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疆民间故事研究
刘春燕 2013
摘要：新疆民间故事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是民间文学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全文将新疆民间故事作为有机整体，从其分类、来源、民间故事中的民俗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共分四章及一个附录。第一章，新疆民间故事的分类及概况。借鉴学界不同分类法各自的得失，根据新疆民间故事的实际，将其分为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民间笑话四大种类，并分别介绍每类的大致面貌。第一，动物故事。动物故事可分为动物和动物间的故事与动物和人之间的故事。第二，幻想故事，从神奇的历险、神奇的婚姻、宝物和法术三个方面做细致划分，并介绍其主要内容。第三，生活故事主要介绍了新疆民间故事中的巧女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和长工、巴依的故事。第四，从嘲讽笑话、幽默笑话和诙谐笑话三个角度来对新疆民间笑话进行分类。对每一类的情况，本文都做了较为细致地介绍，力图通过对每一类故事的归纳总结，认识新疆民间故事的整体面貌。第二章，探讨新疆民间故事多元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来源的多元性上。新疆地处亚欧腹地，丝绸之路从此经过，自古以来同西方、东方交往密切，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印度文化、波斯-阿拉伯文化、中原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曾在此留下深刻印记。它们在新疆民间故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章探讨了佛经故事、印度民间故事、伊斯兰文化、《一千零一夜》和中原文化等对新疆民间故事的影响。第三章，分析了新疆民间故事中的民俗现象。民间故事和民俗紧密相关，很多古老的传统民俗现象通过民间故事的形式保存下来，本章主要分析了新疆民间故事中的婚姻礼俗、丧葬礼俗和饮食文化三个方面。试图通过对民间故事中民俗现象的论述，展现新疆人民世俗生活的一角，从而窥知新疆人民的整体生活世界的面貌。当然，本文在论述这些民俗现象时，主要立足于各民族民间故事中表现出的相似民俗。婚姻礼俗中，主要从新疆民间故事中表现出的定亲礼俗、娶亲礼俗和离婚礼俗三个方面介绍；对新疆民间故事中的丧葬礼俗，主要从伊斯兰教背景下的丧葬礼俗和传统民族丧葬礼俗两个方面论述，伊斯兰教背景下的丧葬礼俗主要有净身、白布殓尸、土葬、念诵经文、散舍等仪式，传统民族丧葬礼俗有哭丧、服孝与守孝、做乃孜尔等。新疆民间故事中表现出的饮食样式繁多，各民族各有不同，本文选取了新疆各民族共有的食物馕和抓饭来介绍，通过这两样美食的论述，使人们大致了解新疆人民的饮食状况。第四章，对新疆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文学的分析。首先，分析了女性外貌描写上的程式化特点，指出其在民间故事中的表现、意义和作用。其次，分析了巧女形象群，她们是新疆女性智慧的代言，巧女的智慧在彰显个人尊严、维护家庭利益时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三，分析了民间故事中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最后，本文研究者发现在新疆民间故事中，女性形象大致可归为两个极端的大类：天使与妖妇，女性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下，或被推崇、尊敬，或被贬低、卑视。本文分析了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一是一些备受推崇的女性形象是现实中受压迫女性的心理释放，她们通过这种幻想，来实现自己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二是一些备受推崇的女性形象是母系社会的遗存。三是一些被贬低的女性形象，实为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真实反映。四是一些女性形象是男性期待视野下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新疆；民间故事；多元化；民俗；女性形象
2.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語言研究
高天霞 2013
摘要：《俗務要名林》（以下簡稱《要名林》）是發現於敦煌藏經洞的一種流行於7世紀唐代民間的漢文寫本文獻。它收錄日常俗務要用詞語，標音釋義並按義類分類編排，是一部兼有蒙書功用的日常生活要用詞小詞典。目前在敦煌遺書中共發現確知爲《要名林》的寫卷有4件，皆為殘卷，其編號分別是P.2609、P.5001、P.5579和S.617。學界對《要名林》的研究始於1925年劉復的《敦煌掇瑣》，該書據原寫卷刊錄了P.2609號《要名林》的內容，使這一極富價值的資料進入了敦煌學研究者的視野。如今，八十多年過去了，對《要名林》的研究已經有了許多成果，然亦存在一些尚待深入的問題。本論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要名林》之語言現象所做的進一步探討。本論文共分6章，各章之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為緒論，簡要介紹了《要名林》及其研究現狀，並根據《要名林》之內容特點提出了《要名林》語言研究的主要方法。第二章至第六章是論文的主體部分。第二章深入探討了《要名林》的性質、編輯體例、語言研究之價值；第三、四、五章分析歸納了《要名林》之音注現象及其特點、俗字現象及其特點、詞義訓釋的方式與方法及其特點；第六章以詞語疏證為中心探討了《要名林》詞彙所反映的部分唐代社會文化現象。文章認為，作為流行於唐代民間的一部具有蒙書功用的常用詞小詞典，它繼承了我國傳統辭書的編纂體例和方法，形成了以義類為中心的較為嚴密的體系。在收詞、注音、釋義等方面，編撰者力求實用、通俗，形成了富有時代性和地域性的語言特色。語音方面，通過與其前後時期的語音資料的對比，我們發現，《要名林》的語音面貌介乎《經典釋文》與慧琳《一切經音義》之間，而與張參的《五經文字》（以下簡稱《文字》）最為接近。《文字》所代表的是自盛唐起逐漸以秦音為基礎而形成的唐代新的標準音，《要名林》雖然是初唐之作，但從其音切可見，它帶有明顯的西北方音的特色，二者雖不同時，但語音基本同質，因此最為接近。不過，《要名林》微母與明母混用比例很高而《文字》明微二母徹底分開、《要名林》舌頭音與舌上音混切者多於《文字》、《要名林》清靑二韻基本分用而《文字》合二為一等現象還是說明，《要名林》的時代要早於《文字》。文字方面，《要名林》寫卷俗寫程度很高，不但俗字所占比重大，而且個体汉字的形體變異幅度也大，其中近半的俗字都可以和反映7、8世紀之間正字觀的正字著作《干祿字書》相印證。因此，可以說《要名林》的俗字現象是唐初正字之風大興之前，民間手寫文獻俗字紛繁之書寫特點的真實寫照。詞彙方面，從辭書編纂的角度看，《要名林》建立了以單義項為主的義項安排模式；採用了據義分部的編排體例，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義類系統，基本可以看作是我國古代的一部流行於民間的義類詞典。從詞義訓釋的角度看，《要名林》在繼承傳統的形訓、聲訓、義訓法的基礎上，根據《要名林》所收詞語的特點主要使用了解物釋名的名物詞訓釋法，訓語通俗，訓式靈活。此外，《要名林》還有很高的社會文化價值，透過其中蘊含文化意義的文化詞，我們了解了當時敦煌地區普通百姓在家庭觀念、居住環境、穿著打扮、宴飲娛樂、飲食結構等方面的大致風貌。
关键词：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語言
3.移动的空间书写
阮怡 2013
摘要：旅行记在古代又称为行记，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体。多用于记载长时间、长距离、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它以旅程为线索，记载沿途自然、人文风光，逸闻趣事，风土民情以及旅行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内容。随着时间和空间位移的变化，记叙内容也随之延展变化。
早在汉魏时期就有此类作品的产生，主要用以记录使臣出使西域、南海诸国的行程见闻。两晋南北朝时期，行记已正式成为一类文体。其数量增加，种类增多，按照行旅背景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行役记、交聘记、西行记。行役记、交聘记往往以”地“为记叙对象，关注所经地的地名、地势以及与此地相关的历史、传闻。僧人的西行记除有对”地“的记录外，旅途中所见的“人”与所发生的“事”亦成为其关注的对象，为我们呈现了旅行中的一段个人经历。语言大多平实质朴。隋唐时期，行记的创作进一步发展，创作最兴盛的是交聘记，僧人创作西行记的热情亦有增无减，国内行役记的创作也时有创获。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行记相比，纪行更加详细，内容更加丰富，在艺术形式上也多有创新。先宋时期行记散佚严重，需从各目录书、史传、笔记等典籍中一一梳理考证，才可得其概貌。
宋代行记数量众多，但大部分行记的书目著录情况、创作背景、创作内容、成书时间、作者署名、存文情况都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值得一一考证。宋代行记按照记载的疆域来划分，可分为国内行役记和域外行记两大类。北宋时期以域外行记为主，南宋时国内行记数量显著上升，创作行记成为一时风气。作品既有单篇文章也有纪行专书，且以专书纪行居多，篇幅多在一两卷之间，多者达三四十卷。不少行记收入文人别集中，以防流传中散佚。著述体例在前代行记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完善，形成行传体、日记体、笔记体三分的局面。
宋代行记真实地再现了宋人长途旅行的场景。舟行是宋人出行的重要方式，可分为江河航行和海路航行。在水道不通或水道迂回之地，特别是通往当时辽、金、高昌等统治的北方地区，宋人则选择陆路方式出行。宋人行旅活动类型丰富多样，有官差旅行、贬谪、奉使、北狩南逃、应考、求学、长途游玩等。面对陌生的地理环境，旦夕祸福难以预料，宋人往往会在行旅途中祈祷神灵、保佑旅途平安。充当行神的神祇主要有人物神、山川神和动物神。通过旅行记的记录我们可以真实地领略到宋人的精神风貌。
宋代域外行记中存在大量关于异国和异国人物的描写，它们是旅行者将自身文化与所到之处的异国文化差异比较下的产物。对异国形象这个“他者”的记载并不是简单的先验于文本的对异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宋人在自身的社会文化、伦理情感等因素影响下对异国所作的想象性描述。如以宋代使金旅行记为例，其描述的金国形象并非金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在宋人文化语境下塑造出来的异国形象。使金文人在“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下，通过对金地的人物、风俗、城市建筑、器物等的描述，塑造了女真族残暴、狡猾、贪婪、尚武少文、野蛮落后、奢侈劳民的形象，并从“遗民欢迎宋使”、“遗民仍保留中原礼仪文化”、“遗民在金地生活艰辛”等三个方面塑造了人心思汉的遗民形象，又在旅行记中描绘了金地一片荒凉破败的图景，三者共同构成了金国负面、丑陋的形象。使金文人通过不断的否定“他者”，从而加强了对自我文化大国身份的认同。
宋人总是以人文的、理性的眼光来解读风景，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跨越不同的地理空间，欣赏着空间中不同的景观，空间与空间中的景观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存在着意义空白的可供阅读的文本。宋代的行旅者也如同阅读者一样在空间的游历中挖掘空间的历史含义，以此来填补空间中的空白。他们在旅行中每至一处往往拈出与所经空间及空间中的景观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一番追叙和咏叹，将眼前之景与所想之历史紧密结合起来。随着地理空间的频繁转换，历史叙事的进程也一步步向前推进，形成了一个地理空间与历史叙事有机融合的艺术时空体。自然地理空间中的景观成为历史的阅读视野下的景观。宋人在欣赏景观时，常常想起与此地相关的前人作品。前人作品中关于此地的描述构成了宋人观赏眼前风景的先在视野，他们透过对古人作品的理解与诠释来认识眼前的景观。他们或在山水的游历中体验前人诗文中的古典意境，或者用书中的知识补充眼前的风景，书中的记忆不断激发着宋人游山玩水的观察和想象，眼中的美景亦不断印证或修正早已在文人的书本记忆中存在的风景，两者相互融合构成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风景。
关键词：宋代；旅行记；行旅生活；形象；景观；文化想象
4.浙东事功学派的诗论与诗歌研究
郄丙亮 2013
摘要：南宋时期，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相并立的三个理学学派之一。他们以追求事功、反对空谈心性义理而与其他学派相区别，他们在学术思想上能与其他各派平等相待，从薛季宣、陈傅良兼容事功与其他各派的义理之学，到叶适终于创立了具有自家特色的“治道”事功理论，具有事功与义理的双重因素。其事功理论中的“古人之统”，是包括了从“治统”到“文统”、“诗统”的一个道文体系。事功学派的学者大多不以诗名世，而是在治学之余兼及诗论构建与诗歌创作，将诗论、诗歌创作纳入其事功学术体系。本论文将事功学派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纳入到其学术思想的框架中，从事功学术思想对其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影响着手探索后者的诸多冲突与独有特色。本论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六章。引言主要概述了南宋各理学学派与浙东事功学派诗论、诗歌的研究现状，尤其对浙东事功学派代表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诗论与诗歌创作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做了说明。第一章总论了事功学派学术思想与诗论、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基于事功学派事功与义理兼重的特点，先论述了事功学派的义理基础《春秋》、《周礼》的作用。事功学派强调《春秋》“尊王攘夷”、“拨乱反正”、维护君臣纲纪的思想，将之打入成就事功的制度之源《周礼》之中，为南宋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抗金恢复提供了义理基础。以此为起点，进而提出了“君臣同德”、“仁义纲纪”等建立事功的政治义理。事功学派在抗金恢复上的“一定之谋”与朝廷上下的“侥幸功利”相冲突，薛季宣、陈傅良等事功学者被迫在官场中奉行“中道”原则，与主战、主和两派均有接触，显得有些“世故”；在学术交往中，事功学派能够兼取其他学派义理之长。现实事功的追求与其政治义理的冲突，是他们的诗论、诗歌创作之间产生矛盾的前提。第二章论述薛季宣诗论与诗歌创作的特色。武昌为令时期的诗学思想追求礼乐弦歌事功化，不重雅正和平；隆兴、乾道间，随着薛季宣与正统理学人士的交往，薛季宣将“中和”的哲学引入诗学，形成“性情说”，通过《楚辞》、汉乐府的托物言志手法，使“怨谤”、“斥言”的内容符合“性情”、“礼义”，“以情正性”。但薛季宣身世的悲惨、忠臣被害的隐恨，使他与《楚辞》、汉乐府的怨愤在心理上暗合，形成诗学中怨斥与性礼的冲突。其部分诗歌确实有些雅正因素，但是多数诗歌，尤其后期诗歌滑向了纵横险怪。第三章论述陈傅良诗论与诗歌创作的特色。陈傅良诗学思想在理论上是“道盛则文俱盛”的“和平”诗学，他论诗人、诗歌的特色时注重道德人格修养，重视诗歌所反映的世道人心、学术盛衰的变化传承。但是，由于仕途上成就事功的艰难，其诗学思想又遵循“怨而不怒”、“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传统，遂产生雅正和平与怨激愁苦的冲突。其诗学思想在“怨必有道”、“忠愤悲壮”、“以颂为警戒”中侧重怨愤。其以“和平之音”对“怨激”的矫正归于失败，诗歌创作略显险怪并兼有慷慨悲壮、清健浪漫等特色。第四章论述叶适的诗论与诗歌创作的特色。叶适的诗论包括诗学批评与诗学思想。在论述叶适的诗学批评之前，论文先综述了前人研究叶适诗学批评的侧重点，指出前人对叶适诗学理论的研究多侧重艺术角度，不太关注治道政教的角度。研究者不能解释叶适诗学理论上的诸多矛盾，如既推崇晚唐诗歌的精工，又反对只讲文字技巧、声律辞藻；既反对贵古贱今，又认为今诗不如古诗。而且没有指出叶适诗学的总体追求方向。论文接着论述叶适的“道统”到“诗统”的事功“治道”体系，从叶适集事功学派之大成的角度指出，叶适尚古诗学有三个批评系统，即汉魏诗、晚唐诗、东晋到南朝诗的系统。指出这三个系统并不矛盾，它们的出现是为了矫正在南宋不同时期出现的险怪诗、江西诗、四灵诗的偏颇。由于叶适的“治道”体系既坚持了事功学派的事功与义理，又消化了程朱理学派的心性义理。因此，叶适的诗学思想既崇尚“和平”，又能接受“险而不流于怪”的诗歌风格。叶适的古体诗歌经历了从慷慨不平到中和雅正的变化，近体诗虽有香艳痕迹，但是精严高远，具有平淡老健的品格。第五章论述事功学派门人弟子的诗歌创作与唱和。薛季宣多数门人弟子诗歌存世极少，即使晚年弟子楼钥存诗很多，也无法考证受薛氏影响有多大；陈傅良门人弟子中有诗存世的只有蔡幼学、朱黼、曹叔远、吴汉英、吴琚等五人，但他们与陈傅良的唱和诗已佚。他们现存的诗歌多清丽隽秀，间有陶韦平淡自然之趣。这些少量诗歌的特色与他们的事功哲学有多大关系，不能妄断，因为不能反映他们诗歌风格的全貌；叶适的门人弟子众多，诗歌风格多样。其中周南、戴栩、陈耆卿等人存诗较多。戴栩诗歌创作体现了叶适诗学从师法晋宋诗到晚唐诗的转变，其诗歌受叶适影响，雕章琢句较多，但已经显示平易流畅的趋势。周南的诗歌在有意摆脱晚唐诗的影响，以中唐诗中的含蓄蕴藉、气势雄浑代替晚唐诗的境界狭窄；陈耆卿的诗歌则较为质直，是其载道文章的延伸。事功学派在薛季宣、陈傅良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诗论、诗歌创作观念，只有到了集大成的叶适，才于周南、戴栩等弟子处有了较为一致的理论与实践，将诗歌、诗学引向“开元、元和之盛”的向上一路。第六章论述事功学派诗歌、诗论的特点及与南宋诗坛的关系。事功学派的诗歌风格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创作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险怪、怨激的因素。薛季宣、陈傅良理论上都追求中和雅正的诗歌审美风貌，但是，由于具体生活、仕宦经历与学术思路的差异，诗歌遂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形态。到叶适，诗歌虽有些险怪、怨激的痕迹，但是诗论、诗歌创作基本趋向和平、遒劲老健。在事功学派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上，薛季宣主要从文化学术的角度仰慕其精神气质，陈傅良对其精神气质与诗歌艺术都加以关注；叶适与徐文卿、巩仲至等人对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嫡传正脉“上饶二泉”诗歌转向晚唐风气有促进作用。关于事功学派与濂洛风雅的关系，二者都有追求“中和”境界的主观意愿，但是事功学派因为对事功“致意尤笃”，而不能真正达到“中和”，与濂洛的平实诗风不同，事功学派的诗歌更具有浪漫的激情。事功学派对四灵、江湖的影响，主要在诗学思想上的指导，如叶适对四灵、对江湖诗派的刘克庄兄弟等人。结语是对事功学术思想与事功学派诗论、诗歌特色的关系进行总结，探寻事功学术思想的嬗变与诗歌风格演变的关系，并对事功学派诗学批评的矛盾现象进行了一些解释。
关键词：事功学派；诗论；诗歌创作；事功；义理；冲突
5.《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研究
邓帮云 2013
摘要：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民族共同语是以一个典型方言为基础的全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民族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语制约着方言。四川方言是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中的重要一支，从地理和行政区划上说，包括重庆市直辖以前的四川全境及周边邻省部分地区。四川方言是在四川地域文化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它深刻打上了四川地域文化的烙印。方言词语是方言三要素中与地域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也是目前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现状也同样体现在四川方言词语研究上。研究方言词语，不仅要做好个别词的研究，更要做好综合整体研究。做好一定时段的方言词语研究，是构建方言词汇史的前提和基础。专书词语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一定时代的词汇情况，因此专书词语研究是词汇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成都通览》是清末成都人傅崇榘写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方志类著书，它全面介绍了成都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反映了清末成都社会的全貌和重大变化，如四川的丰富物产、民族工商业的艰难起步、官场的腐朽不堪、各种社会时弊等，特别是详实记录了下层社会各种情况，保留了一大批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史等方面的原始材料。因此该书被称为反映清末四川（特别是成都）的百科全书，是研究近代成都以及四川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资料。该书用词多用方言俗语，并专辟章节收录土语方言、袍哥话等，因此该书是研究清末民初以成都话为中心的四川方言的珍贵材料。但迄今为止，该书在方言学上的研究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发掘，研究成果少而零碎，迄今没有一部或一篇全面系统研究该书语言（方言）现象的学术论著。这样的研究现状，不仅与其语言学、方言学价值极不相称，也不利于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四川方言及四川地域文化的研究。正是基于《成都通览》重要的方言学价值与薄弱的研究现状之间的矛盾，我们将研究课题定为“《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研究”，全面系统分析该书方言词语的词义、构词理据、文化内涵。希望借此较全面深入展示清末民初时期四川方言词语的面貌和特点，为近代四川方言词汇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借此揭示相关的四川地域文化。本课题在搜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成都通览》中的方言词语进行全面深入地分类研究。我们将所讨论的每个词语放在一定的语义场中，既作共时研究，也作历史分析，并结合四川地域文化，挖掘其文化内涵。对该书方言词语作分类描写，有利于人们获得对清末民初时期四川方言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变化情况的感性认识。在每大类词语分析之后，对其作归纳总结，有利于人们对该类方言词语获得较全面的整体认识。词语分类研究之后，我们从历史层次、构词理据、方言与地域文化三个方面，集中讨论《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相关课题，有利于人们对该书方言词语、四川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紧密关系获得综合的理性认识。本课题共分六个章节。第1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选题的目的、意义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等内容，共分八个小节：⑴《成都通览》作者简介；⑵《成都通览》概述及研究价值；⑶《成都通览》语言学价值及研究情况；⑷《成都通览》语言学上研究的不足及原因；⑸本课题研究价值；⑹本课题研究对象；⑺本课题研究方法；⑻《成都通览》版本及本课题研究所用材料。第2章，《成都通览》方言词语分类研究。我们将《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主要按义类分为若干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分为数个小类。对所讨论的词语都尽量作到详细解释和个案研究，先给出词义解释，然后分析构词理据，列举书证、讨论其变化情况。每一大类之后，总结本章方言词语的整体面貌和特点。本章分为11个小节：⑴天文地理时间；⑵生理心理废疾医药；⑶衣食住行；⑷称谓；⑸动物植物；⑹器物；⑺动作；⑻经济；⑼风俗；⑽性状；⑾各种词类。其中前10类是从词义上的分类，第11类是从语法上的分类，以此弥补按词义分类上的不足。第3章，《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历史层次和消存情况。方言词语有个累积的过程，因而具有不同的历史层次。研究方言词语的历史层次，有利于弄清其历史来源，也有利于方言词汇史的建构。本章分为3个小节：⑴《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历史层次。我们根据学界的普遍分类，并结合《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实际，将历史层次分为古巴蜀方言、古通语与古方言、新产生的词语（指清以来）三类。⑵《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消存情况；⑶《成都通览》释义特殊的方言词语。第4章，《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构词理据。“构词理据”即事物的得名之由，它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词的构词理据具有地域、时代差异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对事物的观察角度可以不同，选取的造词素材和采用的造词手段亦可以不同，这是造成方言词汇差异的重要原因。研究方言词语构词理据，有利于更深入分析方言词语，也便于揭示蕴涵的地域文化。我们将构词理据分为6个大类：⑴特征理据；⑵功能理据；⑶相似理据；⑷借代理据；⑸谐音理据；⑹文化理据。第5章，《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四川地域文化。我们在讨论了该书方言词语历史层次、构词理据的基础上，集中讨论该书方言词语所蕴含的四川地域文化，分析二者的紧密关系。本章分为7个小节：⑴《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四川地理；⑵《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四川移民；⑶《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川人思想价值观念；⑷《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四川风俗；⑸《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外来文化。⑹《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四川经济；⑺小结。第6章，结语。通过归纳《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历史层次和消存情况，总结清末民初四川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分析在四川方言词汇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归纳《成都通览》方言词语的构词理据，揭示其命名方式与途径，以及人们的构词心理。通过归纳《成都通览》方言词语与四川地域文化的各种关系，总结方言词语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研究的意义。阐述本课题研究的不足，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成都通览》；四川方言词语；四川地域文化
6.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从有生名词看名量词
魏艳伶 2013
摘要：名量词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对名量词研究的角度有三种：从名量词本身出发、从名量词所计量的名词出发、从名量词和名词搭配的角度出发。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把重点放在了对名量词本身以及名量词与名词搭配这两个方面，从名量词所计量的名词角度来研究名量词使用情况的较少。本文拟名词角度出发，结合现代汉语量词的语法、语义和语用，来研究计量现代汉语中有生名词的名量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是目前最为权威和普及的语言类词典，该词典中收录的名量词占到了其所收量词的90%以上。为了使本文更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以该词典所收的名量词为来源，同时排除了多音节名量词和单音节方言名量词，最后得到能够计量有生名词的名量词共79个。考察这些名量词的语料来自于北京大学语料库中的现代汉语语料，力求让考察更全面更彻底，也会借助百度网络和相关量词书籍作为语料的有益补充。本文主体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对用于有生名词的个体量词进行研究。个体量词是名量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能用于有生名词的个体量词也是现代汉语研究的重点。本文把有生名词分为表人名词、动物名词和植物名词，并分别对用于这三类有生事物的名量词逐个进行考察。第一章对计量人的个体量词进行考察分析。通过对语料中个体量词计量的表人名词进行分类和分析，并结合个体量词的用法考察发现：量词“把”、“房”、“号”、“介”、“届”、“口”、“枚”、“任”、“条”和“员”用来计量人的时候，因各自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限制较多，是计量人的非典型个体量词。量词“个”、“名”、“位”因为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等限制较少，是三个典型的个体量词，但这三个典型量词之间也有区别。第二章对能计量动物的个体量词进行了考察。“峰”、“口”、“匹”、“腔”、“条”、“尾”、“羽”计量动物时只能用来计量某一类或两类动物，用法不够灵活，对搭配的动物名词有语义等方面的限制，是个体量词中的非典型成员。“头”和“只”计量动物的覆盖面较广泛，用法灵活，语义限制少，是计量动物的典型个体量词。第三章考察分析了计量植物的个体量词。植物虽然具有生命，但是跟人和动物不一样，它们不具有能动性。本文将植物的枝叶和果实看作了植物的一部分，所以在考察量词用法时，没有排除计量植物某一部分的量词。“瓣”、“片”、“本”、“朵”、“根”、“茎”、“枚”和“枝”或是由于只能计量植物某一部分，或是由于只能计量植物某些种类，导致它们成为了计量植物的非典型个体量词。 “棵”和“株”是两个能够用来计量植物整体的典型个体量词，除了不能用来计量植物的果实，二者均能计量的花草树木枝叶等各种跟植物相关的有生名词。第四章是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考察了能够用于有生名词的集合量词。本文对集合量词的考察分为定量量词和不定量量词两部分。能计量有生名词的定量量词有“对”和“双”。通过对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发现，无论是计量人、动物还是植物，“对”都是一个典型的定量量词，而“双”则是一个非典型的定量量词。本文将能用于有生名词的不定量量词按照语义特点划分为了10小类分别进行考察分析，这10个小类是：群体义、批量义、配置义、围拢义、部分义、队伍义、线状聚集义、簇状聚集义、串状聚集义、时间次序义。还有三个不能划入这10个小类的量词，单独放在最后一小节进行分析说明。在群体义不定量量词中，“群”能够用于人和动物，用法灵活，语义限制较少，跟表人名词和动物名词搭配使用的频率高，范围广，是一个典型成员；而“班”、“帮”、“撮”、“伙（火）”、“起”只能用来计量人，并且有语法、语义和语用等限制，典型程度降低。“窝”虽然能计量人和动物，但计量人时多含贬义，计量动物时只能计量刚出生的动物，限制较多，是一个非典型成员。批量义不定量量词中，“批”能够用于人、动物和植物，用法灵活，限制条件少，是一个典型成员；“拨”能用于人和动物，“股”只能用于人，这两个量词使用范围狭窄，对使用场合和搭配名词都有限制，是两个非典型成员。配置义不定量量词“套”、“桌”、“组”计量有生名词时，只能用来计量人，“组”比“套”和“桌”典型程度高。围拢义不定量量词“把”、“抱”、“担”、“挑”、“绺”、“束”、“挑”只能用来计量植物。其中，“束”“捆”最为典型。“把”、“抱”因为需要手的参与次之。“担”和“挑”因为有工具的限制，是两个不典型的量词。“绺”因对形态原因形成的要求成为最不典型的量词。部分义不定量量词“点”和“些”都能计量人、动物和植物。但是“些”比“点”更典型。“标（彪）”、“路”和“哨”多计量军队类队伍，是不典型的队伍义不定量量词。“队”和 “支”不仅能计量军队类队伍，还能计量其他类队伍，范围广泛，用法灵活，是典型的队伍义不定量量词。线状聚集义不定量量词的典型程度因计量有生名词的不同而不同：计量人时，“排”最典型，“行”和“列”次之，“溜”最不典型；计量动物时，“行”最典型，“排”和“列”次之，“溜”最不典型；计量植物时，“排”最典型，“溜”和“行”次之，“列”最不典型。簇状聚集义不定量量词计量人时，“堆”最典型，“簇”次之，“丛”最不典型；计量动物时，“堆”比“簇”典型；计量植物时，“丛”和“簇”的典型程度最高，“堆”次之，“墩”和“蓬”最不典型。串状聚集义不定量量词“串”能计量人、动物和植物，用法限制少，是一个典型成员；而“挂”只能用于植物，且生命度较低，对植物名词有语义上的限制，是一个非典型的量词。时间次序义不定量量词“茬”可以计量人、动物和植物，计量的范围较广泛，用法灵活，是一个典型的成员；“届”和“任”只能用来计量人，“届”强调定期更换，主要计量政府官员或学生；“任”主要计量人所担任的官职，三者计量的范围逐渐缩小，典型程度也逐渐降低。还有三个量词是单独的，不能划入以上组别的，我们把这三个量词放在一起作为其他不定量量词。叠状义不定量量词“垛”只计量整齐码放的生命度较低的植物；“房”计量家族的分支因国情的发展表现出弱化的趋势；面状聚集义不定量量词“片”能计量人、动物和植物，但计量植物时最典型，计量人和动物时，用法则不典型。第五章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了用于有生名词的种类和等级量词。在用于有生名词的种类量词中，“般”、“路”、“样”只能用于人，“等”和“号”只能用来计量人和动物，用法上有限制，这五个量词都是非典型的种类量词；而“类”和“种”能够计量人、动物和植物，对计量的有生名词限制较少，是典型的种类量词成员。在用于有生名词的等级量词中，“流”和“路”只能计量人，“类”用来计量动物和植物，限制较多，是非典型的等级量词；“等”可以计量人和植物，“级”能够计量人、动物和植物，这两个量词的用法灵活，限制较少，是典型的等级量词。本文最后指出，现代汉语名量词数量在现代汉语量词中占了大多数，可以计量的名词更是数目庞大，本文仅对用于有生名词的名量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以期对现代汉语名量词的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个体量词；定量量词；不定量量词；种类量词；等级量词；有生名词
7. 明清塾師研究
丁志军 2013
摘要：塾師即傳統私塾中的教師。在中國傳統教育中，塾師是私塾教育的組織者和實施者。明清時期，社會經濟處於持續發展階段，科舉考試向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開放，加之“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的長期影響，普通民眾對教育的需求較前代大為增加，教育大眾化的趨勢十分明顯。但是，中國古代的官學在基層社會一直處於“失位”的狀態，明清時期的地方官學在絕大多數時候亦僅延伸至縣一級，且官學不具備初級教育的職能，初級教育留下的空白必須依靠民間自辦的私塾來填補。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教育的大眾化使得大量普通民眾的子弟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參與科場角逐。這種現狀又引發了另外的問題。在明清選士制度的限制下，“仕途必由科舉”、“科舉必由學校”，科舉各級考試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同時，國家官僚系統的職位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著穩定性，這些因素使得科舉人才的流通渠道愈發壅滯，基層社會積壓了大量功名不遂或等待授職的士子，隨著從受學到出仕的時間跨度被拉大，越來越多家境本不富裕的讀書人面臨生存問題，不得不在長期應試或等待授職的同時，為生計而奔波。對多數讀書人而言，塾師是一個需求廣泛、易於謀取而又能兼顧治生與求學的職業，為他們解決生計問題的首選。此外，明清時期的私塾組織形式多樣，且規模小而運作靈活，在教學設施上的要求不高，易於設立，為明清讀書人充塾師授徒提供了方面。塾師行業沒有任何入行門檻，因而明清時期的塾師在身份構成上十分複雜，而且從整體上看，塾師的主體構成在社會身份上有不斷下移的趨勢。 明清時期的塾師主要活動於教育、科舉、社會生活三個場域，因而具有多種社會角色，發揮著多重社會功能。在教育場域中，塾師是私塾教育的組織者和實施者，課徒是他們的主要職業活動，生徒的學業與道德行為養成都屬於他們的職責範圍，因此，在私塾教育中，塾師是集“教”與“管”於一身的權力擁有者。在科舉盛行的明清時期，塾師所實施的私塾教育多受到科舉考試的引導或控制，因而他們通常十分重視記誦、屬對和八股文的教學，帶有濃厚的應試色彩。在科舉場域中，多數塾師屬於應試舉子，他們在課徒之餘尚需溫習課業以應考試，這些塾師一般通過自修、組織文會或應書院月課的方式增進學業，一些經濟條件稍寬裕的塾師還會通過走從或郵呈的方式從學於高水平的經師。對於多數塾師而言，施教者與受學者的雙重角色使他們的館塾生活顯得十分辛勞。在社會生活場域中，明清塾師與鄉土社會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處館塾師在教學之外，常常充當著為館東“幫閑”與“幫忙”的角色。對更多的鄉村塾師而言，他們利用自己在教育中建立的社會關係網絡，成為鄉村日常文化服務的提供者、鄉村社會事務的參與者以及鄉村教化的主導者。他們通過塾師作為知書識禮的象徵而介入鄉土社會，而這些事務又反過來增加和鞏固他們在鄉土社會中的威望，從而拓展他們在鄉土社會中的生存空間。 明清士子因經濟窘迫而進入塾師行業，因而經濟生活也成為明清塾師社會生活中值得關注的方面。明清塾師的經濟收入總體上分為職業收入和業外收入兩部份，而束脩是塾師職業收入的主要組成部份。如果將塾師的束脩收入分為低、中、高三個層次，那麼明清時期居於低收入層次者占塾師群體中的多數，中等收入群體次之，高收入群體又次之，整個塾師群體的收入結構呈現出由低到高的“金字塔”型。通過考察明清時期普通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費可以發現，塾師群體中的多數低收入者雖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但他們的年束脩並不能保證一個家庭一年的基本生活，正因為如此，明清時期的塾師多通過業外治生活動賺取業外收入以實現收支平衡。通過比較塾師的束脩收入與其它行業收入的差距可以發現，塾師群體的收入在文人常見的職業類型中居於末位，僅相當於底層商販或普通農夫一年的收入，因而對明清時期的大多數塾師而言，他們的經濟地位處於社會底層。 “形象”是一個較為籠統的概念。明清塾師的形象大體上可以分為職業形象和社會形象兩個方面。中國古代有著久遠的“師道”傳統，它既強調作為施教者的道德、學養與自尊，又強調請業者及其父兄的服教與尊師。明清時期的私塾教育亦受傳統“師道”的影響，那些層次較高的塾師多能從施教者的角度盡到為師之本分，因而一位合格的塾師除了善教之外，往往以“嚴毅”見稱，詩禮之家亦多能從受學者的角度對塾師給予充分尊重，以好文、隆師而受到肯定，“師道尊嚴”得到較好的體現和維護。但是，隨著塾師群體整體素質的下降、社會的發展以及各種新觀念的出現，傳統“師道”在明清時期亦開始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明清時期塾師群體的素質總體上呈現下降的趨勢，在教育“工具化”的影響下，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往往不能堅守“師道”，失去了施教者“傳道”、“樹人”之本色，以營利為目的的職業活動讓他們的“主體性”不斷喪失。另一方面，由於教育的大眾化，許多沒有詩禮傳統的普通家庭亦多延師課子弟，他們之中多有不守“師道”、視塾師為傭工的情形。這共同導致了明清塾師職業認同感缺乏、職業形象被矮化的現象。在社會形象方面，明清塾師因提供文化服務、廣泛參與鄉村社會事務及實施社會教化而成為“一鄉之望”，在鄉土社會中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與较正面的社會形象。但是，經濟貧困與功名不遂困擾著明清塾師，在民間社會“尚利”價值觀念的影響下，普通民眾對塾師之“落魄”多持輕慢與嘲諷的態度。同時，由於塾師群體中的部份塾師本身學識淺陋、道德水準低下，明清通俗文學與民間故事中的塾師屢被民眾視為“村學究”、“假道學”而加以批判和嘲諷，成為被大眾“消費”和“娛樂”的對象。可以說，塾師之辛勞及其所發揮的功能與普遍低下的待遇、通俗文學中扭曲的形象之間呈現出顯而易見的失衡。自清末以後，出於推廣新式教育和維護自身利益的現實需要，新式知識份子不斷以文學誇張的形式對塾師群體進行扭曲和醜化，使得塾師的職業形象和社會形象在現代社會中被進一步矮化。 自清末以來，塾師的生存空間受到新式教育的擠壓，塾師群體呈現出持續萎縮的態勢。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對私塾進行了取締，傳統塾師群體也從法律意義上最終走向消亡。塾師群體雖因整體素質的下降而備受批評，且因不符合現代教育的要求而逐漸被時代所淘汰，但他們作為明清時期民間私塾教育的組織者與實施者，在為國家培養後備人才、傳播基本文化知識等方面具有不容抹殺的歷史貢獻。更為重要的是，明清時期的塾師與傳統鄉土社會緊密結合，成為國家在基層推行社會教化的主導者，他們為基層民眾提供的各種社會、文化服務，使得鄉土社會在傳統的結構模式中得以穩定運行。
关键词：塾師；私塾；明清；鄉土社會；地位；形象
8.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类型学研究
王磊 2013
摘要：介词的类型是一种语言语序类型的基本属性之一。在现代汉语句法系统中介词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其具有抽象的语法意义和灵活的用法又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现代语言学研究证明，介词在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类型学中占据有重要位置。本文以“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类型学研究”为题，重点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丰富汉语框式介词的研究，利用当代语序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来探讨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产生背景、形成动因和机制、隐现机制以及它所体现出的类型学特征。框式介词大多是临时性的句法组合而非固定词项，其句法功能和表义功能同介词短语基本一致。从类型学角度看，汉语框式介词是一种重要的类型现象，是构成汉语的类型学特征的重要参数。框式介词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它们形式多样、意义灵活，但一直未能作为一种语法形式类型引起汉语学界的重视，这种忽视势必影响汉语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会妨碍对汉语句法特点的准确把握，成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对现代汉语中的框式介词过去还未有过系统研究，很值得进一步挖掘。目前在框式介词问题上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着重要意义。本论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语言类型学、语法化和三个平面等理论和方法，对介词框架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考察。同时力求对介词框架的形成机制以及它与语序类型和语序演变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希望能通过对前人在这方面还没有涉及或还未深入涉及的领域做进一步的探讨，从而深化对框式介词的认识。论文总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证明，介词在语言学，特别是语言类型学中占据有重要位置。从类型学角度看，汉语框式介词是一种重要的类型现象，是构成汉语的类型学特征的重要参数。当代语序类型学的创始人Greenberg最早关注并论述框式介词现象，但由于国内语法学界对框式介词的定性存在许多分歧，因此相关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性。近年来汉语语法学界对框式介词所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个别格式进行单独的细化研究；另一方面就框式介词这一语法现象进行总体研究，并不拘泥于某一种特殊形式。在以上两方面尽管己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只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细化研究。第二章首先梳理现代汉语介词的界定过程及情况，对现代汉语的介词系统作出概述，并由此引出框式介词的定义和分类。长期以来在国内语言学界，关于汉语介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前置词，并没有设置后置词这一概念，一直忽略或否认后置词的存在。前置词的研究在深度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后置词，后置词在国内汉语学界的研究相当零散，即使有也常常被冠以其它名目，这不利于解释汉语中许多与其它后置词语言一致的语序现象。肯定和认识后置词，以及框式介词的存在和作用，对于正确认识现代汉语介词系统，有着重大的理论和指导意义。本章将前、后置词以及框式介词都归入了现代汉语介词系统。第三章是对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界定和详细分类。框式介词现象是汉语介词类型学中最突出的特征，前置词和后置词由于各受句法限制，组成框式介词后就在句法上自足，不再受限。介词的语序类型在当代语序类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语序类型学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框式介词的形成原因，语法化过程以及句法、语义、语用各方面特征等具体问题，需要从前、后置词的发生发展以及位置演变等方面来考虑。在框式介词的分类问题上，以后置词的分类为参考，便于弄清后置词在构成框式介词时所起的作用，也便于分析由位置移动引起的虚化过程，以及特殊隐现情况发生时的具体原因。以此为参照，汉语框式介词可以分为两大类：由前置词和名源后置词构成的框式介词，以及由前置词和非名源后置词构成的框式介词。其中，第一类里又包含方所类框式介词和其它含有名源后置词的框式介词；第二类涵盖了言说义、被动义、起讫义、目的/动机义、比较/比喻义、跟随义和连接义等七种框式介词。每种不同的框式介词都有各自的历时演变特点、语法化轨迹，以及句法语义等特征。第四章首先讨论的是框式介词的演变过程，然后分别探讨其形成动因和形成机制。框式介词并非现代汉语所独有，汉语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框式介词。对框式介词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共时层面，还需要通过研究汉语发展过程中前置词短语由动词后移到动词前这一历史性的移位，逐步证明方位词和其他来源的后置词填补了介词前移的空位并由此产生了框式介词。根据这一结论，可以进而考察框式介词形成时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框式的演变与汉语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语序变化直接相关，即前置词短语从动词后向动词前的历史性移位。在经历了前置词短语的移位之后，介词的中介地位不复存在，这就违背了联系项居中的原则。在此条件下，方位后置词和其他来源的后置词填补了介词前移后遗留的空位。通过长期的日常使用和逐渐发展，不断虚化，最终介词与方位词联合成方位性的介词框架。联系项居中原则是语序研究中的一条重要准则，汉语中介词短语的语序变化对介词类型的影响，需要从联系项的语序特点去理解。第五章讨论框式介词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上的特征。在句法特征方面，本章首先从历时发展的角度总结了框式介词所具有的几个显著句法特征，其中包括：框式介词中的方位词在句法强制性上经历的历时演变和其它类别后置词的从无到有；汉语语序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介词短语语序的改变；联系项居中原则在框式介词的历时演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框式介词中的前后置词在句法强制性上的差异。其次，本章通过论述，认为框式介词构成的短语最主要的句法功能是充当句子中的定语、状语和补语这样的修饰性成分，而不能充当句子的主干，如主语、谓语和宾语。此外本章还提到了框式介词的辖域问题，正因为框式介词只是前、后置词的临时性组合，因此不同的框式介词有着不同的辖域切分。框式介词辖域的模糊不清或在辖域上的理解差异会造成对句子分析的不同结果，也会影响分析的准确性。第二小节讨论框式介词的语义特征，本节参照格语法理论，以及以介词为标记的格的分类，将框式介词短语所担任的语义角色划分为了六大类，分别是：标记主体、标记客体、标记邻体、标记伴体、标记时地、以及标记根由的框式介词。第三小节探讨框式介词的语用特征，具体来讲，分别是其标记话题的功能、凸显焦点的功能、以及篇章功能。第六章主要讨论框式介词的隐现特征以及它所体现的句法、语义、语用等几方面的制约机制。介词是汉语标识论元角色的重要手段，但介词的使用只是标识论元角色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也就是说，它的使用拥有一定弹性，有时自由有时强制，都不会对句子的表达造成影响。介词可省略是汉语语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框式介词自然也不例外。已有不少研究特定框式介词的文章讨论过它们的隐现问题，本章尝试透过不同框式介词的隐现来发掘其中的隐现规律或机制。框式介词的隐现只是一种语言表象，但这一现象受到了来自不同层面的多种因素的共同制约。由于这些因素十分复杂且来自于不同的层面，加之它们相互联系，或相互交叉，因而很难截然分开。简而言之，框式介词的前、后置词部分最终在实际句子中是否出现，其规律不是绝对的。这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是语义层面的制约，这是变化得以产生的基础。句法层面是显性制约因素，它在受到其它各层面影响的同时也对这些层面形成反制约。当句法、语义因素不能强制性制约框式介词隐现时，语用因素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而音节上的制约只有在句法条件的允许下才能产生作用。第七章是结语。本章总结全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概括现代汉语框式介词的主要特点和研究价值，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框式介词研究从总体来讲仍只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和细化。比如对框式介词研究的广度还不够，目前所涉及到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结构，还有很多结构未经深入探讨。其次，虽然对框式介词的定义已经有了共识，但对其种类和层次的划分等问题还存在有分歧。再次，对框式介词这一语法现象还缺乏系统的认识，研究角度也还不够多元化，这些都是以后可以继续挖掘的问题。
关键词：框式介词类型学；项；语法化；隐现
9.汉语隐喻性成语研究
邓瑶 2013
摘要：“汉语隐喻性成语”是一个原型范畴，由典型的成员和不太典型的成员构成一个连续统。典型的汉语隐喻性成语是具有隐喻性、经典性、沿用性的四字格构式。本文选取现代汉语中的2138条隐喻性成语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汉语隐喻性成语始源域的语义类别，语义加工模式，词化等级，几种典型构式以及汉语隐喻性成语的规范化等问题。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概述汉语成语认知研究的基本情况并进行综合评价，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阐述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以及研究的目标、方法和意义等问题。第二章从语义始源域角度给汉语隐喻性成语进行分类。首先分为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两大类，方位隐喻内又分为高/低、深/浅、上/下、中心/边缘、远/近、前/后、左/右7小类；本体隐喻内又分为自然现象、器物、动物、实体特征、人体、植物、鬼神7小类。本章还考察其中一些成语的始源域映射到人体域、其他事物域、心理域、人际域、事态域、社会环境域、程度域、范围域、时间域、空间域等不同目标域的具体情况。第三章从组合与整合的角度，探讨汉语隐喻性成语的语义加工模式。汉语隐喻性成语的语义组构程度具有差异性。根据成语内部是否出现始源域和目标域、始源域如何向目标域映射、两个认知域如何进行互动与合成，归纳出四种语义加工模式：语内映合式、外映内合式、内合外映式、语外融合式，并进行了下位分类。第四章根据汉语隐喻性成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透明度，探讨汉语隐喻性成语的词化等级。从词化等级的角度看，汉语隐喻性成语也可看做一个连续统，左极是自由短语，右极是单纯词，从左到右分别是较低词化、中度词化、较高词化、高度词化的隐喻性成语，依次占6.33%、89%、3.4%、1.27%。由统计数据可看出：中度词化的隐喻性成语最多；一头是较低词化隐喻性成语，更多具有短语的特征；另一头是较高词化隐喻性成语和高度词化隐喻性成语，更多具有单纯词的特征。总体说来，汉语隐喻性成语的词化等级成正态分布。第五章探讨了汉语隐喻性成语的三种典型构式，即含明喻词“如”的构式、“AB之C”构式、数字搭配构式。分别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分析这三种构式的具体类型和构式意义、历时沿用情况以及泛化的原因。第六章具体讨论汉语隐喻性成语的异形现象及其产生方式，提出通用成语的优选原则，并以一组异形成语为例，讨论通用/异形成语的词典收录以及释义问题。
关键词：汉语；隐喻性成语；认知；映射；语义加工模式；词化；构式；优选原则
10. 明清通俗小说之贞节观研究
璩龙林 2013
摘要：作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体系重要一支的贞节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建构了古人的生命形态——伦理和生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巨大而绵远。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草野庶民，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逃逸它的影响，因此，考察贞节观的衍生、流变和传播，无疑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很好的角度获得某种历史的真相，更加清晰的感受古人的生活和心理。这些贞节观念也渗透在古代各种俗文学文本之中，在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有大量而复杂的表现，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而集中的清理。本文基于以上考虑，主要以民间文化的立场和角度，通过明清通俗小说来考察明清时期的贞节观念。本文主要章节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是概念界定，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第一章《古代贞节观念的演化历程及明前小说贞节观的书写》，对自先秦以来至明清以迄的贞节观念的滥觞至宗教化的历程作一回顾和梳理，并对明代以前的小说贞节观书写状况作了勾勒，总结其基本特点，以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为主要考察对象。第二章《贞节观书写在明代通俗小说中的集中表现》，探讨了明代的思潮环境及其对通俗小说贞节观表现的影响，对《西游记》、《金瓶梅》等几部重要小说中的贞节观书写及其特色作了探究。《西游记》中唐僧之母殷温娇团圆之时节烈的悲剧，孙悟空和其他神仙对乌鸡国皇后贞节被玷污的担忧，显示了神魔小说深厚的现实根基，民间的现实贞节观念在神魔领域得到充分反映。《金瓶梅》全书描绘了一个将贞节踩在脚下的欲望群体，但不乏一些例外者，如李瓶儿在嫁给西门庆后，从好风月的狠心妇转变为依恋人的温柔女，正气守节的吴月娘和勇敢争取自己幸福的现实主义者孟玉楼，更有守节妓女韩爱姐这样的独特角色，她与淫滥母亲颠倒过来的下场，表明了作者对贞节观念的冷静理性态度和对现实人性的深刻洞察。“三言二拍”中，新旧两种贞节观念并存，二者既有碰撞，也有混融，小说对情欲与亲情之冲突的细腻表现，则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醉醒石》通过一个明代版的“朱买臣妻”故事，对女子的贞节与男子的科举及事业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了很好的揭示。而这样的故事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绝非仅有。《欢喜冤家》特别注重女子的性体验和性快乐，突破了以往小说的贞节叙事限制，它对失节女子重新回归家庭的描写和守节观念的变通处理也是一大特色。第三章是《清代通俗小说中的贞节观书写之嬗变》。本章先考察了清代的思潮环境，及其对清代通俗小说贞节观书写的影响。选取了李渔的两部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红楼梦》等五部长篇小说做个案分析，探讨了它们贞节观书写的各自特色。《野叟曝言》折射了理学家的情欲观，通篇以经权思想来作为贞节书写与色情书写的理论支撑。李渔小说的贞节观书写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平情主义，即从常情常理出发，在对女性理解同情基础之上的传统贞节观念；一是崇真黜伪，厌恶虚伪，反对矫饰，推崇发自内心的贞节。《绿野仙踪》书写了一个经典的痴情浪子与节烈妓女主题故事；通过严氏这位卖身救夫的“失节妇”，和面对同一个美貌妻子的死活两位丈夫的尴尬抉择，来展现贞节背后的复杂人性，以及现实利益的种种考量。《姑妄言》的贞节观书写有三层意蕴——政治、道德和性欲，道德与性欲、政治与色情是小说关心的主题，作为对立面和超越面，小说还着力描写了钱贵和钟情这样一对“贞情的绿洲”。《红楼梦》对大家族内外的贞节书写，刻画了一群贞洁纯情的大家闺秀，她们与贾府中的男子灰色群体形成鲜明对照，文章还分析了贾宝玉的“意淫”，其实也充满了肉欲和色情，并非仅仅是意念之淫。《儒林外史》虽然关注的重心是儒林中的男性生活，但八股文选家王玉辉的女儿三姑娘殉夫故事在小说中是一个突出的事件，王玉辉由刚开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到后来黯然至于泪下，展现了人性斗争的波澜起伏。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各种态度更体现了贞节观念的复杂性。第四章《明清通俗小说中不同角色的贞节观》，先将妇女分为大家闺秀和市井村妇两个社会阶层，分析不同阶层女子贞节观念的差异。然后考察家庭之内的正妻、姬妾贞节观念的异同和一个特殊的群体——悍妇的贞节观念。作为家庭底层的侍女丫鬟的贞节观念也得到分析。同时考察了三姑六婆、妓女这两个家庭之外但又与家庭有紧密联系的特殊妇女群体的贞节观，最后分析了李渔等人小说中男同性恋者这一亚型人群的特殊贞节观。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的人物的贞节观念，从而在类的层面把握明清通俗小说中各种人物贞节观念的共性和差异。第五章《贞节观的影响因素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表现》，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贞节观念的作用因素，概括为外貌、性能力、金钱、情趣、外出等几个重要因素，分别就其对贞节观念的具体影响作了细致的分析。它们大致按照递减的序列，对贞节观造成深浅不一的影响，因其往往交织在一起，故而常常是以合力的形式对贞节观施加作用。第六章《明清通俗小说贞节观与叙事母题》探究了明清通俗小说贞节观书写中的叙事母题，认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因果报应、谋杀、战乱、考验等母题，对其一一展开了总结和阐释。其中果报讲究劝善惩恶，反映了古人对贞节观的重视和劝谕态度。谋杀在某种程度上是果报观念的延伸，因贞节观而起的谋杀多表现为奸杀。明清小说中的女子在战乱中既面临着痛苦的生死抉择，同时承担着如抚孤之类的重任，由于贞节观念的影响，遭厄女子的命运和处境至为艰难。考验则是男性单边主义的典型体现，一种是象庄子的装死变身对妻子贞节的极端考验，另一种是求道成仙叙事中常见的对贞节和美色的考验。本章力求揭示这些叙事母题中所蕴涵的丰厚文化意蕴，以提升和深化对贞节观念的认识。
关键词：明清；小说；贞节观；儒学；民间文化；原型；母题
11.明代神魔小说研究
邹壮云 2013
摘要：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之风，这其中以白话小说的创作为主导力量，而神魔小说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一个兴盛。本文先在绪论中总结了明代神魔小说一个大致发展过程，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酝酿期、繁荣期、衰退期三个阶段，并简要地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成因，还简要介绍了其中每个作品的主要内容。接下来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纵向角度和具体的明代时代特征出发，详细地阐述了明代神魔小说兴盛的原因，主要从历史奠定的文学基础、中国神异文化的影响、明代政治和经济等几个方面来作具体的分析，其中文学基础主要谈的是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等。中国神异文化的影响则是本文的独特视角，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综合了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对神异文化的研究成果，从中理出了其对神魔小说发展所起的作用。明代的政治和经济对神魔小说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主要论述了明代高度集权和科举制的特点。在经济上则紧扣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现象，指出其中市民阶层的壮大对通俗文学革命性的影响，商人地位的提高和文人为了谋利而参与小说创作，由此而导致的神魔小说的创作质量的提高读者群的不断扩大。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商业、商人、封建官僚和小说创作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重点介绍了商业中的出版业和商人中的书商。以上的这两方面的论述只是为下文所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铺垫，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大角度来作理论上的分析，材料较为详实，让人先对神魔小说有一个宏观和整体的认识。接下来对明代神魔小说的论述则是从微观和具象的角度出发，解决一个个的实际问题，因此这才是本文所论述的核心内容部分，也是本论文所具有的特色之处。与其他研究者的最大不同之处，本文对神魔小说的研究主要是从具体的小说文本出发，以文本研究为主，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再下结论。另外一方面，本文的研究认识到了神魔小说与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知识，是不可能真正领悟神魔小说魅力的。历来，中国古代文化中强调三教合一之说，所以本文就从明代神魔小说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从儒释道三教的角度来分析明代神魔小说。历来学界对儒家学派是否是一个宗教尚有不同的说法，其实，如果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说，儒家学说已经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世行为方式已经浸入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儒家学说和儒教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而言的，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本文为了行文上的方便和彼此的对应，也就把儒家学说及其影响统称为儒教，实际上与传统的儒家学派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于神魔小说内容的独特之处，其与充满超自然想象的佛道二教在直观上更为有直接的联系。考虑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佛教是舶来品，因此本文在论述的顺序上是先道教、再佛教、然后儒教。同时，为了论述的更为深刻和便于理论上的展开，本文对这三教，尤其是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理论和重要的知识点也作了一个相应的介绍，笔者认为这对于理解神魔小说特点和本文观点都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特点和创新之处，即主要从儒释道宗教的角度来认识明代神魔小说，这样对神魔小说的认识才能更有深度，同时也能集中抓住明代神魔小说本质上的特点。道教对神魔小说的影响那是最直观的，本文分别从神魔小说的人物形象、小说主题、小说结构等三面，来论述明代神魔小说与道教的全方位关系。道教把道家无形的思想转化成了有形的宗教形式，由此影响到中国古代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神魔小说虽说写的是神魔，表现的却是人间的社会百态，因此道教与神魔小说由外而内都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彼此是无法隔断的。而佛教与神魔小说的关系则有所不同，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与道教彼此影响，在宣传的形式上很多地方被道教化了，但是在其宗教的教义上仍有很大的独立性，所以在佛教与明代神魔小说的关系方面，本文主要从佛教的思想上来论述，从佛教的理论基础“缘起论”和最重要的思想“因果业报”来论述。这两种佛教理论丰富了明代神魔小说的思想内容，拓展了神魔小说在理论上的高度，同时也与道教一样增强了神魔小说的奇幻性，使神魔小说的浪漫色彩艺术特色更加突出。由于明代官方倡导程朱理学的大一统思想，因此在儒教与神魔小说的关系中首先阐述了明代儒教思想的一个发展过程，然后再论述程朱理学对明代神魔小说的影响，最后论述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程朱理学衰退之后，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及心学左派的流行，以及这种心学思潮的流行对神魔小说多方面的影响，这也儒教思想与明代神魔小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心学思潮对通俗小说的作者成分也有很大影响，而《西游记》正是心学思潮影响之下最杰出的作品，因此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以《西游记》为中心，论述了神魔小说从写故事为主到写性情为主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心学左派中的不良思想及改进办法，这些都是以具体的小说文本内容为基础来分析的，将理论与具体的小说内容结合起来。本文的最后一个内容，便是对明代神魔小说中兵器、法宝与法术作了一个归纳与总结，因为这三者是明代神魔小说中独具的艺术特色，是神魔小说中最能体现出奇幻浪漫色彩的部分，但这方面的内容过于繁杂，因此在论述上以全面归纳为主，对其中的重点内容则展开详细分析。综上所述，本文对明代神魔小说的研究，着眼于文本研究，同时综合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诸多理论，力求在事实的归纳上得出合理结论，以达到对明代神魔小说具体而又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明代神魔小说；发展过程；文本研究
12. 《老子》楚簡本、帛書本和王弼本之異文研究
朱怀清 2013
摘要：在《老子》傳世本中，王弼本比較通行，文本也比較可靠，可以說是《老子》版本中較早的一個定本，故本文把它作為異文比較的研究對象之一。雖然傅奕本也很早，但顯然經過傅奕等後人的加工整理，並沒有保存《老子》的原貌，相對于帛書本，只能作為主要的參校本，但其文大多與帛書本相同或相近，所以在研究中是不可偏廢的版本之一。帛書本雖有殘損，但通過其甲本和乙本的對照，是可以恢復其古本原貌的，而且乙本殘損相對較少，德經、道經之後有總字數的記錄，說明其是一個全本、足本，為我們的校勘、文本研究提供了最為可靠的依據。楚簡本只有兩千字，約為今本的五分之二，但由於它是《老子》版本中最早的一個，其文獻價值也不可忽略，主要表現在文字的和文義的價值上。本文即是對這三個版本的異文進行研究。通過文字、音韻、訓詁三方面作全面無漏的詳細分析，從而推出《老子》的原本用字。在文字方面，對《老子》楚簡本和帛書本所出現的異文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考證，通過其與甲骨文、金文、籀文、篆文以及當今出土的戰國時期楚文字等字形的比較研究，結合文字學理論，對古今字、異體字以及現今字典辭書沒有記載的字的字形作一儘量符合邏輯的判斷。當然，這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的創新。在音韻方面，主要依據王力先生的上古聲纇32母、古韻30部，並參之以郭錫良先生的《漢字古音手冊》、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冊》及《漢語大字典》，對異文中的通假字現象進行判斷、研究、說明。在訓詁方面，主要運用了字典辭書，在同一字大量的不同的意義中間，研究異文相關的演變和相通之處，以判斷用字的時代性和特點，最後確定一個合理的用字。從中可以發現，無論從文字上，還是句子結構上，《老子》一書並不存在一個最早的、完全符合老子之義的善本和定本（這在虛詞的用字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只有最符合老子、不偏離老子文義的版本。也許真正意義上的定本是王弼本，因王弼去老子時代較近，有可能結合了當時衆多版本（或許包括了帛書本）校訂而成。這也是本文以王弼本而不是以傅奕等其他版本作為異文研究對象的原因。當然，現今的王弼本要參照王弼的注來再校訂一個王弼本（這不是本文的研究對象）。在進行《老子》異文小學的研究過程中發現，假借字並不像過去所說的那麼多，而是與同義詞在數量上相等。本文在異文的分類中，粗略地分為同義字、古今字（有的字是古用今廢，有的却是分化出去）、異體字、假借字、誤字和其他字（多為後人的改寫）。異體字主要是意義近同而字形結構有別。在這些粗略的分類中有不盡科學的地方，故有待後來者進一步勘正。小學只是本文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最終的目的是爲了更好、更准確地理解《老子》，并校訂出一個合理的善本。在小學研究的基礎之上，本文也對一些千年來爭論的問題作義理上的闡釋。李养正《道教概说》云：“对于《道德经》，哲学思想家们有他们从哲学思想角度出发的理解与阐发，而宗教家们则有他们从宗教角度出发的理解与阐发。”也許還有學者們從其個人理解的角度出發的理解與闡發。正是這種歧義性的理解，掩蓋了《老子》的本來思想。道教歷來把老子奉為教主，把《道德經》奉為至上之經典，並不是偶然的。後世的道教徒正是因為其對修行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老子》的本義也許正是有著這樣的指導原則，故其為道教所重。《老子》的宗教性思想在其早期的闡發中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經章句》和嚴遵的《老子指歸》中，即使是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也有別於後世所解《老子》。當然，“宗教”一詞並不能涵蓋《老子》，但如果我們僅僅用世俗學問的眼光來看待《老子》，則多會遠離《老子》本義。本文在義理上闡釋的不多，所謂的“善本”，也只是儘量的符合《老子》而已。要討論的地方頗多，真理只有在討論、論證、質疑中才能彰顯。
关键词：《老子》；楚简本；帛书本；王弼本；异文
13. 《蜀中广记》文献研究
王斌 2013
摘要：《蜀中廣記》是明末曹學佺所編的史部地理類雜抄著作。該書廣泛搜羅四部文獻中與巴蜀地區（含現在的貴州遵義地區）相關的資料，借鑒方志編纂的辦法，分為十二個門類，精心裁剪編排而成。全書近百萬字，編纂於1609-1617年之間，除題名不准確的方志類著作外，共徵引今日尚存之書345種，今日已佚之書231種。若將方志估算在內，《蜀中廣記》引書多達六百餘種，這些引文資料佔據了全書90%以上的篇幅。《蜀中廣記》引用了這麼多的著作，學者歷來都認為其文獻價值巨大。由於該書卷帙浩繁，現存足本為《四庫全書》本，故而目前為止，雖然有眾多影印本的流傳，有不少單篇文章對其進行研究，但始終沒有人能夠清楚地告訴我們：這本巨著的文獻價值究竟體現在哪裏，它的版本情況怎樣，它引了哪些著作，這些著作的存佚情況怎樣，它是怎樣引書的，引用的這些文獻中存在哪些問題……有鑑於此，我們選擇了從文獻角度研究《蜀中廣記》這一課題，對以下內容進行了深入探討。首先，對《蜀中廣記》的基本情況進行介紹，包括成書時間與過程、版本與流傳、引書模式、編纂體例等。重點在版本情況方面，我們認為，現存的足本為《四庫全書》本，有文淵閣與文津閣兩種，雖然《四庫全書》本有諸多缺點，但由於大量引述文獻有善本可以核對，以後整理該書，仍當以此本作底本較為方便。其次，我們對《蜀中廣記》全文進行標點，對引文進行全方位的查考與核對，弄清了《蜀中廣記》引書中哪些現存、哪些已佚，為後面討論該書保存文獻的價值打下了基礎，也為以後整理該書需要查考的大致資料來源劃定了範圍。由於現存著作中多數有善本和高質量的現代整理本，所以我們只是簡單地用表格的方式統計出引書數據，并對部分引用文獻不言出處者進行考察，弄清其資料來源。第三，我們通過查檢大量的史籍與類書，對《蜀中廣記》所引已經散佚的著作進行了深入分析。不僅有精確的數據統計，還對每一條引文進行查考，弄清其現在保存在哪些比《蜀中廣記》更早的文獻中，這個工作讓我們對《蜀中廣記》保存文獻的價值有了清醒而準確的認識，為後面討論《蜀中廣記》的輯佚價值奠定了基礎。第四，我們對《蜀中廣記》引方志類著作的情況進行了考察。之所以不將它們散入現存之書與已佚之書兩大類下，是因為曹學佺在徵引時大量使用我們無法查考原書題名、作者、時代等詳細資料的簡稱。這種簡稱雖然有《通志》、《總志》、《志》、《本志》等區別，但由於曹學佺編纂該書時操作不嚴謹，我們完全無法從文獻本身總結出這幾種簡稱的區別，尤其是《志》、《本志》這兩種。面對這個難題，我們只有根據現存的幾種明代方志著作，進行全方位的資料核對，將有來源可考者歸類討論；無法確定來源者，我們則根據《明一統志》遞修本的行政區劃進行歸類處理，并通過分析引書資料詳細程度、地理位置參照標準等辦法，大致確定其資料來源是府志、州志還是縣志。第五，完成上述工作後，我們對《蜀中廣記》的引文情況有了全面而準確的瞭解，接下來就是討論其輯佚價值了。我們將《蜀中廣記》裏可資輯佚的材料全部歸納出來，按照現存著作佚文、已佚著作佚文、單篇詩文三類進行標點、校對、考證。最後統計出，《蜀中廣記》裏可資輯佚的材料約五萬字，其中今日已佚的明代著作資料最為豐富。第六，本論文最耗時、難度最大的部分，是對《蜀中廣記》引文謬誤的考辨。在核對大量資料的前提下，我們發現，《蜀中廣記》引文存在這樣幾個很嚴重的問題：一、引單篇詩文往往使用簡稱或妄改題目，導致資料查檢與核對的難度加大；二、引書出處錯誤百出，尤其是題名錯誤者和簡稱易混者，爲了弄清一本書的簡稱，往往要耗費我們幾天時間翻閱好幾種題名相近的著作；三、引文有大量的脫誤與漏引；四、引文有不少冗餘者，大到長篇人物傳記的誤抄，小至寥寥數字的妄增，都是查考的難點；五、除了資料性錯誤外，《蜀中廣記》還有很多錯誤是曹學佺編纂時新產生的，或因為對材料理解有偏差，或因為編纂時裁剪刪削資料太多等；六、《蜀中廣記》作為雜抄著作，往往缺乏對原始文獻資料的考辨，遂使以訛傳訛現象層出不窮。而要發現這些問題的錯誤之處，是對我們最大的考驗。針對這些難題，我們用勤能補拙的精神，翻閱眾多書籍，對《蜀中廣記》引書錯誤進行了詳細地匡補。總之，通過對《蜀中廣記》進行文獻角度的深入分析，我們認為，該書在保存文獻價值方面不是特別大，而在引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反而特別多。當然，作為一部雜抄類著作，分門別類地對巴蜀掌故進行了梳理，這種編纂之功倒是最值得稱道的。 關鍵詞： 曹學佺 蜀中廣記 文獻研究
关键词：曹学佺；蜀中广记；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