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韩半岛法华信仰形成与发展研究
朴钟茂 2012
摘要：韓國法華信仰開始流行之具體時期不能確認，大致在五世紀之後。七世紀以後该信仰現象頗普遍。但在中國公元六世紀左右已出現的天台宗，在韓國卻在十一世紀末才創立發展，十三世紀左右漸漸衰微，作為宗派上的韓國天台宗公開發展时期是短暫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佛教史上，韓國法華信仰近達1500年的歷史。歷代以來，一直連綿不絕地流傳，而且已經佔據了廣大民眾的信仰心理底層。本文選取韓國法華信仰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具體而言即是以韓國法華信仰的發展為關注中心。本文通過追溯韓國《法華經》信仰變遷過程，梳理並發掘韓國民眾所需的信仰因素，冀以此豐富韓國法華信仰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發展趨勢作出較為合理的判斷。本文分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紹大乘佛教及法華經流傳盛况。簡要介紹《法華經》漢譯本的流通及天台宗發展史，並指出天台教學中的《法華經》思想。本文試圖探討韓土佛教傳入之前的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其次通过集中分析《三國遺事》中的神話故事，初步確定韓國原始信仰概况，並結合當時社會情形考察佛教傳播的背景。最後力圖分析在韓國三國時期和高麗前期的法華信仰即天台宗傳播情況。第二章主要介紹海東天台宗創立的背景和義天的思想及其影響，並指出海東天台信仰主要依托東北亞海上和平交流中興盛發展的史實。在此基礎上的結社活動里，靈驗故事應運而生。本章還將考察當時《法華靈驗傳》的傳播背景及其流行情況，並推求法華信仰收容原始信仰的過程，再通過對照中韓靈驗故事，試圖分析韓國天台信仰所重視的部份，並且初步試比韓國和日本天台宗成立及過程之差異。第三章介紹朝鮮初期的法華信仰和儒佛融合的“孝”關係。接著主力探明當日體現“孝”觀念小說《沈清傳》裏面的觀音信仰的因素。於此聯繫，指出朝鮮重要孝行佛事之一的‘靈山齋’裏面混溶的禪思想。在此過程中對其本土化過程中的民眾喜愛的法華因素予以觀照，並且提出‘靈山齋’亦有由中國天台宗出現之前的法華禮懺的流傳而興盛，繼續發展的可能。章末分析整個朝鮮歷史上齋會流行的原因和意義。第四章主要探求法華文化的傳播，介紹表現觀音信仰和藥王精神的作品。並且論述人性中與菩薩心最相似的“母性”，在現代社會如何轉向。介绍現代韓國法華系的代表性宗派，如大韓佛教天台宗和創價學會韓國佛教會。並提21世紀人們力求《法華經》一乘菩薩的意義的同時展望未來韓國法華信仰及文化的擴大。通過四章的探討、研究，本文基本勾勒出了在巫、佛、儒合流的背景下的韓國法華信仰及文化的流變軌跡。在此過程中儒教重視的“孝”倫理在法華佛事中得以完整，呈現出了《法華經》本有的融攝力量。大乘佛教特別是法華思想顯揚 “自利”兼“利他”的菩薩實踐。嚴格地說，《法華經》所展開的菩薩道是，基於別人不成佛而自己不成佛的菩薩誓言實踐的利他行。在19世紀末以後，人民對於佛教的關心及信仰逐漸減少。而隨著韓國進入了現代社會，大眾所喜愛的許多藝術作品多為表現現代人追求母性的傾向，這折射出了現代社會缺乏慈母之愛的事實。在這種現實形勢下，慈心的恢復即菩萨道的重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关键词：大乘；法華經；天台宗
2. 祁寯藻研究
侯小宝 2012
摘要：祁寯藻为晚清名臣，以政治功业、学术思想和诗文成就闻名于世。他作诗主张兼取唐宋，宗尚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他的思想和创作对道咸以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较为久远的影响。本文以祁寯藻的生平、诗学思想和诗歌成就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与祁寯藻的文学活动联系密切的政治、历史、学术、文化等相关领域。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文献考索，对祁寯藻的诗歌及其诗学观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和研究。全文共分为引论和上、中、下三编。引论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及研究思路等进行简要介绍。祁寯藻的诗歌创作尤为丰富，在晚清诗坛的地位亦举足轻重，目前，对祁诗的研究仅限于对作者进行总体评价或作为群体研究中的个案来评述，针对其学术思想、诗学思想、诗文阐释等方面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亦付诸阙如。上编对祁寯藻的生平、政治、学术史进行全面观照，对其家学渊源、为学和为官经历、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等进行了文献考索和论证。第一章对祁寯藻的家世和家学进行了详细探讨。祁氏在清代为山西寿阳望族，祖祖辈辈勤勉治业，耕读传家。祁寯藻的父亲祁韵士是清代中后期中国西北舆地学的重要开创者，他在学术研究上推重文献考据和实地考察，作诗求经世致用，重视性情与学问并重，其学术思想和诗学思想对祁寯藻早年启蒙起到了很大影响；第二章论述祁寯藻的学术历程、仕宦经历及其政治主张。祁寯藻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十八岁乡试中举。翌年随父赴兰州，在兰山书院饱阅群书，研精经史。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道光初年入直南书房，历官湖南学政、内阁学士、江苏学政、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调户部，命为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拜体仁阁大学士，加授太子太保。祁寯藻提倡实学，负经世济民之才；第三章在论述明末清初到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社会学术文化思潮的发展对祁寯藻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祁寯藻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祁寯藻为学重文献考证，主张汉宋兼采，强调以经世致用为旨归。中编重点对祁寯藻的诗歌创作进行研究和探讨。第四章对祁寯藻传世诗歌的版本情况进行文献考索和梳理。祁寯藻传世诗歌作品近三千首，主要收录在《錨尾亭集》、《錨尾亭后集》两部诗歌别集中。此外，《近代诗钞》、《晚晴簃诗汇》等近代诗歌选集中对祁诗亦有收录；第五章主要结合祁寯藻的生平经历，通过对其诗歌文本进行阐释和分析，来论述其诗歌的主要题材和思想内容。根据祁寯藻别集中创作题材的类型及数量分布，可以将其主要诗歌创作分为田园农事诗、山水纪游诗、述怀咏史诗、题画金石诗等几大类型，其思想内容上又有不同的侧重。第六章是对祁寯藻诗歌艺术风格和审美特质的分析。祁寯藻是道咸宋诗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人物，祁诗创作形式多样，注重在汲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主张以涵养学问来淬沥心性人格，求真性情，将翔实述事、精确考据与抒情言志相交融。祁诗中用典繁密，考证精微，注重锤炼语言，力避蘩碎饾饤。下编分析论述了祁寯藻与晚清一些重要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关系。第七章首先通过勾勒清代诗风的递嬗过程，探究祁寯藻诗学思想的渊薮，并重点介绍了桐城诗学和肌理说对祁寯藻诗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桐城诗派提倡以中观调和的姿态兼容唐宋，道艺并重，标举雅洁诗风和避俗反俗的求新思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翁方纲肌理说强调诗歌与学问相通，诗学与义理、考据之学相统一，倡导宋诗的独特审美价值。祁寯藻的诗学思想，与肌理说和桐城诗学有深厚渊源；第八章论述祁寯藻在道咸宋诗运动中的地位及影响。道咸宋诗运动的兴起，是清初宗宋主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更是晚清社会环境与学术风尚共同作用的结果。祁寯藻与程恩泽、曾国藩、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宋诗派代表诗人都有交流往来，共同推动了宋诗运动的发展。祁寯藻在道咸诗坛的影响力和领袖地位能够被广泛认同，从而能够“以高位主持诗教”，是其人格魅力、学术造诣、政治地位、诗学宗尚、诗歌成就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祁寯藻；晚清；宋诗学
3.宋金诗歌平行比较研究——李栋辉
摘要：金源（1115—1234）在滅遼蕩宋之後，占據淮河以北大片土地，在北部中國建立了又一個少數民族主宰下的政權。南宋（1127—1279）王朝自靖康之難後偏安江左，成為自永嘉之亂後又一個南遷的漢族政權。金源、趙宋南北前後對峙百餘年，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中原士大夫衣冠南渡導致中原文化的再次南移，金源王朝通過“借才異代”也使得中原文化北上開始發展。南北政權重構之後，政治生態、文化政策都呈現出新的變化，文化版圖進入了重構時期。作為文化版圖重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古典詩學在彼此的建構中有了明確的演進軌跡。本文力圖從政治生態、文化積澱、詩學範式、地域風貌、宗教語境以及外交動態等六個要素全面分析造成宋金詩學發展異同軌跡的根源，從而為宋金詩學的發展演變以及古典诗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參照。緒論部分交代了南北文學比較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並進一步陳述本文的研究視角以及行文思路。第一章首先通過探討政治生態與詩人命運之間的關係，探究士風動向與詩壇變化之間的軌跡。南北政治時局之動向與士風之變遷深深影響了南北詩人的命運，同時對詩風的形成打上深刻的政治痕跡。黨爭不僅成為政治生態變化的風向標，更是詩壇變革的指示燈。其次、筆者着眼於探究文化政策對宋金詩學演變的影響，文化政策的轉向引起了詩人政治命運的變化，並由其引發詩學思想的變革。金朝從“重視文士”到“重吏輕儒”的政策動向，引起了金元士人詩風由“新奇”走向“沉鬱”。南宋王朝推尊元祐的文化政策使得蘇學、理學先後占據主導地位，學者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區分日益明顯。學者之詩以理學詩派的興起最為明顯，而詩人之詩也多因理學侵染，影響了詩人創作的心理機制以及詩文風格。再次、筆者通過對南北科舉制差異的分析，探究科舉考試的動向與詩學演變之間的關係。第二章通過剖析文化積澱的差異找出南北詩風演變的文化根源：首先探討禮樂文化重構中的文化偏向所導致的文化積澱的差異；其次、筆者對南北文化版圖中“蘇學興於北，程學盛於南”的分野現象進行深入的辨析：對蘇學在南北方的演變與發展進行了總結，概括了理學思潮在南北積澱的差異，並由此探討二者與詩風之間的聯繫。其三、從出版產業的發展與詩壇動態之間的關係做為切入點，探討南北刻書產業與詩壇變化的新動向，第三章通過南北詩壇詩學審美範型的選擇，探討造成南北詩風差異的詩學淵源。南北詩歌的詩學淵源直接來源於元祐党人的詩學思想：蘇黃講究使事、用典的詩學思想，注重句法、練字的江西規範，蘇軾清雄俊逸的詩風在南北詩學發展代有傳承。金宋詩學選擇相通之處首先是陶、詠陶詩的大量出現，這也可以視作是蘇軾和陶詩的遺緒，同時平淡自適的詩學範型受到南北詩人的紛紛重視，宦遊沉浮帶給南北詩人相似的創作心理。在學蘇、尊黃的風氣中，蘇黃寫意題畫詩受到了南北詩人的一致推崇；金宋晚期，國家政局以及詩壇流弊促使詩人對詩學範式進行重新選擇，南北詩壇先後興起了宗唐棄宋的思潮。第四章着眼於南北詩學成長的地理環境，筆者首先重視南北不同歷史時期內詩學空間的變遷，並以“八景詩”為例，分析地域風物在詩歌創作中的表現，由此推導宋金詩風地域氣質的差異；再次、筆者着眼於南北地域文學家族詩風的差異，南北分別以南豐曾氏和渾源劉氏為例，揭示南北文學家族中詩學思想的流變：文化氣質在家族成員中的傳承，詩學思想時代的差異性，以及詩歌創作實踐中所打上的地域印痕。第五章注重探究宗教與詩歌之間的聯繫，分為兩個層面：一、在道教金丹派南北宗（全真道與金丹派南宗）興起的宗教語境中，討論道教詩歌蓬勃興起的現狀，以及南北道教詩風的異同；筆者擷取南北道門詩人的代表白玉蟾與丘處機，分別從體道、詠物、紀行、酬唱、言志五個角度全面探究二者詩歌的內涵，並對比分析影響二者詩風的因素；其二、在佛禪思想興起的客觀情勢下，找出佛禪思想對宋金詩人創作實踐的影響，筆者首先從佛理入詩這一點上，全面把握宋金詩人以佛禪入詩的歷史動態，參禪悟道的日常生活以及藉助禪宗疏解政治情累，在南北詩人筆下都得以展現；其次筆者通過分析佛禪侵染下以禪論詩方式的異同，從而把握禪宗語源下，南北詩人追求的詩歌境界，從涵養心性、詩學追求兩個層面，推導出南北詩人普遍追求圓美靈動的詩歌境界； 第六章旨在探究宋金對峙以來，外交活動中詩歌創作的歷史動態以及南北出使詩的異同。筆者首先全面追述宋金自交往以來百餘年的政治局勢，在歷史語境的演進中分析南北出使詩中蘊含的文化正統心理。其二、筆者在立足文本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史詩互證的方法，從體裁上，全面分析南北出使詩的詩學特徵，使金宋臣鑒於南宋王朝的臣屬地位，詩歌創作中表現出強烈的史詩特徵，古體詩顯得沉鬱樸質，近體詩大都藉古喻今，展現出深沉的歷史沉重感；金代使宋使者多為留戀光景的清新之作，長篇歌行體的雄肆豪壯以及近體短詩的狀物工巧更加彰顯了詩歌創作中悠遊的情懷，金人出使高麗詩體現了同樣的詩學特徵，幽深冷峭的詩境為我們展現美麗的半島風光。概言之，南北出使詩極大地擴充詩人創作的內容：異域風光、異族文化、愛國熱情都在詩中得到很好的展示。結語部分在上述六章論述的前提下，概括南北詩學的演進軌跡，並進一步對南北詩學圖景進行宏觀的勾勒。附錄部分就宋金對立的局勢發表一些個人見解，並從文獻整理的角度對正文進行有益的補充。
关键词：南宋；金源；元祐文化；詩學演進；詩學圖景
4.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研究
郭华 2012
摘要：自语素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以来，人们开始将眼光投入到这个比词更小的语言单位。作为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既可以直接独立成词，亦可以与其他语素或句法单位组合成词，具有强大的语法功能。语素义是最小的语义单位，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它认识和推知词义，另一方面语素义的语体色彩和多义现象也成为汉语历时发展的一面明镜。语素研究是汉语的基础研究。语素和词一样，也具有语法属性，现代汉语数量最多的是名语素和动语素；从音节角度，单音节语素占现代汉语语素的绝大多数。本文即以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为研究对象，从语法、语义、构词等多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的描写和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是目前最为权威和普及的语言词典，本文以该词典为底本，进行了穷尽性统计，最终确定了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2100个，形成了“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语料库”；并结合《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挑选出6个构词力最强的动语素，将它们参与构词的565个双音节复合词作为语素构词的数据库。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动语素既不泛泛而谈，也不完全微观至语素项，更多的是运用统分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才是全面和有效的。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的自由和黏着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可成词”，即单音节动语素所有的语素项都是可成词的，这样的动语素有1059个，占总数的50.43﹪；二是“半成词”，即单音节动语素一部分义项可成词、一部分义项不成词，这样的动语素有371个，占总数的17.67﹪；三是“不成词”，即单音节动语素的所有义项都不能成词，只能作为构词语素，这样的动语素有670个，占总数的31.90﹪。由此可见，从是否可成词角度看，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有一半以上是自由的。动语素在是否成词和多大程度上成词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自由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将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分为五类：只能单独使用、主要单独使用、单用与构词较均衡、主要构词和只能构词。从统计的数据看，前两类合计452个，后两类共计711个。这说明，微观看，动语素在成词和构词的时候，大多数的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更偏向于黏着。再将以上五类动语素的单用频次和平均构词数加以对比，我们得出：单音节动语素的自由度同单用频率，同构词力没有正反比关系，“单用与构词较均衡”这类动语素不管是在可成词动语素中所占的绝对数目，还是单用频次，亦或平均构词力都是最多、最高和最强的。这说明，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最为活跃的部分是既成词又构词并且两个功能都有很强表现的这部分语素。从语法属性强弱的角度，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只存在动性的单纯动语素有1272个，存在兼类（如：兼名语素等）现象的兼类动语素有828个，这说明，有60.57﹪的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语法属性单一。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存在多义现象，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节动语素有1015个，只拥有一个动性意义的单音节动语素有1085个，二者的比例较均衡，但是由此还是可以看到，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的多义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从语义表达上，动语素主要是用来表示行为动作、存在变化和某种状态。我们可以按照概念再进行类义划分，如：身体动作、心理行为、感知行为、生产行为、判断、存现等等。划分的结果可以使我们更便于掌握语素义和语素之间的关系。动语素与动语素存在同义、反义、类义三种重要关系。语素义同复合词词义关系复杂，语素义可以直接成为词义、可以成为词义的一部分还可以在词义中没有任何表现。语素可以本义入词，也可以引申义入词，还可以先同其他语素（主要是名语素）进行语义相加，再整体发生比喻，形成词义。但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复合词还是可以在语素义上找到根据。动语素存在着语体、感情和修辞等色彩方面的差异。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在组合成复合词的时候，可以存在动宾、动补、状中、并列、主谓、定中等多种结构关系。动语素与动语素的结合方式以并列为主。动语素相互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大多数仍是动词，一般情况下，一个双音节复合动词要求组成它的语素至少有一个是动性。动语素做限定成分构词要比动语素被限定成词能产。 本文还以一章内容对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的构词进行微观研究。以构词力强的6个动语素为范例，穷尽描写和分析这些语素的构词现象，包括：语素的性类与复合词词性的关系、语素的语法结构类型和特点、语素居前和居后的情况、语素义与复合词词义的关系。这可以使一些观点得到更为直接的验证。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的生命力特点是不同的，有些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有些则日趋消亡。我们可以从动语素的常用性、组合率、历史性、能产性、使用面、义场关系、语法稳定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生命力的考察对于词典的收录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最后指出，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作为语素研究的冰山一角，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和扩展。然而，语言研究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语言应用。对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的探讨，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计算机分词和词典的编纂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语素；生命力
5.汉语自然会话第二评价研究
鲜丽霞 2012
摘要：本文研究现代汉语自然口语中的第二评价。第二评价是日常互动情境中前面说话人在对被评价物发表意见后受话人所发出的评价话轮。本文以第二评价的句法词汇特征为中心，研究第二评价的基本面貌、行为类型及其形成原因。基本面貌包括话轮发出方式和话轮构建方式，行为类型指第二评价所表达的同意/不同意立场及其下属类型，第二评价的形成原因需要从第一评价进行考察。本文以会话分析为基本理论，认为言谈应对是有结构、有组织的，交际者的话语受语境影响，言谈应对过程中的任何细节都很重要。因此，第二评价的情况与规律除了第二评价话轮自身的语法构建以外，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第二评价的序列位置，比如第二评价前的第一评价、第二评价前后的其它相关话轮及其所形成的会话结构，序列是互动行为发生的场所，其组织体现行为的实现和理解；二是与第二评价相关的会话现象，比如话轮中的填充词、笑声、韵律等。语言形式在话语流中的序列位置和相关的会话现象还原了自然语言使用的面貌，展示了语言与其它互动要素共同作用的情况，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观察和解释第二评价的句法形式及其功能动因。与理论一致，本文语料采用自然会话，包括音像和文字两种形式，音像资料是录制于日常生活的会话活动，文字资料根据音像资料转写而成，记录了主要的互动要素，其中既包括语言形式，也包括非语言的形式，如填充词、笑声、韵律特征等。研究中我们发现第二评价的情况和规律如下：第一，第二评价话轮的基本面貌。在话轮发出方式上，第二评价与第一评价之间的相对位置有多种，有在标准位置发出，也有不发出或延迟发出多种情况，这些不同的发出方式体现了话轮接应机制和相邻对原则的作用力。在话轮构建方式上，第二评价采用形容词谓语小句、肯定/否定标记词小句和无评价词小句三种话轮构建成分，这三种句法形式可细分为多种下属类型，各种类型的句法形式单独或组合构成第二评价话轮。发出过程和构建方式作为第二评价的两个方面，分别从话语现象和句法形式两个方面形成有规律的组合，表达第二评价人的同意和不同意立场。第二，第二评价执行的行为是同意和不同意，包括明确表达的同意/不同意和不明确的同意/不同意，它们的强弱程度各不相同，可称之为强同意、弱同意、弱不同意、强不同意。从微观的角度看，这四种立场各自具有特定的发出方式和特定的话轮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们相互排列组合形成两个倾向系统——普遍倾向系统和特定倾向系统。普遍倾向系统倾向于同意，特定倾向系统倾向于不同意。两个倾向系统中四种立场的不同排列方式和层级显示得体度层级，展示第一评价对第二评价的决定作用，解释第二评价的形成原因。第三，从第一评价可以解释第二评价的形成原因、倾向系统的选择。受礼貌原则的作用，从第一评价的行为类型可以预测第二评价的特定形式、发出方式及其倾向系统。评价的正/负面性质和被评价物与现场人物的关系是形成第一评价行为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类型的第一评价，包括普遍评价、表扬自己/对方/在场方、批评自己/对方多种类型。根据两个要素的不同情况归纳出三条规则来概括第一评价和第二评价倾向系统之间的关系，即：规则Ⅰ：被评价物与谈话参与者关系越间接越符合普遍倾向系统，越直接越要根据评价的正面/负面性质和谈话参与者在话语场景中的发/受身份来确定是普遍倾向系统还是特定倾向系统；规则Ⅱ：当正面评价不与第二评价人相关时，第二评价的倾向系统是普遍的，倾向于同意；与第二评价人相关时，倾向系统是特定的，倾向于不同意。规则Ⅲ：当负面评价不与第一评价方相关时，倾向系统是普遍的，倾向于同意；与第一评价人相关时，第二评价的倾向系统是特定的，倾向于不同意。因此，当第一评价的行为类型是普遍评价、表扬自己、表扬在场方（接应人非被表扬者）和批评对方时，第二评价采用普遍倾向系统；第一评价的行为类型是表扬对方、表扬在场方（接应人是被表扬者）和批评自己时，第二评价采用特定倾向系统。本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方面，着眼于汉语本体，描写词汇句法的使用和分布规律，解释语法使用的动因；在实践方面，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和行为活动，为母语者提供判断标准和解释依据，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依据和法则，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则。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研究对象上重视自然口语的价值，在研究思路上结合交际情境分析语言，取得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成果：第一，揭示会话中语言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归纳了用于执行第二评价行为的三类句法形式（形容词谓语小句、肯定/否定标记词、无评价词小句）、七类话轮构建方式及其与各具体立场的对应关系，分析了不同的话轮构建成分在表达同意/不同意立场及其强/弱程度时的功能差异，考察了第二评价中与会话结构相关的句法现象（“是”和“对”的不同接应方式）和会话现象（填充词表达立场的功能、笑声的不同类型）；第二，在功能表达上，分析了第二评价的多种复杂立场和实际互动方式，将其归纳为四种（强同意、弱同意、弱不同意、强不同意），并分析四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一般情况下同意立场多于不同意立场，不同立场具有不同的话轮组织方式；第三，揭示了第二评价的规律（普遍倾向系统和特定倾向系统），概括了第二评价倾向性判断的三条规则及第一评价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普遍倾向系统和特定倾向系统既可以概括人类社会评价行为及其他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互动规则，也可以用于解释不同社会的文化差异及其所体现的互动方式的差异，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个方面是相同的倾向系统所包含的立场不同，比如在表扬对方时英语谈话者倾向于弱度同意，汉语谈话者倾向于强度不同意，批评自己时谈话者倾向于强度不同意，汉语谈话者倾向于弱度同意。另一个方面是同一立场的句法形式不同，比如在肯定标记词在英语中可表达弱度不同意，而汉语中该形式表达强度同意；形容词谓语小句中除形容词以外程度副词修饰语在汉语中具有细致的区别，可以分别用以表达四种不同立场，英语中这个特征不明显。第二评价在倾向性组织上的表现概括了其它行为的相邻对后件，甚至相邻对前件和其它各类会话结构在倾向性组织上的普遍规律，解释了其中立场和话轮形式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构成某一特定语言的特征，从而形成人类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汉语自然会话；评价行为；第二评价；倾向性组织；话轮构建成分
6.《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研究
李登桥 2012
摘要：《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由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輯集而成。該辭書集共收入明清和民國時期的俗語辭書二十部，其中出自明代人之手的有五部：陳士元《俚言解》、陸噓雲《（新刻徽郡原板諸書直音）世事通考》、張存紳《（增訂）雅俗稽言》、趙南星《目前集》、周夢暘《常談考誤》等；清代辭書十二種：顧張思《土風錄》、梁同書《直語補正》、易本烺《常談搜》、史夢蘭《異號類編》、梁章鉅《稱謂錄》、西厓《談徴》、高靜亭《正音撮要》、唐訓方《里語徴實》、蔡奭《（新刻）官話匯解便覽》、北洋陸軍督練處《軍語》、鄭志鴻《常語尋源》、郝懿行《證俗文》等；另有三部成書於民國：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周起予《新名詞訓纂》和李鑒堂《俗語考原》。《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所收錄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語言、民俗、名物、禮制等各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該書可稱得上是一部反映中古到近代社會生活的小型百科全書。在其所收錄的詞條中，以俗語詞和俗語為主，多數詞語口語化程度極高，能夠反映當時的實際語言狀況。並且在詞條考證的過程中，該書注重古今對比，做到了源流並重，從歷時的角度考察詞語在結構、意義以及讀音等方面的變化軌跡，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詞彙形成和發展的線索，這對漢語史研究、詞源學研究和辭書編纂等大有裨益。另外，其所收錄的其它方面的內容也為研究我國古代社會禮制、民俗文化和民俗語言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本文雖名為《〈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研究》，但所觸及的內容並非面面俱到，應該屬於非全面的研究。選取材料的具體做法是：依據各辭書所收的內容和釋詞特點，我們把《集成》所錄的二十種辭書共分為四個類別，即：求義類辭書、釋義類辭書、溯源類辭書和教讀類辭書。在論文的綜述性內容中，我們對各類辭書作全面介紹，而在其後的分項研究中，盡量以其中的十種求義類辭書為主要語料，依照研究需要合理取捨，進而總結歸納辭書的編纂方法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各書編者的語言文字觀，並對辭書中存在的訓詁、語義以及詞源等問題進行梳理與探索。本文共由五章構成。第一章為緒論部分，在這一章中，我們主要介紹了對古今俗語的認識、《明清俗語辭書集成》的研究狀況、本文研究方法及語料選取等內容，重點闡明了《集成》的研究價值與相關的研究現狀；第二章爲《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概況，這一章的主要內容是分類介紹《集成》所收二十部辭書的內容和編纂體例；第三章為《集成》求義方法的研究，共歸納出據古求義、因聲求義等八種求義方法；在第四章中我們對《集成》釋詞中所涉及的語義問題進行了分析，主要討論了《集成》中的義素觀、《集成》對詞義演變方式和演變結果的探索；第五章論述的是《集成》對詞源的探索，著重討論了《集成》中的詞語歷史溯源、詞語理據的探索和《集成》中的流俗詞源。最後的結語部分總結了《集成》在求義方式、語義分析和探索詞源等各方面的得失。總之，《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是漢語語言文字研究的重要語料，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明清學者的語言觀和語言研究方法，可以找到詞語形成的部分線索，可以體會到語義的演變以及漢語詞語音義結合的理據。該論文對《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所做的只是最基礎的研究，我們期待著今後有機會將這項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明清；俗語辭書；求義方式；語義；詞源
7.先秦两汉侠文学研究
严红彦 2012
摘要：侠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一大社会现象，韩非子视其为“以武犯禁”的“邦之蠹”；《六韬》谓曰王者“六贼”之一；司马迁、班固在史书中为这一社会群体列传评为：“扞当世之文罔”，“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荀悦亦称游侠等“三游”为“德之贼”；侠在国家体制之外建构私人秩序、追求个人利益，往往为国家公法所不容。同时，侠的另一面又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温良泛爱，振穷周急”；标榜私义，修行砥名以立于天下，世人亦争相与之结交。先秦两汉时期社会真实的侠与后世文艺作品、文化观念中侠的形象存在巨大的差异；此时期的侠文学作品以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侠或任侠行径为叙事、抒情的主题，文学体裁以历史散文、民歌谚谣为主，数量不多，但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在侠文学史、侠的历史文化发展演变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以先秦两汉侠文学为研究对象，分设导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正文有侠的历史文化溯源、先秦两汉侠风之流变、历史散文中的侠、民歌谚谣中的侠、其他文本形式中的侠五章。 导论部分简单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百年侠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史以及先秦两汉侠文化与侠文学的研究现状，兼及海外、港台地区研究成果，概述研究的缘起、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第一章以“侠的历史文化溯源”为题，探讨侠的起源、特性、定义以及本文所论侠文学的选定标准与研究范围。从侠的文字训诂和《韩非子》、《史记》等早期文献典籍的记载出发，分析侠的核心特质是一种国家体制之外的私人势力，有崇尚私义、集团性、暴力色彩等多项外在特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回溯侠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予以“侠”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客观的定义。采用符合先秦两汉文学实际的大文学概念，在更为丰富的文学体裁中划定本文所论侠文学的研究范围。 第二章以“先秦两汉侠风之流变”为题，探讨本时期侠风的时代特征以及演变与发展。先秦时期侠风兴起但文献记载稀缺，概略分为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贵族之侠以及聚众山林或身为门客的布衣之侠两大类。两汉时期侠风炽热，有豪强化、地域化、职业化、少年化几大共同的特点，东汉末年处士沾染侠风则为时代新变。侠的私力性质为国法所不容，两汉统治者采用法令管制、强制迁徙、充军戍边、酷吏镇压、舆论贬斥等方式打击游侠活动。 第三章以“历史散文中的侠”为题，探讨秦汉时期历史文学作品中的侠形象。以《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书为主，研究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侠的社会特征，以人物为中心，分析典型性的人物或人物群体，主要选取侠的私力特性、人际关系、发迹变泰、报恩报仇、私义诚信等对后世侠义小说有较大影响富有母题意义的故事情节，概括分析其社会文化内涵及其文学意义。 第四章以“民歌、谚谣中的侠”为题，研究此时期与侠或任侠行径有关的民歌、谚谣、乐府等作品。先秦时期与侠有关的民间歌谣尚处于萌芽状态，两汉咏侠的谚谣、乐府民歌大量增加，真实迅速地反映游侠社会活动的细节以及普通百姓的爱憎、褒贬之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长安为尹赏歌》、《东门行》、《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等作品，风格质朴情感真挚，对后世咏侠诗影响深远。 第五章以“其他文本形式中的侠”为题，研究先秦两汉寓言、辞赋、诏令、奏议、私人书信中的侠形象。这些语言文本对侠着墨不多，从不同角度勾勒出游侠立体的社会形象，展现了国家统治者、普通民众，从法律、道德层面，对游侠这种社会角色的真实评价。寓言中的侠，富有虚构特性，在侠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价值、意义值得重新考量。结语部分总括全文，概述侠文化与文学后世的发展轨迹。总结先秦两汉时期侠的社会历史形态以及侠文学的总体特征。粗略介绍后世社会实际存在的侠有绿林豪杰、秘密帮会等多种类型；文学作品中的侠逐渐脱离社会历史的真实形态被文人理想化、美化、艺术化，成为一种自由飘逸、锄强扶弱、重义轻利的文化艺术形象。
关键词：先秦两汉；任侠风尚；游侠；侠文学；历史散文；民间歌谣
8. 禅宗语言专题研究
李艳琴 2012
摘要：本文以具有同源关係的八本禅籍作为一个专题，研究禅宗语言。从《宝林传》（801）开始，至《祖堂集》（952）、《景德传灯录》（1004）、《天圣广灯录》（1023）、《建中靖国续灯录》（1101）、《联灯会要》（1183）、《嘉泰普灯录》（1204），最后至《五灯会元》（1253）。从延续450多年的八本禅籍中，辨勘正误，掘发禅籍俗语词和禅籍俗语的一般义和禅宗语用场景下的禅籍义，在疏通禅籍文本的前提下，研究禅门师徒授受的套语套路，构建禅宗语言的话语体系。全文分六个部分：一、绪论。介绍禅宗语言的研究现状、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的材料和思路、研究的方法等。二、禅籍校读释例。本章对主要研究的八本禅籍进行校勘学上的本校、他校、理校，疏通禅籍文本的字词句，为禅籍新词新义的研究及禅门套语套路的建立确定规范的文本。三、禅籍新词新义研究。本章对禅籍中出现的新词新义进行释义，以《汉语大词典》、《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作为参照标准，并旁及单篇论文及着作中的词语考释。四、禅门套语套路研究。本章在疏通禅籍文本的基础上，得出禅门师徒授受的套语和套路。禅宗语言是具有宗门性质的语言，与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普通语言相比，具有表义的双重性。在禅门内部，就是具有特定指代关係的行业内部语言。本章研究的重点，就是揭示禅宗语言在禅门内部的特殊指代关係，构建禅宗语言的话语体系。五、禅籍俗语研究。本章是对禅籍中大量存在的俗语的禅籍义的研究，与第二章同样属于禅籍词语释义的范围。本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禅门师徒话语体系中的思维模式，分为“战事格斗俗语”、“赌博货贸俗语”、“衙门官场俗语”、“占算卜卦俗语”等十八个专题。通过分析俗语在禅宗语境中的禅籍义，总结出禅籍俗语在来源与数量、形式、语义上的特点。六、馀论。在前文对禅籍作一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禅宗语言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并说明禅宗语言本体的複合性。
关键词：宝林传；祖堂集；五灯；新词新义；套语套路；俗谚；禅宗；语言
9. 唐宋禅籍俗语研究
徐琳 2012
摘要：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為了適應唐宋中國社會的發展，適應平民階層的需要，在語言上對印度佛教進行了徹底革命，創造出具有中國本土平民色彩的禪宗語言。俗語具有俚俗質樸的特點，正好與禪宗的語言風格相適應，於是在禪籍中被廣泛使用。禪師講法傳佛、接引學人或是作偈吟誦時，都大量使用當時流行於街頭巷尾、鄉村市井中人們耳熟能詳的俚詞俗語。唐宋禪宗語錄更是植根于當時深厚的口語土壤，真切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語言狀況、生存狀態和思維方式。目前，禪籍語言研究很少集中于俗語，而俗語研究又很少涉及禪籍。近幾年，少數學者對禪籍諺語進行了研究，但對諺語以外的其他語類少有涉及。真正意義上對包括諺語、慣用語、歇後語和俗成語在內的禪籍俗語所作的研究尚未見到。本文借助描述法、比較法、歸納法和動態語用法，在研究中力求做到微觀考究與宏觀論述相結合，將具體的個案研究提高到理論的高度。同時借助文化學、民俗學、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多角度對禪籍俗語進行研究。本文共分七章，對唐宋禪籍俗語進行考查：第一章，俗語研究概況。我國的俗語研究歷史悠久，特別是二十世紀後俗語研究向着更加深入全面的方向發展，但是對於俗語概念、性質、範圍的界定歷來存在分歧。本章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立足於禪宗文獻，對俗語的性質、特徵、歸屬和範圍等問題進行探討。其中，以“俗語”作為總概念，分類討論其下的諺語、慣用語、歇後語和俗成語。為“禪籍俗語”的概念作出明確界定和分類，從而為禪籍俗語的判定確定統一的標準。第二章，禪籍俗語的結構及構造方式。本章總結歸納了禪籍俗語的結構形式和構造方式。討論禪籍俗語結構成分和形式的變異現象，歸納出禪籍俗語單一性與多樣性，固定性與靈活性並存的特點。第三章，禪籍俗語語義研究。禪籍俗語在特殊的禪宗文化背景和語用環境下，意義受到禪門思想的影響，具有了多樣性的特點。本章在動態語境中分析禪籍俗語的不同語義類型。禪門師僧借助俗語表達深刻的禪旨佛理，由於彼此取材各異，許多來源不同、形式有別的俗語常常表達相同的意義內涵，本章從語義聚合的角度將禪籍俗語分為同義俗語聚合及反義俗語聚合，以展示禪籍俗語語義複雜性的特點。第四章，禪籍俗語的來源及演變。本章我們從探源的角度歸納了禪籍俗語沿用古語和自創新語兩大來源；從形式和語義的角度探討了禪籍俗語演變的軌跡。體現其傳承性和變異性的特點。第五章，禪籍俗語修辭研究。本章對禪籍俗語的修辭方式進行分類歸納，表現出俗語生動性和情趣性的特點。第六章，禪籍俗語與民俗文化。本章從唐宋語言、民眾社會和人文精神三個方面對禪籍俗語進行分類考察，展現其深厚的民間文化底蘊。同時將禪籍中的民俗類俗語按照是否體現民俗語義分兩類討論。禪籍中的民俗類俗語具有廣泛的民間來源。第七章，禪籍俗語的作用及特色研究。本章從五個方面歸納了俗語在禪籍中的作用。並借助大量例證揭示禪籍俗語的多種特色，彰顯其獨特的語言魅力，突出它寶貴的研究價值。
关键词：禪籍；俗語；語義；修辭；民俗；特點
10. 文献与语言研究
罗舒 2012
摘要：《三朝北盟會編》一書250卷，宋徐夢莘撰，記載了從宋金海上之盟到金主完顏亮敗盟這一時期的宋金和戰史。該書徵引資料丰富，包括了大量諸如詔令奏議類文書、私人筆記著述、出使談判語錄以及墓誌、家傳、行狀等體裁各異的史料。對於這些引用資料，作者遵循了不擅自改動的原則，較好地保留了其徵引原書的本來面目，爲學術研究留下了一批珍貴的原始資料。尤其是書中的談判語錄等語料，由於白話程度較高，能夠反映出當時宋代口語的真實面貌，是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文主要從對《會編》的文獻整理入手，熟悉並理解其文本，在此基礎上對其語言進行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 本文在篇章結構上共分為八章，包括緒論、正文、結語三大部分。在緒論部分，首先簡要介紹了《會編》的基本情況，包括其成書經過、書名、體例等一系列問題。然後分別從歷史文獻學與漢語史的角度介紹了《會編》的研究現狀，並結合其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說明了全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以及方法。 第二章至第四章的內容皆圍繞《會編》文獻學方面的價值展開論述。首先對《會編》版本源流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並專門考證了《會編》中一些所引資料的具體情況。接着對《會編》的版本異文、引用異文以及兩書異文進行了分類梳理。在此基礎上，集中展示了對於《會編》的整理校勘成果。通過大量的例證，分類說明了書中存在的訛、脫、誤、倒等現象，並綜合利用了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對這些訛誤加以糾正。 第五章至第八章則是從漢語史研究的角度對《會編》進行論述。一直以來，學界對於《會編》的語法研究較為充分，相對而言，對其詞彙方面的研究還有所欠缺。因此本文對於《會編》的語言研究，實際便着重於對其詞彙的系統研究。首先討論了《會編》詞彙研究對於近代漢語研究、文獻整理、辭書編纂這三方面的重要價值。其次，將《會編》中的新詞新義分為文化詞、外來詞、口語詞三個類別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文化詞分為了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文化風俗四個大類，結合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力求在探討詞語一般意義的同時，挖掘其中更深層次的文化涵義。外來詞方面，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別通過與滿語的對比，弄清諸多女真語音譯詞的本來意義。口語詞則分為金人口語詞與一般口語詞加以論述，其中的金人口語詞是當時中國北方“漢兒言語”的具體反映。接下來的第七章對《會編》中的疑難詞語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釋，並綜合利用了類比歸納、因聲求義、方言佐證、探求語源等訓詁方法。最后，對《會編》中較為特殊的文白之別的現象進行了舉例說明，並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 通過對《會編》的研究，可以發現《會編》的諸多傳本中還存在着不少訛誤，在對其加以利用的同時，應該要注意對其文本嚴謹而仔細的校勘。《會編》中的白話語料基本反映了宋代語言的真實面貌，與其同時代的語料相比，在詞彙語法方面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因為受到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在金人的口語之中出現了一種漢語的變異，即語言接觸中所經常談到的“漢兒言語”。《會編》中的女真語音譯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真語的語音特點，是研究女真語學者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同時《會編》中可以發現一大批文化類的新詞新義，它們真實的再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具體情況，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宋代社會的高度發展。
关键词：《三朝北盟会编》；文献；校勘；近代汉语；词汇
11.依饭节与仫佬族的人观
银浩 2012
摘要：人类诞生之时起，对“人是什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人类探寻未知领域的重要手段，各门科学都从各自的领域对“人是什么？”的千古谜题进行过或具体、或抽象的表述。回顾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直接促成了人类学的诞生。从狭义的以体质人类学为研究对象开始，到北美学界对人类学学科分类的重新定义，人类学关注的核心对象始终都是“人”的问题。并且作为打通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科学的通识性学科，人类学对“人是什么？”的回答，自达尔文时代起，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以及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其言说方式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发现自身的历史。与此同时，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结晶，对“人是什么？”也一直心存疑问，它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因而，从神话开始“人”一直都是文学着力刻画的中心。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个人自我情感的投射，人们从文学作品中不断照见自己，不断完善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使人成为人的文学。对人的问题的共同关注使文学与人类学这两大学科阵营，有了对话的空间，在科际交流与整合的过程中，一个关涉两大领域的学科——文学人类学诞生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这个学科得以成长的关键要素。其学科元话语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的核心则是解释人是如何认识自我的问题。对学术史的梳理过后，回到本论文所要研究的话题。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文学人类学的存在使本论题对仫佬族人观的讨论有了学科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认识宇宙的独特的方式和习惯。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怎样成为我”一系列的自我反思不断促使着仫佬族对自我的本质问题进行阐释和建构，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表述体系。伴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这一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区分“我族”与“他族”的重要表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族群对于自我身份的表述是稳定的，但由于群体迁徙导致的地域环境变化，强势文化的冲击，以及现实语境的影响，都会使人们原本惯常的思维方式发生位移，从而导致他们在追问自我是谁的过程中发生新的变化。尽管，这样的变化有时是剧烈的，有时则是缓慢的。但当一个群体能成为一个民族为世人所承认，内在必然包含着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地方。生活在广西九万大山南麓的仫佬族就是这样，不管其表述的称谓如何变化，他们都默默坚守着自己固有的文化表达方式，正是这些生活中如影随形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仫佬族独有的族群特征。由此可见仫佬族对自我本质问题的认知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问题，它还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维持族群身份特征的文化表述系统：个体生命、家庭、“冬”、族谱、宗祠、民间信仰、祭仪、婚俗、丧俗……等等，它们成为仫佬族展示自身属性，划分族际边界的重要表征。然而这些多样化的文化事项，却可以通过“节日”文化的呈现将它们彼此串联起来。在这里“节日”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适当的放大与提升。它可以是个人生命史中某个重要的时刻，也可以是世俗社会中人与人交流的平台，神圣空间中人与神灵沟通的祭仪等等。透过“节日”文化的内部肌理，我们可以了解到仫佬族人自我表述的基础和递进层级。反映仫佬族对人、对社会，对世界的三重认知模式。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曾经有过这样有趣的一幕，当祭祀仪式开始时，随着檀香冉冉上升的烟雾，笔者问当地人，问什么要烧檀香？当地人告诉笔者，檀香是沟通上界的工具，上面的“人”闻到檀香就知道下面的人要供奉“它们”了，才能把“它们”请下来，檀香就类似请帖一样的东西。这个看似调侃的解释，却有着让人无限遐想的空间。为什么要檀香？上面是哪里？“它们”又是谁？……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有一个他们敬畏的“上面”，和崇拜的“它们”。在檀香缭绕的地方，似乎有一种力量告诉他们：“你们是谁，你们从那里来，将来要到哪里去……”。为了更真实地了解仫佬族“节日”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仫佬族自我认知问题的影响，从2009年11月至2011年3月间，笔者多次到仫佬族聚居地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对仫佬族的方志、族谱、碑刻、生活图像等地方性知识进行了广泛地涉猎，同时对仫佬族传统婚礼、清明节、依饭节等至今依然鲜活的民间节俗仪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通过现场式的参与观察和各种文献资料的相互补充，采用“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物的叙事、仪式叙事” 等方法，力图客观真实地展示仫佬族实现自我认知的载体和内容。现将笔者关于仫佬族“节日”人观的研究入思路径呈现如下：绪论：从人类学与文学两个学科对“人之为人”问题的讨论入手，寻找文学人类学对于此命题的认识基础。进入到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场域，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笔者发现“人观”问题不仅是该领域的讨论的核心话题，更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一千古难题的有效途径。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学科，文学人类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路径，它融合了人类学与文学两门学科的长处，弥补了彼此方法论上的不足。“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有了学理意义的支持，笔者才有可能将“节日”话题与仫佬族人的自我文化表述紧密地联系起来。基于对目前学界对仫佬族研究以及文学人类学视野中“节日”研究现状的梳理。发现通过文学人类学的眼光，借助仫佬族“节日”的自在呈现，能够一窥仫佬族自我认知体系之堂奥，并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而，确立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和思路。第一章：罗城县概况。从地域空间、自然环境、民族构成、历史沿革等方面，勾勒出仫佬族聚居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概貌。了解本文研究对象仫佬族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是揭示仫佬族独特“人观”的首要条件。第二章：仫佬族节日传统。通过对一年中仫佬族节日和相关仪式的概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论述岁时节气与生命“节日”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清明节的神灵观。借助于罗城县东门镇中石屯大银村清明节的民族志描写，以节日祭仪中世俗时间与神圣空间的相互转换，展现仫佬族的神灵观。同时引发出仫佬族对于宗族社会的思考，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祖宗崇拜的传统观念将现世的人和历代前辈联系起来的历时过程。第四章：婚礼中的生命观。本章以仫佬族传统婚礼为切入点，通过对婚礼过程的民族志书写，将婚礼当成个人生命史中一个重要的“节日”来进行论述。同时把诞生礼、婚礼与葬礼三者并置起来，客观地呈现仫佬族人的生命结构。进而通过对相关的人生“节日”的讨论，揭示隐藏于人际交往背后的仫佬族社会构成。第五章：“依饭节”的世界观。通过对仫佬族传统节庆中最重要的节日——“依饭节”的考察，洞悉仫佬族的世界观是本章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具体从节日祭仪、神谱分析、师公唱本解码等三个方面着手，探究仫佬族特有的族群文化传统，以及他们对个体生命，宗族社会，祖先神灵的看法。第六章：本章从四个方面对前文所提及的各种观念进行集中梳理。将仫佬族的“人观”问题引入四个层面中：分别从个人的自我表述，节日的时空解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整体人观所呈现的民族性等角度进行论述，旨在阐释不同“节日”维度中仫佬族“人观”的承续性与整体性。结论：综合回溯仫佬族“节日”中对“我是谁？”，“谁是我？”的整体性诉求，力图客观完整地展示仫佬族在自我认知过程中所独有的文化表现模式。以回应本研究伊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当今社会族群身份表述的危机，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现实注脚。藉此，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用文学人类学的画笔，描绘出一群“仫佬人”的自画像。如果说文学人类学跟着人在走，是一本日记，记录着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过程，那么本文也许会成为众多日记中的一篇。
关键词：仫佬族；节日；人观；文学人类学
12.唐前博物类小说研究
张乡里 2012
摘要：博物类小说，一般是被名为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放在志怪小说的框架之内进行研究的。但因其叙事成分少、志怪色彩淡，所以研究者对于这部分作品论及的较少，即便论及也评价不全面。这种情况是由于小说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小说分类问题存在的误区所造成的。 “小说”一词的所指，从先秦至今发生了多次变化。其中，“小”指的是“小道”或者“短书”，一者为价值层面对小说所承载的知识的鄙夷，一者指向的是形式的短小。这两者都与“微小”之意密切相关，而且作为古代小说的特征，它们一直变化不大。但关于“说”的所指，就有较多争议。如果从语义学角度来看的话，“说”的本义就是解释、解说。和“语”相比，“说”更偏重于解释、说明，而“语”则带议论和概括的色彩。以“说”为名的作品，从《韩非子》中的《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到刘向的《说苑》，再到《宋史·艺文志》中的《易说》、《诗说》、《论语说》等，也都是解说性质的作品。小说也不例外，它所指的也是解释说明性质的文字。“小说”一词，在先秦诸子如庄子、子夏、荀子等人那里，所指的均是与自己学说不同的其他流派；到汉代学者那里，“小说”又成了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并且因为遭批判和攻击，而衍生出了荒诞的色彩。到了班固的《汉志》，小说观念又发生了改变，成了十家之一。《汉志》中的小说家在子部，是承袭先秦诸子将小说视为说理性作品的，但“小道”之说，又使得它成为十家之中最不入流的一家。后世的史学家一直承袭这一观点，将小说放在明理的子部。而那些在今天被当作古代小说的经典进行分析的作品，如《神仙传》、《搜神记》等，在《新唐志》以前，均属以叙事为宗的史部。但这种情况，在刘知幾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如在《新唐志》中，诸多原先列入史部的著作被改入小说类。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刘知幾从一个严谨的史学家的立场出发，将众多语涉荒诞的作品划出了史学阵营，这就导致了小说观念的一次质的改变：小说的明理特征变得淡薄，而叙事成分则被引进了小说领域。在研究唐前小说作品时，必须看到小说是明理的这一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小说的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作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在关于小说类型的论述中，古人并无博物之说。在刘知幾那里，这部分作品或为地理书，或为都邑簿；在胡应麟的论述中，它们或为志怪，或为辨定；到了纪昀，就将其断为琐语类。而在今人关于小说分类的论述中，除宁稼雨先生将大部分的博物小说视为杂俎类外，一般都是将其放在志怪小说之中的。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会导致对博物类小说认识的错位，甚至会使一部分博物小说因为缺少志怪色彩而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从小说是“小道”这一层面来说，博物类小说应该是古代小说的主要类别。因为“小道”一词，所指向的就是巫、医、卜、祝以及农、圃等方面的知识，这在历代对《论语》中子夏的“小道”的注解，以及薛综、朱熹等人的论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因为这些知识更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所以作为小道的小说，也较多关于物的知识和论述。从《西京杂记》、《殷芸小说》甚至《幽明录》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博物倾向。 从人们开始认识外部世界的时候，博物知识就产生了。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博物知识体系也不断变得更加庞大。博物知识最初是依附于地理书的，随着地理知识的专业化、地理书的严谨化和科学化，博物类小说才逐渐从地理书中独立出来。随着博物知识的发展，它又有了细分及类别化的需要，于是又产生了《南方草木状》、《竹谱》、《古今刀剑录》等作品。这些著作不仅符合文化层面上对小说是小道的体认，而且其产生也多是源于传闻，所以它们也是小说。并且因为它们的内容都是以物为中心的，所以也都是博物类小说。 在唐前这一时段内，博物类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三阶段：先秦时期为孕育期，两汉时期为萌芽期，魏晋六朝为形成期。 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可以视为“博物之祖”。其中，对于山川地理、矿产、动植物、异人异俗等博物知识，都有较多的论述。但这些博物知识都是附属于地理知识的框架之下的，所以《山海经》还不是真正的博物小说。作为博物小说的源头，它在内容及写作方法上，对后世博物类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如对于山川地理知识的介绍，对世界的四方及中心的体认，对矿物、植物、动物、远国异民的描写等，这些内容都成为后世博物小说的主题，并不断地被加工改造，成为博物君子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汉代的博物知识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方士们的著作中，博物知识因方士们自神其术的虚构和夸张，而呈现出荒诞的色彩；而在学者的论述中，则偏重于对博物知识的确定性的辨析。这一时期的地理书，有一部分还和《山海经》一样记载有众多的物产知识，但其中不管是地理知识，还是各种矿物、动植物等知识都发生了变化：地名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各种物产也主要偏重于其不死、祥瑞的功用；对异人也不再是记其面目的奇异，而是注重对其品性的阐述；神也有了人格化的倾向。在小学著作和子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辨其名物”的博物知识。这些知识多数都是从一种客观、严谨的立场出发，对名实关系作认真的梳理、辨析工作。在史书中，也有一类与君主密切相关的博物知识：贡赋、奇珍异玩、楼台宫室等，都作为与帝王有关的事物，被一一记录下来。而这一部分博物知识因为与人、事多有关联，而且属于以叙事为主的史部，所以与后世的小说观念比较契合。 魏晋六朝时期，博物知识从地理书、小学著作等作品中独立出来，博物小说形成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像《博物志》这样繁杂的著作。张华以博物君子的心态，构建了以轻实践、重传闻为特色的博物学体系，涵括了山川地理、人民物产、奇风异俗、各种动植物、以及物理、化学、医药、方术、典礼、物名等各方面的内容。因为《博物志》在后世曾遭删削，所以今天所见非全本。而《博物地名记》、《感应类从志》等书，都是《博物志》佚文所辑而成。关于《博物地名记》属于《博物志》一事，清代的王谟早已论及。而《感应类从志》一书学界论及较少，而且对是否为张华所作存疑。但从其内容和文字来看，它确实应该是从《博物志》的佚文中辑出的文字。这一时期的博物小说除了像《博物志》这样包罗万象的著作之外，其他作品则可以根据渊源及创作方法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地理体、名物体和杂传体三类。地理体博物小说是承袭《山海经》及汉代地理书而来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受地理书的影响较大。名物体主要是从小学著作中“辨其名物”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受这一时期名物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更为科学、细致，而且出现了介绍某一类专门知识的著作，如《南方草木状》、《竹谱》、《古今刀剑录》等书。这些著作在创作上特色鲜明：往往是以“事物名+外形+特性+作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构文字。其中，《荆楚岁时记》则是专门介绍荆楚地区的风俗这一抽象事物的。该书的出现亦受到地理书记风俗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辨名物的特色，在介绍风俗时，先介绍风俗之名，然后论及其时间及一系列仪式等。杂传体博物小说则是承《洞冥记》而来的，主要介绍与人、事相关的各种物。因为其主要内容及作者的关注点主要在物上，所以，这一类作品如《拾遗记》、《续齐谐记》等，也是博物类小说。而且这一部分作品有对人物、事件的描述，重虚构、文采富艳，与后世的小说较为贴近。
关键词：唐前；博物类小说；博物知识；地理体博物小说；名物体博物小说；杂传体博物小说
13. 身前死后：宋前佛教的功德、斋会与荐亡
陈星宇 2012
摘要：“佛教中國化”是一個宏大的長久的課題，其實，許多中國佛教的研究話題都可以被納入這個課題之中，包括筆者所選擇的這個與佛教薦亡儀式密切相關的問題。本文的整体思路，是以宋前佛教的薦亡儀式為考察對象，通過追溯其思想根基與先行實踐，來分析這種儀式存在的根源與合理性，并展示一段大乘佛教在中土傳播時的對原始信仰和本土宗教的妥協的過程。本文緒論中，一些牽涉到理論思考的問題將會被提到，用來定性我們的研究對象。佛教的在中國發展一直表現出兩端分裂性，即：在高級僧侶和智識階層中的玄學話、倫理哲學化發展，與在普羅大眾中的儀式化、巫術化的發展。筆者認為，我們所要考察的這種儀式性佛教，實際上是大乘佛教在中國傳播之時對原始信仰和本土宗教妥協的產物。本文第一章討論功德思想的問題。作為佛齋得以成立的思想基礎之一，功德思想的核心，是認為信徒的儀式性的或者帶有儀式意義的實踐行為會對他們追求的結果產生積極的推動力。對佛教而言，功德思想是輪回理論中的重要一環。與許多原始宗教相似，早期印度婆羅門教在看待人死後歸宿的問題上，也抱持一種靈魂不滅的觀念。在早期的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梨俱吠陀》中，印度先民就認為，人死之後，會去到閻摩掌管之處，與祖先會和，生前行善者可以上升到最高的天界。到了《奧義書》時代，出現了較為明確的業報輪回理論。在輪回中，存在著推動輪回向善的一面轉化的可能，這便是做功德。本章利用佛經資料，闡釋了“功德”的意義，同時指出，之所以還存在為他人做功德的可能，乃是基於佛教認為的，功德可以轉移、可以傳遞的性質。同時，因為俗人的施捨是僧人們生活資料的重要來源，“齋僧”這一種行為被認為因為其維持了僧人的生存而使得佛法得以傳承，因為具有巨大的功德。對講解佛教齋會的講解也在本章中進行。佛教齋會一節從《南海寄歸內法傳》入手，比較了八世紀印度和中土齋會的異同，指出這樣一個可能：在有差別的形式下，佛教齋會仍然可能有著共同的儀式目的。而且唐代時期，佛教齋會的薦亡意義已經被普遍接受了。第一章還包括在薦亡的前提下的對齋會儀式的儀式意義的探討。 第二章意在解說佛教薦亡儀式的成立的思想因素：一個冥判體系的存在。有情眾生自無始以來就旋轉于六道生死之中，猶如車輪，轉動無窮，這是對佛教因果論的一次具體解釋。因果左右著輪回，輪回發生在因果的邏輯之中，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中，生命的片段中的相對性的與“開頭”的“結局”，被稱為“果”與“報”，“果報”之興，亦是因果邏輯在發揮著作用，也就產生出“業報”這樣的觀念。業報是對死後將去向何處的重要解釋，也是判斷死後去向的重要依據。業報之判定與執行，依賴於一個與人間法治邏輯相似的冥判系統來執行。這個系統不僅包含著名的“十王”，還包括深受道教影響的“天官”。第三章對七七齋進行正面考察，涉及到民俗資料，尤其是敦煌文獻。在考察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唐代的各種形態的薦亡儀式：盂蘭盆供、瑜伽放焰口、水陸法會、七七齋，它們相互間存在著微妙的關聯。它們不僅僅有著相似的儀式目的，在儀式過程上也有相近之處。在這一章中，七七齋將被從其成立的理論依據、敘事環境、在敦煌地區的形態、與西方淨土信仰、預修信仰及十王齋的關聯等多個方面進行考察。第四章是重點是說明薦亡儀式的衍生信仰：預修信仰影響下的儀式衍生——壽生會。第五章補充緒論，對唐前民間佛教能否“理性化”的問題作出討論。
关键词：功德；斎會；薦亡；冥判；盂蘭盆供；七七齋；壽生會
14.中国上古植物崇拜研究
杨梅 2012
摘要：植物自人類產生以來即與人類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植物不僅曾是人類唯一可靠的食物來源，還是人類防禦、生產的工具。作爲自然崇拜之一，植物崇拜不僅反映了早期人類認識世界的水平，其在後世的發展流變更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歷程。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上古植物崇拜展開討論：緒論，簡要介紹了中國植物崇拜研究的成果；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注重個案研究，對植物崇拜現象的分析類型化、模式化，研究角度相對單一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與預期目標。第一章討論植物崇拜觀念的產生。首先根據傳統文獻記載、民俗資料以及考古材料，從飲食、醫藥之源，衣物之資，住行之藉，生產之器四個方面探討植物在先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闡述了農業的發明及其對先民植物崇拜觀念的影響。第二章討論天梯信仰中的樹木崇拜。首先通過對古今中外關於天梯信仰的神話傳説的考察，指出以樹木爲天梯是廣泛存在於世界各民族中的信念；再次以中國古代社樹爲例分析樹木天梯溝通天地人神的功能；最後討論了樹木天梯在喪葬中的功用。第三章討論先民對植物生命力的崇拜。對植物生命力的崇拜是植物崇拜最早的表現形式，是人類對生的嚮往與死的恐懼的本能在精神領域的反映。首先從不死植物的神話傳説考察先民對植物不朽生命力的認識；其次，以東北少數民族柳樹崇拜爲例，探討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植物生命力的崇拜；最後，藉助出土文物與民俗文獻資料分析先民在喪葬習俗中對植物生命力的崇拜。第四章討論先民對植物生殖力的崇拜。首先從植物生人的神話傳説考察先民對植物生殖力的認識；其次，討論婚育習俗中對多籽易生類植物的利用；最後，通過對史前與歷史時期隨葬五穀的考察，探討了此習俗的宗教意義。第五章討論先民對特殊植物的崇拜。特殊植物包括寄生植物、具有特殊氣味的植物以及被先民視爲植物的菌類。首先討論寓木崇拜，指出寓木之神性源自其不資地氣的生長狀態與寄主本身的靈性；其次以靈芝與太歲肉爲例討論類植物崇拜；最後，藉助考古資料與民俗材料探討先民對植物特殊氣味的尊崇。第六章探討植物崇拜的演變與衰落。首先，以桑樹爲例討論樹木神性的衰落；其次，通過對五穀神性的消長的考察，探討物質文明的發展對五穀神性的衝擊。第七章討論植物崇拜對人類生死觀的影響。首先通過對古今中外的死亡起源神話的考察，分析前農耕社會的生死觀，指出生命短暫的植物和農業的發明者——女人與死亡降臨的關係；其次考察了人類進入農業社會以後生死觀念所發生的改變；最後考察了中國古代仙道學説對植物的態度。結語，雖然植物崇拜觀念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逐漸增強而日漸衰落，但是，至今仍然影響著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上古；植物崇拜；生命力；生殖力；生死觀
15. 宋代民俗诗歌研究
李黎 2012
摘要：宋代是一個經濟發展、民俗文化繁榮的時代。宋代史學發展促進了民俗學的發展，宋人的史學精神也促進了詩人對於民俗的關注。宋代市民階層的增長促進了人的意識覺醒。以上這些因素促使詩人關注百姓生活，關注民俗。因此民俗詩歌興盛于宋成為一個突出的文學現象。序言部分首先說明了民俗與禮俗、風俗的概念差異，確定民俗的定義，並且由民俗與詩歌的關係入手討論宋代民俗詩歌繁榮的現狀以及研究的必要性，確定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然後考察學界關於宋代民俗詩歌的研究現狀和不足之處，確定本論文的研究思路。時、地、人三個維度決定了民俗差異，詩人也相應地從這三個方面去看民俗，相應地民俗詩歌也反映出了民俗的地域特徵、社會群體特徵及時間特徵。因此論文前三章以這樣三個維度分別考察宋代民俗詩歌所反映的具體內容，突出民俗詩歌的繁榮情況以及對於文學的影響和詩人關注這類民俗詩歌的原因。論文第一章討論地域民俗詩歌，首先考察地域民俗詩歌所反映民俗的內容，然後根據不同的創作情景，分為四個部分考察地域民俗詩歌的狀況。第一為出使異域的民俗詩歌，并分析這類詩歌的創作原因，即關注異族人的生活，并思考國家的政策。第二為為官他鄉的民俗詩歌，并分析該類詩歌的創作原因，即官員要關注民俗，舉辦民俗活動。第三為貶謫遠方的民俗詩作，并分析詩人的創作原因主要為關注偏遠百姓的民俗，傳播發達的中原文化。第四為反觀家鄉的民俗詩作，該部分分為身在異鄉和閒居家鄉時期創作的關於家鄉的民俗詩作，因為宋代詩人多有豐富的經歷，所以對家鄉民俗多持反觀審視之後的讚美態度。論文第二章討論社會群體民俗詩歌，首先考察反映各個社會群體的民俗詩歌，然後重點考察反映三農（農民、漁人、樵夫）的民俗詩歌。接著分析三農民俗詩歌的城鄉二元對立的主題，并在接下來的一節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詩人的吏隱和耕讀心態，也是三農民俗詩歌繁榮的原因。論文第三章討論時代民俗詩歌，首先考察反映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民俗和反映當時社會變化的民俗的詩歌，然後分析了時代民俗詩歌的表現方法，接下來討論時代民俗詩歌興盛的原因，即宋代詩人用時代的民俗反映太平盛世或者繁華不再。論文第四章重點討論在宋人民俗意識的影響下幾種題材詩歌的發展變化。首先紀行詩歌反映詩人的地域意識，宋代的紀行詩歌受詩人民俗意識的影響，表現出民俗化的傾向。其次田家詩是以表現田家生活和田園風光為主，在詩人民俗意識的影響下，同樣表現出民俗化的傾向。第三詠物詩歌受到民俗的影響，表現為多反映了宋代社會存在的民俗物件，在反映傳統花草等物的時候也多與民俗結合。論文第五章在前面三章的基礎上總結出宋代民俗詩歌的四個特點——民俗對象化、人物具象化、風格俚俗化、民俗詩意化，并對於形成這樣特徵的原因進行簡要的探析。民俗對象化分析宋代詩人主動關注民俗的意識，表現為明確地以民俗為創作對象，採用各種方式註釋民俗，給讀者以客觀的民俗呈現，或者直接議論考證民俗，以民俗為創作中心。人物具象化分析宋代詩人在表現民俗活動的時候善於刻畫具體的人物的形象。風格俚俗化分析宋代詩人在民俗詩歌中善於表現俗的題材，善於選取竹枝詞等俗體以及運用方言俗語入詩。民俗詩意化是指代詩人運用詩意的眼光觀照民俗，使普通的民俗詩意盎然。論文第六章重點探討民俗詩歌與詩人之間的關係，詩人身兼官員身份，需要他們觀民風察民情，宋代民俗詩歌往往流露出詩人以官員之眼光創作民俗的痕跡。宋代詩人還具有文人自覺的創作精神，唱和與共鳴、誇耀與遊戲都成為詩人的創作動力。宋代詩人在這些文學活動中總是關注民俗。並且宋代詩人來自于民間，熟悉民俗生活，但他們的眼界和思想更高一層次，所以宋代詩人用詩人之眼光反觀民俗，促使民俗詩歌的繁榮和民俗的詩意展現。
关键词：宋代民俗詩歌；民俗主體化；人物具象化；風格俚俗化；民俗詩意化；自覺
16. 宋代钱塘沈氏家族文学研究
林阳华 2012
摘要：宋代钱塘沈氏家族，是浙江望族之一。沈括尤其引人注目，他集科学家、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震惊古今中外。自沈承庆祖父由吴兴武康迁徙至钱塘之后，经过短暂的衰微，钱塘沈氏迅速成为一个仕宦家族。经过七代的奋斗，在一百多年间，世系功业绵延不绝。他们不仅在政治上颇有成就，而且在文学上的贡献也值得探讨。本论文旨在建构钱塘沈氏的家族文学史，并探讨重要成员沈括、沈遘、沈辽的文学创作情况及其与宋代文学史的关系。本论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引言主要概述了宋代家族文学以及钱塘沈氏家族文学的研究现状，特别是就个案家族文学史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对本论文的考察思路与研究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第一章是对钱塘沈氏与吴兴沈氏之关系、钱塘沈氏世系，以及沈括、沈遘、沈辽的诗文集所作的论述和考辨。钱塘沈氏原出自吴兴，自从迁至钱塘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族支发展壮大。他们尽管抑或通过交游，抑或进行联宗，加强与外迁沈氏之间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宗族认同意识，然而并没有充足的世系材料证明他们是同一族支。然而外界将他们称为“吴兴沈氏”，也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对吴兴郡望的肯定。“钱塘三沈”虽然以文章成就闻名于世，但在政治和德业上的成就却不如沈季长族支和沈与求族支。其次理清了宋代钱塘沈氏家族七代的世系，并对部分成员的生卒年与生平事迹，可以考察和补正者，也做相应的处理。再次将沈括、沈遘的诗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作了补充，并就诗文收录有误者经行辨析，以及遗漏者作了补辑。第二章是对钱塘沈氏家族文化传统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考察。钱塘沈氏家族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道利兼行、德义处事的家风与书画与文学并重的家学两个方面。它们相应地影响了诗文中的爱国爱民思想情怀，以及诗歌艺术性的书写。第三章是对钱塘地域文化对沈氏家族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研究。尽管由于仕宦、寓居等原因，沈括、沈遘、沈辽经常不居住于家乡钱塘，然而家乡的地域文化是他们背井离乡、落寞无助时的牵挂，且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钱塘的佛教文化对沈辽有原初意义，他的饶益众生、坚守节操、以法为乐等思想都受其启发，并成为了抵抗困顿的良好因子。钱塘的佛教文化虽然也促使沈遘广交佛教人士，并从中领悟佛理，但积极进取的思想使他对佛教的接受有限。第四章是就钱塘沈氏家族文学创作与宋代党争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论述。身处于北宋中期的钱塘沈氏家族成员，无疑受到党争的影响。沈括、沈辽虽然曾均为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支持者，但由于与新党内部政见的分歧，遭到了攻击，从而走上了贬谪之路。党争虽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数量削减，但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创作因子，这主要体现在抒情言理方式的持变上。前四章是对钱塘沈氏家族创作共性的论述，而第五、六、七三章则是对沈括、沈遘、沈辽的文学成就所作的考察。他们属于钱塘沈氏家族文学创作的代表，也是高峰，三者在承续家学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更多的是各自鲜明的特色。其中沈括是渊博多识的作家，沈遘是心态复杂的馆阁文臣，而沈辽则是出世思想浓厚的贬谪士人。他们的诗歌虽已被研究过，但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角度，以三者的诗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文学个性。由这三章的探讨，结合第四章的研究，宋代文学史某些阶段的情况皆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结语是对钱塘沈氏家族文学之所以在沈括、沈遘、沈辽以后，迅速衰落的原因的考察，主要就家族的文学教育、交游情况、党争的破坏，以及婚姻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概述。并论述了钱塘沈氏家族文学的特点、历史地位，且对其作了评价。附录是对与钱塘沈氏家族同属一个大宗族的钱塘沈季长家族、明州沈起家族、吴兴德清沈与求家族，在两宋党争中的作用与命运所作的阐发，且论及了党争对沈与求家族诗文创作的影响，以见他们与沈括家族的异同情况。
关键词：钱塘沈氏家族；文学；家族文化传统；地域文化；党争；沈括；沈遘；沈辽
17. 早期天师道文献词汇描写研究
田启涛 2012
摘要：本文選取了魏晉時期的十部天師道文獻作為研究對象，採用描寫方法對48849字的文獻材料進行了窮盡性、無遺漏地分析，共切分出8619個詞語，其中普通詞語7909個，神靈官品類詞語710個。本文以義項為單位對這些詞語作了逐一地調查。在此基礎上，對詞彙的歷史層次、新舊質比例、單複音詞使用情況、語義場分布等問題展開討論，力求全面無遺地展示共時層面中詞彙的面貌，發掘詞彙歷時發展中的內在規律和特點。全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首先，回顧了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以及二十世紀以後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概況，並對漢語歷史詞彙研究的歷程進行了總結，同時指出了詞彙研究在材料選擇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然後，介紹了天師道的起源及其在魏晉時期的發展情況，對早期天師道文獻的造作與傳授進行了分析探討，在吸收借鑒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最終選定魏晉以前的十部文獻作為研究對象。最後，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目的作了交代。第二章，早期天師道文獻詞語舊質分析。按先秦、兩漢兩個時段，把早期天師道文獻中的詞彙舊質分為三種情況：產生於先秦，到魏晉沿用不變的詞；產生於先秦，在兩漢發生義變而沿用到魏晉的詞；產生於兩漢，到魏晉沿用不變的詞。然後，利用意義分類法對這三類詞語分別進行分類處理。按照名物、行為、性狀把詞彙分為三大類，其下又分為若干小類。分析發現，早期天師道文獻舊質詞語共5061個，出現27973次，占總詞量和詞次的64%和85.5%。其中，先秦詞語先秦義的詞語3557個，出現24561次，先秦詞語兩漢新義的詞語450個，出現1473次，兩漢詞語兩漢義的詞語1054個，出現1939次。第三章，早期天師道文獻魏晉新詞分析。我們把魏晉時期產生的新詞利用意義分類法經行了逐一的分類處理，統計分析發現，魏晉新詞共有詞語2193個，出現3268次，占總詞量和詞次的27.7%和10%。第四章，早期天師道文獻詞語新義分析。本章我們對魏晉新義詞語進行了逐一的統計分析。根據這些詞語詞形產生時代的差異，我們把魏晉新義詞語分為兩類：產生於先秦，到魏晉產生義變的詞；產生於兩漢，到魏晉產生義變的詞。然後，利用意義分類法對這兩類詞語分別進行分類處理。研究發現，魏晉時期的舊詞新義詞語共有655個，出現1476次，占總詞量和詞次的8.3%和4.5%。其中，先秦詞語魏晉新義的439個，出現1116次，兩漢詞語魏晉新義的216個，出現360次。第五章，早期天師道諸經中的神靈官品系統。分析探討了早期天師道文獻中的710個神靈官品類詞語，我們把該類詞語分為七小類，並對各類詞語的詞量和詞次作了調查統計。第六章，早期天師道文獻詞彙構成分析。在二至五章靜態描寫的基礎上，對早期天師道十部文獻中詞彙的整體面貌、新舊質義類分布、詞彙新質特點、複音化等問題進行了系統分析。詞彙的整體面貌方面，在先秦、兩漢、魏晉三個歷史層次中，源於先秦的詞語在詞量和詞次方面均占有明顯優勢。兩漢和魏晉兩個時期詞量和詞次的總和，也無法形成與之抗衡的局面。這種情況說明，早在先秦時期，漢語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詞彙系統，而且這些詞彙在魏晉時期的文獻中依然保持着强勁的勢頭，承擔着詞彙的主體部分，83%的高頻使用表明這些詞彙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新舊質義類分布方面，通過詞語新舊質數量的對比可以看出，與人關係密切的人物類、人體壽命類、稱代指示類、以及表時間、數量、範圍程度、結構關係等基本概念範疇類的詞語在先秦兩漢時期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系統，這些義類在魏晉時期未表現出較强的能產性。而在某些義類中，魏晉時期產生了大量的詞彙新質，值得注意，如神靈鬼怪類、天文地理類、文書典籍類、吉凶災異類、疾病生理類、生存衰亡類、修養信仰類、過惡懲貸類等。詞彙新質特點方面，詞彙新質的產生方式主要有兩種，創造新詞和舊詞意義的引申。這兩種產生詞彙新質的方式，單複音詞呈現出不同的格局。單音詞新質的產生主要是通過意義的引申（創造新詞和舊詞意義的引申的數量比為30：199），複音詞新質的產生則主要是通過創造新詞的方式（創造新詞和舊詞意義的引申的數量比為2163：456）。從總體上看，在能產性方面，創造新詞的方式占有明顯的優勢，全部新質中創造新詞和舊詞意義引申的數量比為2193：655。詞彙複音化方面，早期天師道十部文獻，單音詞共有2408個，占詞彙總量的30.45%，複音詞5501個，占詞彙總量的69.55%，單複音詞數量比為1：2.28，複音詞數量是單音詞的兩倍。在詞次方面，單音節詞出現21856次，占全部詞彙出現總次數的66.8%，複音詞共出現10861次，占全部詞彙出現總次數的33.2%，單複音詞詞次比為2.01：1，單音詞的詞次是複音詞的兩倍。在詞頻方面，每個單音詞平均出現9.08次，每個複音詞平均出現1.97次，單複音詞出現的詞頻比為4.6：1，單音詞的詞頻是複音詞的近五倍。以上情況說明，在魏晉時期的這批天師道文獻中，詞彙的複音化程度已經相當高，複音詞在詞彙總量上已占有明顯的優勢地位。但單音詞的在語用方面的特點仍然不容忽視，單音詞出現的次數是複音詞的兩倍，而在詞頻方面，單音詞是複音詞的近五倍。如果我們撇開單音詞的這些特點，而只著眼於複音詞的數量而談複音化，我們認為這樣的複音化未免過於片面。同時，我們認為單複音詞的多義性，詞語的普遍度（詞語在多部文獻中的共用情況）也是研究詞彙複音化需要參考的方面。
关键词：早期天师道；文献；词汇；描写；旧词；新词；新义
18. 侯方域研究
明月熙 2012
摘要：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归德府（商丘）人。侯方域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是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明廷征缴辽饷，明末战乱由此开端。在侯方域三十七年的人生岁月中，几乎完整地见证了明末的每一件大事。追踪他的人生轨迹，基本涵盖了明清鼎革的整个过程。而他留下的《四忆堂诗集》与《壮悔堂文集》不仅成为后人解读侯方域人生传奇的注解，还成为了解明清之际历史变迁的一个旁证。晚明奢华世风和浮躁士风在侯方域身上同时得到了鲜明呈现；好为大言、好谈兵论政的士人习气在他身上亦显露无疑；雅好声伎，善解音律，又任侠豪横，挥金如土的名士风流，同样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表征。可以说，侯方域是明末最具有公子气质的士人之一。侯方域在明末，科举失利，但却能在以高中式率著称的复社中成为青年领袖；虽为一介白衣，却深受家族官宦传统影响，以在野诸生身份积极参与明末政事。侯方域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在明末协助父亲侯恂处理军务，代拟奏疏，并在南明弘光朝时期，依附史可法、高杰帐下，从事幕僚文书工作。在入清后，侯方域又曾为三省督抚张存仁剿灭榆园军出谋划策，上呈《剿抚十议》，总结了自己的平乱剿寇的具体措施，这也成为后人对其进行道德批判的重要原因。而侯方域顺治八年参加豫省乡试一事，更是令其人格倍受质疑。侯方域是晚明士林中的一个典型，他既是怀才不遇，空负大志的才子，又浓缩着这一时期士大夫的很多共有特征：一是关心家国天下大事的治世精神；二是强烈的门户意识和意气用事，其政治活动多带有诗人式的激情，而无政治家的谋划；三是志大才疏，好为大言，对国家军政大事多有议论，却往往流于空泛，于国事无所裨益，这些都是明末士大夫普遍具有的特质。对侯方域这样一个晚明士大夫中的典型人物展开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不但可以细致而深刻地剖析侯方域的人生历程，对其散文、诗歌及政治活动、个人情感、婚姻生活等等多方面内容进行全面梳理，以彰显侯方域的个人特质和性格魅力。同时，还可以借此进行知人论世的工作，从侯方域这一个体透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心灵世界，以一种更为感性而立体的形式去呈现明末清初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内涵。本文由绪论、正文及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目前对于侯方域的研究主要从：对其道德、人品的评价；对其诗文作品的分析；对其生平疑问的考论、辨正等几个方面着手。侯方域作为身阅明清鼎革的士大夫之一，其平生梗概关乎历史兴衰的过程，而其身份和经历的特殊性注定了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并且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东林后裔》：主要介绍侯方域的身世背景。侯氏家族与东林的深厚渊源，对于侯方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立场、政治思想、政治活动几乎都与东林息息相关。在这一章中，还对侯方域少年、青年时代的公子生活、公子性情进行了叙述和分析，着重表现他任侠豪爽、意气用事以及好为大言的性格特征。另外，对他的个人感情生活进行了细致考论。对于侯方域婚姻与爱情的关注，是将历史中真实的侯方域与戏剧《桃花扇》中的多情公子形象进行辨析的重要内容。第二章《侯方域与复社》：首先对影响晚明政局的两大集团，东林与复社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渊源作了大致梳理，二者从人员构成、政治斗争方式以及政治思想方面均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另外文章还对侯方域与东林、复社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对其“朋党论”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分析。另外对于侯恂、侯方域父子所参与的复社的主要政治活动进行了论述，并以侯方域的诗歌为证，考证其加入复社的确切时间，由此判断侯方域之所以成为复社后期领袖的原因。第三章《侯方域的政治生活》：主要考察侯方域参加江南秋闱时，在金陵参与的政治事件，如观剧骂座、驱逐阮大铖、致书左良玉等，对于一直以来认定由他主导的发布防乱公揭一事提出质疑，并加以考辨。另外，考察了侯方域与父亲侯恂在晚明农民战争的发展进程中，所持的态度，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士绅们当时的生存处境，其中以侯方域家乡发生的“归德大哄”以及随之发生的“归德大屠”事件为考察重点。第四章《南明政权下的游幕》：首先对甲申之变进行了大致论述，其次对南明弘光朝的政治局势及朋党之争进行了细致考察。最后，文章对侯方域在南明政权下的游幕生活进行了深入研究，侯方域在弘光朝党狱发生后，遭到阮大铖等人的追捕，被迫依附于史可法、高杰幕下寻求政治避难，并随军北征中原，继而南下。文章着重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侯方域有着怎样的心态及现实处境。第五章《在出仕与归隐之间》：侯方域在入清后，与父亲隐居南园，但其内心抑郁不平，仍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在本章中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细致分析侯方域的归隐生活，以及在应清廷试前后，他与新朝官僚的交往，及其心态的变化。文中把侯方域这类介于“遗民”与“贰臣”的中间状态称为“类遗民”，将这三者进行对照辨析，并详细论述了明季的道德主义思潮，类遗民的特征以及侯方域的类遗民情怀等内容。第六章《诗文与历史的互证》：侯方域的《四忆堂诗集》与《壮悔堂文集》透露出强烈的写实精神和悲悯情怀，其诗歌摹效杜诗，表现出“以诗存史”的创作追求，并具有固定的意象模式。而侯方域的散文则明显出现由骈入散的文风转折，其时鼎革的历史巨变正是造成文风变化的原因之一。无论侯方域的诗歌还是散文，都可视为明末清初历史时代的反映，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记录，更是士大夫的心灵旅程。
关键词：侯方域；明末清初；东林；复社；类遗民；散文；诗史
19.大足石刻佛教文献研究
邬宗玲 2012
摘要：大足石窟，是大足縣境內主要表現為摩崖造像的石窟藝術的總稱；因其主要藝術形式為石刻，人們多稱作大足石刻。其造像肇始於初唐永徽年間（公元650年—655年），歷中唐、晚唐及五代石窟造像漸盛，至兩宋蔚然成風，迄於明清其風漸息。因其精美絕倫之造像，包羅萬象之題材，圖文并茂等特點，被中外學者一致視作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傑作。可以說，與人類文化相關的學科都能從中找到研究點，發掘其價值。面對如此浩瀚的寶庫，本文只選取與佛教文獻有關的石刻文獻進行研究。 本文第一章主要對大足石刻文獻及其研究情況進行了概述和分析。結合內容與形制，用比較傳統的概念，將其分為碑文、經文、經幢、造像記、偈語、頌詞、題名（含少量器物附刻）、詩歌、楹聯九種，其中碑文從內容上來看，又包含了文告碑、記事碑、功德碑三種，并從內容、數量、價值等方面對各種碑文進行了描述。在對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後，我們發現目前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對大足石刻造像的基本情況介紹比較豐富也趨於逐漸完善，但重點比較集中，系統性還不是很強；對佛教相關的造像題材研究得比較深入，但對文字性的資料研究則明顯做得不夠到位；對明清以降的眾多碑文研究則較少，研究角度也比較單一，學者們對於大足石刻這座寶庫的探索還未形成明確的分工；多學科研究已經有了比較好的開端，但跟進力度不足，社會學、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取得的成果與宗教學、文獻學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此基礎上，我們用簡表的形式對大足石刻佛教文獻篇目進行簡單說明，主要弄清題名、位置、題刻年代、著錄情況等。 第二章主要校補了大足石刻佛教文獻中存在問題較多的碑記。原文工作本以《大足石刻銘文錄》為主，同時參考大足地區的志書、收錄巴蜀碑文之相關著作及一些單篇文章，再輔以《銘文錄》公布的拓片和筆者實地考察拍攝的照片，力爭對大足石刻佛教文獻進行資料性的補正與完善。我們按照時間順序處理，分唐五代時期、宋代、明代、清代及民國四節來論述。在每一節中，如果部分碑文所處位置比較接近，也儘量編排在一起。《銘文錄》篳路藍縷，於大足石刻文獻之搜集整理，實為功臣，刊行至今，惠益學林不少。但通過整理我們發現《銘文錄》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四種：其一，編者文字辨識能力不強，對相關典故、史實等的瞭解較欠缺，以至於出現很多不該發生的錯誤。其二，因為同音而誤的字非常多，蓋因編書時用拼音輸入法而導致也。其三，由於並未全面關照相似的碑文，以至於很多行文相近甚至詞句完全相同的缺字沒有被補足，更不用說用彼此互現的辦法來進行校對了。將銘文全部改為簡體字，對於保存碑文原貌來說影響巨大，對於文字研究者的損失也很大。其四，由於不附全部的拓片資料，筆者在校對時，除了自己拍攝的部分照片可供參考外，多數地方只能憑文獻常識提出懷疑，有待他日詳考。 第三章重點分析了大足石刻佛教文獻文字，首先將大足石刻文字分作異體字、異形借用與音同替換等三種大的類型，再深入分析每種類型下的小類及相關實例。在此基礎上，總結出大足石刻佛教文獻在文字使用上的五大規律：一是以形會意之會意字構成異構字之主體；二是字之簡化與繁化並存但以簡化為主；三是某字異體字之數量與其使用頻率及筆劃繁簡有關；四是除了少數字之變化屬於雜亂無章、毫無規律可言之外，絕大部分字形變異具有可類推性；五是大足石刻之異體字，大抵傳承有自，或來源於隸變，或因前代之草書，或是六朝碑文，並不是石窟主建者隨意為之，有的甚至來自於古文字階段。然由於書寫者率意為之或是載體之原因，又使部分異體字僅見於大足石刻。就大足佛教文獻文字之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有助于碑刻文献、尤其是大足相关文献之整理上；推進敦煌寫卷文字之深入探討與研究；為現代漢字簡化工作提供參考；有裨於相關碑文年代之互證；可完善《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等大型字書之字形辨析、義項條列以及例證等五个方面。 第四章以大足佛教造像題材與造像記之研究為切入點，探討大足信眾不同歷史時期之奉佛特點及其原由。在造像題材方面，根據時賢前彥對造像題材之確認，分作晚唐、五代、兩宋、明清（包括民國）四個時期，將每個時期之造像數量、造像位置、所占本時期之比例繪製成表格，以統計的方法，結合他處石窟類似造像題材之開鑿情況，深入探討四個時期各種題材流行之具況，並分析其嬗變特點與原由。佛教造像记的研究，首先论述了大足佛教造像记的一般结构特点，並重點探討了明清造像記變體之文體特徵：從形制來說與傳統碑刻更為接近，但從其實際功能來說卻是因開鑿（或裝繪）佛教造像而產生的。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大足造像記這一文體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善於借鑒他種寺院碑之體例，如碑額、首題、序言、撰書者等要素，使自我之文體結構得到了豐富和完善；但另一方面也使造像記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其個性特徵幾乎消失殆盡。其次，從为亡者祈求冥福，祈禱自己與家庭成員之現實幸福，發愿修行精進、見性成佛，希冀佛像有求必應，追求不朽之功德，雜糅多種具體之祈願對象和祈願內容等方面分析造像者之祈願心理。上述祈願心理昭示了大足絕大部分民眾之佛教信仰特色之一是功利的、世俗的。這種崇佛特點肇自於晚唐，迄於民國其風如一，或者說是變本加厲，是多種因素之交互作用生發了此種信仰特質；之二是自唐宋始，佛教之某些教義、術語已為大足民眾所熟知。部分唐宋官吏、僧人與平民希冀修行有成，見性成佛；且某些中上層女性也浸潤於佛教，人生理念與生活方式也因之而改變。至明清兩代，佛教的因素已滲透到民眾生活的諸多方面，有些教義已深入人心，與民間信仰、道教神仙等混合為一，但與原始佛教大異其趣。之三是家庭之幸福仍是民眾關注的核心。唐宋大足造像中雖有為眷屬、闔家大小、一家大小、合門而祈福者，但民眾造像實際上關心的仍是小家庭的命運，他們的家族觀念并不發達。而佛教之眾生、三有、四恩等觀念雖出現在造像祈願中，影響卻比家族思想更加式微。 第五章是大足宋代碑文研究舉隅。茲章以南宋北山佛灣《無盡老人語錄碑》、《石壁寺佛敕碑》及大足大佛灣第19號《縛心猿鎖六耗圖變相》為研究對象，根據三碑各自不同之特點，考訂碑文之上石年代、歷史人物，結合佛典、史乘、子書、美術圖畫、出土文獻以及相關文獻之記載，重點探析了碑文中極具佛教內涵（或文化內蘊）之造像觀、尸豎與解注、水陸法會、解百生冤結真言、怨家債主、前䰤後誓、縛心猿鎖六耗圖變相等，力圖揭示上述觀念在歷史上之演變及其影響。 第六章為寺院修建與運行——以大足明清碑文為研究中心。兩宋是大足石刻藝術之鼎盛時期，但目前所知之大足石刻佛教文獻，絕大多數之立碑時間，卻為明清兩代。本章一是以明清佛教碑銘作為基本材料，結合異時異地之碑文、地方誌及傳統文獻之記載，鉤稽大足歷代佛教寺院之修建情況。二是結合相關圖片和文字記載，歸納排比了大足明清寺院建築情況、聖壽寺與宋代趙智鳳所創建寺院之關係及大足寺院建築總體特點。三是研究了明清大足寺院經濟，條分縷析地探尋了寺院收支之具況。并根據現存與明代清寺院經濟之保護與破壞的碑文，總結出大足佛教經濟在明初至清代中葉發展較為平穩，既沒有像唐宋佛教經濟那樣迅速膨脹，也沒有出現大的破壞。但從清中晚期到民國初，寺院經濟卻急劇萎縮，相關的訴訟糾紛不斷，佛門清淨之地演變成了經濟鬥爭之博弈場。其中有寺僧的內護與破壞，地方民眾的外護與離析，地方長官的保護與控制。但由於寺僧素質與地位之不斷下降，民眾崇佛心理之極端功利化，政權淩駕於教權之上，以及官員之徇私舞弊等多重因素導致清代中晚期，紳士、山鄰、佃戶、惡霸、施主各色人等或互相勾結，或彼此爭訟，其行為俱對佛門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是以大足寺院從乾隆初年至清末，雖有歷任知縣所刻之示禁碑，但紀年靠後的碑文卻揭示了前代之公文碑似乎并沒有改變佛門經濟遭遇瓜分之窘境。 關鍵詞：大足 佛教文獻 研究
关键词：大足；佛教文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