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词中的时空意识——宋代词人的生存体验
杨吉华 2009
摘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时空意识问题涉及到了文化精神的总体建构问题。中国文化精神中时空意识源远流长，早在《周易》中，便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奠定了支配中国古代社会的时空观。而《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也涉及到不少中国古人的时空意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在自己的思想中不同程度地阐释了自己对于时空观的认识和理解，如《论语》、《孟子》、《管子》、《墨经》、《庄子》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分别阐释了中国古人关于时空观念的意识。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第一次明确地将时空意识与中国古代传统宗法社会政治文化相结合，阐释了时空观对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对时空问题进行了相对客观阐释的，则是《淮南子》一书。所有这些阐释，勾勒出了中国古人对时空问题的大致认识。文学即人学，对人的存在问题进行思考，首先面对的便是对人存在的时间依据和人得以存在的空间载体进行思考。时空意识是研究人对自我存在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因此，时空意象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意识观念，也是历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表现对象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时空意识首先以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开始出现在诗人的审美观照视野中，始于《离骚》。伴随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时空意识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永恒的表现主题之一。本论文则选择以宋词文本为依托，立足于宋词中的时空意识问题，通过对宋词中的时空意识问题进行阐释分析，从而尝试性地探讨宋代词人的生存体验问题。 为了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探讨宋词作品中的时空意识问题，以及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宋代词人之生存体验问题，本论文在内容结构上，主要以时间与空间二者之间的简单辨证关系为纲，对各章节进行统筹安排：首先分析在宋词中“时间的现身”原因，以此证明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包括宋代）中时间的重要性。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乃是对由时间和空间所构建的“天道”观之敬畏，并结合宋词中的具体文学作品对此观点进行分析论证，由此契机说明“空间的开显”问题。在分析清楚“天——人——地”的宇宙时空结构模式前提下，进而分析宋代词人诗意栖居的存在，即“时间中的空间存在”。词人在空间中的存在依据是时间，也即是“空间中的时间主题”。这个主题是词人的生命主题。词人在对自己生命的观照透视中，打开了一个心理文化空间——“世”，也就是说，在“时间中的空间开拓”中，词人更加本真地向自我存在的澄明敞开，呈现出自己在“时空交织中的存在”。这一总体思想，成为指导本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内容纲领。因此，本论文的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天上人间的同源同构，论述宋词中“时间的现身与空间的开显”问题。在第一节中，将首先从宋词中存在的大量自然时间意象分析入手，运用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与宋前相关文学作品的比较分析中，解读宋词中大量自然时间的情感色彩及其出现的原因，并且对宋词中频频出现的各种节庆词和反映日常生活的生活时间意象，分析它出现的原因和表现特点。在此基础上，从更深的哲学本体论依据上，阐释宋词中如此多的时间意象频频现身的原因。说明时间对宋人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承接上节，在第二节中，分析宋王朝为获取自身统治合法性过程中，表现出对“天”的敬畏之情，说明对“天”的意识，不仅具有时间的维度，而且有空间的维度。然后用宋词中反映各种祭祀、封禅、明堂礼等的作品解读，分析在这些仪式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宋代君臣对空间图式的文化抉择，并分析这种空间图式的文化意义，即时空观念中蕴含的“秩序”之重要性。第二章：象天法地的异质同构，论述宋词中“时间中的空间存在”问题。在论述清楚“天——人——地”的宇宙时空天道观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宋代）的重要性基础上，分析宋代词人在这个宇宙时空中的存在状态。首先直面的是自身在空间中的存在问题，因此，第一节集中分析宋词中的建筑空间意象，如庭院楼阁、宫殿、园林等特征及其出现的原因。第二节则主要围绕着宋词中出现的大量生活空间意象，如都市、帝都和家园等，分析文化空间意识在宋代的反映。第三章：永恒的存在之思，论述宋词中“空间中的时间主题”问题。词人在空间中的存在依据是时间，反映在宋词中，即是弥漫其中的强烈生命意识。本章将集中分析宋词中，词人对自我生命的强烈意识，如死亡焦虑、生日词、寿词等，以及对自我历史生命意识，如怀古题材中的时间意识等的深刻思考，反映宋代词人在空间存在中对自我生命时间的深刻关怀问题。第四章：天人相参：“世”的空间领会，论述宋词中“时间中的空间开拓”问题。词人在对自我生命时间进行透视、思考的过程中，打开了一个承载自我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心理文化空间——“世”。本章将着重分析由时间性规定的空间性认识及对人生抉择的影响在宋代词人身上的反映与表现。分析宋代词人对出世、入世、隐世及游世的不同文化抉择，从而反映儒、释、道三家对宋代文化的渗透与塑造作用，也由此从一个侧面证明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发展的成熟期这一观点。时空交织的社会，构成了宋代词人的存在基础，本章第二节中还分别从性别文化身份方面分析男女词人对“世”之不同情状的体验问题。顺便探讨宋代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共同创作出来的，所谓豪放词与婉约词二者在时空意识方面的简单比较问题。在整个词体艺术创作过程中，词人使用的“神思”艺术形象思维，与“梦”思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加上“梦”活动本身的独特性带给词人以一种幻想式的审美补偿作用，因此，宋代词人大量以“梦”入词而抒发自己的生存体验，形成了宋词艺术中“梦”意象的独特时空存在，丰富了词体艺术中的时空意识及词人自我的生存体验。因此，为使论文结构趋向完整合理，第五章将作为补充论证，从心理学与文学的角度分析宋词中特殊的时空存在：梦，以此结束全文。
关键词：宋词；时间；空间；时空意识；宋代词人；生存体验
2. 宋代诗歌对桃源主题的接受与传释
杨宏 2009
摘要：陶渊明晚年作品《桃花源记并诗》，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神奇而美丽的梦幻“桃源”世界.由于作品本文具有的模糊性和开放性，爲后世读者个性化解读与传释留下了广阔空间，桃源意象也成爲后世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型母题。特别是诗歌，从唐代开始便出现了模拟《桃花源诗》的专题诗作，到两宋时期达到创作高峰，宋代桃源主题诗歌的创作还直接影响元明清后三代，尤其是有明一朝，再次出现了一次桃源诗歌创作小高潮。 引言部分回顾了自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历代以桃源爲主题的诗歌进行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唐代桃源主题诗歌研究上，宋代桃源诗歌涉及较少，并且还存在一些缺陷和盲点，比如说，过于看重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但是却略显粗糙，很多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对诗歌文本分析不多；偏重唐代研究，唐以后则研究较少，甚至没有涉及；对桃源理想成因分析笼统、模糊等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以历史分期爲经，以传统文学鉴赏批评爲基础，借鉴结构主义、新批评理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时代、社会背景、作家生平等相关内容，从字意、情感、语调、用意等层面对每一时期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文本进行全面解读。对宋代桃源诗歌进行全面分析讨论，力图在桃源诗歌研究领域中有所突破。 正文部分分爲六章。第一章分析研究桃源传说的发生、发展及定型，从考察中国传统的桃文化入手，分析武陵桃花源和天台桃花源两种不同桃源故事体系发生、发展及定型的过程，探讨它们之间産生融合的原因。正是两种桃源体系发生了融合变化，因此才有了后世异彩纷呈的桃源文学。 第二章讨论宋以前的桃源诗，追溯宋以前的桃源诗歌接受与传释情况，主要是对唐代桃源诗歌的分析研究。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陶渊明及其作品逐渐被人们接受，最初对《桃花源记并诗》的接受还仅限于将“桃源“作爲典故来使用，以之爲隐逸之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隋代。随著陶渊明本人被越来越多唐代文人所接受、认同，地位逐渐提高，唐人对桃源主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大量创作桃源主题诗歌。 第三章进入对宋代桃源诗的分析。首先是概述部分。第一节简单介绍宋人对陶渊明及陶作的接受情况、对和陶诗的评价。第二节是关于宋代桃源诗歌的概况介绍，首先用描述性语言对本文所探讨的桃源诗歌作出界定，接着通过表格形式，在历史分期下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总结，这一工作是前人研究领域中没有涉及到的。第三节作爲宋代桃源诗歌的延伸，补充说明宋代诗歌中“桃源“意象使用情况及特点。相对于前代来说，宋代诗人大大开拓了“桃源“使用范围，赋予其更多新的意义。 第四章是本文主体部分，本章对除了王安石、苏轼等已经爲古今学者所熟知、且详细研究过的作家作品研究之外，对前人没有或者讨论甚少的一些诗歌作品也没有忽视，结合宋代历史文化背景，对王令的法制思想，魏了翁的理学情怀、章惇的文明开发边地，方回的君臣讨论等内容均有论及，希望能清晰了解整个宋代桃源诗歌整体面貌。在文本详解、新解的基础之上，重点考察作品和时代、社会、文化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建立起一套新的宋代桃源诗歌批评理论体系。本章分爲六个小节，前四节分别论述桃源仙乡幻境说、隐逸之境说、理想之邦说以及现实世界说的四种阐释类型。第五节採用表格形式，分析统计四种阐释在两宋六个时期的分佈状况，从中找到不同阐释说与当时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第六小节从内容和艺术技巧两方面分析对比唐宋两代桃源诗歌的异同。宋代四种阐释中，前三种是对唐代诗人和陶渊明本人解说的继承和发展，第四种以桃源爲现实世界、向心求证的阐释则是宋人别开生面的创新。 第五章分析研究宋人桃源理想成因，从历史与现实的互动、理想与个人遭遇的关系、理性与疑古、出仕与隐逸等多个角度对宋人桃源理想形成原因及发展演变进行研究探讨。从历史角度看，《桃花源记并诗》之后，桃源理想便开始萌芽、成长、发展、壮大，一直绵延不绝传递下来；从现实社会考虑，桃源理想在宋代有著适于其生存的土壤；就个人来说，出仕与隐逸的矛盾始终是中国文人无法摆脱的罗网，如何在二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困扰他们一生的难题，而桃源能够解决这个麻烦；学术思想和理念、时代精神等是宋人桃源理想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是创作方法研究，从宋人提出的以故爲新、翻案成章、夺胎换骨等方面文学理论对宋代桃源诗歌的创作方法进行探讨。宋人有意选择桃源这一历史题材作爲诗歌创作对象，显示出与前人、特别是唐代诗人竞技的意图，考察宋人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确实是超越了唐代桃源诗。虽然对前人创作手法、语言词彙等技巧有所沿袭，但是也不乏自出机抒、别出新意的突破。 最后是本文的结语部分，考察宋以后，元明清三代诗人创作的一些桃源诗歌，与宋代桃源诗相较，没有脱离宋人的创作，可以说是宋代桃源诗的余绪。
关键词：宋诗；桃源主题；仙乡幻境；隐逸之境；理想社会；现实世界
3.神圣与世俗——甲居民俗研究
刘亚玲 2009
摘要：众所周知，在一些藏文典籍中，从来就有所谓“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即“藏地三区”的提法。其中，“人区”的提法，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康区人文地理方面的特殊优势。从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地域看，迄今为止，重西藏而轻青海、四川藏区的现象极为突出，选题取向、力量配备、资金投入都是向西部(西藏)藏区倾斜，使东部藏区（尤其是在文化上很有特点的康区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内藏学界如此，国际藏学研究也不例外。自从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徐新建教授认为根据其地貌特征，可称为横断山走廊）这个民族区域概念以来，这个“走廊”中的民族，才真正受到了重视。本篇特别选取位于康藏地区的甲居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笔者并非意图反映整个康区、乃至更大区域的历史或文化现象而进行论述，相反，甲居村个案地域性极强，它只是康区的一个点。康藏地区被沟壑、高山、河流分割得相对零碎。只有通过点的集合、片的拼凑才能呈现得更多，并借以与周边文化相比较。然而甲居村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点。甲居村属于四川藏地的农区，其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很特殊：一是它属于嘉绒文化的发源地之核心地区；二是它本身属于苯教区，但受到藏传佛教教派的影响，有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三是它处在农区又紧邻牧区，是农牧文化交汇之地。总的来说，甲居村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交融性和鲜明的地域亚文化特点。 根据甲居村民俗所体现的特征，笔者选取神圣与世俗为话题。这个话题，在宗教学、人类学、哲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神圣与世俗本就是存在于实践中的生活方式。在甲居村民的民俗中，他们自然地融合于饮食、居住等日常生活中。 本论文以个案为主，同时侧重它的实证和对象分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录，做甲居藏寨的民俗志。在中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目前少数民族的民俗考察里，有专题性的民俗研究也有村落的民族志的报告，但边缘地区的非汉族的民俗志是比较少。在此基础上，另一个方面，是进行一定的理论分析。这两方面是分而合的整体。在对甲居村的考察中，我发现它呈现出两条脉络，遵循传统宗教信仰的民间宗教人士与勤于旅游接待的乡民、转山的活动与旅游业的兴起都交织在一起。这两条路并行不悖且互相渗透。神圣与世俗巧妙的融合在甲居村民的民俗生活中，难分彼此。 本论文力图通过整体民俗的描述，接近甲居民俗的“本文”。在对民俗进行叙述后，分两条线索进行研究，一条是时间的线索，即以当地人的生命历程与年度周期作为文化文本，用人类学的理论进行解读，阐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另一条是空间的线索，丹巴县甲居村的转山活动为文本，阐释其多角度多层次的关联。 甲居藏寨作为丹巴旅游开发的重点，旅游的冲击与其神圣信仰的互动，至关重要。 在结构上，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首先讲述了笔者对“神圣与世俗”这个话题所吸引的缘起，然后提出了论文的研究问题、概念的界定，接着评析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后介绍了本文所占有的资料情况。 正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对田野调查点甲居村的自然地理及人文情况进行了概述。自然地理等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延续、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自然地理方面来看，甲居村位于横断山走廊高山峡谷环境，周围沟壑纵横，矿产丰富，动植物资源繁多。从人文社会方面来看，主要是对历史的追溯和对现状的简述。国家主导的行政沿革、当地的历史记忆，都是形成甲居村现状的积淀。第二章笔者采用民俗志的写作方法，从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方面呈现出甲居藏族的民俗文化概貌。饮食、居住、出行，在世人看来，不过是满足其口腹之需、遮风挡雨及社会交往等世俗性的功能。然而，在甲居村民的民俗活动中，神圣是融合于世俗之中的。神圣通过显圣物得以显现其自身。在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丹巴地区，甲居村民保持了最古老的苯教信仰，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神圣体系，相信万物有灵。在传统信仰守护下的甲居村，延续了其过往的文化传统。第三章以时间为框架，侧重阐述了甲居藏族的生命历程与年度周期。甲居村的时间，有神圣与世俗两种类型，世俗时间具有普同性，而神圣时间更能体现地方性文化特点，此处以神圣时间为主要叙述对象。神圣时间下的生命历程，是轮回、重复、可逆转的。甲居村民从一出生就被纳入了神圣的信仰中，作为人生大事的婚礼也是与神同在的，神圣一直伴随人们走向死亡。但死亡并不是终点，死与生没有截然的分界。对中阴阶段的人的照顾，在甲居村的丧葬仪式中，得到了凸显。在年度周期中，神圣时间以节日为间隔，重复出现。通过当地的节日，村民与神灵每年定时地重逢了。第四章以空间为框架，以神山信仰为主要对象，反映了甲居村民所具有的神圣地域等级。仪式空间的相对稳定，使对其的研究成为可能。此章主要围绕墨尔多山所辖的嘉绒藏区及其内部具有不同等级的神山体系而展开。甲居村民的观念中，有从小到大次第分布的神山体系。转山活动，就是在这套体系的指引下进行的，显示了不同层次的认同。第五章在旅游业的席卷下，甲居村民投入了民族旅游的浪潮中。笔者根据调查，将甲居旅游发展的历程进行了简述，并且从旅游人类学角度论述了旅游对当地民俗的影响。 最后部分是结语。本部分由从外而内的三个不同层次渐次推进：第一个层次是从研究域来说，本文是康藏研究，乃至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的个案补充，是传统研究领域的新探索。第二个层次是从方法论来说，笔者通过对民俗志与民族志区别与联系的探讨，提出要在跨学科，甚至破学科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地方志写作的实践，希望在实践操作上有所贡献。第三个层次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背景与方法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神圣与世俗理论学术问题进行了回应，以甲居为个案，探索了超越神圣与世俗二元结构的可能性。 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研究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与村民同吃同住同转山，更贴近当地村民的真实情况，有助于点的深入。另外又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等方式，照顾到面的范围。由于本文是在国家课题的支持下，并有多位课题组成员共同田野调查，收集到较多新材料。其中部分材料具有极高的探索价值，譬如笔者调查到甲居村保留了古老的八卦命名的方式。2、田野调查方法的创新型使用。在本论题涉及的领域内，在传统单点田野方法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笔者采用以一个田野点为中心，多田野点考察为背景的方法，不啻是一种创新。在具体田野工作中，笔者又使用了农村参与式评价（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简称为PRA）等实用技能型方法，并将其放置于当地语境中，也是一种探索。 3、研究切入点的新探索。卫藏地区一直是宗教研究重要地域，它被认为是“教区”。然而在众多的学术争论中，康区作为苯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或者复兴地之一，是无可质疑的。目前学界的研究中还比较缺乏从民俗角度对康区村寨进行详细的解析，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以保留传统苯教影响的康区村寨的民俗考察，为切入点，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探索。基于此，论文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首先是对嘉绒藏族一手资料的增添，为康区研究添砖加瓦。其次，借鉴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常用的应用型方式，运用在人类学调查中，更能体现当地人的观念。
关键词：神圣；世俗；甲居；民俗
4.“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张中奎 2009
摘要：清帝国“开辟”苗疆，用武力把苗民征服，在苗疆设厅置县，安屯设堡，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清帝国的目标是使“新疆六厅”的“生苗”化为“熟苗”，“熟苗”化为“民人”；“新疆”变为“旧疆”，“旧疆”变为“腹地”。这一“生苗/番/瑶/蛮”→“熟苗/番/瑶/蛮”→“民人”，“新疆”→“旧疆”→“腹地”的改造模式，普遍存在于中央王朝/帝国向边疆/“新疆”拓展的历史中。本研究的时空范围限定在清代的“新疆六厅”，论述时兼及“新疆六厅”周边苗疆地区。本论文正文分为十一章，加上绪论和结语，共十三个部分。第一章清帝国的苗疆叙事。长期以来汉文苗疆历史书写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苗民屡服屡叛，不服王化，所以清帝国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剿杀不服王化的苗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叙事版本是：无论“苗乱”为何产生，流官必对，苗民必错；剿苗、化苗是为了稳定苗疆……然而，清帝国时期的苗民已经尝试着借用他者叙事维护本民族叙事的合法性，并争取本民族的切实利益。第二章改土归流前的苗疆社会。苗疆并非都经历羁縻、土司到流官三种统治方式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羁縻制度、土司制度、流官制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土司制度只是羁縻制度的一种变形，清帝国时期土司制度和流官制度是并用的，最终目的都是更好地为王权服务。地方流官政府未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个忠于清帝国的基层力量（如乡村绅士阶层）协助流官治理苗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设置的土司（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土舍等）来管理苗寨。“鼓社”、“议榔”、“理老”是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苗族地区还有大寨管理小寨制度，他们共同构成了苗疆社会管理的一套完整机制。第三章苗的分类。“苗”是古代中原地区族群对西南各少数族群的总称，所指范围在不同时代略有变化。有时候在其后加上“夷”“蛮”“民”等，合起来泛指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有时候则在其前加上“侗”“仲”“黑”“白”“红”“青”“花”等，专指今天被识别的某种少数民族。古代汉族民间社会按生活经验给苗民分类，如衣服颜色/花纹、衣裙式样、髡髺形饰、居住地域/地名/方位、职业、服装模样、姓氏等。以汉文明为坐标，可以将苗民分为“生苗”与“熟苗”。第四章改土归流的再考察。清帝国“开辟”黔省苗疆的动因主要是铲除“苗患”，维持地方治安，所造成的其它结果都是铲除苗患的附产品。以经济成本计算，清帝国经营苗疆一直是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弃置苗疆的论争并非苗民斗争导致清廷让步的“阶级斗争论”，隐含着清廷内部以鄂尔泰为首的满族官员与张廷玉为首的汉族官员之间复杂的政治斗争。两党相争，直接影响到清帝国“剿抚兼施”治苗方略的实施，变成重“剿”轻“抚”。第五章改土归流与苗疆的政治变迁。雍正时期，一下子就把苗疆“生界”直接纳入清帝国的版图内。相应地，为了便利管理，清廷对黔省的疆域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今天贵州疆域的基础。清政府为了稳定苗疆的流官队伍，设置“苗疆要缺”，文武兼有，在俸禄和提拔上均有照顾。清帝国对苗疆人口贩卖的整饬，有利于苗疆的社会稳定。第六章清帝国对“新疆六厅”的治理。清代引起“苗乱”的原因有：天灾人祸、民族歧视、商业欺诈、财产纠纷、蚕食苗地、乱派夫役等方面。清帝国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治苗方略，沿用明代“屯田”、“隔离”和“教化”等治苗政策。在这三种政策中，相当长时间内偏重于“屯田”、“隔离”而轻“教化”。清廷不但把苗民用屯军包围起来，还颁布种种禁令，“蛮不出境，汉不入峒”，把他们封锁在苗疆，防止其危害周边“民村”。从“生苗”→“熟苗”→“民人”，从“苗籍”→“新民籍”→“民籍”，从“理苗府”→“军民府”→“理民府”，从“新疆”→“旧疆”→“腹地”，目的都是为了化生为熟，化熟为民，使 “苗疆”变为“内地”。这是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化苗”之道。第七章清帝国与“新疆六厅”互动下的王化进程。这一进程既有清帝国对苗民国家认同的积极引导，又有苗民对清帝国政治权威、司法体系的认同。既是苗民策略性地保护自己利益，避免流血牺牲的需要，又是其具有朦胧国家观念的肇始。第八章至第十一章是本文的重点，研究清帝国实施“苗疆再造”，推动“新疆六厅”王化进程的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政治上，清廷对参与“开辟”和“清理”苗疆的通事或向导大加封赏，设置了大量土司。在交通要道、战略要地建立屯堡，移入近万户屯军，钳制苗民的反抗。每一个屯堡名称都蕴涵着深刻的意义，肩负着清帝国对“新疆”教化的殷切期望。原先在苗疆“生界”通行的“苗例”，因为清帝国势力的进入而被重新加以改造。经济上，“开辟”苗疆后，清水江、都柳江沿岸逐渐与“腹地”经济接轨。驿道的开通、大道的延展、航道的整治与疏浚，打破了苗疆相对封闭的局面。大量汉移民的涌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及农作物新品种，给苗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清廷在“新疆”增设若干厅、县，以屯堡为中心，设立市场，逐渐改变了苗疆的社会经济基础。文化上，清廷有一整套化苗为民的文化措施，如修建学宫、会馆、庙宇、牌坊、祠堂等，引入中原地区的儒释道文化，极大地影响着苗民的文化价值观。在清帝国的积极引导培育下，苗民开始具有朦胧的国家观念。教育上，清廷大力倡导和推行苗疆义学，灌输三纲五常、忠臣孝子的封建伦理价值观，希图“渐移其俗”，改变苗民“落后”的风俗。苗疆义学的推行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清代，苗疆书院的建设与苗疆历史大背景密切相关，清廷对苗疆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结语部分是对本论文各章学术观点的总结。对清帝国在“新疆六厅”进行“苗疆再造”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清帝国乃至历代中央王朝/帝国是怎样把开拓的“新疆”逐渐融入大一统的中华秩序中的。
关键词：改土归流；苗疆再造；新疆六厅；王化进程；社会文化变迁
5. 唐五代文学家入蜀考论
张仲裁 2009
摘要：“唐五代文学家入蜀”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作家入蜀的个体研究早已有之且成果丰硕，而尚未见总揽全局的综合研究。本文立足基本的文献考证，从清理本事做起，力图全面勾勒出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大体轮廓；复从历史和人文地理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全文包括引论部分和正文五章。 引论分三小节。第一小节先对“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来源进行考察，发现其与唐五代文学家入蜀有直接关系，其中尤以杜甫入蜀最受关注；明清两代巴蜀的文化环境，以及民国后期的历史背景，均对这一说法的广泛流传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然后论证这一命题的合理性，引出本文的题目，并提出一系列亟待解答的问题。第二小节在辨析“巴”、“蜀”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本文的“蜀”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即巴蜀合一、以蜀统巴意义上的蜀），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对蜀地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特征作了简明概括，同时附带简介唐五代巴蜀的政治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三小节为本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第一章依据文、史一手文献，参考大量已有研究成果，对唐五代全部作家进行逐一清理，勾稽707位作家的入蜀本事，并据其“时间先后”和“空间离合”编成《唐五代文学家入蜀编年史稿》，勾勒出这一文学现象的大体轮廓，并建构起全文立论的基础。 第二章从时间维度对唐五代文学家入蜀现象进行考察。第一小节是基本数据统计。在把唐五代三个半世纪等分为十一个时段的基础上，制作《唐五代文学家入蜀分时段名单》和相应的图表，揭示出入蜀现象在时间维度上的基本特征：一，入蜀人数的峰段为第五至九时段（748－903），形成持续150余年的高潮状态，其中第七时段（812—842）处于最高点。二，谷段为一至四时段（618－747）和十至十一时段（904－965），即初唐百余年和两蜀割据时期。三，第四、五时段之间和第九、十时段之间，呈现出大幅起落的剧烈变化。针对这一时间特征的描述，第二小节从宏观角度就其深层的支配因素进行追问。结合唐史研究的相关成果，本文认为唐五代时期驱动大批文人入蜀的主动力并不在于巴蜀本身的地理、经济、文化或民俗原因，而是外部因素，即有唐一代帝国全局性的政治风云；中国三大历史波澜之一的安史之乱，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小节复从微观角度考察文人入蜀动因的具体构成及其动力机制。根据对《入蜀编年史稿》所列文学家生平行踪的考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行逐一辨析，本文列出入幕、仕宦、流贬、游历、避乱、出镇、奉使、侍亲、应举、仕两蜀共计十类具体的入蜀动因，并就“出镇入幕”、“流放贬谪”和“游历”三大主要动因展开论述，且从心理层面分析了入蜀动力机制的具体构成。本章所有的论述均立足于历史和时间的维度，揭示出唐代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文人入蜀的深刻影响，最后过渡到空间维度的论述。 空间书写的内容主要借鉴人文地理学的空间移动理论进行设计。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移出场、移动路径和移入场三大要素。唐五代文学家入蜀是一种具有较大时间跨度的群体性空间位移，从这三个角度对其进行空间书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文学情景和文学版图。第三章主要讨论“移出场”和“移动路径”。关于“移出场”的论述首先仍据《入蜀编年史稿》统计出入蜀文学家的本贯分布情况，制成相应图表。文章认为，从全局动态的角度看，受唐五代全国文化重心的地理位置及移动规律所支配，文人入蜀的主要流向是自北而南，而非自东徂西；以地域文化的角度观之，唐代巴蜀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外来地区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关中、河南、河东、河北几大地域，以州府论，京兆府、河南府、蒲州、幽州、赵州、太原府等传统的人文荟萃之地是文人入蜀的主要“移出场”，亦即巴蜀文学发展的主要外来输入之源，人数越多，其作为输入源的历史必然性也就越强。“移动路径”指外地文人出入蜀中的交通路线，它不但是文学的传播路径，本身也是文学活动的发生场。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借鉴严耕望、冯汉镛、黄盛璋诸家的研究成果，分北线（蜀道）和东线（峡路）进行综述，同时结合论述入蜀文人的沿线创作；因其入蜀多自北南下，故以蜀道为重点，峡路则略及之。北线和东线作为文人入蜀的两大移动路径，乃是各地域文学与巴蜀文学之间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的空间途径；在唐五代巴蜀文学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蜀道和峡路见证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历史风云，同时也成就了自身文学大道、诗歌之旅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的内容包括唐五代巴蜀文学的外来输入性特征及入蜀文人“移入场”的论述。第一小节依据对于唐五代全部文学文本的考察，统计出《唐五代入蜀文人蜀地文学创作分地点数据表》，并制成《唐五代入蜀文学家移入场分布图》。下一小节立足于巴蜀本土角度对于这一分布图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唐代巴蜀文学是全国范围内无可争辩的弱势区域；同时由于政治地域的格局变化，它又受到来自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巨大影响，迎来了自西汉以来重生和复兴的历史契机，其文场并不寂寞，大批入蜀文人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具体参与者。进而言之，这些文人乃是巴蜀文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是唐五代巴蜀文学复兴的主力军，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巴蜀本土作家。这说明，唐五代巴蜀文学具有强烈的外来输入性特征，蜀地以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面对外来的文化输入，接纳各种异质的地域文学因素，并与自身固有地域文化特征交互融会形成新的特质，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提升了本土文学的品位。第四小节深入到对于“移入场”的具体论述，副标题“文人笔下的巴蜀”点明了本部分内容的着眼点。这一部分立足于文学文本的分析，着重论述了入蜀文人在蜀地腹心地区成都府、汉州、梓州、绵州以及其它重要地区如利州、剑州、阆州等地的文学活动，并简介其它诸州的情况。本小节所有论述，都紧紧把握“人”与“地”的基本关系，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审视入蜀文人在巴蜀文学活动的空间离合，力图揭示出入蜀文人与巴蜀大地在唐五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地互动关系，并细绎这一互动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空间书写”的论述始终围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作文章，唐代巴蜀文学的外来输入性，以及入蜀文人与巴蜀大地的人地关系则是两个“基本点”，并触及了“入蜀”这一文学史现象对巴蜀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的话题，点明唐代文入蜀与宋代蜀人出川的内在联系。第五章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以贾岛和杜甫二人为例，略论唐五代文人入蜀在后世代代形成的文化积淀。今人凭借这些入蜀文人留下的文学作品，得以重现他们在巴蜀大地上的一幕幕生活场景，欣赏到别具魅力的文学空间之美。这一部分具有余论的性质。 全文以考为基础，依据基本可信的《入蜀编年史稿》制作成相关的数据统计表格，藉以支撑全文的论述；文章的主体内容——时间和空间的论述表面上是一个问题的并列两端，实则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综观本文所论，涉及文学、历史、人文地理学诸学科，而聚焦的中心则在一群特殊的“人”——唐五代入蜀文学家，这就是本文所坚守的文学本位。
关键词：入蜀；编年；政治；动因；移出场；移动路径；移入场
6.六朝道教典籍（上清、灵宝经）用韵研究
夏先忠 2009
摘要：道经的内容与文献史料对于研究道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其中的韵文用韵研究也不可忽视，因为从语音角度对这些韵文进行研究，能初步反映出典籍的时代性、地域性，为全面理解、掌握历代道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首先对六朝100部成书年代基本上可以确定（经今人考察出来）的上清、灵宝经及7部还未考察出成书年代且疑似六朝的上清、灵宝经的用韵进行分析，归纳其韵部特征。其次，采用历史和共时比较的方法，探讨六朝上清、灵宝经的韵部演变规律。最后，以周祖谟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赤松佑子的《真诰诗文押韵中所见的吴语现象》为参照对象，考察上清、灵宝经中的方音现象及产生时代。论文主要分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内容为：从六朝韵书和诗歌、韵文用韵研究成果两方面对六朝音韵研究进行概况；阐述了六朝道教研究现状，介绍了《上清经》、《灵宝经》及其研究成果；梳理了六朝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状况；说明了六朝道教典籍用韵研究的意义、选题的缘由、创新观点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指出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材料及其必要的说明。第二章，对六朝上清、灵宝经韵文的句式及用韵体例进行了分析，句式分为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主要是四、五、七字句。韵例主要是隔句韵、句句韵。重点对七字句的句句用韵体例发展作了简单说明。第三章，根据上清、灵宝经的实际用韵情况，参照《广韵》韵目，系联各韵，按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大类分别进行整理各韵独用、通押表。在整理阴声韵、阳声韵时又根据各韵之间关系的疏密按韵摄分类。阴声韵分为：止蟹二摄；遇流二摄；效摄；果假二摄。阳声韵分为：通江宕三摄；臻山二摄；梗摄；曾深咸三摄。通过对各韵摄独用、通押的分析，归纳出六朝上清、灵宝经的韵部为26部，其中阴声韵11部，阳声韵8部，入声韵7部。第四至七章，运用历史和共时的比较方法，将六朝上清、灵宝经的韵部与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用韵及《广韵》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演变轨迹及与同时代的诗歌用韵的异同。在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王力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进行韵部比较时，按阴声、阳声、入声韵分部展开，与《广韵》比较按韵摄（同第三章）进行。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六朝上清、灵宝经用韵同先秦、两汉、《广韵》相差较大，这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与魏晋南北朝用韵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一些不同之点，前者是因为时代相同，后者缘于地域和研究材料的差异。第八章，以《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魏晋时期的方音》和《真诰诗文押韵中所见的吴语现象》中所阐述的吴方音现象为依据，并结合前人对吴地诗人（以陆机、陆云为代表）的诗韵研究，对韵文较多的上清经（26部）、灵宝经（8部）中的方音进行分析，探讨其传播的地域性。结果发现，33部道经中，吴方音的成分较多，这与道教研究学家（如卿希泰、任继愈）所说的“《上清经》、《灵宝经》产生于东晋末，最开始在江东传播”的论断基本一致。第九章，从用韵和七言诗角度出发，对用韵较多且注明成书时代的上清（24部）、灵宝经（8部）和未注明成书时代的上清（4部）、灵宝经（3部）的产生年代进行尝试性地考证，目的在于进一步细化这一部分道经的成书年代。因为《道藏目录》中所注明的成书时代有的范围较宽（如：南北朝、六朝、唐以前、东晋齐梁间、齐梁前等）。确定道经成书年代的主要依据是周祖谟先生《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中所归纳的各历史时期的韵部特征以及七言诗的用韵、句式，同时还参照虞万里先生的《<黄庭经>新证》。所使用的方法是：首先依据《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整理出晋、刘宋、齐梁陈时期的用韵特征。然后把通过各经独用、通押情况反映出来的用韵特征与三个不同时代的用韵特征进行比较，其用韵同于哪个时期，我们就推测该经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另外，如果某部经典有七言韵文，那么七言诗的句式及韵例也作为确定成书年代的标准。通过对39部道经的年代考证，其结论是：《道藏提要》中所注明的时代为早期、古代、六朝、南北朝、齐梁以前、唐以前，经过音韵考证，其成书年代基本上为晋代或刘宋，与其大致范围是相似的。注明为晋代或刘宋的，论文考证出的与其大致相同。可以说，从用韵角度考证韵文较多的道经成书年代是从文献史料方面确定道教典籍产生年代的一个重要佐证。
关键词：六朝；上清经；灵宝经；独用；通押
7. 汉语量词研究
惠红军 2009
摘要：量词是汉语的语法特色之一，也是汉藏语系的语法特色之一。汉语使用者在习得和运用量词时遵循什么样的认知规律，是目前量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解决这一问题，对汉语本体研究，汉语本体教学以及对外汉语教学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有七部分：绪论部分，通过汉语量词的研究现状评述，发现对量词用法的产生、量词结构的类型和功能变化、量词词类成员的消长以及量词习得的系统研究还有明显不足。因此，本文综合借鉴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以及针对人工智能所创建的概念层次网络（HNC）理论，以通史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本体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以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一百二十多个量词，从认知和功能的角度把它们分为实体型、结构型和形状型三类，系统考察它们的各种系统性差异及其动因，考察量词、名词、动词等所形成的概念网络层次，探讨量词与名词、动词的深层搭配规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对汉语名量词历时搭配的研究。考察分为三个方面。一，名量词与名词的称量关系是在重构的认知场景中，在认知目的的干涉下，使名量词的原形式产生指称转喻，指称了一种量的概念形式。其中涉及三种类型的转喻：实体转喻、形状转喻、结构转喻。它们分别对应名量词的三种次类：实体型、形状型和结构型。二，名量词原形式通过转喻机制与名词建立称量关系后，在隐喻机制作用下，投射映射把名量词原形式中所蕴涵的空间量映射为其修饰名词的物体量。但名量词仅涉及量的表达形式，具体的量则是通过数词来表达的。三，名量词称量对象的增加和减少都受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想关系的制约。第三部分是对名量词结构的多角度分析。首先，把现代汉语的名量词结构分为自足结构与非自足结构两种类型，并对其历史演变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名量词自足结构松散化的程度不及非自足结构松散化的程度高，其中原因可能是受到名词结构类型演变和动补结构发展的共同制约。其次，借助语法等级的概念来考察名量词充当各种句法成份的等级变化。考察发现，名量词结构功能由最初的主要充当谓语演变为充当定语。最后是对其语用功能的分析。考察表明，自足结构和非自足结构在充当话题和信息焦点方面都有不同表现。第四部分是对动量词的历时搭配进行分析考察。首先以现代汉语动量词现象为着眼点，厘清其历史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动量词称量用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转喻和隐喻机制进行分析。采用分析名量词的方法，从三个方面进行。动量词与动词的称量关系依靠的是实体型转喻机制；动量词对动量的表达依靠的是基于相关性的投射映射；而动量词称量对象的发展变化，则是基于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想关系的制约。第五部分对动量结构进行研究。采用考察名量词的方法和角度，分析了动量词自足结构与非自足结构的演变情况，发现这两种结构松散化程度基本相当。但二者的语用表现明显不同，动量词自足结构的构式意义在于表达对动作的量的描写和判断，动量词是句子的焦点信息；动量词非自足结构的构式意义则在于对动作完成的整个状态进行描写，动量词不是句子的焦点信息。对动量句法功能的语法等级的考察表明，动量词的优势语法等级基本没有变化，都是充当补语和状语。第六部分是对量词的应用研究。通过对量词范畴成员消长替换现象的研究，我们发现，各个时代的典型量词都处于那个时代概念网络层次的基本范畴层次，非典型量词则都处于非基本范畴层次。受量词修饰的名词、动词也具有这样的概念特征。受人类不断变化的范畴化认知的影响，量词范畴各成员所处的概念网络层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正是量词词类成员兴替的深层原因，也是量词成员非范畴化的一种重要原因。这种概念网络层次结构同时也反映出量词的词类特征，影响着量词的超常搭配，并使汉语量词的习得表现为一种整体习得模式。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关于量词习得的函数关系，并进行了实验性应用。
关键词：汉语；量词；认知；结构；功能；语法等级；概念网络层次
8. 四百年水浒传研究史略
许勇强 2009
摘要：根据现有史料，《水浒传》这部巨著的研究当滥觞于明朝嘉靖年间李开先的《一笑散》。从此以后，《水浒传》在明清文人笔记和文人的评点中拉开了其研究史的帷幕。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夏曾佑和黄人为代表的研究者吸收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艺理论并将其运用到《水浒传》的研究中，使得《水浒传》的研究开始了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学者首次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考据方法来研究《水浒传》，确立了现代《水浒传》研究的基本格局。其后在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大批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辛勤耕耘，先后掀起了《水浒传》史上的两次研究高潮，有力的推动了《水浒传》的研究。本文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经，以《水浒传》研究专题为纬，将明代嘉靖年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四百余年的研究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研究成绩与不足，为21世纪的《水浒传》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全文共分七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作者选题的原因和当前对《水浒传》学术研究的研究的基本状况。从学术方法上讲，世纪之交的学术研究史的勃兴是作者选择《水浒传》研究史作为本论文的重要原因，而当前《水浒传》研究的种种缺陷则是选择《水浒传》研究史作为研究课题的根本原因。另外这部分还对今人有关《水浒传》学术研究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论述。第一章明清时期的《水浒传》研究在回顾了明朝后期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状况的基础上对容与堂本和金圣叹评点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另外本章还对明清时期文人笔记中有关《水浒传》本事、作者、版本以及思想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章近现代《水浒传》研究首先对近代学者研究《水浒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在《水浒传》研究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次本章选择现代《水浒传》研究的代表胡适、鲁迅、郑振铎和孙楷第的研究成果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研究建立了现代《水浒传》研究的学术典范。另外文章还对本时期其他学者如蒋瑞藻、孔另境、余嘉锡、罗尔纲等的《水浒传》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介绍。第三章当代《水浒传》研究（上）（十七年时期的《水浒传》研究）以成书研究、作者与版本研究、文本研究和评点研究四个专题为纲，比较详细的回顾了十七年时期《水浒传》研究的主要成果，认为尽管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水浒传》有许多不足，但它的成果仍然是显著的，是继胡适、鲁迅后《水浒传》的第二个高潮。另外本章还附录了文革时期《水浒传》研究的基本情况。第四章当代《水浒传》研究（下）（新时期的《水浒传》研究）对文革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13年的《水浒传》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文章同样以以成书研究、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文本研究和评点研究五个专题为纲，分门别类的对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新时期的《水浒传》研究是四百年《水浒传》研究史上的第三个高潮，代表了四百余年《水浒传》研究的最高水平。第五章海外《水浒传》研究是对大陆外《水浒传》研究情况的简单概述。本部分首先对日本、欧美和俄罗斯等国家地区《水浒传》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简单说明，另外对海外《水浒传》研究方面影响很大的学者如马幼垣、夏志清、浦安迪等的代表作品进行了介绍。余论对四百余年的《水浒传》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和总结，指出其研究上存在的三点不足，并对《水浒传》在21世纪的研究提出了五点建议。
关键词：《水浒传》；成书研究；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文本研究；评点研究
9. 西游记的传播接受研究
李蕊芹 2009
摘要：按传播媒介分类，《西游记》的传播大致可分为文本传播、口头传播和电子传播。其中文本传播是《西游记》整个传播史上最主要的传播形态，口头传播包括说唱传播和戏曲传播，电子媒介主要以影视为代表。另外，《西游记》自一成书便传至海外，并影响至今。传播媒介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独特的传播机制、传播过程和传播特征，并最终影响传播的效果，从而体现为接受者的选择差异。《西游记》接受主体大体可分为研究者、普通大众、作家，其接受也表现出不同层面的接受倾向、接受动机和接受方式。传播与接受之间又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随着传播媒介的增多，不同的接受主体选择不同的传播媒介，而不同的接受主体反过来又影响着《西游记》的传播。因此本文以传播媒介的不同而分别对《西游记》的文本、说唱、戏剧、影视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研究，并附以海外传播接受的综述性研究。本论文共分三大部分：绪论、正文、余论。绪论介绍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评述《西游记》传播接受的研究现状，总结《西游记》传播接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从而明确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确定了主要以社会分析，对比分析，知人论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文学与史学相结合，恰当地运用传播学、接受美学、文化研究理论的研究方法来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游记》的传播接受情况。正文共分六章：《西游记》的文本传播、《西游记》的文本接受、《西游记》的戏剧传播与接受、《西游记》的说唱传播与接受、《西游记》的影视传播与接受、《西游记》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第一章分析了文本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传播技巧和传播过程。社会文化背景既包括科学技术层面的客观环境，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环境。文本传播技巧主要有评点、插图、改编、翻译、大众评论等。按时代划分，《西游记》的传播可分以下三个阶段：明代、清代、二十世纪。《西游记》在明代的文本传播以世德堂本为界，可分为遗失版本和现存版本。遗失版本主要是以人际传播为主，现存版本则以商业传播为主，人际传播为副。不同的文本采用不同的传播机制，并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清代《西游记》传播在文本形式上以评点本为主，在评点内容上各述己见，表现出独特的批评视野。在文本内容上以增插“唐僧出身故事”为清本的主要标志，而在具体语句增删程度上又有细微的差别，插图内容和数量也不尽相同，表现出不同的文本形态。二十世纪《西游记》的传播，从时间流程来看，出版印刷出现了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第二个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其更深层的传播规律还需要时间的沉淀。第二章考察从明代至今不同的接受主体对《西游记》文本的接受情况。《西游记》文本的接受主体大体可分为消费型的读者、批评型的专家、创作型的作家，其中消费型读者又可分为普通民众和文人士大夫两个阶层。明代研究型受众接受活动以《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为例重点分析其接受特征。清代《西游记》接受主要分析各种“证道”书的接受情况。近代、现当代学者对《西游记》的接受更多地受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表现出显明的时代性。创作型作家对《西游记》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各种续书和衍生品的出现，明末清初续书既有旧题的接受，又有时代的新变。清末民初续书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志。明清其他小说或者是其神魔斗法模式的继承、或者是其降妖情节的仿效、或者直接引用与移植小说中人物，在引用移植人物时，又有模拟程度的不同。当代作家对《西游记》的接受与借鉴情况，根据其内容、风格和写作目的的不同，可分为应用型小说和戏说型小说，都传达出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满足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第三章首先介绍了“西游戏”的剧本情况，成书前、成书后“西游戏”与小说《西游记》有不同程度的疏离。然后分析“西游戏”的舞台表演及传播特征，其既有所有戏剧的共同特征，又有“西游戏”的独特性。明清两代“西游戏”的演出，经历了一个从单出演出到连本连台宫廷大戏演出再到单出演出的演变过程。现当代“西游戏”以单出为主，其舞台表演特征便是出现了专演某一角色的专门演员，从而使某一角色的舞台表演特征因人而异，同时表现出独立性、片面性、阶段性的传播特征。最后探讨“西游戏”的接受情况，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既包括“西游戏”编写者对小说文本的接受，也包括其它戏剧作品对“西游戏”的接受。第二层面指“西游戏”观众对其戏剧表演的接受，其更强调热闹情节等感性内容。但同时又因受制于剧本自身的限制，而具有片面性和负面性的特征。第四章先概述《西游记》成书后的说唱改编。从曲艺形式来看，曾改编为八角鼓岔曲、八角鼓牌子曲、八角鼓快书、鼓词、时调小曲、石派书、子弟书、大鼓、马头调、评书、快书、莲花落、山东渔鼓、单弦、二人传和宝卷等形式，这些改编的曲艺作品，以其特有的表演方式，如演出场所、表演技艺和音乐魅力等，故事化的表演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促进了《西游记》在民间的传播。最后以罗扬、沈彭年整理的《说唱西游记》为例，考察《西游记》说唱的改编情况。具体来看，改编时一方面在内容上要符合大众品味，一方面在艺术上要适应民间讲唱，从而使《说唱西游记》内容上表现出故事化、喜剧化、通俗化、预知性等倾向，艺术上表现出情节紧凑、描写抒情议论相结合、评议口语化等特征。第五章分别论述了《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情况、影视传播优势和特征、影视《西游记》的现代接受。《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主要有三个类型，其传播具有名著改编的双刃剑、人物形象的审美定型化、音乐、画面的渲染度等三个特征。受众的接受视角多样，并表现出被动的特点。第六章综述《西游记》在欧美国家和东方国家的海外传播与接受。《西游记》在欧美的传播主要表现为英、法、德、俄、捷克、丹麦等译本的流传，其文本形式，从全译本到节译本。其存在形态，从独立的文本到报刊、专著的选录。其文本内容，从关注“猴”的历险故事到关注小说的象征意蕴，不尽相同。《西游记》在欧美的接受除普通民众的阅读之外，更主要是一批汉学者的研究，他们分别对小说的版本、作者、主题、艺术等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西游记》在东方国家的传播主要是在日本、韩国、朝鲜等国。不论是小说文本的中文流传与译本传播，还是《西游记》的研究接受方面，都表现出异于西方的文化特征。余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得出几点认识：传播接受的时代性、互动性和地域性。笔者认为，在研究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几个方面。本文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游记》从成书至今在各个时期、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地域进行的传播过程及传播特征，并考查《西游记》传播后各类型受众的接受过程及接受特征，同时分析传播与接受二者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西游记》；传播；接受
10. 明代小说序跋研究
王猛 2009
摘要：古代小说序跋起源于汉代，经过漫长的准备期，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大盛于明清。明代是古代小说序跋走向鼎盛与转折时期：首先是数量骤增，远超前代。不仅异名序跋众多，而且一书多序现象普遍，甚至一部小说几十篇序跋也不鲜见。其次是内容丰富而复杂。或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小说理论探讨，在理论的深广度上有极大的拓展；或揭示小说的作者、本事、出版、传播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小说史料、文化史料；或对小说人物、故事进行道德价值评判，表达序者的社会、历史认识；或为了广告、应酬，价值虽不大，却从侧面反映了小说的发展状况，等等，内容的丰富复杂性，使明代小说序跋具备了价值的多样性，也直接造成了分类的困难。再者，文体风貌千姿百态，突破了序跋实用功能的限制。受哲学领域心学思潮的影响，序跋作者往往将写作序跋当做抒情言志、表达见解、展现自我的手段，发展了序跋文体的功能，提高了其文学价值。最后，开始了从社会、历史批评向文学、审美批评转变。同前代小说序跋相比，明后期至明末，对小说作品艺术方面的探讨逐渐增多，与注重思想内容的批评并重，体现了一种审美趣味、批评方向的转化。明代小说序跋呈现出的特质、变化，以及在小说序跋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地位，使其独立、系统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而目前的小说序跋研究，一般只重视理论价值的探讨，且多与笔记、史论、评点等批评形式杂糅进行。而本论文则在把古代小说序跋视为一种自具自足的文学、文化现象的前提下，全面考察它在有明一代的发展、变化及规律、特点，深入探讨其蕴含的丰厚的小说理论价值和多方面的史料、文化价值等。第一章主要从整体上对明代小说序跋进行多维透视，先是追本溯源，探讨序跋在明前的发展状况、特点，和到明代如何一步步走向兴盛；接下来考察其文体风貌、内容分类、价值作用等各方面情况，并重点研究明代学术思潮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从具体序跋作品入手，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分析和发掘明代各体小说序跋的发展规律、特点、价值。文言小说序跋中，以“剪灯系列”和“世说系列”小说序跋最具特色，以小说专集、总集序跋数量最多，内涵最丰富。它们展现了古代小说在明代前期的生存环境和中期以后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时人小说观念的变迁和审美趣味的特点，理论上则对小说的价值论、功能论和本体论有一定的发明。通俗小说序跋主要涌现于明代中后期，数量远非文言小说序跋可比，质量上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情况尤为复杂。各种小说流派的序跋都有自己特色和关注的理论重点，它们围绕虚实、奇常、真幻等范畴，对小说的功用、小说的语言、小说虚构与实录的关系、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小说的创作方法等问题都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同时，序跋有意无意透露出大量的有关作品写作、出版、盗版、禁毁、流传等信息，也是极为重要的小说文化史料。最后两章，分别就明代小说序跋最主要的两方面价值——史料文化价值和小说理论价值，予以重点研究和探讨。第四章对明代小说序跋中的作者、成书、版本、传播四方面的文献史料价值进行开掘和论述，探究其在小说基础研究和相关考证方面的意义。第五章选取本体论、创作论、艺术论展开研讨，论述明代小说序跋中理论价值的丰厚，它们虽然零散、直观，概括性不足，但却不乏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对古代小说批评理论是一笔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明代；小说序跋；小说批评；史料文化价值；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