詞去充實現行的詞彙的来實現。由於社會制度、生産文化、科學發展等原因，新詞的數量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新詞的構成方法也越來越豐富。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彙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為所產生新詞的複音化的特點：雙音節詞語的數量不斷增加，構詞方法豐富；三音節詞語數量進一步擴展等。第四章分別从失收詞語、义项增補、詞語释義、书证補充等方面来探讨敦煌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彙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第五章對敦煌社會經濟文獻中動詞義場作個案研究，從最體現經濟關係的“借貸”關係入手，分析了敦煌社會經濟文獻“借貸”語義場中各義位的特點，並對該時期“借貸”語義場成員的出現頻率、使用範圍作了定量定性的分析，並對“借貸”語義場各個歷史時期其核心成員的使用情況和演變特點做了抽樣調查和分析，並分析了“貸”、“借”詞義演變的原因。
关键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汇；语义场
11.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之民间信仰研究
杨宗红 2008
摘要：本论文从民间信仰这一角度，对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主要特色，话本小说中民间信仰兴盛的原因以及话本小说中的各种民间信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论文分上编和下编，基本内容与要点如下：上编从总体上论述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民间信仰具有类宗教性，功利性，民众性与传承性、现实性，伦理性等特点，这些都在话本小说中有所反映。民间信仰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儒释道三教“神道设教”的传统以及民间劝善书的影响进一步推进了民间信仰的传播。民间信仰又影响着话本小说的内容与形式。话本小说与民间信仰是互动的。记异语怪作为叙事传统一直都在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明清的话本小说也不例外。民间信仰影响着话本小说的题材，影响着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叙事模式。反之，由于话本小说特殊的形式，相对于其它文学样式，它尤其易于传播民间信仰的各个内容。话本小说家对其它作品的改写与重写，使得某些民间信仰被加深突出，进一步促进了它们的传播。下编为分别论述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民间信仰。话本小说中的民间信仰内容丰富，本研究从五个方面来说明。灵魂信仰是万物有灵的产物，在话本小说中突出地表现在梦魂信仰、睡显真形、灵魂附体、鬼魂信仰、轮回信仰几方面。一般而言，魂与魄是相互依存的，但有时，魂可会离开魄独自活动。当魂魄暂时分离，则有梦境、离魂与睡显真形等现象出现。当灵魂长久分开则有鬼神，附体等情况发生。按梦境发生的原因，文章将梦分为离魂梦与入魂梦。离魂梦是魂魄离开肉体出游。离魂梦发生的原因有两种，一是为爱情而离魂，一是灵魂被追入冥而离魂。入魂梦是他者进入做梦主体的梦中。这里，有客观的入梦者，也有主观的入梦者。客观的入梦者主要出现在感生梦与投生梦中。而主观的入梦者按其入梦目的地，则有感恩梦、警示梦、神助梦、诉告梦等。睡显真形是指某些特殊人物在其入睡时往往原形短时出现，它是民众的名人崇拜心理的体现，人化异类则有道德评判的因素。话本小说中灵魂附体有两种，一是鬼魂附体，这多发生在冤魂身上，冤魂附体以报仇雪恨。一是神灵附体，神灵附于人将其神意传达，当然，也有灵魂附体来骗人者。与前代小说中相比，话本小说中的人鬼恋仍有其特色。真情、真爱意识增强，伦理意识被强化，复活生殖意识被淡化。但有一点仍同于前人，那便是具有浓郁的宗教意识。灵魂转世或谪仙谪世所传达的意蕴有三，一是对名人的崇拜，二是对真挚友情的讴歌，三是以之来解释人世的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将爱情、亲情、冤仇都归结为“债权”与“债务”的关系。在小说家的笔下，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物都有情有感，它们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同时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情怀。在话本小说中，精怪与人类更多的是情爱纠葛，按其类型分，有报恩型、掠夺型、前缘型、两情相悦型四种。话本小说中，人与精怪的情爱更具市民的趣味，且教化意识更浓。话本小说中人与精怪的情爱多以悲剧结束，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话本小说中的灵物主要有三类，即宝镜、银子与灵石。这些灵物都有其独特的功能。灵物信仰的背后是市民对金钱的羡慕与希望发迹变泰的心理，是市民对有德者的褒奖与对生命的关注以及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愿望。方术的产生最初与“巫”有关。天命信仰、天人相应观，阴阳五行观以及象数思维是方术信仰产生的基石。话本小说中的巫术、方术信仰主要体现在面相、占卜与堪舆术上，它们都体现了人类企图掌控自然，把握自身命运的美好愿望。在话本小说中，相士的断语往往灵验。面相决定命运，但人物自己的活动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命运，于是，小说中出现两种情况：面相决定命运型与面相不能决定命运型。小说中的占卜术，如求签、算命都“无有不验”。求签种类不一，每签都有诗，以预示所求之事；算命术多是八字预测，亦可无事不占。也有人用算命术以作他用的。话本小说中既有对阳宅风水的描写也有对阴宅风水的描绘，在对风水的描绘中，既有古人的环境意识，也有对于迷信风水的批判。神仙信仰由神仙人物信仰，仙境信仰与成仙方式信仰三个部分组成。小说中的神仙人性化特点相当突出。神仙们既有道心，又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他们道法高强，以济世济人为已任，时刻显现着战妖除魔的道心。但是，在话本小说中，神仙们的人情味似更足一些，他们的斗法有自我炫耀的成分，同时，又且有“唯我”主义，官本位意识，情爱意识等。与前代的仙境相比，话本小说中的仙境更世俗化。按仙境的分布，可分为海上仙境、洞中（穴中）仙境、神山仙境，室中仙境，水下仙境五种。话本小说中的成仙之道侧重于心性的修炼。主要有历劫成仙，考验成仙，悟道成仙，积善成仙，因才因技成仙几种。历劫成仙主要是对“谪仙”而言，谪仙通过历劫重新修炼心性而成仙。考验成仙是考验欲求成仙的凡人是否有成仙的资质与决心，悟道成仙是要人们悟出功名富贵的虚无，它常与前两种成仙方式相联。积善成仙是儒家思想在话本小说中最明显的体现，也是民众对成仙者的道德要求；因才因技成仙，这其间有对被主流疏离的士子们的安慰。升天方式一是白日飞升，成仙者们可以有凭借物升天，也可直接飞升。二是尸解，这是较低级的成仙方式。善恶报应在话本小说中相当普遍，报应内容以及表现形式都是多样的。在报应时间上，则以现报为主；在报应的方式上，善报类则主要体现为增寿、加官、致富、为神，恶报类多死亡、失功名、减寿减爵、轮回或化异类。话本小说中的善恶报应相当丰富，本文只从吏治、婚姻与金钱观三个方面分析。小说家以善恶报应的形式来表明他们在这三个方面的观点与态度：在吏治问题上，主张以德为官，斥奸尚忠，尚清廉而斥贪暴，崇廉明而贬糊涂，为吏者要公门积德，忠于吏职。在婚恋问题上，则主张以理导情，情合于理；夫妻之间相相互忠诚，互守信诺，相互尊重，不离不弃；并主张青年男女未成婚姻，不逾大防；对他人的婚姻家庭也要尊重。在金钱观上，小说家欣赏商人以德经商，并认为求财逐利要恪守规范，倡导见利思义，拾金不昧。 善恶报应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不能科学地解释问题，并在某些方面掩盖了事情的本质，还传播了命定论，使人安于现状，并且使小说模式化。虽然如此，善恶报应仍有积极的一面，尤其在道德教化方面，它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明末清初；话本小说；民间信仰
12.司马相如研究
熊伟业 2008
摘要：汉赋最重要的作家当属司马相如，他不仅是汉赋的集大成者，其个人形象也集中体现着古代文人的诸多本质特征。从文学创作来说，司马相如赋作典型地体现着艺术追求与政治要求的矛盾；从文人形象来说，司马相如一生行迹又体现着个人性情与伦理道德的矛盾，其“遇、不遇”、“穷达”、“风流放诞”、“善著书”等等都体现着古代文人的根本特征。因此对其进行综合研究能够加深对汉赋和汉代文学的认识。本文主体为四个部分。生平、《子虚上林赋》研究、其余辞赋研究、散文研究。一是司马相如生平研究。《史记》记载司马相如生平很简略，需要根据现有汉史成果、从西汉社会、文化一般状况推考司马相如生平的种种细节，对其一生事迹性格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以利于知人论世。重点之一是考证近年提出的“相如县”问题，考知司马相如祖先于秦灭六国时自赵国被强行迁移至巴蜀，由古蜀道葭萌沿嘉陵江进入巴郡，汉代属巴郡安汉县，今属四川省蓬安县。幼年时举家迁居成都，遂以成都为籍贯。这个史实不载于《史记》，是因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材料来自司马相如《自叙》，而这个《自叙》就不曾记载这些内容。原因在于先秦西汉对人物籍贯的理解和后人不一致，更多地是以户籍所在地为自叙籍贯的内容。司马相如的《自叙》是现存可考“自叙”的首篇，不如后来自叙详备，所以缺乏记述祖先旧居的内容，而其旧居被当地一直保存。南朝梁代因巴西郡新设县境内有司马相如旧宅，命名新县为“相如县”，以此作为鼓励当地人士、巩固边防并与北朝进行文化争夺的一种手段，直到明代改“相如县”为蓬州，今为蓬安县。 重点之二是根据汉代二十岁“傅籍”的年龄规定，结合前人考订司马相如游梁在景帝初元二年（前155），进而新定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四年，即前176年。据《史记》类似笔法确定司马相如卒年为元狩六年，前117年，修订旧说元狩五年、前118年之误。重点之三是考订司马相如再入长安作《子虚上林赋》为元光元年。重点之四是考订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大致在元狩二年左右，“孝文园令”具体职守与其后期创作之间有直接关系，对后期辞赋文章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准确具体的思想生活基础。 《子虚上林赋》为汉赋巅峰之作，有关具体问题争议很大，本文一一辨证，以期求得更准确的结论。《子虚上林赋》的基本内容是各种“物色”，这是先秦以来至西汉的文学审美新意识的典型的反映。这就是《七发》周详描述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文心雕龙》精到地总结为“繁类以成艳” 。在这个审美意识的指引下，《子虚上林赋》选择上林苑中最动人的各种“物色”进行描绘，精心修辞，在押韵、骈偶、联绵字、联边字等方面都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化，也就是《子虚上林赋》文学审美价值的核心所在，也是当时读者最关注之处。这种文学审美意识是汉赋发展的前提，后人在文学审美技巧手段日益丰富复杂的条件下，对《子虚上林赋》为首的汉大赋了无兴趣，原因不在于《子虚上林赋》为首的汉大赋本身有多大的弊端，而是文学审美意识发展的结果。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汉代就主要体现在《子虚上林赋》的这种“巨丽物色”的观念当中。司马相如其余辞赋是本文第三个部分。现存辞赋除《子虚上林赋》外，仅有《美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四篇。其中《美人赋》、《长门赋》因不载于《史记》，而始载于《文选》、《艺文类聚》。宋以后开始怀疑并否定为司马相如作品。在《美人赋》、《长门赋》的研究中，重点之一就是推原否定论的各种证据，至今所提出的所有依据，并不确切可靠，还不能否定司马相如所作。《美人赋》的特点是模拟改造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讽赋》，思想意义无关紧要，游戏俳谐，典型的习作，属于早期作品。《长门赋》由于涉及汉武帝、陈皇后等真人真事，问题就十分复杂。总之，《赋序》所谓“赠金求赋”不可能在当时出现，属于《文选》等编选者所加，并非《长门赋》原文部分，而《长门赋》应属司马相如所作。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之后，可能在汉武帝示意下作《长门赋》，但非明确以陈皇后为主人公，而是以“孝文园”为首的广大离宫宫女为实际的对象，首创“宫怨”题材，并在古代文学的心理描写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哀二世赋》短小精练，也属于咏史纪行文学作品的首创者。《大人赋》涉及与楚辞《远游》的关系，学界至今不能确定孰先孰后，谨以汉人注《远游》作者为屈原为准展开论述。《大人赋》“大人”的涵义、主旨争议不大。本文从写作过程、开头结尾的特殊之处继续阐发时贤“《大人赋》是文人思玄”之说。司马相如散文研究是是本文第三个部分。司马相如散文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押韵是为了“晓喻百姓”，本篇檄文是要让巴蜀全体百姓“遍闻”，押韵就很有必要，可以帮助讽诵、记忆。和骈偶、铺陈一样，押韵也成为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主要探讨司马相如首次出使西南夷使命、地点与年月；主题表达与假设以夸饰；文体特点与名称等问题，考定自先秦汉流传至今的成篇檄文最早就是《喻巴蜀檄》，以确定此文的文学史基本地位。《难蜀父老》作为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由于情况特殊、表达隐晦，其双重主题仅被认识到其中一重，另一个深层的隐晦的根本的主题多被忽略，要点之一就是探讨这个隐讳反映巴蜀父老疲困的主题。其次探讨其修辞方式，即以骈偶、押韵、联边字为主，体现出比《喻巴蜀檄》更浓厚的辞赋特色。最终考定其首创“难体文”的文学史地位。《谏猎疏》研究侧重在论述的方法和全文气质，篇幅极短，仅仅２６９字，却层层推进，说理清晰透彻；二是语短意切，忠心溢于言表。全文就事论事，直来直去，不作发挥，言辞直质朴素，正见恳切于言辞之外。 词句表面自然，实际一丝不苟：大多押韵，骈偶博喻，整饰精警，风骨凛然，《封禅颂》研究主要集中在题材、主题、文体三个方面，从西汉封禅的具体情况论述《封禅颂》的主题，详细分析其押韵、结构，最接近辞赋的修辞方式；并论述其篇名《封禅颂》的合理性。《封禅颂》的文学史地位也是首创性，开创了后世“符命“类文体。最后考述司马相如作品的流传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汉武帝朝为第一个阶段，所有作品均流传于世；刘向父子校书时所辑录司马相如作品已经遗失过半，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大约在四十余篇，这是第二个阶段；魏晋之间编成《司马相如集》，约二十篇，比之刘向、班固所见，又佚失一半左右篇目，一直流传到宋末，当亡于宋元之间，为第三个阶段；在古本《司马相如集》已经佚失的情况下，明末张浦编辑《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中的《司马文园集》，已经是明代搜罗司马相如作品最完备者，其篇目除《史记》所载外，仅仅从《文选》录出《长门赋》、从《艺文类聚》录出《美人赋》，这也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全部司马相如作品。另外，略罗列公认为伪托司马相如、卓文君作品六篇。附录三则校释司马相如作品的片断，以见继续整理《司马相如集》的必要性。
关键词：生平；相如县；年代；物色；主题；音韵；结构
13.论唐前文化中的人神遇合
阳清 2008
摘要：论唐前文化中的人神遇合，亦即以唐前典籍反映人与神性集体之间的交流、沟通抑或逢遇为核心，通过综合分析神话传说、诗文辞赋、史传杂记、志怪小说等不同体裁中出现的，间接或直接与人神遇合文化相关的意象、情节、内容、主题、叙事类型等，考察唐前这一历史阶段人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而昭示的人文内涵和文化效应。基于此种研究意图，本文主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纵向梳理，亦即先秦和中古时代人神遇合文化的展示与流变。先秦之际的人神遇合，主要概括为五个部分：对人神遇合的文化寻根、神话歌谣中的诡奇怪诞、经史元典中的人神关系、先秦诸子中的神异叙事、屈宋辞赋中的人神接遇。其中，对人神遇合的文化寻根，大致勾勒出自“万物有灵”时代以来人神关系的历史演变，并为此后相关的学术研究提供宏阔的背景；神话歌谣中的诡奇怪诞，主要以《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先秦歌谣为探讨对象，意在说明神话、歌谣与人神遇合文化的原始关系；经史元典中的人神关系，重点阐述《诗经》“人神交流”模式和“左氏浮夸”的史学风格，它们代表着儒家经典对人神遇合文化的贡献；先秦诸子中的神异叙事，实际上是围绕着道家经典神化寓言和《墨子》对鬼神之事的记录，体现出哲学思辨对人神遇合文化的假托利用；屈宋辞赋中的人神接遇，通过展示《楚辞》文本诸如“巫受神命”、“祭歌娱神”、“人神同游”、“人神之恋”等多种人神交流模式，彰显出文学创作对人神遇合文化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先秦之际的人神遇合，不仅体现出杂而多端的总体特征，而且对中古时代的神异叙事，产生着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中古时代的人神遇合，主要概括为六个部分：诗歌作品中的神幻意趣、辞赋事体中的神鬼象喻、正史杂说中的怪异论载、宗教传记中的神人纠葛、两汉志怪中的神迹仙踪、六朝笔记中的人神遇合。其中，诗歌作品中的神幻意趣、辞赋事体中的神鬼象喻，通过关注汉乐府、六朝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多种形态的诗歌文本，以及汉大赋、骚体赋、抒情小赋等多种形态的辞赋文本，集中表现出自《楚辞》以来，纯文学文本对人神遇合文化的贡献。此外，正史杂说中的怪异论载，主要阐述正史对虚幻元素的吸收利用，以及以《风俗通义》为代表的杂传杂记对神秘文化的演绎；宗教传记中的神人纠葛，意在以《列仙传》、《神仙传》等道教仙传，以及以《高僧传》、《出三藏集记》、《比丘尼传》等佛教僧传为代表，分别论证宗教传记对人仙遇合传说和人佛感通灵验的记载，通过分析道徒、僧尼与鬼神世界的遇合交锋，强调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等为争夺信仰空间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两汉志怪中的神迹仙踪，重点分析了两汉时代诸如《神异经》、《十洲记》等地理博物文本对神仙和仙境的描述，详细考察了汉武帝传说系列文本中的人神交流，客观上昭示出汉代多种神秘思潮对人神遇合文化的影响；至于六朝笔记中的人神遇合，笔者试图把这个时代数量繁多的志怪小说，从总体上概括为仙道故实、神佛灵验以及民间鬼神故事等三种颇具宗教内涵的神异叙事，最大程度地彰显出宗教造神运动对人神遇合文化巨大贡献。总的来说，正史杂说中的怪异论载、宗教传记中的神人纠葛、两汉志怪中的神迹仙踪、六朝笔记中的人神遇合，集中表现出自《左传》以来的史学叙事，以及受史学叙事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神异叙事，对人神遇合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下编：综合研究，亦即从主题学、类型学、宗教学以及叙事学等多种视角出发，综合诠释人神遇合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内涵以及文化效应。基于主题学、类型学的理论背景来研究人神遇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人神遇合的主题及层次、人神遇合的类型及意义、人神遇合的内涵及效应。以人类与神灵之间的交流、沟通抑或逢遇为主题内容的神异叙事，大致形成了六种层次。其中，精神感通表现为宗庙祭祀式的冥想；附体之验表现为神祗借人传达意旨；空中闻语表现为音声印证人神之遇；梦幻奇遇表现为以梦为媒介而沟通；现实邂逅表现为神验影响思维向度；深入交往表现为拟构生活彰显理趣。不仅如此，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神异叙事，还大体形成了预验休咎、洞天逢仙、人神同游、神灵感恩、精诚感降、惩恶显灵、鬼神征召、危难佑护、道途历练等多种类型，分别集中表达了人们对前途命运的探知、对幸福彼岸的追寻、对郁闷牢愁的排谴、对价值理念的领悟、对善行美德的张扬、对恶言恶行的鞭笞、对有限生命的哀惋、对福寿安康的渴求、对成功之路的理解等内蕴深刻的人文内涵。从总体上看，这些人文内涵又可以总结为三种：对理想和成功的探寻、对生命和情感的领悟、对道德和价值的认识。从文化效应上看，人神遇合类型促进了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和繁荣。基于宗教学的理论背景来研究人神遇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从宗教脉络看人神遇合、从宗教母题看人神遇合、从宗教造神看人神遇合，从宗教氛围看人神遇合。其中，从宗教脉络看人神遇合，重点论述了原始宗教信仰与人神遇合文化的关系，神仙信仰背景下原始道教和神仙道教对人仙遇合传说的促进作用，佛教东渐及其本土化历程对人佛感通话语的重要影响；从宗教母题来看人神遇合，首先论证了宗教神异母题的产生及其基本特质，然后以“死而复生”叙事背景下的“地狱冥游”母题为典型，重点阐述宗教母题与人神遇合文化的纠葛。从宗教造神来看人神遇合，依次研究了神灵诞生及宗教造神的必然性，宗教造神促成神异叙事的繁荣，从人神遇合看佛道之间的竞争等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分析总结出政治造神、民间造神等多种造神思维，特别是道教造神和佛教造神对人神遇合文化的深刻意义，强调宗教造神的结果，在于促进宗教信仰的顺利发展和广泛流播。从宗教氛围来看人神遇合，试图依据人神遇合神异叙事的三个基本环节，具体探讨声音、光线、色彩等感官视听元素对人神遇合过程的渲染，借此总结出神异叙事营造宗教氛围的基本特征。基于叙事学的理论背景来研究人神遇合，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人神遇合神异叙事形态、人神遇合叙事基本特征、人神遇合叙事文化效应。其中，人神遇合神异叙事形态，具体分析了唐前文本叙事的基本规律，详细探讨了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文本叙事，其形态以及具体表现，强调诗歌、辞赋、史传、志怪小说等文本形态，都是展示唐前人神遇合文化的典型“事体”；人神遇合叙事的基本特征，是在叙事学基本理论的关照下，初略论及神异叙事的主体构成，集中研究“全知叙事”、“第三人称限知叙事”、“预叙”、“重叠叙事”等叙事视角或叙述模式对人神遇合文化的演绎，重点昭示时间和空间在神异叙事中的特殊作用，并在总体上概括出人神遇合叙事的基本特征和客观成果。人神遇合叙事文化效应，则是从三种角度出发，一是论述神异叙事对个人及社会心理的一般作用，二是强调神异叙事对于后来人神遇合文化的意义，三是阐释神异叙事对文学创作的历史影响。三者共同展示出人神遇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通过纵向梳理先秦和中古时代的人神关系，综合诠释人神遇合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内涵以及文化效应，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了唐前文化中的人神遇合。所有这些努力，意在为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提供某些借鉴或方便。
关键词：人神遇合；主题；类型；宗教元素；叙事学
14. 《西游记》词汇研究
张晓英 2008
摘要： 《西遊記》為四大名著之一，取材於唐僧取經的故事。在民間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撰成，富有生活氣息，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重要語料。后人對作品詞彙的研究主要是個別詞語的考釋。本文以明刊《西遊記》為語料，考釋疑難詞語，以期為名著精勘確釋提供借鑒。本文首次對明刊《西遊記》的文獻詞彙進行了全面研究。結合《西遊記》語言的特點，提出研究的方法；從《西遊記》語料性質出發，舉例論證了《西遊記》詞彙研究對古籍整理和辭書編纂的實際參考價值。其次詳勘異本異文，探析並盡可能恢復名著語言原貌。通過比勘明刊四個百回本，《西遊記》版本源流關係得以確認。長期以來，學術界認為世德堂本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百回本，楊閩齋本是世本的刪節本。經比較研究各本語言，楊本當是現存第一個百回本，世本是楊本的擴大本。因此楊本在《西遊記》版本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時對世本也具校勘價值。《唐僧西遊記》殘缺目錄、卷一和卷十二，所缺內容據《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抄補。但唐僧本是世本的刪節本，同時參照了楊本。除抄補內容外，唐僧本與李本沒有直接關系。《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翻刻世本，有竄改。
关键词：《西游记》；世德堂本；杨闽斋本；《唐僧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15. 竺法护译经（本缘部）词汇研究
陈春风 2008
摘要：两汉之际，佛教东渐传入中土，伴随而来的是中外高僧大德孜孜不倦的佛经翻译活动。这一不朽的盛业在传播宗教理念的同时，为汉民族的文化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卷帙浩瀚的佛经典籍，成为研究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不仅如此，早期的汉译佛典文献，因其独有的社会地位和形成过程，保留了大量的接近当时实际语言的材料，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受到研究者的密切关注。作为在汉地长大且通晓三十六种语言的侨民译经家，西晋时期的竺法护无疑是继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和三国支谦后汉译佛经史上又一位重要的译经大师。他毕生致力于译经传教，译籍种类繁多，当时在西域流行的经典大部分都翻译过来。他的翻译总是在理解原文且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让译文尽可能去接近原文。同安世高、支谶等偏于“质”(朴质)的翻译风格和支谦偏于“文”(修饰)的翻译风格相比，竺法护译经有“文”、“质”兼顾的优点。在他周围还长期聚集着许多助译者，因此，译经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了可观的收获，对当时和后世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口语性较强的竺法护译经本缘部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历代汉译佛经和中土文献，运用描写和比较的方法，对译经中的词汇现象作了梳理和研究，并同辞书编纂相结合，对有关问题作出分析和探讨，进一步发掘竺法护译经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开篇回顾了早期汉译佛经语言的研究成果，阐述了研究竺法护译经的必要性。简要介绍了竺法护的生平、译经内容，并根据古代经录的记载和前贤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译经进行梳理，确定了译籍数目。在对竺法护译经的研究现状作交代后，就译籍特点和译经风格进行了简要的评说。最后，从用词、用语、用字三个角度展示了竺法护译经所具有的语料价值。第二部分，竺法护译经（本缘部）并列式双音词研究。探讨了《生经》中并列式双音词的结构关系和历史层次性。在对双音词结构关系的研究中，本文从调序结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三个方面展开。①调序结构考察。以《广韵》的声调系统作为依据，穷尽性地测查了平、上、去、入四声在每一个双音词中的组合搭配情况，分析声调的组合关系对并列式双音词两语素排列顺序的影响。②语法结构考察。将全部并列式双音词按语法结构分类，调查“名名”组合、“动动”组合、“形形”组合等类型在整个并列式双音词中所占比重，并同先秦文献中并列式双音词的语法结构类型做了对比。③语义结构考察。深入分析了并列式双音词词义和参构语素义的关系，揭示了词义的生成方式。在对双音词历史层次性的考察中，本文追溯了每一个双音词的历史来源，调查产生于不同时期的双音词在《生经》这个共时平面内的使用情况。通过以上研究，试图对并列式双音词在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第三部分，竺法护译经（本缘部）中的同义词群。探讨了译经中数量比较多的十六组同义词群。首先对每一组同义词群进行充分描写，在此基础上对复音词的参构语素与成词关系，以及同义词群大量涌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第四部分，竺法护译经（本缘部）词汇研究与历时语文辞书编纂。以《汉语大词典》作为参照，从修正释义、补充义项、增补收词、补充词形、提前辞书首见书证五个方面，探讨竺法护译经（本缘部）词汇研究对汉语辞书编纂的重要价值。在确定词语的具体含义时，本文尽量收集关于这一词语的文献用例，包括同时代的或前时、后时的佛典文献和中土文献用例，确保词语义项的准确性。第五部分，竺法护译经（本缘部）词语例释。对译经中常见但辞书未收以及出现新义项的词语作了补充训释。第六部分，结语。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通过以上几方面的考察和探讨，本文试图对竺法护（本缘部）译经中并列式双音词、同义词群，以及译经中词语的使用情况对辞书编纂的数据价值有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展现和探索。然而，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在许多方面有待细致考察和深入展开。竺法护译经的翻译风格和丰富的词汇现象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探讨。
关键词：竺法护译经；並列式双音词；同义词群；辞书编纂
16. 敦煌变文词语研究
杨小平 2008
摘要：敦煌變文是漢語由中古向近代過渡的代表性文獻，同時也是唐五代白話語言的代表性文獻。它具有真實可靠性、過渡性和口語性等特點，成爲詞語研究的理想語料。本文在論述了變文詞語研究狀況並初步斷定變文創作時間以及所屬時期的基礎上，以《敦煌變文校注》為研究版本，對照《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選注》，通過文獻考證，結合敦煌文獻、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和現代漢語方言俗語材料，參考前人時賢的論著，運用語言學理論和傳統訓詁學方法，從共時和歷時角度對敦煌變文中的718個詞語進行了討論，論述了其意義以及費解、誤解緣由，為漢語研究、古籍整理、辭書編纂提供了一些具體材料和參考。其中包括基本詞和一般詞共353個，新詞古語80個，同義詞184個，疑難詞語101個。同時，本文在論述時注意總結變文詞語研究的理論方法和經驗教訓，以求深入分析變文詞語意義的來源和演變，為進一步深入探討變文語言系統以及唐五代語言系統的規律作鋪墊。變文創作時間不明，就會影響變文詞語歸屬的時期，便只能籠統地歸屬於晚唐五代。而晚唐五代的變文只為變文總數的一半，其餘的是盛唐、中唐及宋初的變文。晚唐五代並不能概括整個變文所處的時代。也就是説，變文語言系統是與唐五代語言系統一致的，而不是與晚唐五代語言系統一致的。通過對變文創作時間的探索，我們推斷變文創作時間都在武則天時代以後到宋初的300多年裏。從共時平面來看，變文詞語包括基本詞和一般詞。變文詞語研究首先就是對基本詞的挖掘，基本詞大多沿用先秦兩漢魏晉的基本詞。基本詞的探討很大程度上與常用詞交叉。本文對學者未涉及到的8個常用詞進行了討論。變文詞語中更多的是一般詞，本文共論述了345個，其中包括方言詞73個，聯綿詞86個，外來詞86個，宗教詞48個，其他詞52個。這些一般詞之間是交叉的，並不是並列的，如聯綿詞和外來詞。方言詞本應該討論變文中的方言詞，由於研究材料的缺乏，判斷變文中的詞語屬於唐五代的方言詞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本文討論了現代漢語方言保留的變文詞73個。聯綿詞只討論狹義的聯綿詞，而排除同義連用的聯綿詞。聯綿詞包括雙聲、叠韻和其他聯綿詞。聯綿詞本來不能分開使用，但在俗文學中，由於受到漢字的巨大影響，個别聯綿詞被倒用、單説單用，古人對一些聯綿詞存在誤解、誤拆等現象。外來詞只論述狹義的外來詞，也就是一定有音譯成份的外來詞，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般不予討論。由於外來詞涉及到兩種語言的對比，對其研究更多地依靠前人對外來詞的相關研究。變文外來詞包括西域外來詞、梵語外來詞和其他語言外來詞。外來詞大都服從漢語自身的詞彙、語法規則，並不是逐字逐音的全譯，而是節譯或者縮略，與原來語言的聲音有一定差異。變文屬於宣傳宗教的俗文學作品，其中自然有不少宗教詞。宗教詞包括佛教詞和道教詞。本文只對《敦煌變文校注》等論著未論述的宗教詞進行討論。除了方言詞、聯綿詞、外來詞、宗教詞以外，一般詞還包括有其他詞。它們大多數是解釋有誤者、應解釋者未解釋的、容易誤會者、有爭議者。從歷時角度來看，變文詞語包括新詞和古語。由於前人時賢對變文的新詞古語已經有一定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對之進行補充論證。其中補充新詞40個，新義24個，古語14個，並調整2個新詞為新義。本文從變文詞彙中選擇了18組同義詞，共184個詞語，從共時和歷時角度進行了論述，分析其含義、出現頻率、出現時間、消亡情況等。變文同義詞近一半沿用古語，一半多屬於新產生，新詞古語共同構成了變文同義詞系統。變文同義詞在後世也有所保留沿用。疑難詞語的考釋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變文研究的基礎工作。本文對《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敦煌變文選注》、《敦煌變文校注》等論著中的疑難詞語101個進行了討論分析。詞語如果有兩種以上看法分歧，擇善而從或提出己見，力圖結合語法、音韻、上下文和原卷及歷史實際加以推斷。通過對變文三十一万多字語料的研究，我們發現：變文既有本地土著的方言俗語，也有外來移民的方言俗語，但更多的是通語。同時，變文既與中國本土文化有關，又與外來文化有關。中外交融使變文詞語呈現複雜的面貌。變文詞語承上啓下，沿用古語，衍生新義，出現新詞。而新詞古語共同構成了變文詞彙系統，印證了語言演變不是突變而是漸變的發展理論。變文的同義詞豐富，同義詞既使用等義詞，又使用近義詞，都是為表達的豐富和滿足宣講的需要。同義詞也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進行變化，淘汰容易誤會誤解的，保留表達準確恰當的，最終形成不同時代的同義詞聚合。變文多破損缺漏，書寫時文字又多有衍、脱、倒、誤等現象，俗字、俗語大量使用，為變文的閲讀和整理研究帶來許多疑難問題，要破解疑難，在核對原卷的基礎上，運用識别字形訛誤、因聲求義、考慮語法、排比歸納、徵引旁證、涉獵佛典、參照前人的詮釋、參證方言等方法就是變文疑難詞語的破解之道。
关键词：敦煌變文；詞語研究；共時描寫；歷時分析
17.张籍研究
焦体检 2008
摘要：本论文是对中唐诗人张籍的综合性研究。论文除引言外，共分七章。引言部分，交代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指出：（一）虽为韩门弟子，张籍却因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而被白居易引为同调，以其乐府诗的写实性传统和通俗化倾向成为杜甫和白居易之间创作的桥梁。（二）自唐以来，历代诗评家对张籍的评价很不一致，究其原因，主要取决于评价者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审美趣味。（三）屡被后人诟病的张籍尚俗、务尽的诗歌创作倾向乃是时代的产物。（四）生平考证、交游考述和乐府诗歌依旧是当今学界张籍研究的焦点。尽管如此，目前这些领域内一些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多争论。而关于张籍研究的其他方面，诸如其近体诗研究、文学思想研究、诗歌影响研究、诗集版本研究等领域，仍待深挖细掘。因此，本文在对张籍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弥补这些领域内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对张籍的生平进行考述，包括其里贯、家世、生卒年的辨析，生平经历的梳理等，从而得出结论：（一）张籍祖上一直寓居吴郡，张籍在其诗作中屡次提到的“故乡”也皆指吴郡而言。至贞元十二年（796）前后，张籍才举家迁往和州乌江。（二）对张籍生年之所以会产生种种不同说法，是因为诸家对关涉到张籍生平行迹的作品理解上的偏差造成的。各家考证，以吴汝煜“大历元年”（766）之说较为精严可信。（三）由张籍《送白宾客分司东都》和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两诗推断，张籍约卒于大和四年（830）。（四）张籍一生仕途蹭蹬，生活困顿，饱受贫穷和疾病的折磨。他曾任太祝而十年不调，患了眼疾而几乎失明。后来所历官职也多是些学官闲曹。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张籍的性格特征，指出苦难的经历和生活的磨砺塑就了诗人较为独特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为狷介直率、高洁好古、真挚笃厚、素朴自然等几个方面。第三章分别对张籍的儒家思想、佛道思想等进行考察，指出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多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本章还考察了张籍的文学思想，指出张籍的文学复古思想对韩愈开展的古文运动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的文学创新意识则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第四章论述了张籍的交游。首先考察了韩愈与张籍的师弟子之谊，指出韩愈不仅是张籍诗文之知音，还是他人生的师长，张籍《祭退之》诗即是两人长达约三十年师生情谊的真切见证。其次，本着“考张籍即所以考诸家”的目的，细致梳理了张籍与他人交游的经历，包括孟郊、王建、白居易、贾岛等诗文之友，裴度、令狐楚等公卿名士，朱庆馀、项斯等后学之辈，认为这是诗人生命中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第五章着重探讨张籍的诗歌。（一）梳理了张籍乐府诗歌的渊源，指出张籍的诗歌远祖《国风》，宗法汉乐府，中受南朝诗人鲍照的影响，近则秉承杜甫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传统。（二）对张王乐府与元白新乐府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张籍乐府诗歌继承了杜甫新题乐府讽喻现实的创作精神，并影响了元白的新乐府创作；张籍后来又在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大旗下继续着自己的新乐府创作，从而与元白的新乐府创作相互辉映。（三）提出张籍近体诗创作的通俗化倾向，正好体现了唐代诗歌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变过程。（四）对张籍清幽新奇的审美追求、深沉委婉的艺术风格、通俗浅近的诗歌语言、比兴对比的表现手法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第六章对张籍的影响进行历时性的爬梳。首先考辨了晚唐“张籍诗派”的来由，指出最早明确提出“张籍诗派”者，实乃宋末元初人方回，而非南唐人张洎。其次梳理了历代诗评家对张籍诗歌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后人对张籍诗歌的学习和模拟；同时还指出：元、白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张籍的诗歌既有合乎风雅的社会政治诗，也有表现琐细浅俗的日常情事的内容，还有充满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的风土诗，这恰恰迎合了宋人对于诗歌的审美要求，因而被宋人目为“乐府正宗”。第七章对张籍诗集的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述，通过比勘二十余种宋及明清版本，从其篇卷之分合，收诗数量之多寡与编次之移易，刊刻之序跋及庋藏之题识，印签之鉴别等等，并借助目录学著作，论其旨归，辨其讹谬，进而探明诸本之渊源分属与承传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张籍诗集版本的两个源流系统：五卷本系统和七卷本系统。
关键词：张籍研究；新乐府；张籍诗集；版本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