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学行为
马卫华 2011
摘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 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始终与国家安定和社会繁荣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者在重建现代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学在其中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发动和培养了大批作家、学者从事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新的文学创作、批评及旧的文学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然而究竟民族文学作家、学者所从事的上述文学行为是否真正能够促进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行为中如何处理文学行为与国家治理行为、民族文化保护与民族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国家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仍需予以深度关注。一国内部的民族交往，自然而又近于理想的状态，是在国家治理者较少干涉下，各民族可以自然地在平等、融洽的交往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彼此的亲近，在保持各自独立存在的前提下融合为国族，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仍是你，我仍是我，亲如一家，共求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民族文学作家、学者的民族文学行为不只服务于国家治理，更应当自觉以上述民族交融的理想作为行为的真正目的。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者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学观念，对民族文学作家、学者进行发动、培养、组织、管理，使之成为其民族政策强有力的宣传与推广者的同时，后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参与其中。二者的分歧有时是潜在的，有时则是显在的，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民族社会现代性改造的问题上。 第二章提出民族交融之作为民族交往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作家、学者民族文学行为的社会目的所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的汉语化、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写作，其意都在促进民族的“交”与“融”。而在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国族文学史观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并存，也反映了民族交融与国族融合虽有深刻关联、仍为不同概念的事实。第三章讨论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行为，核心概念是“族性书写”。族性是民族文化在群体人格上的反映，也是民族成员进行我群与他群识别的边界象征。民族文学作家在族性书写上的成败得失，与民族文化的自我保存关系密切。第四章讨论民族文学研究行为，核心概念是“文化交谈”。文化交谈是建立个体差异性、认识论多元性基础上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或民族内部与外部成员之间的平等交流。民族文学研究者需充分认识自己在文化交谈中的身份和角色，使研究可贡献于各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完善。
关键词：国家治理；民族交融；民族关系；民族文学行为
2. 复社文学思想研究
王艺 2011
摘要：复社是明末著名的文人社团，其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十分活跃，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察复社的成立，最初即源于复社领袖张溥等人渴求革新文风，进而革新士风的努力。继竟陵派之后，明末文坛上再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的文学流派，而复社在全国范围内求友结社，并以“尊经复古”为口号，掀起明末复古文学运动的高潮。复社成员的复古文学活动，构成了明末文坛的主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复社重要成员，如陈子龙、方以智等，本身就以杰出的文学才华驰骋于明末文坛。因此，视复社为明末文学发展史上的代表，考察复社的复古文学运动，也是我们理解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发展和趋向，解读清初文学风气的重要途径。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选择在文学领域创作活动较为频繁，并取得公认文学成就，且能在明末这场复古主义文学运动中充当代表人物的一部分复社成员，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作品中的复古因素做充分而深入的挖掘。通过对这一部分成员的作品的解读，来观照整个复社复古文学思想。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讨论复社复古文学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思想基础以及文学背景，力求说明在阳明心学产生和风靡以后，东林学派以及东林党人的出现，引发了明末政治、学术乃至文学的多重变革，复社成员虽大多并未跟从东林学者研讨理学，作逻辑思辩层面的探索，但他们关注学术流变，在心学产生并风靡的情况下，在东林学派出现之后，注重学术思想对文学思想的主导作用及其现实政治效用，以开展复古文学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明末社会风气的转变。考察复社成立的社会现实因素，主要是受到现实黑暗的政治环境的驱使，其社会活动与天启、崇祯两朝的现实政治情况有密切的关联。在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过程中，复社成员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和忧虑，他们力图振新士风和文风，挽救国家政治危机。文学成为复社成员表达自身思想情感和寄托人生理想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又是相对独立的，并不因关注政治，而就此将文学视作政治的附庸。考察复社的组织结构与复社复古文学运动的关联，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文对复社复古文学思想的考察，不以组成复社的各个社团的地域性为关注点。也就是说，在考察中，我们将复社成员视为独立的个体，直接隶属于复社，借助成员之间的交往和文学交流，尽量求取他们文学思想和活动的共性，而不是首先注重其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人，在地域性组织中起的作用。所以，本文对复社组织结构的考察，重在考察复社的组织及其成立宗旨与复古思想的密切关联，将之作为文人社团的整体构建的要素，即将其共同倡导“尊经复古”思想的一面呈现出来。在整个讨论中，我们着重探寻复社复古文学思想萌生的文学背景。复社复古文学思想的产生，必然受到复社成立之前和与之同时的文学复古思想的影响。鉴于复古是明代文学发展和演变的主潮，复社成员于明末开展的复古文学运动，因其与整个明代复古文学运动的密切关联，成为这一复古思潮的重要环节。对复社成立之前的复古文学思想的考察，可以从明初开始。然就明代复古文学运动的情况来看，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掀起的复古文学思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端。所以，考察主要从明中期开始，一是关注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一是关注唐宋派、公安派及至钱谦益等推尊唐宋古文的主张，他们的主张都与晚明以来心学渐盛的风潮息息相关。当然，考察复社复古文学思想，还必须从复社自身入手，考察张溥等倡导的“尊经复古”的思想起源。本文对张溥“尊经复古”的活动作了考察，着重分析其早期的复古尝试和求友结社、扩大复古阵营的努力。第二章开始考察复社复古文学思想。复社成员的文学创作以诗、文为主，对复社复古文学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这上面。本着诗、文辨体的原则，首先考察复社复古文章观。受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影响，复社内部对文章的看法也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复秦汉之古的文章观，一是复唐宋之古的文章观。当然，这两种文章观之间也存在关联，这首先是因为同属复社“尊经复古”的文学运动，所以必须遵循共同的思想宗旨。其次，在复社内部，存在调和二派矛盾的主张。再次，生活在明末的复社成员，在思想层面都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文学层面上都受到了明末以前的文学流派之主张的影响，因而他们的文章观有相近相通之处。事实上，自阳明心学风行以来，借助唐宋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努力，“精神”、“性灵”、“神明”等观念成为复社成员文学探讨活动的重心。第三章是关于复社复古诗论的考察。通过梳理明代诗统，确立了七子以“性情”为本的诗论在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身处明末的复社成员亦面临取法对象多元的现象。何况到明末，七子流弊深重，受到普遍攻击。然而，七子的复古诗学因其理论相对成熟，创作成就相对较高，始终占据明代诗学演进的主流。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复社成员复古诗论兼备了尊经和表“情”两大主题。另外，乐府诗成为复社成员展示自身独特的复古诗学观的重要形式，复社成员力求大雅的创作原则，折射出明末士大夫阶层独特的精神世界。第四章对复社文学思想与竟陵派主张的关系进行梳理。在研究复社复古文学思想的过程中，考察复社与竟陵派的关系，也是理解复社复古文学思想的重要环节。考察的重心放在复社复古文学思想与竟陵文学思想的关联上。竟陵派对精神的求取，对于矫革公安派俚俗、浅陋的文风，将文学创作引向高雅的精神创造活动有重要作用；并且，针对七子因拟古的创作手法导致真性情缺失的弊病，竟陵派提倡的内省其心的创作方式也能有效避免创作陷入拟古的恶趣。可以说，竟陵派对文学的探究，是一种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探究。这种追求古人真精神的做法，与复社成员欲借文学唤起明末文人士大夫阶层责任感的追求相契合，深刻地影响了复社成员对文学的思考。
关键词：复社；尊经复古；雅；性情；精神
3.上古汉语建筑名物词研究
胡正旗 2011
摘要：上古漢語建築名，指代表上古漢語發展狀況的文獻典籍材料中的建築名稱，包括園林、道路等名稱。上古的文獻典籍中有很多建築名，其中一些建築名因歷史久遠，其名何物、形制如何以及其得名之由，今天已非直觀可视。唯有通過對歷代的訓詁材料、考古發現及現存實物的研究，才可以解決大部分的疑問，甚至描繪出詳盡的圖形。通過系統的分類研究和整理，也可以總結出建築“名”與“物”之間的對應規律，以及上古漢語建築名整體的演變規律。反過來，這樣的研究對《說文解字》、《爾雅•釋宮》等辭書類文獻的再認識也是有幫助的。本文既是上古建築詞彙研究專論，也試圖探究建築詞語的歷史變遷，同時也希望能展現一幅幅關於古代建築文化生活的真實圖景。第一章介紹了本文的研究對象，所採用的理論、方法，以及本論文所作研究的意義。本文的研究對象是魏晉以前的文獻材料中出現的建築名。建築名，在這裡是廣義的，指所有宮室、城池、道路、園林建築及其構件、部位、附屬設施等的名稱。研究上古漢語建築名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主要是通過許慎提出的“六書”理論分析古文字形體來推知上古建築的形貌；通過傳世典籍及歷代訓詁材料來探求古建築的名物對應及演變關係；建築史學及建築考古學的相關研究成果與語言文字學的研究相互印證，即紙質材料與地下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法”。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前人已經作了一些工作，得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還需要系統地梳理和精益求精，這是本論文所作研究的意義。第二章是上古漢語建築名的一個整體面貌描寫。所選取的文獻材料，既包括傳世文獻，也包括出土文獻。本文對先秦的出土文獻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因爲出土文獻的可信性更高。通過對甲骨文、金文、《周易》、《詩經》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建築名的分析，得出上古漢語建築名詞的基本詞是“宮”、“室”、“宗”、“京”、“寢”、“家”、“廟”、“宅”、“門”、“墉”等詞。其它先秦典籍文獻，還包括《尚書》《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周禮》《論語》《禮記》《儀禮》《孟子》《莊子》《墨子》《管子》《韓非子》《楚辭》《戰國策》《國語》《商君書》《呂氏春秋》等。為了使論文詳略得當，只擇其重要者叙述。 秦漢魏晉部分選取的文獻材料，主要是一些史書、字典詞書和辭賦，如《史記》《淮南子》、《爾雅•釋宮》、揚雄《甘泉賦》、揚雄《羽獵賦》、揚雄《方言》、司馬相如《上林賦》、司馬相如《長門賦》、《漢書》、班固《西都賦》、班固《東都賦》、張衡《西京賦》、張衡《東京賦》、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王充《論衡》、荀悅《前漢紀》、《釋名•釋宮室》、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釋宮》、何晏《景福殿賦》、左思《蜀都賦》、左思《魏都賦》、陸翽《鄴中記》等。又如《三輔黃圖》、《後漢書》之類，雖然寫作時間在後，但所述皆為前代之事，所以也包括在內。選取的建築名同樣是有代表性的部分，而非全部。第二章還將上述文獻材料中的建築名按建築物通名、建築部件名、建築材料名、建築工藝名、建築物專名分為五類羅列，以發現建築名發展的基本脈絡以及其中的規律。建築物通名和建築部件名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成系統，這是建築物體形巨大、構件繁多且逐步演進在語言詞彙上的反映。建築材料名和建築工藝名亦是逐步由簡趨繁，這是古人不斷追求建築的更合理的功能、更美觀的造型在語言詞彙上的反映。建築物專名是古人對某個建築物或建築的某個部件的專門命名。這類建築物專名多用為標榜統治階級優越性而命名，或是有所喻指。第三章以專題形式討論了上古幾部字典詞書裏面的建築名，並將裏面的重要建築名一一梳理，探明源流，辨析正誤。《說文解字》中穴部、木部、門部等有不少字是建築名，《爾雅》、《廣雅》兩部“雅學”著作中均有“宮室”一章，這些著作對研究上古漢語建築名都是不可忽視的文獻材料，但它們是屬於辭書類的文獻，是解釋古書的，本身沒有文句以述事理，所以應該和《詩經》、《周禮》等成文句的文獻區別開來。《說文解字》的解釋並不是全部正確的，特別是對建築名的解釋，錯漏頗多。後世訓詁《說文解字》時亦奉《說文》為經典，曲為之說。《爾雅》是以秦漢間通用語解釋上古之書中的詞語的，但對於《爾雅•釋宮》而言，少部分建築名可以在現存典籍中找到文句佐證，其他大多數建築名則淹沒不可聞。《釋名•釋宮室》保留了不少古音古義，提供了許多探求語源的線索，但《釋名》單純採用聲訓法，存在穿鑿附會的缺點。《廣雅•釋宮》需要解决的問題是個別詞語僅見於辭書類文獻，未見於成文的典籍；或僅為俗字，基本沒有人使用。第四章是論文最重要的部分，主要探討上古漢語建築名發展的過程、規律以及反映出來的建築發展史。建築名的起源問題，可以確定的是在殷商時期或者更早的時候，開始有了建築名稱。建築名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由簡趨繁的過程，新的建築事物出現後，語言詞彙上的解决途徑，可以造新詞，也可以以舊詞囊括新事物。造新詞，分爲新造單純詞和合成詞。新造單純詞一般均以借用的方式造詞。合成詞有兩種基本方式：一為並列式，二為偏正式。采用合成詞來解決之途徑，導致建築名的多音節化迅速擴展。建築名詞總的趨勢是隨著建築形制的演進，由單音節向多音節轉變，上古建築名在秦漢時期基本完成了這種轉變，其後新造的單音節詞就很少了。建築名發展有以下幾個重要規律：一、建築名總要隨著建築形制本身的發展而演變，其目的是為了方便交流；二、建築名採用多種方式去適應建築形制的逐步演變，結果導致概念的模糊性；三、大量建築名存在異名現象，這主要是時間、地域、社團差異等原因造成的；四、建築名有一部分通過引申、系聯發展成普通詞語。建築名反映建築發展史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早期的建築名及其文字形體可以反映建築的起源形貌；歷代建築名可以反映建築各時期的大致發展面貌；各類建築名則分別反映建築了各方面的發展狀況；建築名的得名之由，即理據，和建築物形制本身一起，隱射出建築文化史。在對建築的命名上，反映出了古人的一系列的文化心態：樸實尚簡實用的文化心態；追求華美高雅的文化心態；標榜自己特殊地位的統治者心態；尊天地敬先祖的文化心態；尊卑有次、長幼有序的文化心態；順應自然、趨利避害的文化心態。第五章是一些存在爭議的上古漢語建築名的考釋和辨誤。每個名稱從形、音、義等方面進行論證，并涉及先秦到秦漢魏晉各時期的流變。辨誤則主要針對歷代訓詁中以及現代辭書中的不確之處進行辨析。文中附有圖片，可以更好地理解相關建築實物的空間關係、形狀、樣式等。
关键词：上古漢語；建築；名物
4。博物馆民族志：中国西南地区的物象叙事与族群历史
安琪 2011
摘要：本文致力于分析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博物馆中有关族群文化的“展示”与“表述”之间的关系。通过将“民族博物馆”视作一类独特的民族志文本，并使其置于“中国西南”的地域、文化和族群脉络之下，本文将考察这一地区的民族博物馆在何种意义上承载着多种模式的西南族群“叙事”与“表述”。本文尝试将“民族博物馆”这一概念从传统“博物馆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框架中解放出来，不将它简单定义为政策宣传的机器、民众教育的窗口和学科发展基地，而是围绕“表述”-“被表述”的一组对立关系，将它定义为一个生产意义的文化场景和过程，以及一类有关“族群”的文化文本。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博物馆中，聚合的“物象”既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主流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五族共和理论、民族平等政策，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其本身也动态地进行着对“西南族群”的自主表述。因此，本文围绕西南族群表述与民族博物馆叙事两个关键概念，提出“博物馆民族志”的写作路径，力图从“历史”和“类型”的双向维度，考察现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博物馆中存在的两重叙事路径：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本文第一部分由两章组成。第一章讨论了自晚清至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博物馆体系的形成过程，根据有关的历史文献，分析古代中国的“博物”传统在二十世纪前后“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之中，所经历的种种带有现代意味的变迁，以及它在民族国家时代所承担的相对于帝国时代更为多元的功能。第二章从一个更具体而微的问题出发，分析中国西南的民族博物馆叙事模式。本章考察“西南”的特殊性如何重新定义了“民族博物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简要论述中国民族博物馆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下文据此展开的总纲性理论：西南地区博物馆叙事谱系中存在两类主要的“民族叙事”模式。第二部分由第三章与第四章组成，为本文讨论“国家叙事模式”的核心部分。第三章主要关注这一叙事模式中“中央-边陲”这一垂直结构在民族博物馆物态叙事框架下的变迁。本章结合西南边疆民族考古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将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在现代中国的学科历史与二十世纪西南地区博物馆建设浪潮结合起来，分析器物展陈与西南民族考古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深入分析该地区三个不同时期的民族博物馆个案，以此来揭示华夷之辨格局下的“中原中心主义”逐渐被考古区域理论提出的“边疆中心主义”所取代的过程。第四章聚焦于国家叙事模式中的另一条主线——社会阶序理论和进化理论。本章挑选了“凉山彝族”——“西南族群”嵌入社会进化链条的鲜明例子——作为分析的对象，考察凉山彝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民族器物收集与展览活动是如何被浓缩在凉山彝族奴隶制度博物馆的展览体系之下的。本章试图阐明，通过将“凉山彝族”定义为“奴隶社会”，该博物馆中的“阶级话语”和“奴隶叙事”与新中国在西南民族地区所进行的民主改革与民族识别是同构而异型的两类文本，这使该馆成为一个综合了彝族叙事的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国家叙事空间。接下来的两章以“族群叙事模式”为主线展开，以期与前一部分的论述形成对应关系。第五章以贵州省境内的三个不同层级的苗族村寨博物馆——梭嘎、西江和上郎德为个案，通过实证性的描述，考察作为“社会文本”的民族博物馆如何借“生态”和“社区”之名，为官方文化机构的权力话语提供逆向的表述机制，顺应、改写和挪用着对异文化“他叙事”模式，并向作为“表述者”的族群提供了替代性的修辞策略，使其能够在“民族博物馆”所构建的理论语境中完成对“苗”、对“地方”和对“国家”的我族表述。第六章继续关注贵州苗族这一长期以来受制于国家表述而陷于“无声”的族群，在地域上仍以正在经历“全面博物馆化”的西江苗寨为主。本章以“铜鼓”这一中国西南地区的典型民族器物和族群文化事项为分析的核心，由于铜鼓既是本地民族博物馆中“国家叙事”脉络中的重要展品，也是民族村寨中动态展演族群身份的文化标签和族群表述的身体实践文本，体现出当地文化生产者的某些文化自觉的“自叙事”特征，因此，本文对于民族博物馆的讨论在“铜鼓”这一跨越两大表述体系的器物之上划上了句号。
关键词：西南；族群；叙事；博物馆；历史
5. 清嘉道时期桐城派研究 ——以“姚门五大弟子”为考察中心
霍省瑞 2011
摘要：嘉道时期桐城派，直面风云变幻的时代变局，力挽桐城文章之狂澜于既倒，使其得以延续发展。本文立足基本文献，从考辨主要成员做起，论及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传衍特征，并以“姚门五大弟子”为中心，对此期桐城派的学术思想、文学理论、诗文创作和历史地位进行深入探究，力图再现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全貌，揭示其内在本质。全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六章。 绪论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研究意义和目的，从学界对桐城派发展阶段的划分进行解读，发现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分界这一观念的左右，本该倍受重视的嘉道时期桐城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姚门弟子面对急遽变化的时局，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论主张，都表现出显著变化，不仅独立支撑起桐城派门户，还使之声名远播，是个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二是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对象是嘉道时期桐城派，其中“嘉道时期”与历史时间略为不同，大致以姚门五大弟子中最年长的方东树生年（1772）与最晚逝的梅曾亮卒年（1852）为基本时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嘉道时期桐城派概貌、与社会学术思潮的消长融合、文学理论、古文创作、诗歌创作、影响地位等。三是研究现状与述评，分别对学界关于桐城派整体研究丰富的既有成果与嘉道时期桐城派专题研究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第一章是嘉道时期桐城派概说。第一节从曾国藩、王先谦、黎庶昌和刘声木等晚近桐城派文人的论述入手，确定嘉道时期桐城派主要成员，并依据文学与历史的一手资料，分别对他们的生平、籍贯、师从、受学桐城文章的方式，以及书院讲学、游幕等经历进行细致考辨，编成“嘉道时期桐城派主要成员简表”。第二节在比较嘉道时期桐城派与此前桐城派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此期桐城派由单线承传到多线辐射的传衍态势，由固守一隅到遍布南北的传衍范围，由私人授徒到书院为主的传衍方式，以及由只言片语到完备选本的传衍内容等特征，并深入分析这些特征背后蕴涵的深层文化动因，这也是此期桐城派兴盛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论及嘉道时期桐城派与学术思想。第一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与汉宋之争。他们以辟汉为己任，对汉学考证繁琐等种种流弊予以严厉批判，将本已暂告歇息的汉宋之争再次推上风口浪尖。但他们并非完全否定汉学，而是肯定其优长，力图将“考据”和“义理”纳于“文章”，体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第二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与经世思想。他们在内忧外患时局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冲击下，继承并发扬该派经世传统，作为一股潜流，积极汇入并推动着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他们经世思想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极强的忧患意识，二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与“桐城三祖”相比，无论关切的内容，还是积极的入世精神，都要强烈得多，但与此期经世派文人相比，无论批判广度，还是思考深度，抑或经世成就，都明显不及。这既是桐城派文人有限的人生经历使然，也是中国传统经世思想影响的必然，注定他们只是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文化、传统经世之学通往近代新学的中介与桥梁。第三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与边疆舆地学。他们随着边疆舆地学的兴起，热切关注舆地，关注边疆形势。姚莹利用奉使西藏的机缘，倾心撰著《康輶纪行》，是文人经世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既是此期桐城派关注边疆舆地的重要成果，也是边疆舆地学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 第三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文学理论。第一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文论对桐城三祖的承守。他们不仅将桐城三祖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探究和审美与艺术的追求等理论全面继承，还对其进行详细阐释。第二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文论的核心范畴。他们对某些固有文论范畴作出别样解读，提出“因时”、“经济”、“贵真”、“骈散”等核心范畴，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原有范畴涵义的内在传承与衍化，拓展与转替。第三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文论的时代局限。他们文统与道统情结的过渡膨胀，导致统系理想主义倾向和排它性的出现，最终阻碍了理论创新。这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嘉道时期桐城派文人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氛围之中，在理想与现实、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大胆尝试与痛苦煎熬，也反映了社会历史变革时期文学发展的困惑与艰难。 第四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古文创作。第一节是姚门五大弟子古文创作概览。他们的古文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各人作品类型与此前桐城派无甚差异，数量却相差悬殊，姚莹最多，管同最少，这与他们的职位与寿数不无关系。其中梅曾亮和刘开又有为数不少的骈文。第二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古文创作的内容特质。他们的史论、政论和讽喻性论说文，充斥着一代文人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与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和炽热旺盛的补天情结，颇具思辨性与时代特色。他们的传记、游记和杂记文，将叙述、描写、议论相互穿插应用，使体式亦为之一变。他们的书信序跋、碑志哀祭和奏疏等应用类古文，内容广泛，实用性强。第三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古文创作的艺术追求。他们古文题材广泛，善于小中见大。议论纵横捭阖，气势磅礴；记叙平易于外，情致于内；写景文笔工致，富于情韵。语言又骈散结合，文势酣畅。 第五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诗歌创作。第一节全面考察姚门五大弟子的诗歌创作。他们秉承姚鼐诗风，熔铸唐宋，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维护“风雅之道”的诗作，使得嘉道诗坛多姿多彩，并对性灵派造成冲击。第二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诗歌创作的内容特质。他们的诗歌用叙事、写景、咏物、酬唱、情爱、闺怨、咏史、怀古、时事等常见题材，细致表现了自己坎坷的出处行迹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也写出了嘉道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桐城派文人别样的自我情绪与人生体悟。第三节论述姚门五大弟子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他们的诗歌既有兼收并蓄、崇尚阳刚美与阴柔美的共同追求，又形成各自自成一家的独特风格。刘开、方东树、梅曾亮和姚莹诗歌的主导风格分别是“疏狂”、“沉郁”、“以文为诗”和“雄壮”，这又与他们的行藏出处与性格特征密切相关。 第六章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影响与地位。第一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影响。他们对阳湖派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李兆洛《骈体文钞》和陆继辂《七家文钞》两部选本。前者反面借鉴桐城派，试图破除桐城古文藩篱，以期在观念和实践上实现融通骈散；后者则正面吸收桐城派，让阳湖派主将与桐城派代表联袂呈现，肯定了两派之间的互渗相通。他们对湘乡派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理论与创作风格两方面，梅曾亮与姚莹对曾国藩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们对宋诗派的影响，主要表现于兼取唐宋、追求雅正、注重学问、尊崇性情等审美追求。第二节论述嘉道时期桐城派的地位。他们既努力承继桐城三祖以延续传统，又积极面对时代局势以寻求新变，对湘乡派领袖曾国藩尤有启迪之功，集中表现在人格理想、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嘉道时期桐城派；姚门五大弟子；学术思想；文学理论；古文；诗歌；影响与地位
6。郑珍研究
曾秀芳 2011
摘要：郑珍是晚清贵州遵义人，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主要活动于道咸时期。其一生僻处山野，不与宦游者相接，穷处文化边缘地带，远离学术主流圈，却在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独步西南。本论文对郑珍的研究，试图改变以往多聚焦于郑珍诗歌的单一研究格局，选取郑珍的经学、诗歌、散文为重点突破口，力求尽可能客观平实地展现郑珍为学、为诗、为文的独特风貌和其作为学者、作为诗文家的别具一格，并探讨其崛起西南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本论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其中正文五章。绪论部分，叙述本课题的选题缘起、研究现状与创新点。正文第一章，考察郑珍生活的社会环境与人文背景，以及郑珍的生平行状与著述情况。第一节叙述时代背景，将郑珍置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缓慢发展的山国贵州以及人杰地灵的遵义沙滩三个特写镜头下透视。第二节介绍郑珍的生平行状，从耕读求仕、三任教职、战乱流徙三方面总括郑珍的人生历程与一生行事。第三节概述郑珍的著述情况，从经史子集四部分述其著述成果，著述的刊刻与版本情况，本次研究所用底本等。尤其是集部著述部分，对郑珍诗集的版本与笺注本、诗歌数量、郑珍古文的版本与数量等进行了详尽介绍。第二章，考察郑珍的治学背景、治学方法、学术旨趣与经学成就。第一节介绍郑珍经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从清代朴学的兴起、治学路径、发展流变等多方面观测道咸间的学术气候，以及道咸间贵州汉学的进驻情况与学界宗尚，以期弄清郑珍经学研究的学术土壤。第二节指出郑珍作为偏处西南一隅学者的终身未宦与独步西南。郑珍在学术研究之途，基本上是靠着自身的潜质，凭着对许、郑之学的孜孜以求，在山野间从事学术研究，进而如山泉般汇入清代学术的主流之河。从其所取得的经学成就与整个清代学术研究者所处的地缘结构上来看，郑珍堪称西南独步。第三节讲述郑珍与郑玄的经学渊源。郑珍的经学研究与郑玄有着不解之缘，由于同为郑姓以及大致相同的人生遭际，郑珍视郑玄为先祖、为亲人，服膺之，景仰之。郑玄注经以“三礼”成就最高，郑珍经学研究亦主攻“三礼”。为救世儒之失，郑珍以承继、维护、弘扬郑学为己任，排击异说，推尊郑学，发挥郑注最为精微，在郑学的流传上功不可没。第四节讲述郑珍的治学路径与学术旨归。其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家一致，其学术旨归一在经世致用，二在汇汉宋于一薮。第五节从郑珍《考工记》研究之作《轮舆私笺》的后世征引管窥郑珍的经学成就与价值，第六节则指出郑珍经学研究的不足。第三章，考察郑珍的诗歌创作，注重从道咸诗坛的诗学宗尚、郑珍的诗学思想、郑珍诗歌创作的学人视角、地方视角、农家视角、渊源传承等方面研究郑珍诗歌。第一节讲述道咸间宗宋尚学的诗坛风貌以及道咸间的黔中诗坛概貌，以观测郑珍诗歌创作的诗学土壤以及郑珍为黔中道咸诗坛所带来的尚学宗宋诗风。第二节阐述郑珍的诗学思想，指出其注重读书养气、学古能化、“自打自唱”、“言必是我言”的诗论主张。第三节，以郑珍具体诗作为例，从以学入诗和书蠹情结两大方面入手，论述郑珍诗歌创作的学人视角，指出其作为学者的本色以及对书的亲情与痴情。第四节，以郑珍具体诗作为例，分析郑珍诗歌创作的地方视角与地域特色。郑珍于诗中首次大规模书写黔贵山水，呈现黔中山水风貌，对南荒山水之美具有开拓之功；郑珍又于诗中展现黔中民俗异彩，将民俗事项写入诗中，展现了黔中独特的民俗风情。第五节，以郑珍具体诗作为例，分析郑珍诗歌创作的农家视角。郑珍的诗作多叙写农耕田居生活，多关注农家疾苦，富于乡土气息与农家风味。其对农民战争灾难的全景式叙写与对农民起义的敌视，反贪官而不反朝廷，是其正统意识、小农意识与农家视角的体现。“学人视角”是郑珍与道咸宋诗派诗人的共同视角，是宋诗派诗人的共性特征；“地方视角”与“农家视角”是郑珍优秀于宋诗派诗人的独特视角，体现了郑珍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第六、七节探讨郑珍诗歌创作的深厚渊源，将郑珍与苏轼、韩愈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以苏轼和韩愈其人其诗对郑珍的深刻影响管窥郑珍诗歌创作的丰赡渊源。第四章，考察郑珍的散文创作，着重从清代文坛桐城一统的格局、黔中文坛概貌、郑珍散文的分类、郑珍散文的个性特质等方面研究郑珍散文。第一节概述清代文坛的桐城主导，第二节概述黔中文坛概貌，从总体与局部两方面观测郑珍的散文创作背景。第三节，首先指出郑珍散文创作的异趣桐城与转益多师，再叙述郑珍散文的体裁与分类。郑珍自身从文体的角度将《巢经巢文集》五卷分为十七大类，名目繁多，且《母教录》一卷未被纳入，故笔者从文章的题材、内容、用途等角度重新归类，同时参考王锳点校本的分法，将郑珍散文分为学术性散文、文艺性散文、应用性散文和语录体散文四大类来剖析。第四节，分析郑珍散文的个性特征。郑珍散文不拘于桐城文法，自出机杼，转益多师，含英咀华，总体呈现出四大个性特征：其一，由学者本色而来的学术气质；其二，由“大山地理”而来的“大山风格”；其三，归有光般的悱恻沉挚；其四，柳子厚般的奇峭清丽。第五章，探讨郑珍崛起西南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一节探究郑珍崛起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奋发进取与转益多师、家庭环境的熏陶、师友间的交游切磋、时代诗风的转变、时代风云的玉成等多方面。第二节探究郑珍对后世的影响，一是惠及黔中学人，二是影响晚清诗风。对黔中学人的影响不仅包括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还包括立身行事等方面。对清末诗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纠正“性灵”末流浮滑空虚之弊、开同光体“生涩奥衍”诗风以及为“诗界革命”导夫先路等方面。结语部分，补充说明本次郑珍诗文研究的未尽事宜，肯定郑珍的经学成就与诗文创作，辨析与修正学界对郑珍的偏颇看法，探讨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地域的因地废人在黔中的明显体现，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仍是一种弱势文化，仍面临着“被描写”或者根本被忽略的问题，从而回应本论文的选题。附录部分，由三篇郑珍经学研究的学术论文组成，是笔者对郑珍《轮舆私笺》的研究所得。附录一，考辨郑珍释《考工记》车制之“薮”，指出其对“薮”之阐发的见解独到。附录二，考辨郑珍释《考工记》车制之“绠”，指出郑珍释“绠”的承上启下，以及当前学界主流观点将“绠”定义为一种装置方法的欠妥。附录三，考论郑珍对古之独辀车车舆形制的考订，结合现代考古发掘与田野发现，基本印证郑说之确。
关键词：郑珍；学者；宋诗派；经学；诗歌；散文
7. 汉英特殊句式多维对比研究
王数财 2011
摘要：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19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特就提出“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设想，通过多个国家和地区语言的实地考察对世界语言进行粗略的归类，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盛行的年代另辟蹊径，通过共时的考察对不同语言进行对比研究，这是对比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此后的叶斯柏森和沃尔夫进一步发展并深化了洪堡特的理论构想，使得对比语言学走上了独立的学科发展道路。客观地说，对比语言学生发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由语言谱系的建立和原始母语的构建转向多语言的共时对比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重新划分，国际交往逐渐打破之前的战时封闭状态，贸易往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由此外语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应运而生。而中国对比语言学的源头应该追溯到1989年马建忠的著作《马氏文通》，虽因模仿拉丁文法而为后世所诟病，却对“华文所独”颇有创见。其后的黎锦熙、吕叔湘、王力等都为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和汉英对比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汉英对比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由早期单向的语法研究逐渐延伸至语音、词汇、修辞、篇章、会话等多方面的立体研究，通过语言材料的组合与对比来探索汉英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心理，学科的深化与发展使得探讨不同民族语言背后的精神内核成为新世纪对比语言学的主要理论目标和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汉语本体的语法理论还有待完善，对比语言学理论也多借鉴西方，如何处理“比较”与“对比”的研究方法以及汉语和英语的“主体”问题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课题，对此吕叔湘、刘宓庆、许余龙、潘文国等都提出了重要的观点。语法理论是进行语言对比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所进行的多维对比研究便基于此。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语言学界兴起了多种语法理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是现代语言学界一次“牛顿式”的革命，它以不断创新和修复的精神吸引着语言学者的不懈努力，渴望透过语言的表层结构去挖掘统一的深层结构，建立一套合乎体系的“普遍语法”。其中，空语类理论和移位理论对于句式的变换和语言结构的调整也有较强的解释力。乔姆斯基式的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形式化的，它抛弃了语义的因素，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过于程式化和逻辑化，而配价语法理论在结构形式的基础上注入了语义的联系，因此被称之为“语义—句法”的理论，通过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建立抽象的句法结构，并抽象化为句式配价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语义和句法的语法关系。乔姆斯基的研究团队在20世纪70年代因观点相左而一度分裂，Lakoff与Langacker等人创建了认知语法，从形式化的语言研究转向功能性的语言现象的解释，着力探索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认知心理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异同，诸如理想化认知模型、语法的象似性原理、隐喻机制等等无不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之间的奥妙。近来，语法化理论充彻语言学界的视野，它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重新分析和类推机制的实现来证明语言现象的历时与共时的关系，利用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机制解释语言现象和人类思维的密切联系，这也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向。特殊句式是一种凝练的句型表达，是语言中能够反映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的特定句型，本文在对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以汉语为本体研究对象，将汉英两种语言的特殊句式进行多维语法理论的交叉对比研究，以期达到语法理论的解释性、互补性和共通性，并对特殊句式背后所隐藏的民族思维方式、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心理等作出统一的解释。本文将特殊句式概括为名词位移句和复杂谓语句两大类，共包括“把”字句、“被”字句、存现句、连谓句、兼语句、主谓谓语句等六种特殊句式，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名词和谓词是语法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两类词，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事物和动作，能准确地反映出一个民族是如何处理事物和动作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语言世界，成为一种经验结构，体现出该民族的认知心理和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并提出有关语言类型学、文化语言学以及哲学语言学的相关思考。严格地说，英语语法系统中不存在对应的“把”字句和主谓谓语句，本文在汉语本体语法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形式和语义的整体观照与分析，以期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心理进行统一的透视。另外，名词位移句较多地运用位移理论、认知语法理论和语法化理论进行交叉对比研究，而复杂谓语句涉及到至少两个以上的谓语（动词），动词和名词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更倾向于利用配价语法理论和语法化理论来进行解释与分析。当然，语法理论的解释力都是有限的，也是相互补充的，既具有历时的承继关系，又能作出共时的解释，这也是多维语法理论能进行统一解释的理据所在。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主要针对本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标作出概括式的介绍，透过对比语言学的理论背景将汉英特殊句式纳入多维语法理论的框架之中，不仅为对比语言学提供案例参考，更能够揭示一般语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民族思维方式和语言心理的异同。结语是全文的结尾部分，主要对本论文的写作进行总结和概括，并对其中仍然存在和遗留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说明。下面将对正文部分进行内容介绍：第一章主要介绍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发生背景以及汉英对比研究的历史概况。西方对比语言学应该追溯到18世纪末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特的相关论著，他重视语言的实地考察，并对世界语言进行归类，提出语言世界观，透过语言结构形式来探索民族的思维和精神现象。其后叶斯柏森和沃尔夫都追随其语言对比研究的路线，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对比语言学生发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倾向于共时的分析，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着重语言谱系的构建和语言发展规律的探索，因此“历时”与“共时”、“对比”与“比较”是需要厘清的重要概念。中国的汉英对比研究自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经历了百余年时间，主要划分为草创时期（“模仿”与“反模仿”）、停滞时期（1949—1976）、恢复时期（1977年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繁荣时期（1990—21世纪），不同时期体现出学科不同的发展特征。第二章主要论述多维语法理论的基本内容。本章选取现代语言学理论中较有影响力和解释力的四种语法理论：生成语法理论、配价语法理论、认知语法理论、语法化理论，通过汉英例句的对比分析揭示多维语法理论的历史承继关系。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注重语言结构形式的探索，重在建立一种抽象的“普遍语法”，虽影响至今，却摒弃了语义的因素；而配价语法理论通过动词和名词的语义联系，建立“语义—句法”系统和抽象的句子格局；认知语法理论丢弃形式主义的路线，以功能性的研究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心理和思维模式，以抽象的经验结构对应于语言结构，并通过隐喻机制来实现思维方式的进化与发展。语法化理论将历时的研究和共时的分析结合起来，通过重新分析和类推机制来实现共时的语言结构，同时也利用主观化机制达到语义的演变和语用推理。第三章主要探讨汉英特殊句式的多维对比研究。特殊句式是汉语语法体系中一类特定的句型，种类繁多，为了明确研究对象，本文首先要对特殊句式进行界定，划分为名词位移句和复杂谓语句两大类，共包括“把”字句、“被”字句、存现句、连谓句、兼语句、主谓谓语句等六种，利用第二章中所概述的四种语法理论进行多维交叉对比研究，以汉语为本体研究对象，同时观照英语中的句型表达，将历时研究和共时分析结合起来，从形式和功能的角度立体地看待民族思维方式和语言心理的异同。第四章主要讨论汉英特殊句式对比研究的相关思考。本文的立意是要通过汉英特殊句式的对比研究而挖掘民族思维方式、文化习俗、语言心理等精神特征，这也是新时期对比语言学的追求目标。本章分别从语言类型学、文化语言学、哲学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相关思考，对汉英特殊句式所表现的句法单位的语序、语法等级、典型范畴、句型文化、“意合”与“形合”、“隐性”与“显性”等诸多语法特征进行理论的概括与阐述。
关键词：汉英特殊句式；多维语法理论；对比研究；思维方式
8. 汉文佛典序文（宋前）研究
李树亮 2011
摘要：書序作為一種依附於書籍前後的文體，旨在敘記相關內容，介紹時代背景，闡釋創作意圖等等。書序在佛教典籍中運用甚為廣泛，從佛典翻譯，到此土著述；從篇幅短小的書、論，到卷廣義繁的注疏、纂集，都有序文的存在。序文風格也富有變化，如東晉道安的翻譯典籍序文，頗具有先秦散文的厚重感，層次清晰，有條不紊；唐代道宣的護教類典籍序文，則帶有戰國論文的衝擊力，層層辯駁，橫掃外道。隋代灌頂傾力整理智顗學說，序文盛贊師德，洋溢著與智者大師的真摯情感；唐代窺基為玄奘譯著作序，力挺新譯，排斥舊說，透露出顯宗立派的雄心壯志等等。本文以東漢至唐代五代的佛教典籍序文為主要研究對象，力圖勾勒出序文在佛教典籍中的分佈狀況、結構特徵；揭示佛教中國化歷史演進中的演變脈絡等等。本文總分，大為四段：一為佛教典籍總敘，二為佛典序文通論，三為佛典序文分論，四為佛典序文總論。一、總敘佛教典籍，即第一章。佛教典籍，汗牛充棟，大概說來，則不外外文譯著和此土撰述兩部份。佛典翻譯，由來已久，從東漢至隋唐，佛典翻譯到達鼎盛，從晚唐五代到宋代則漸趨消歇。此土撰述，從篇幅有限的疏通文意、佛道論辯，到卷帙繁多的史傳音義、纂集彙編等等，從漢晉至隋唐五代，以至宋、元、明、清，歷代著述，不可勝數。至於疑偽之佛典，亦在此略作說明。此類典籍究其實質，則大多為漢地假託之作，對佛教中國化研究具有很大價值，亦可歸入此土撰述之類。二、佛典序文通論，即第二章佛典序文概論。此一部份為本文通論，大體分作四段，即文體述略、序文著錄、序文功能、序文分類。佛教典籍序文之文體內涵與中國古代典籍序文是一脈相通的；但經家解經著作之中，亦有一些概念，雖帶有“序”字，卻與文體之序文相去甚遠，故在此略作解釋。又，序文在今人看來，不論長短，大可以“篇”視之，但在六朝之寫本書籍時代，序文以單篇形式流行於世，則又未嘗不可以視之為“書”，隋代法經等所撰《眾經目錄》，就把序文單獨著錄，且稱之為“卷”；同时隨著佛教正統觀念逐漸佔據漢文大藏經編撰工作的主導地位，序文的身影漸漸從目錄中淡去。有鑒於此，本文設“經錄著錄”一目，藉以揭示漢晉以至隋唐佛教觀念之變遷。又，佛典序文在功能上與外典序文大致相同，但在具體表述上略有差異；且類別不同，典籍序文側重點亦有差異。序文分類，則從整體上把握。三、佛典序文分論，分四章論述，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此部份以漢唐佛教典籍中的譯著、注疏、感應傳，以及纂集、史地、目錄等為主展開論述，方法不盡相同，亦各有側重。譯著序文研究，以從東漢至隋唐的翻譯理論的演變為主線，從翻譯底本、譯序作者、譯序體例、翻譯理論等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注疏序文研究，則以歷時順序，從漢晉、南北朝、隋唐三個階段分別論述，注疏體例之變遷、序文內容之演變、序文行文之特點等等，有詳有略，逐一展開。感應傳類序文研究以編撰緣起為切入點，把感應靈驗故事產生的社會背景與編撰動機有機結合起來，揭示此類故事的時代特徵及其內容演變。史地序文資料分佈不均，則以傳記序文為重點；纂集序文各具特色，則分類加以說明。目錄序文文體結構較為穩定，理論演進軌跡比較清晰，大小序運用相得益彰。四為佛典序文總論，分為二章，即第七章寫本典籍序文研究，第八章佛典序文價值。一般而言，古代典籍序在卷尾，這在佛教典籍中亦斑斑可見。但從現存敦煌寫卷來看，序在卷尾之傳統在寫本時代已悄然發生變化，序題的書寫形式也並非後世刻本典籍那樣固定，序文內容在屢次傳抄的過程中有的也會走樣，一些書序甚至脫離書籍而單獨流傳於世等等，基於此，第七章即以敦煌遺書中的佛典寫卷為中心，對寫本時代的佛典序文特點作一些粗淺的探索。佛教典籍汗牛充棟，序文內容豐富多彩。其中一些序文具有很強的紀實性，對於文獻考證、補充史傳材料有一定幫助。總覽每一時期的序文，紛繁變化之中又保留著時代印記，展現時代變遷。通過序文，後人則可以穿越時空，管窺當代佛壇風雲變幻。歷經滄海桑田，佛教典籍，尤其此方僧俗著述亡佚情況相當嚴重，所幸一些序文為其它典籍收錄，後人借此可以略知一二。佛典序文的價值，亦在於此。
关键词：佛教典籍；佛典序文；写本序文
9.清代乾嘉时期扬州学派骈文理论研究
卿磊 2011
摘要：清初學術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諸遺老主持風會，力矯明季空疏之弊而啓經學考據之漸，學風遂由虛而轉實，至乾隆、嘉慶閒終於形成新局。標牓“實事求是”，以復興古學爲鵠的的漢學以星火燎原之勢影響及於經學、史學、小學、辭章等諸多學科領域。以惠棟、戴震為代表的吳、皖學派崛起於前，率先在經學研究的領域推尊漢儒學說，樹立壁壘，並與恪守程朱之道的桐城文派展開了長期激烈的論戰。稍晚於此，繼吳、皖而起的揚州學派以汪中、淩廷堪、阮元為代表的諸學者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整理六朝文學遺產，通過對《文心雕龍•原道》、《文選序》等蕭梁舊說的時代詮釋，以駢儷和聲韻爲基本要素重構中國文學史，建立起新的文學正統，對倡言“因文見道”的桐城文派提出挑戰，並試圖否定其固有的正統地位，將漢宋學術的爭論由經學領域延伸至文學領域。史稱清代文學“文章正宗之爭”。本論文即在漢宋學術之爭的文化背景下，系統地整理和考論乾嘉揚州學派的駢文理論，著力探討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與清代駢文創作“以復古爲革新”的特點相侔，乾嘉揚州學派的駢文理論建設也是以託古改制的方式來進行的。揚州學派的駢文理論建設是以對這樣三個傳統文學理論的研究為基礎的：其一，對中國古代“文學”一詞的朔義的詮釋以及中國文學學科早期內涵的界定；其二，對《文選序》“沈思”、“翰藻”說的詮釋；其三，對六朝“文筆”說起源及其流變的考論。乾嘉揚州學派就這樣三個問題作出的研究結論，對今日的學術界來說，它的意義是雙重的：揚州學派通過上述三題的研究所建立起來的駢文理論觀點，其實是對蕭統《文選序》和劉勰《文心雕龍》等爲代表的六朝文學理論的重新詮釋。因此，乾嘉揚州學派的駢文理論對今日學者研究上述六朝文論的本義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阮元對《選序》“沈思”、“翰藻”說和六朝“文筆”說的研究，自其問世以來即得到普遍承認，至今仍爲不少學者奉為解釋這兩條六朝文論的權威意見。另外，就清代文學研究而言，“沈思”、“翰藻”說和“文筆”說等六朝文學理論在乾嘉時期被重新提出，其身後暗藏著清代學術思想發展的時代動因和內在理路。研究這些學說重現的歷史原因及其時代意義，是我們深入地認識和把握乾嘉文學思潮的可能的途徑。就第一個方面的問題，本文通過對中國文學起源史的考論以及對《文選序》“沈思”、“翰藻”說及“文筆”說的重釋，指出乾嘉揚州學派對三題文論的詮釋，無一與六朝文獻的本義相符，而是具有鮮明時代精神的嶄新的清代文論。質言之，乾嘉揚州學派做出的詮釋學研究不是客觀詮釋而是時代詮釋。就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本文將六朝文論的本義與揚州學派文論的本義進行分梳和對比，並結合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流變歷史的考論，提出這樣一種全新的觀點即：清代中期的乾嘉文章正宗之爭，其本質並不是用駢或用散的文章形式的爭訟，而是學術思想的今古之爭，揚州學派的駢文理論建設的核心在於學術觀念的復古更化。本文所要探討的第二方面的問題是乾嘉文章正宗之爭興起的歷史原因及揚州學派駢文理論的時代精神。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是沿著以下兩條脈絡展開的。首先，乾嘉古學復興運動的歷史是逐次在經學、史學、小學、辭章等諸多學科展開的。文章正宗之爭作為乾嘉古學復興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興起，從時間上看，是與皖學戴震倡導經學復古前後相承的。戴震發動的經學復古本自建立在對明清科舉教育所傳播的宋明理學的審視與批判之上，因此，當經學復古運動漸成氣候，起而與之相辯難的正是科舉教育培養出的士人典型——以方苞、姚鼐等爲代表的桐城文派。戴震對科舉制度的反思集中在了科舉教育對宋明理學的庸俗化上，揚州學派繼承了戴震的這一思想並加以延伸，進一步批判科舉教育對辭章之學的庸俗化即時文作法對古文寫作的滲透。在這一點上，桐城文派“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的文章作法再一次成為了被批判的典型。由此可見，從皖學戴震發動的經學復古運動到揚州學派發動的文學復古運動，與桐城文派的爭論貫徹其始終，其背後正體現著乾嘉學派對科舉教育的反思和反動。其次，皖學戴震首倡經學復古運動，重提漢儒“實事求是”的治學理念，反對宋明理學過分注重形而上學的傾嚮，以“實學”即名物制度之學爲基礎建設乾嘉經學新局。這一新經學建設的思路同樣滲透到揚州學派的駢文理論建設當中。正是在戴震“實事求是”的影響下，揚州學派方才提出“以辭爲主”的文學理念，反對桐城文派“以理爲宗”的論文主張。而主於“辭”與主於“理”的兩種不同文學觀念，其本質的區別正在於形上、形下之分。本文所要探討的第三方面的問題是乾嘉揚州學派文學研究法。這一研究題目的提出是基於對乾嘉揚州學派古典文論詮釋方法的這樣一種特點的觀察：作為皖學戴震“實事求是”的學術思想的繼承者，乾嘉揚州學派也以闡明“古聖人制作本始”作為論學的終極目的。對經典本義的執著追求不但體現在揚州學派的經學詮釋中，也體現在他們的文學理論詮釋當中。揚州學派對《文心雕龍》及《文選序》等六朝文論的文本詮釋，就其初衷而言，是要闡明劉勰、蕭統等六朝名家的論學主張，為建設嶄新的清代駢文理論鋪設理論基石。然而，具體到實踐的層面，揚州學派對上述六朝文論的詮釋結論卻無一與經典的本義相符，而是依托前人的文本框架發揮出的全新的文學思想。最初以“求是”爲目的的客觀詮釋活動最終卻成就了對經典的時代詮釋，這意味著乾嘉揚州學派的文學詮釋學，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就乾嘉揚州學派文學研究法的這一問題，本文了提出這樣的觀點：揚州學派“實事求是”的治學理念轉化為具體的詮釋學方法論應當具有兩個層面的內涵：第一個層面是以文字訓詁和名物考據為基礎疏通經典文本的語言，將陌生的古人的語言系統轉換為熟悉的今人的語言系統，拉近作者與詮釋主體的距離；第二個層面是以知人論世的方法逆向考察古人著述的本旨，進而解釋經典本義。在第二個層面的文本詮釋活動中，由於揚州學派對思想詮釋的時代性缺乏清晰的認識，導致了這樣的問題即：揚州學派對經典文本的整體性理解並非以整合和把握文本的各局部內容爲基礎，而是在文本詮釋之先即由詮釋主體所秉持的時代精神先行給出的，正是詮釋主體所持有的這一前見導致了揚州學派的文學詮釋從客觀詮釋出發卻終以時代詮釋結束。
关键词：乾嘉时期；扬州学派；骈文理论
10. 明代儒学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研究——以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心
邱兴跃 2011
摘要：源自先秦中原华夏文化传统的儒家之学，在西汉武帝时代获得朝廷独尊后，即成为历代王朝的主流价值系统，影响并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积淀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学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生活态度、人生信仰、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法、情感态度影响巨大，实际上起着某种宗教的作用。儒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整套思想是古代传统社会人们，尤其是统治者阶层安生立命、治国安邦的根本原则。儒学在古代，不仅是进德修业的君子之学，也是一种宗教。儒家经典所载以天神地祇、人鬼三元系列神为膜拜对象的宗教祀典，不仅为历代王朝所尊奉，也一直为民间社会所遵行。宋代以前，儒家学者更关注的是通经致用，而忽略对人心人性的探讨，相对佛道二教而言，人的精神世界是儒学的盲点。宋代儒学开始转型，形成“理学”与“心学”等学派。新儒学的特点，就是在坚守先秦儒学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汲取佛道二教的精神资源，对人心人性等汉唐儒学的盲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建构起中国人对儒家传统价值的普遍认同。这个转型过程，也是作为精英之学的儒学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进入明代中后期，新儒学更是出现明显世俗化倾向，但这种世俗化转向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儒学的正统地位；相反，这种转变却通过受过传统儒家思想浸染的文人之笔墨，投射到白话通俗小说之中，反而加速了其世俗化进程，扩大了儒学在民间社会的影响。白话通俗小说是特定时代出现的和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小说的繁荣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的民间文化心理，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在明代中晚期，大批深受传统儒学浸染的文人冲破传统小说是“小道”观念的束缚，将创作白话通俗小说作为参与现实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编写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以满足世俗社会如饥似渴的娱乐需求。阅读这些白话通俗小说，能了解到明代社会中下层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进而发掘中下层民众真实的内心世界。对于以文学创作为主要生存之道的明代文人而言，以艺术化的文学形象演绎儒家道德伦理观念，这就是将儒学世俗化、通俗化。论文所探讨的是关于明代儒学的世俗化问题，即官方倡导的儒学基本观念，包括道德伦理规范等如何渗透于基层社会，并获得其民间形态。因此，就文本选择而言，要了解明代儒学思想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民众的文化心理状况，就不应只关注知识分子必读的《四书章句集注》、《明儒学案》以及明代官方颁布的儒家教条，而更应关注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言”、“二拍”、《型世言》、《欢喜冤家》、《西湖二集》、《石点头》等这样的白话通俗小说。这些作品为研究明代社会文化心理提供了鲜活的文本素料。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对儒学演变的考察，尤其是明代儒学的发展变化。探讨儒学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由精英之学而成为很多中下层士人的日常学问，尤其是阳明学的盛行，使得儒学世俗化、通俗化。同时，明代朝廷对儒学的推行以及科举制度的实行，也推动儒学进一步深入民间社会。文化的普及为白话通俗小说的流行打下了基础。此外，各级学校的建立、乡村义学、私塾、书院的推行，以及一些地方乡绅推行乡约条款等，都使儒学在明代进一步下移至民间社会。其次论述阳明心学与白话通俗小说的关系。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明代思想家对通俗文学的肯定态度，促进了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同时，由于生员数量激增，科举名额有限，很多士人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于是，他们一部分人投身到各级学校教育，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加入到白话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之中。这一方面有治生之需，同时也是他们科举入仕之梦破灭后，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儒家知识分子“三不朽”理想中的“立言”梦想。因而，从大量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中可以看到，出自这些文人笔下的作品，不仅有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即常见的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也有他们自身情感寄托与心理诉求，而这恰恰与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在第三章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在通俗小说中的具体表现进行论述，在众多儒学观念中，着重梳理为官之道、性爱观、孝道观、女性观、善恶观等几个方面。在论述中，以白话通俗小说作为材料，寻绎作品中以文学形象演绎这些观念背后所反映出的民间文化心理。梳理这些民间儒学观念与朝廷官方规定之间的差异，这也就是本文创新点所在。在第四章与第五章中，着重探讨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与创作模式与儒学思想的关系，分析儒学思想对白话通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创作模式的影响，这也正是儒学世俗化的一种体现。在明代白话通俗小说中，一些经典人物形象经久不衰，创作模式深受青睐，这正反映出普通民众的一种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则是经过几千年来的沉积而一直存在于民间社会。本文的创新意义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明代白话通俗小说的角度对明代儒学的世俗化进行分析。力图从儒学观念、形象塑造、创作模式等几个方面全方位地反映明代儒学思想在通俗小说中的展开，做到从点到面，横向结合，以期获得儒学世俗化在民间社会中最为形象的再现。
关键词：儒学世俗化；白话通俗小说；儒学观念；民间文化心理
11.现代汉语常用动词与小句的情状研究
刘阳海 2011
摘要：本文研究现代汉语常用动词和小句的情状，重点研究现代汉语常用动词的过程结构和小句情状的构成情况，尤其是动词和那些可能影响其类型转变的成分是如何组合成小句情状，力图夯实情状体研究的基础，使至现代汉语整个体系统的研究更加完备和充分。这里的小句指的就是“简单句”。本文拟按照体系统组合式“句子体=[视点体[情状体[动词体]]]或[语法体[词汇体]]，首先确定“情状”在现代汉语中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即以“谓词+主要论元成分（论元宾语和论元主语）”为基本构成成分的动词组合，在小句中还包括“状语和补语成分”，然后运用情状理论和非范畴化理论，根据动词的每条义项，对现代汉语844个常用动词共1876个义项进行穷尽性的分类，将其过程结构分为“五大类12小类”。就小句而言，动词的语义特征和过程结构是影响句子情状类型的“动词”因素，相对而言，其他的谓词主要论元、状语和补语成分则为影响句子情状类型的“非动词”因素，因此下面紧接着分析“影响小句情状类型的非动词因素”，探索“非动词”因素是如何影响小句情状类型转换的，在以上的研究基础之上，最后将“动词”和“非动词”因素结合起来，系统讨论小句情状内动词和其他成分的组合情况。研究方法主要是将具体义项和语法表现相结合，基于语料库定量分析动词和小句的情状类型和组合情况。主要理论基础为Vendler（1957）、Smith（1991）、Olsen（1997）、沈家煊（1995）。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共分六章进行讨论。第一章为理论背景介绍，说明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回顾了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和语料。本文的选题缘起于陈前瑞（2003）博士学位论文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之一——“情状体有待研究的课题”，因而课题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情状理论对现代汉语常用动词进行穷尽性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讨论小句情状的组合情况。在回顾以往的现代汉语动词情状分类过程中，分析了以往分类存在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认为以往的动词分类大多是基于语义特征的“非此即彼”的分类，它不符合现代汉语动词语义“非离散”的“渐变”特征，并提出了众多学者对“情状”在现代汉语中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也是情状体研究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最后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思路、方法以及语料来源、辅助工具书。第二章主要解释了与“Aktionsart”（行为类型）相关的一些问题，并介绍了一些影响较大而且对本文后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情状”理论。首先按照“时”、“体”研究的历史发展线索，即三个概念（“时”、“体”、“Aktionsart”）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国外学者的研究进程，依次对“时制”的起源、“体”从“时制”中的分离、“Aktionsart”的出现及其与“体”性质的区分等问题进行了梳理，由于国外体研究方面的资料非常多，所以我们只介绍了一些与上述问题密切关联的部分，不求全面、周详地搜罗，只以厘清“Aktionsart”的发展脉络为旨要。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介绍了Vendler（1957）、Smith（1991）以及Olsen（1997），尤其Olsen基于“缺值”对立的理论是我们分析动词和小句情状组合的重要理论。最后对“情状”在现代汉语中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它可以在两个层面表达：在短语层面，由“谓词及其主要论元成分”构成；在小句层面，除了“谓词与主要论元成分”外，还应包括“句子状语和补语成分”在内，但词尾“了”、“着”、“过”及副词“（正）在”语法化程度较高已作为语法标记看待，所以不应归入“情状”内。第三章为现代汉语常用动词的分类，即动词的情状分类。动词的情状类型，为动词的语义特征决定的内部过程结构类型，是情状抽象结构的三因素（起点I、终点F、阶段D）组合的种种可能性。然而，汉语动词语义的“渐变性”特征决定了动词的过程结构之间不只是“要素”的“有无”之分，还包括“要素”的“强弱”之别。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Smith“三因素”的事件“抽象结构”为模板，遵循语义内容与组合形式相互结合的原则，对金立鑫动词八种行为类型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重新评估，合并“I--”、“--F”归入“I-F”类、取消“IDF”类，并吸取郭锐根据三要素的强弱对大类进行进一步细分以反映出语义“渐变性”的优点，另外将他的Vc4(即本文的B4)类进一步分为“持续类”与“反复类”两次类，最后将动词的过程结构类型确定为五大类十二小类，即“-D-”（无限结构）、“ID-”（包括前限结构和双限结构，后者依据动态性的递增又分为B1、B2、B3、B4、B5五小类，其中B4再分持续、反复两次类）、“-DF”（后限结构，也据动态性的渐强分为两小类）、“I-F”（点结构）、“---”(无要素结构)。同一动词具有多个义项，就可能不止一种过程结构，因而，本文依据孟琮的《动词用法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五版）的动词义项，将现代汉语的844个常用动词按照不同的义项归入上述的“五大类十二小类”之中，从而对常用动词的情状作了穷尽性的分类。第四章讨论影响小句情状类型的非动词因素。“Boundedness”（界性）是体的重要参数之一，是判断短语和小句情状类型的重要概念，因为无论在动词层面还是在短语、句子层面都存在“界性”问题，且“界性”在动词、短语及句子的层级组合上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而在这一章中，首先介绍了沈家煊的“有界/无界”理论及孙英杰的“可识别的变化程度”，作为我们判定现代汉语小句情状类型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按照小句情状的“非动词”因素的构成成分，即主要论元成分（包括论元主语和论元宾语）、状语、补语，详细、系统地讨论它们是如何影响小句的类型发生转换的。其中，根据充当状语的不同语法成分，分副词（包括时制、无定持续态时体、频率、表序等副词）、形容词、动量短语（“一M”和“一M一M”）、时间名词及其短语（“时点”和“时段”）、象声词短语及其他短语进行讨论；而根据补语的意义范畴，将其分为结果（形容词和动词）、数量（动量和时量）、时间（“时点”和“时段”介词结构）、趋向四大类型进行讨论。最后，对句子情状类型转化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总结性的概括，说明了各种句法成分对句子类型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第五章详细讨论小句情状是如何由动词与其他成分组合而成的。本章在动词过程结构的分类和影响小句类型的“非动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每类结构类型的典型动词和其他成分如何组合构成小句情状进行了考察。在小句内，动词既是句法结构的中心，也是语义解释的重心，因而动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实际上就是其与周围名词性成分的语义搭配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每个动词的每条义项，只有唯一的基本句式与它形成对应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根据林杏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人机通用）提供的动词基本句式，对现代汉语五大类的十二小类的典型动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情况以及这种组合构成的小句情状的类型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在对动词与其他成分组合构成的小句情状的判定时，我们根据汉语动词“渐变性”的语义特征，对不同类型的动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情况区分对待：对具有“原型”或“典型”意义的状态动词（“-D-”类）、动作动词（“ID-”中“双限结构”的B（4）类）、变化动词（“I-F”类），可以直接运用Olsen基于“缺值”对立的情状合成理论对它们构成的小句类型进行判断；而对于其他的“非范畴化”动词，不是不顾汉语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语义特征理论，而是根植于动词的语义特征和过程结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运用情状理论对句子的类型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揭示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贯穿全文的一个重要语言学思想是认知语义观，认为无论动词的词汇意义、还是由动词和其他成分组合而成的短语和小句的命题意义，都是外界事物及其之间的现实联系在人的大脑之中反映的产物，是人的主观意识对现实情景进行加工的结果，因而语言意义不仅反映客观的现实内容，而且体现主观的逻辑思维，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只有坚持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我们才能对动词、短语及小句的情状类型进行判断，也才能对句中的“非动词”因素如何影响小句类型的转变进行讨论，也才能运用西方的一系列情状理论及“界性”、“可识别的变化程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各种繁杂成分构成的句子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常用动词；小句；行为方式；语义特征；过程结构；情状类型；有界/无界；情状体
12.《朱子语类》词汇研究
程碧英 2011
摘要：《朱子語類》作為講學語錄彙編，其文本內容廣泛涉及南宋時期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人文教育、市井人情等話題，加之文本語料時代可靠，內容真實可信，用語特色鮮明，出現了豐富的口語表達，彙集了眾多的方俗語詞，產生了豐富的新詞新義，包含了大量的特色詞彙，無疑具有重要的文獻語料價值。針對國內外學界對《朱子語類》文本的探討重思想文化領域，而在語言學領域尤其在詞彙系統層面上的研究關注不夠的現實狀况，我們選擇《朱子語類》詞彙系統進行研究。在具體研究過程中，本文充分吸收和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力求選取《朱子語類》文本中最有特色、最有典型性、最能說明問題的材料進行探討。研究方法上，廣泛參考詩詞、筆記、小說、戲曲、佛經、史書等材料，繼承傳統訓詁學研究方法，結合靜態描寫與綜合歸納、共時分析與歷時考察、語境關照與文化系聯等方法的運用，對《朱子語類》詞彙系統進行整體考察。全文共分五個部分。第一章緒論，從五個方面展開：第一節概述朱熹生平與《朱子語類》文本情况；第二節從《朱子語類》文本語料的性質、價值與局限三個方面分析了《朱子語類》文本語料特徵；第三節介绍《朱子語類》國内外研究狀况；第四節探討了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第五節提出了本論文的研究方法。第二章至第四章是論文的主體部分，以《朱子語類》俗語詞、新詞、特色詞為切入點，重點考釋了有代表性的349個詞條，以期進一步描寫《朱子語類》詞彙狀貌。其中，第二章《朱子語類》俗語詞研究，在概述文本俗語詞分布情况的基礎上，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字典辭書及前賢時彦未加關注或關注不够的214個俗語詞從政治生活類、社會文化類、教育教學類、心理評價類、動作性狀類、其他等六個方面進行了分類整理和考釋研究。第三章《朱子語類》新詞研究，在對《朱子語類》新詞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從典章制度類、社會生活類、文化教育類、行為狀態類等四個方面對析出的78個新詞進行了語義考釋。第四章《朱子語類》特色詞研究，對文本中特有的理學詞、佛學詞、道教詞共57個詞條進行了考釋。其中，理學詞的研究以語義場理論為依據，重點分析了由“持”、“存”、“涵”、“檢”、“敬”、“索”、“體”、“研”等“同語素詞語族”構成的踐行類理學文化詞，進一步明晰了《朱子語類》文本語料特色。第五章《朱子語類》詞彙的研究價值，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朱子語類》詞彙研究對文本整理、辭書編纂和方言研究等的重要性上分析了《朱子語類》詞彙在語言學領域的研究價值；二是從《朱子語類》詞彙研究對解讀南宋政治制度、理學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價值探討了《朱子語類》詞彙研究對推進“朱子學”研究的重要性，以期彌補學界在朱子學研究中重思想溯源和文化闡釋而忽視文本詞彙解讀的缺陷。
关键词：《朱子語類》；俗語詞；詞；特色詞；語言學；朱子學
13.中国古籍书名研究
黄威 2011
摘要：在今人的观念中，书名为书籍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在先秦时期却并非如此，据余嘉锡《古书通例》，周秦、西汉“古书多无大题”。然则，书名是如何从无到有，成为书籍的必要项？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从先秦至清代，古书大致经历了“简帛-卷轴-册页”三个时期，在不同书籍载体上，书名的题写又有何特点？各历史时期书名总体上有哪些共性命名规律？某部具体古书都有哪些异称，诸异称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为何？……鉴于书与书名的密切关系，对以上诸问题的解答对中国书史、学术史、古籍整理编目、中国古代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将有积极意义。虽然书名问题很早已为人所关注，但前人并没有自觉而系统的解答以上诸疑惑。有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具体内容如下：绪 论：按“书名体写形制”与“书名本体”两个方面对前人的书名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总结，指出研究中存在“书名起源、发展问题的阙如”，“相关理论的缺席”，“材料选择的局限”，“材料使用的无序”，“研究对象比例的失调”五方面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书名研究当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并交待了本文章节设置的动机与内容。第一章：明确了何为书，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书名”的载体——作为典籍的古书；阐明了“书”与“书名”的关系；并按“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五个时期划分，从总体上对书名发展进程及阶段性特征进行概述。第二章：以古书“简帛—卷轴—册页”这一载体形态变迁为参照，考察各个时期书籍载体、形制的变化给书名带来的影响，为对书名外在形式的考察。首先，选取有代表性的七次简帛发掘，对其中的书名和篇名材料进行概述说明，进而分析简帛时期书名题写特点及其致因。其次，在明确敦煌文献可代表卷轴时期书籍普遍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对敦煌文献标题格式的分类归纳，总结了卷轴时期书名题写形式的特点，探讨其意义与影响。最后，以宋元明清版古书为考察对象，揭示册页时期书名题写上的特点，并对古人“古书大题在下，小题在上”，这一被普遍认同的古书书名题写特点的论断进行了修正。第三章：按“经史子集”四部对书名进行研究。每一部份又分为两个层次。例如，对于经部书名的研究，首先对经部书名的共性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形成此特征的原因。其次，对于经部书籍中流传较广、书名含义争议较大或异称较多的书名，进行书名含义、异称之间关系及流变等方面的考述。史部书名、子部书名、集部书名内容仿此。第四章：按部类进行书名研究时，可能存在具共性特征的书名被归于不同部类下，不利于发掘此类书名命名规律的缺陷。为克服这一局限性，本章突破部类限制，对不同部类下书名所具有的共性问题：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书名合称、书名缩略四种现象进行考述。 余 论：揭示中国古籍书名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并提出研究中可进一步深入探讨或拓展的领域。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与思路为：书名题写形制研究中，拟通过对出土古书实物的考察，辅以传世文献记载，采取“收集整理—分析归类—总结归纳—分析成因、意义与影响”几步，对不同载体的古书书名进行分类研究。具体分为简帛古书书名形制、卷轴古书书名形制、册页书书名形制三部分。书名本体研究中，一方面，为克服缺乏前人研究系统性的缺陷，将以古籍目录为材料来源与分类依据，按“经、史、子、集”四部建立书名数据库，对古籍书名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考虑到按四部分类研究可能会忽视不同部类间书名所呈现的共性特征，又从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角度进行跨部类研究。研究中借鉴语言学相关理论对书名进行分析。因为书名问题的实质为事物与指称的关系问题，亦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书名的简称与合称问题，则可视为词汇学中的缩略现象，对缩略词研究理论的借鉴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同样有益。深入书名内部对书名命名本质和书名成因的理性探讨，与前人书名研究仅停留在书名释义、共性归纳等感性阶段有别。
关键词：中国古籍书名；题写形制；四部书名
14. 想象的形象：《禅林僧宝传》的历史书写
李熙 2011
摘要：论文旨在对北宋名僧惠洪的《禅林僧宝传》进行专门考察。一直以来，对禅史的研究侧重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层面，而很少注意其文学性。本文将从“书写”的角度切入，并采取更加全面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以达到深入理解和阐释这部传记体禅宗史书的目的。导论部分对选题缘起、意义作了说明，对《禅林僧宝传》研究史作了回顾，对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方法、理论作了探讨，最后说明论文采用的方法、视角、理论和研究目标。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禅林僧宝传》的文本形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考察惠洪的历史意识。这一历史意识实际上是对古今丛林差异的经验，并且为惠洪与当时道俗所共同享有，其禅史编撰同样是这种历史意识影响下的产物，而这种历史意识是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禅林僧宝传》的先决条件。一种“怀古”，对于前代禅师风规的感念，以及一种现实的危机感——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总是于禅史家的历史意识中在场。其禅史编撰旨在消除古今差异，但其中也产生了不少悖论。例如，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的手迹保存着过去留下的踪迹，但语言文字同时也凸现了它与过去的差异。又如，惠洪所编撰的“历史”，乃是丛林中已经故去的杰出人物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提喻的修辞方式。历史本身，已经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单纯、更理想。可以说，这正好与他力图树立丛林典范的观念相应。于此，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悖论：由于惠洪浓郁的怀古意识，时代的迁变必然会受到贬斥，除了那些踪迹古代高僧的行为，其他当代的禅风都有背离规范、丧灭纲宗的危险。另外，惠洪主张踪迹古人，但其说法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存在着差异，他对于古人“道”和“迹”之间所作的区分便可证实这一点。（二）考察《禅林僧宝传》的体裁与惠洪判断禅师道行的标准之间的关系。语言文字与禅悟之关系的言说固然是惠洪“文字禅”理论的重要基石，但学界往往脱离这些言说的语境而将之抽象地提取出来。本文考察了其文本语境和思想语境，证明这些言说与“马祖之道”遥相呼应，同样重在从心体之“用”来论述，可以看出惠洪内在的思想轨迹和宗派系谱。尽管如此，惠洪对于语言文字的言说也不具有融贯性。提倡“文字禅”理论的需要，或出于对正史中言事兼备的人物传记的偏好，也都不能完全解释其禅史编撰的体裁、义例。在不同的语境中，惠洪形成了语言、行事、生死之际等相互补充的判断禅师道行的标准，这体现在其对于禅史编撰体裁的要求上。如果说作为“文字禅”的禅史编撰“被赋予了传道的使命”的话，那么它就务必要展现其中收入的那些“博大秀杰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的修道成就，而在惠洪看来，只有兼载他们的语言、行事、死生之际等内容才有可能对此加以检验，这正是其禅史编撰采用传记体的一个重要缘由。（三）考察惠洪禅史编撰的基础结构与上层结构。从搜集史料和历史考证的层面上说，惠洪是在从事一项史学工作，具有追求信史的意图，而其观念又比较复杂。不少史料本身就具有叙事性，惠洪又对这些史料加以改造，内在地就具有了文学性、虚构性的成分。而在书写的层面上，惠洪又具有效法世俗史传的意图，这一意图与赞宁、张商英等人对于世俗史传的推崇在着眼点上有所不同。那些文献或口头传说中已经记载了的个别事件和故事被书写成为传记整体，不只是过去的再现，而且被“现在化”，被赋予作为传记应有的外在形式，具有文学性。第二章考察《禅林僧宝传》的书写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从结构模式、叙事话语等方面对《禅林僧宝传》与《宋高僧传》进行比较。与《宋高僧传》不同，惠洪淡化了乡风、家风这些背景因素对传主所施加的影响，淡化了传主学习义学知识和佛教戒规的经历，强调了传主本身的天生资质，强化了宗门神圣的自我叙述，出现了对机锋交接的场景描写，刻画了守道不移、不畏强梁的禅师形象。惠洪还对人物话语和行事加以修辞，制造言事兼备的故事情节，并且赋予悟道之缘、死生之际等内容以特殊地位。（二）从差异的角度考察《禅林僧宝传》与《景德传灯录》的互文关系。本书的不少传记以《景德传灯录》为蓝本，但惠洪通过减缩、承续、否定、增补、移植、截取、变换、删削等手法的运用，吸纳灯史而又消解了灯史的权威，树立其禅史叙事的独特风貌和价值。（三）考察惠洪对丛林记忆的传承与建构。惠洪将大量口头传说纳入禅史书写领域，它们弥补了出现时间更早的其他禅史的缺陷，但同时又在书写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仿佛惠洪一人便书写出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而通过对信息提供者和叙事话语的考察，以及对时间因素的考证，可以看出从过去本身到心理印迹、记忆、口述记忆、转述记忆、书写记忆、再书写记忆等过程的繁复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修辞技巧、视角转换、历史想象等方面的作用，因此书写下来的口头传说是印记的印记，我们最好视之为“二级文本”。不过，这些书写下来的口头传说塑造出禅师的圣徒品质，解释了禅师的生平事实，制造出包含着佛教观念的神话故事，产生出宗教意义，再现出禅僧的宗派立场，具有多方面的功用。（四）考察本书与行状、塔铭、碑文、行业记等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相比而言，《禅林僧宝传》在词语选用、及物性系统、视角处理、动作者的设置、称谓的变化、材料的重复、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运用、二级叙事的运用、语句的衔接等方面都体现出其文体风格上的独特性，并影响到意义的表达。第三章从历史叙事学的角度考察《禅林僧宝传》，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考察叙述者对传记的控制权力，由此可以揭示出这位“纸上的存在物”与现实中那位禅史家惠洪的差别。而在叙事话语中，叙述者的可感知度或明或显，通过具体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在传记中的现身和遁形。另外，通过感官、称谓、时素等方面的措辞，我们也可以发现叙述者对于视角转换过程的操纵。（二）考察《禅林僧宝传》连缀事件的方式。论文提出惠洪主要是通过以禅师的生平始末和内在逻辑关系的方式来形成传记，并以具体传记为例分析了复杂情节及历史意涵的产生。（三）考察诗性想象在禅史叙事中的构成功能。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将禅师某些可能具有的行迹书写成故事；发现不同来源的、零碎分散的史料中的故事并出以想象，使得传主的某些行迹具有连贯性，形成情节；将来源不同的材料融汇在一起，运用想象来完成一篇传记整体上的构造。通过想象，惠洪将史料转变成为符合书写需要的传记文本，是诗性的、虚构的，但却形成了“一幅连贯的图画”，具有“连续性的情节”。（四）考察本书的空间书写。空间通过传主的一连串行动联系起来，不仅它们之间地理存在意义上的均衡被打破，而且会产生许多不同于社会意义的独特的、关乎禅师个人空间实践的重要意义。于是，空间的符号意义出现了变形。禅师从四处行脚到栖息山林的经验、实践也往往被个人化，地理存在转变成为在禅师的行为中产生的空间，与宗教观念相关，并且对叙事和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书写中的空间修辞等方面的内容也揭示出传记文本所书写的是空间的间隙、缺乏和想象中的空间经验。（五）考察从历史时间到叙事时间所发生的变形，揭示《禅林僧宝传》与禅宗历史本身的差别。而《禅林僧宝传》的特殊性在于，它出现了没有明示的叙事时间上的间断性，尽管传记试图表现出一种叙述上的连续性；由于再书写的出现，难以断定传记中的“场景”是否为“假场景”抑或是“真场景”；“重复性叙述”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作用和功能上的差异；“综合性叙述”也并不为“单一性叙述”服务；而“内在式追述”、“外在式追述”和“混合式追述”也具有一些功能和作用上的差别；叙述者话语中的预述与人物话语中的预述也存在着差别，后者对于编排故事情节、制造悬念、展现历史人物为应对预述所实施的行为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第四章从形象制造的角度考察禅师的圣徒性，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考察禅师的出生从世俗事件到宗教事件的变化，这一过程存在着增饰、隐喻、转喻的运用。（二）考察对禅师和其他宗教人物肖像的描写和阐释。想象、肖像、视角选择之间的反差，促发惠洪从宗教角度加以解释。惠洪的肖像描写同样具有写实与圣徒化的双重指涉：于显在的层面上，它指涉着实际的禅师相貌，而这往往难以核实，真正的指涉物实际上多是禅师的肖像画或其他前文本的相关描写而已；于隐在的层面上，它指涉着禅师相貌所代表的圣徒性，我们看到的是有道者这个整体的形象。另外，惠洪还将真实的人物比作具体的画像来欣赏，出现了以画喻人的现象。而在佛教观念上，存在着惠洪与其笔下禅师以画谈禅的两类话语。画像被禅师视作有形的、粗陋的、虚设的，禅师借此隐喻不能执迷于经论疏义等语言文字，而是要明心见性，真实悟道。而惠洪的立论却更侧重从佛教角度看待绘画艺术本身的价值，认为应该从中来体道。（三）考察禅师入道的语境。由于悟道之缘正能够体现禅师们修道成就的精微之处，惠洪特别加以详细叙述，在《禅林僧宝传》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禅林僧宝传》记录了不少禅师的说法机语，这些说法机语注重语用力量而非语义内容。另外，惠洪不只是书写过去丛林中发生过的历史，也不只是展示悟道的场景，而且叙述了禅师悟道前后的变化过程，“建构”了一种关于禅师入道的时节因缘的历史话语，其中始终存在着具有宗教特点的推动叙事发展变化的因素。从这一点来看，“时节因缘”这一时间性和因果性的结合本身就有助于形成具有佛教特点的叙事传统。（四）考察禅师行事中道行的表证。禅师的行事中，往往会出现像神通、狂逸、晦迹等具有独特宗教色彩的现象。通过考察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禅师的圣徒品质，宗教意义，以及世人、僧人和惠洪等人从不同视角出发来看待这类现象时所持有的态度。（五）考察禅师的入灭。作为得道高僧的禅师，其入灭不只意味着简单的死亡，而且要以此来示现自己对于佛法的证悟所达到的境界、对于死亡所持有的观念，为道俗树立死亡的典刑。而惠洪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因此这一过程也每每得到突出表现。
关键词：想象的形象；禅林僧宝传；书写；历史叙事学
15. 雪竇重顯研究
赵德坤 2011
摘要：中國禪宗在唐宋時期出現了許多高僧，從禪學思想的角度來看，學界對唐代叢林大德關注較多，已經出現分量厚重的個案研究專著多部，而對宋代禪師的深度探討，雖然近來偶有涉及，但與有宋名僧輩出的狀況不相符，似乎有待開拓，何況，宋代高僧較之唐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一般說來，宋代禪林碩德都是內外兼修者，不僅具有深湛的佛學修養，而且兼善外學，博通文藝，往往有豐富的撰述垂世。無論從禪學視角，還是從文學維度，這些禪師都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基於此，本論文選取北宋雲門宗僧雪竇重顯作為研究對象，將之置於禪學話語和文人話語的交接點上，予以雙重考量：追索其撲朔迷離的人生軌跡，考述其廣泛多元的交遊狀況，分析其豐富多彩的禪學闡釋，觀照其獨具特色的文學寫作——由此打開一方窗口，以期窺見北宋時期禪宗的文化生存，以及叢林與士林的互動關係，進而理解這種關係對禪宗與文人的影響。全文分為六章，現將各章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第一章：真、仁兩朝的士林與禪林。雪竇重顯終其一生，遊方參學與住持弘法均在真宗與仁宗兩朝，因此，在具體分析重顯之前，有必要對其所處的時代從禪林與士林關繫的角度，作必要的背景勾勒。此時，士林湧動著文化重建的思潮，文人士大夫階層從國家與民族的振興角度，發出排抑佛教的呼聲。隨著對佛教精神認識的深入，其態度逐漸由摒斥轉為融通；而在其私人空間，對佛禪的修習不絕如縷而愈趨愈盛。禪林方面，則出現了時代性嬗變：禪門與經教的趨近，禪僧的文人化，隨之而來的是公案禪的完備與禪修方式的丕變。合而觀之，雙方的關繫在逐漸拉近，彼此各取所需，互相呼應，最終在問道參禪與詩文唱酬的層面搭建起互動的橋樑。第二章：禪學話語系統中的重顯。作為一代高僧，重顯的主體價值體現於其禪學方面的成就及影響。該章對重顯參學弘法之旅進行考述，與此同時，厘清其撰述的版本與流播狀況，探究其禪法的淵源與特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雪竇重顯撰述最完備的版本五山版《雪竇七集》，在本章得到較為詳備的述論，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另外，通過歷時性的梳理，雪竇禪法的時代性徵得以顯現。第三章：士大夫文學話語系統中的重顯。討論雪竇重顯傳統文化修養的意義，即在於擁有了與士林交往的思想基礎，而其出色的文學才華則是得以與文人唱酬的直接前提。作為具有詩人氣質的高僧，雪竇重顯的文學實踐具有雙重意義，一則拉近了與文人的心理距離，一則促進了詩與禪的互滲。第四章：雪竇重顯的禪學解釋。雪竇重顯禪法多樣，上堂法語、拈擧代別、公案頌古、詩歌偈頌等等，都與文字關係密切。這種以闡釋古德公案為主的多元化話語形式，表徵著雪竇重顯試圖建立其禪學闡釋話語體系。正是在此意義上，重顯是公案禪與文字禪交接點上的關鍵人物，為此，結合重顯的禪學實踐，對文字禪的演進做適當的必要的分析。第五章：雪竇重顯與雲門中興。通過前四章的研究，本章順理成章地提出“雲門中興”問題，從其語源、內涵、表現和影響諸層面展開分析，筆者認為，雪竇重顯是雲門宗于北宋中期走向興盛的開端，而“中興”局面的出現和形成，是一個漸進過程，它不僅離不開重顯這位締造者為之揭開序幕，更需要其後繼者薪火相傳的持續努力。興與衰往往互相伴隨，興盛的原因之中有時會預設其衰歇的結局。雲門宗的最終落幕與時代政治格局的變遷密切相關。第六章：雪竇重顯的接受研究。從禪學與文學兩個視角，對雪竇重顯的接受予以關注，是本論文的有機組成部份。對雪竇的禪學接受要先於文學接受，兩個方面的接受在叢林與士林漸次展開，比較而言，各方叢林是雪竇禪學接受的主體，而其語言文字對叢林文學有顯著影響；文人階層則將雪竇禪落實于文學寫作，從而實現禪韻與詩情的融會。總之，通過對雪竇重顯的禪學思想、文學創作、人際交往、弘法生涯等方面的系統探究，試圖揭開北宋禪宗生存狀況之一角，為理解叢林與士林的互動互塑關係，進而理解宋型文化的特質及生成，提供一方窗口。
关键词：雪竇重顯；雪竇禪法；禪學解釋；雲門中興；叢林與士林
16. 敦煌文献题记研究
朱瑶 2011
摘要：敦煌文獻題記是書寫或刻印於文獻及佛畫之上，記述文獻的年代、書寫、刻印、校勘、版本、用途及寫造者祈願、盟誓的文字。敦煌文獻中保存了兩千多條題記，這些題記反映了寫本時期書籍形制的特點；蘊含了豐富的社會史料，反映了中古時期敦煌民眾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情況。以敦煌文獻題記為對象的研究，對於研究寫本時期書籍形制、敦煌民間的各種宗教信仰發展和融合，以及敦煌學校教育有重要意義。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緒論，回顧了題記研究所經歷的資料整理、個體研究、整體性研究三個階段的成果，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題記含義界定不明確、源流探討疏略、宗教文獻題記研究不平衡、佛教文獻題記研究難以由淺入深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設計了本文的論文結構，并交代了題記資料收集的途徑和整理的結果。第一章，針對題記定義不明晰、源流考證疏略的問題，歸納“題記”在傳世文獻和文物中的四種含義、敦煌學研究初期學者對題記的各種稱謂及對題記內涵的種種誤解，從而辨析敦煌文獻題記的定義，考探其形成的歷史淵源，并討論題記的辨識標準和真偽問題。第二章，首先從文獻的生產和裝幀方式、題記所依附文獻的性質、題記的內容三個角度對敦煌文獻題記進行分類介紹；其次分析卷軸裝、冊子本、佛畫題記的書寫位置及成因，討論其在書寫形制上的通例；并對前人所謂“題記寫於尾題與正文間空行為其通例”的觀點進行辯駁；最後討論了題記的題寫特點。針對宗教文獻和非宗教文獻題記研究不平衡的問題，本文將敦煌文獻題記分為佛教文獻、道教及三夷教文獻、四部文獻三類進行研究。第三章，主要研究佛教文獻題記。敦煌民間佛教寫經活動是在經典崇拜的宗教背景下產生的，本章首先探討了佛教經典崇拜的原因；再將題記中的造經者按照社會階層分為官府、皇室、貴族和僧尼、官員、民眾兩大類，分別探討其造經目的和特點；并使用統計的方法，按時間線索歸納出題記所包含的寫經題材和祈願內容的變化，從歷時角度考察佛教信仰之變遷。第四章，以道教文獻題記為主，介紹了敦煌道教流傳的情況以及現存的道教文獻；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和題記內容，勾勒出敦煌道教寫經活動的概貌；比較了道教題記願文與佛教題記願文的異同，并考察了題記盟文的內容和起源；最後對景教、摩尼教、祆教文獻題記做了介紹。第五章，歸納了四部文獻題記所涉及的文獻種類和數量，並對題記的書寫者作了分析；最後，結合題記中所見之敦煌官私學校討論了敦煌的學校教育。余論，揭示敦煌文獻題記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并提出研究中可進一步深入探討和拓展的領域。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對題記資料的全面整理之上，不僅對敦煌文獻題記資料做了全面爬梳，還收集了書畫等傳世文獻和簡帛、金石等出土文物中有關“題記”一詞的用例，採用了出土文物文獻和傳世文獻相結合的方法，歸納出敦煌文獻題記的定義和辨別標準。對敦煌文獻題記本體的研究主要運用分類整理、分析歸納的方法，首先根據題記的內容將其分為記事性題記和祈願性題記，并總結出各類題記的結構類型和內容特點；其次按照文獻類別和裝幀方式將題記分為卷軸裝、冊子本、佛畫題記三部分，歸納出形制上的特點；最後依照題記所依附的文獻性質，將敦煌文獻題記分為佛教、道教及三夷教、四部文獻三類分別研究。在這三類題記的研究中，先用歷時研究的方法來分析各類題記的特點及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和宗教信仰的發展演變。然而這三類文獻題記之間并不是毫無聯繫的。為了避免割裂，又在分類研究的同時使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各類題記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見出佛教題記對傳統四部文獻題記的繼承和道教題記對佛教題記的模仿與超越。
关键词：敦煌文献题记；形制特点；佛教；道教；三夷教；四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