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宋临济宗诗僧研究
张硕 2014
摘要：临济宗发展到南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大慧宗杲的“看话禅”时代。宗杲由于不满以惠洪为代表的文字禅，故宗杲发明看话禅对其否定。但在他身后，他的不少弟子门人却选择了“不离文字”，崇尚“文字禅”。他们积极热心诗歌文字。在宗杲之后，临济宗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丛林内外的“诗僧”，即宝昙、居简、大观、善珍、元肇、道璨和梦真等人。由此，南宋临济宗出现了崇尚“斯文”的文化现象，与宗杲禅师注重语言解构的“看话禅”之风，否定一切语言文字的主张，形成了悖离之势。 这些诗僧的创作与南宋文学的发展紧密相连，是南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宝昙到居简，再由居简到大观，最后至于梦真，他们都是南宋临济宗的文化精英。他们雅好诗文，他们在生前大多将自己的诗文，结集刊行。他们以精英标准来书写师、祖形象，通过诗文写作网络宗门同好，尚友结盟，在宗门内部共同践行文字禅；在外部与当世的文人、士大夫等社会精英，进行诗文酬唱。从而一举推动了禅僧“文化精英化”。 宝昙是南宋临济宗的初代诗僧，他虽为大慧看话禅世系弟子，却他热心文字禅。追摹苏轼、黄庭坚，表现了对“元祐——江西”文学传统的崇敬。他主张诗歌应“要眇雄浑”、“音醇气和”，发扬儒家的诗歌理念，反对掐擢胃肾，雕琢肝肺的诗学观。在诗歌创作上，呈现了鲜明的“元祐体”性质。开南宋临济宗禅僧，文化精英化之先河。居简是临济宗诗僧的集大成者。在诗学理念上，他接受了黄庭坚写作诗文当“谨于布置”的观念，并运用到古体诗的创作，在手法上以文为诗，在功用上以诗为文，表现出与山谷体近似的风格。居简之于临济宗的意义，更在于确立了临济宗诗僧以“元祐——江西”文学传统为诗歌正统及诗学取向；影响、培养了一批以诗文为志趣的后辈，如物初大观、藏叟善珍、淮海元肇等等，从而将崇尚“斯文”，追求禅僧文士化的理念灌输到了临济宗内。而在他之后，临济宗诗僧创作亦走向顶峰。这些后辈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观、善珍、元肇与道璨，堪称临济宗诗僧四杰。他们继承发扬了崇尚“斯文”的主张，并践行禅僧的“文化精英化”，形成了“尚友结盟”的意识。在诗歌审美取向上，除了元肇学晚唐体，其他人虽在创作上游走于江西、江湖两大诗派之间，但主体风格都以“元祐——江西”文学为主。大观古体受之于居简，颇有老师风采，沿袭“江西”诗风。善珍七律宗黄学杜，亦自具面目，元肇受叶适影响较深，诗风倾向晚唐体，道璨诗歌不多，但其诗论主张与大观等人接近，亦是宗法“元祐——江西”诗风。与同时期的宋代诗坛，取法“晚唐家数”的江湖诗，形成了相反之势。梦真则是南宋末代临济宗诗僧代表，在居简的帮助下进入诗坛，由于结交江湖人物众多，故其近体诗呈现出了与江湖诗风相近的风格。而古体诗有江西诗味道，其部分乐府诗及大量的“诗史”作品极富现实意义，是他的代表作品。 南宋临济宗诗僧，选择“元祐——江西”文学传统作为本宗的“正始之音”。离不开居简的影响。居简确立的诗学道统——“元祐——江西”文学传统，是南宋临济宗诗僧选择宗法苏、黄诗歌的根本原因。因为居简上承惠洪、宝昙，下启大观、善珍、道璨、元肇等后辈，这些晚辈又或为其亲自培养，或与其交往甚密，所以这一文学传统才能在临济宗内被传承下去。尽管南宋一朝的文人诗歌的总体趋势，一直在朝著“唐音”回归，但临济宗诗僧却能地坚守“宋调”。毫无疑问，由居简确立的道统在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从蜀僧“文字禅”谱系和蜀地“诗僧”谱系亦可发现，在“元祐——江西”文学传统的影响之外，蜀地的写作传统（蜀学）亦发挥了极大的影响，而临济宗诗僧选择“元祐——江西”诗歌，作为自己的“正始之音”及诗学道统，也和苏、黄两人都曾对蜀地文化产生推动、促进相关。 南宋临济宗诗僧推崇文字禅、热心诗文写作，实与诗僧自身心理补偿，禅僧群体文化素质提升以及五山制度的影响密切相关。从社会学角度看，临济宗诗僧选择文字禅、热心诗文也有对宗门发展前景的考虑。他们想要获得世俗政权与皇权的支持，必然要结交各方精英；想得到这些精英的支持，展示自我才华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诗文成为诗僧与世俗社会精英，达成交往的一种相当廉价且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促使南宋临济宗诗僧积极投身创作，也最终使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关键词：临济宗；诗僧；禅文化；宋代诗歌
2。 宋元之际诗学研究——以公元1234-1314年为研究范围
薛宝生 2014
摘要：本文名为诗学研究，义取狭义，只涉及诗歌理论研究，而不关联散文及歌词理论。主要沿诗本、诗统、诗人、诗法、诗资五条线展开，以这些线索为中心，对宋元之际论家诗论思想展开研究。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界定研究范围、择要交代宋元之际诗论背景以及分析研究现状，最后介绍研究思路及创新点。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涉及宋元之际诗学研究的成果仍然不是很多，而着意于两个朝代之间诗学的承续渐进研究就更少了。本文非以人为纲、以流派为类分的诗论研究，而是以文学理论中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在诸点上考察宋元两朝论家诗论思想的承续及细微的变化。研究范围主要在于公元1234年到公元1314年之间，以此一时段的宋、元论家为主体，而兼及平行时段上由金入蒙元的论家诗论思想研究。在具体的线索上略以时代为先后，对主要论家的言论进行梳理，以求清楚地展现每条线索上诗论的承续及细微变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对诗之所以为诗之本质（即情性）进行考量。此一阶段论家对情性的考量主要沿两条线索进行，第一条即“诗者，所以吟咏情性也”，这种立论角度是说，诗的主要功用就在于表现诗的根本特性，突出了诗的工具作用。第二条即“诗者，人之情性也”，这种立论角度在于对诗的本质作定位。也即是说，诗是情性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至少应该说诗是情性的一部分。而这两条线索的立论角度与以往论家的角度有所不同，以往论家强调的“吟咏情性”是一个“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动态过程，甚至这个过程也是诗化的，手舞足蹈也可以直接称为诗。此外，这一时段论家在强调诗之本质的同时，也对“情性”的性质作了规定，即以中和平易为主要特征，而具体落实到“真”和“正”上。“真”体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正”则是对情感激烈程度的约束。而两者又都与“雕琢”和“求工”对举，体现为对当时风气的一种纠正。在对这种中和平易的标准范式的寻找中，诸论家则一致认为“雩舞咏归”的气象就是中正平易的典范，而在对“浴沂咏归”的向往中，则又渗透着体天地自然之道的安适。第二章主要讲创作精神的承继，在统绪的梳理中体现为一种经典诗歌史的建构。本章主要分为三部分进行考量，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在经典诗歌史建构中的参照及具体标准。论家在讲统绪的时候往往回归到《诗三百》，并以之为参照，认为诗歌史发展表现为“世降诗靡”的趋势。在这种考察中，具体的标准又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的标准，即是以时代的“近古与否”或“去古远近”来具体考量诗之创作精神的传承；隐性标准层面，则是以“情性的有无”来考量这种传承。并由此进行了一个返本的比较，即今之诗不如古之诗的原因在哪里？经过考察，论家们认为今之诗不如古之诗的原因在于其“不事情性”。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论家对经典诗歌史的具体建构，分别考察由宋入元、由金入蒙及元代大一统后论家对经典诗歌史的建构。通过考察发现，这种经典诗歌史体现为一条由《诗》→《骚》→汉魏古诗→盛唐诗的传承谱系，这种建构也普遍被后世接受，至明代“三尺童子亦能言是”。第三部分主要讲体现在这种诗史建构过程中的一贯意识，即论家们是在对历代诗歌作正变考量的基础上，皆本着正本清源的意识而完成这种诗史建构的。第三章主要讲论家对创作主体（即诗人）的品论。在对创作主体的考量中，他们着意标举了一批“理想作家”。本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考察了由宋入元、由金入蒙及元代大一统后论家对“理想作家”的标举。第二部分主要对以上论家各自所标举的“理想作家”情况进行梳理，并参照他们的评判标准，最后筛选出论家所公认的“理想作家”，这些作家主要有风人、屈原、陶渊明、杜甫等。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论家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品论，主要从“志节”“道趣”“和陶诗”等方面展开。宋亡之前，诸人多称咏陶渊明之节。宋亡之后，不但称咏其节而更闵其志。除此之外，论家也许陶渊明为知道之人，并慕其悠然之趣。于和陶则认识到困难所在，并提出了一些和陶所应具备的条件，而和陶也体现为一种“尚友古人”而“处变”的开释之法。第四部分主要介绍此一段论家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讨论，主要从“诗史”、“一饭不忘君”、“集大成”等方面进行进行考量，并揭示宋元论家在具体问题上视角及观念拓展。于“诗史”而言，此一段论家把对“诗史”的解释引向了“诗可以观”的角度。而“一饭不忘君”，则成为一种比较言诗的绳尺。于“集大成”而言，则将继往和开来统摄于一体进行讨论。第四章主要讲此一段论家为后学学诗所指示的方法。本章主要着眼于宏观上的方法讨论，而诸人所指示的多为对症下药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宋末诗歌创作风气偏离经典诗歌史传统而给出的医病之药。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论家对诗创方法的总体把握，包括在创作上要以意为主，文词次之；以切身体会讲学为诗的一般过程，具体又分几个阶段描述，而每个阶段之中则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突出学问对作诗的重要性，认为学问储备是作诗的基础，犹如骨骼之于人之身体，无骨骼则人不能树立。第二部分主要讲宋元诸人对宋末“晚唐体”作艺的反弹，包括对“奇”与“工”的讨论，他们认为诗应当出于自然，反对一味求工求奇，这体现出对诗之所以为诗之本质的照应。对于模仿，他们反对一味模仿而不能自立，反对专师一人而堂庑狭小，认为师法前人作诗在于识得前人诗作之妙，在取其神而不是只模其形求似。第三部分主要讲宋元之际论家对历代诗作作层级的区分，突出“祖”、“宗”、“派衍”、“集大成”、“大宗本”等目，进而说明诸人所指示的具体学诗路径，要求学诗当由祖而宗，顺流而下，而不是舍本逐末，由流至源的学习。第五章主要讲宋元之际论家对影响诗作生成的重要因素的探讨。本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家学渊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体现为一种家族文学统绪的传承，论家多以杜审言与杜甫为例，来阐明这种家学渊源对作家诗作生成的濡染作用。如果说前面所讲的经典诗歌史所构筑的是一种公共诗法范式的话，那么，此处的家学统绪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家学范式。于论诗而言，则隐藏其中的是一种振叶寻根的意识，更有一种冀其“书脉未央”的期待在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论家将这种家学范式推而衍之，推及外戚及同姓。如他们将陈姓诗人的家学范式推及到陈子昂、陈师道、陈与义身上，表现为一个广义的“家法”。第二部分主要讲江山风物对诗作生成的助益作用。通过简要地梳理比对，我们发现此一阶段论家对“江山之助”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他们不仅注意到江山风物对诗人诗思的兴起作用，而且注意到江山风物对人耳目和心胸的恢廓作用，更将江山之气与诗人之气的涵养结合起来，标榜一种诗人之气与江山之气相融，物我俱泯的真诗境界。第三部分主要讲师友交游对诗作生成的影响，与“诗可以群”的精神相吻合，这种群居相切磋的交游能促使诗作更加肆畅。而这种师友交游也指示了一种学习理想作家诗作的门径，即从诗人交游对象的诗作入手，便可以窥知学习诗人诗作的端绪。第四部分主要讲“处穷”的境地与诗人诗作生成之关系。此一段论家虽也为“诗能穷人”“穷而后工”的陈语，但是，更多的则是对这种关系的反思，有朝对立面反思的，有从这些观念的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反思诗人致穷的原因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论家把诗视作上天对穷人的一种馈赠，并把这种“穷”返归到“道不行为穷”的层面，认为道的涵养是对穷的解脱。
关键词：宋元之际；诗论；情性；陶渊明；杜甫
3. 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
陈颖彦 2014
摘要：离合词是汉语词汇系统里一类特殊的结构单位。它一方面具有词的特性，如结构稳定，意义凝固；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短语的特征，如结构的内部可以插入其他语法成分，甚至前后倒置。所以，对离合词矛盾性的认识，不妨表述为：结构在词的基础上发生了扩展。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围绕汉语的离合词问题，学界主要从共时角度，先后从离合词的结构性质、结构类型、离析形式、离析原因、具体数量、教学策略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多层面、多维度的探讨。有关离合词的论文和专著，也与日俱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肯定已有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前有关离合词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误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历史变化的意识。即离合词首先应该是个词，然后再有扩展形式。只有符合这一根本要求，词才有成为离合词的可能。但这一点在离合词的判定和分析中，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基于现阶段汉语离合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根据前人对离合词的基本认识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了汉语离合词的定义。认为离合词是指汉语里这样一部分特殊的双音词，它们在保持意义整体不变的前提下，受句法规则的作用，发生去词汇化，允许词的内部插入其他成分，甚至是语素前后倒置，从而引起构词成分的分离。围绕这一定义，我们确定了鉴定汉语离合词的四条重要准则：1、离合词是能够扩展的双音词，它在共时层面存在与之对应的复杂形式或倒置形式；2、离合词是句法规则作用于词汇内部的结果；3、词在离析前后，要确保意义基本保持不变；4、离析形式是一种“去词汇化”的变化。即词的“合”与“分”两种用法，在出现的先后顺序上，“合”要先于“分”，以确保复杂形式是词内部发生离析的结果。因此，在词与复杂形式出现的先后顺序上，要求先有“合”，再有“分”。上述四条准则，其中前三条是离合词判定的共时标准，第四条则是离合词判定的历时标准。参照这四条准则，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所收录的44928个双音结构为限，我们在现代汉语层面，一共获得了1199个离合词。 通过对筛选所得的1199个离合词进行综合考察，我们有如下四点发现：1、在词性分布上，96.08%的离合词呈动词性，剩余的3.92%或为名词性、形容词性、副词性和属性词性。2、根据离合词自身的内部结构关系，可将离合词分为动宾式、并列式、状中式、连动式、动补式、主谓式六种结构类型。在这些结构类型之中，又以动宾式居绝大多数。3、除极少数离合词是由于句法构式的套用而发生离析外（如“官僚——官而不僚”、“情愿——你情我愿”、“幽默——幽她一默”），绝大多数离合词的离析是句法规则直接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些离合词插入成分的表现形式及语义指向的不同，可将离合词的离析形式，归为补语式、定语式、混合式和逆序式四种类型。4、离合词的离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类推机制的作用、同形短语用法的影响、完整式用法的套用、人类认知结构的投射、对语言修辞效果的追求等，都可能会引发词的内部发生扩展。 此外，从汉语词汇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汉语词汇的离合现象，可以上溯至明代。在明人所编著的元曲、元杂剧或小说里，已经零星地出现少量离合词，如“上坟”、“净身”、“鞠躬”、“吃醋”、“呐喊”、“慷慨”、“落空”、“说道”、“睡觉”等。清代以后，离合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数量明显增加。现代汉语里不少离合词的扩展用法，都可以在清代小说里找到它们的踪迹，如“丢脸”、“开张”、“谈心”、“辞行”、“倒霉”、“搅局”、“纳闷”、“上当”、“起家”、“撒谎”、“饶舌”、“失窃”等。
关键词：现代汉语；离合词；定义；共时标准；历时标准；结构类型；离析形式；离析原因；产生年代
4. 臧懋循研究
刘凤霞 2014
摘要：臧懋循是晚明吴兴地区重要的戏曲家、文学家和刊刻家。在戏曲筛选、诗文创作、著述出版等诸多领域均有成就，笔者将对其人其作品进行系统的考察，力求对学界对以往学者的研究进行新的拓展。
论文绪论部分概要介绍了臧懋循的研究现状，并将其作为本文研究论述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以寻找较科学的研究入口和角度，对臧懋循其人其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同时概说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本论文的研究方案。
正文部分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对臧氏的家世和生平加以考索。懋循出生在晚明时期浙江吴兴的一个科举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儒学传统、家庭教育、祖辈的经历以及父亲的为人都对臧懋循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臧懋循年轻时欲以一身而兴家的强烈愿望，在仕宦途中坦直而不媚世俗的性格，真切体察民心的行动，都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臧懋循的科举之路充满坎坷，经过三次春试，才得以中得进士。相比于应试之路的漫长，臧懋循的仕途却非常短暂。历任荆州府学教授、应天乡试同考官、夷陵知县、南京国子监博士，辗转宦途凡五年，终因放荡不羁的个性，而被罢职返乡。壮年遭贬，他是心有不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心中那股意气也慢慢地趋于淡薄，生活也从以往的勉力仕途最终转为了旷达自适。晚明发达的出版业，为在野的士人提供了一条颇具吸引力的谋生途径。除了文人诗酒与四方游历之外，懋循晚年主要致力于刊刻书籍，直至逝去。
第二章，对臧懋循的交游活动进行考证。臧懋循交游不固守藩篱，不以桑梓为限。他一生可考的友人有近百位。与同郡友人吴稼竳、吴梦旸、茅维共称为“吴兴四子”。虽然四人的个性有所不同，却因诗歌引为同调，他们经常酬唱赠答，互相切磋诗艺，吸收了各家所长。臧懋循还是金陵诗社的扛鼎人物。金陵诗社成员大半是归隐之人或山人他们与庙堂相隔千里，即使有一些尚在任上的官员，也是宦兴淡泊，这就使他们彼此间能做到平等交往。正是在这种悠然自适的雅集环境中，臧懋循与同社诗人创作了大量诗歌，将金陵诗坛推向了“极盛”。此外，懋循一生醉心戏曲，游于梨园数十年，其友人还有不少是戏曲界的名流，如汤显祖、潘之恒、冯梦祯、徐复祚等。这些人既有晚明士人之真性情又有较深的曲学造诣。懋循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强化了他对戏曲的痴迷，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自然人性的体悟。除了上述着重所列出的人员，根据臧懋循《负苞堂诗选》、《负苞堂文选》，与其交往过从的还有董嗣成、谢肇淛、李维桢、朱长春等十几人。
第三章，是对臧懋循的山人身份及刻书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山人是晚明这个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随着晚明科举制的拥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山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商业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臧懋循自号“顾渚山人”，他身上体现出山人群体的共有特征：干谒权贵，广交天下名士；壮年不仕，优游市井山林；颇具时艺，泛滥于词曲百家；风流蕴藉，带有洒脱不羁的名士气；不仅擅名骚坛，亦精书法。在干谒权贵方面，除了获取游历的盘资和代人写作之“润笔”费用，臧懋循还体现出山人群体中较为特出的一面，即依靠达官权贵的关系经营自己的刻书事业。臧懋循刻书种类繁多，涉及戏曲类、诗歌类、史书类、杂艺类、兵书类等多方面。可以说，臧氏的出版经营活动是顺应晚明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结果。不仅山人，一些士大夫也投入到刻书事业中，这说明：晚明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些士大夫文人不仅在思想上创作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在他们的生活来源即经济收入上也带有程度不一的资本主义色彩。可以说，出版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山人群体的治生方式，也影响了士人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观念。
第四章，是对臧懋循诗文创作的概论。臧懋循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值文学流派交互迭替之时，此时整个文学环境体现出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复杂面貌。臧懋循的诗文创作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兼有各体。其诗歌艺术性整体不高，但其中也有部分清刚雅逸、忧思沉郁之作，颇有观赏价值。在散文方面，臧懋循创作的文体种类较多，有“序”、“传”、“赞”、“祭文”、“状”、“铭”和“记”等，体现出晚明应用文体创作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臧氏创作的书牍和序跋。其书牍间或表达其亦仕亦隐的复杂心理、干谒求乞的矛盾心态，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晚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其序跋，则集中反映出他的文学、戏曲观念。
第五章，是对《元曲选》和臧懋循戏曲理论的考察。隆庆、万历年间，传奇已盛行南北，但杂剧演出还有一定市场，宫廷宴乐仍是多北曲而少南曲。社会上流存的杂剧剧本也很多，所以为这时搜集元杂剧剧本，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自家收藏的杂剧秘本和充分利用坊间诸刻本之外，臧懋循还从藏书家那里搜集元杂剧的各种善本、秘本。臧懋循编刊《元曲选》的目的是将元人杂剧作为明杂剧、明传奇作家理应取法的典范，相应地，元人之曲亦成为他考量明传奇的参照标准。从入选曲目来看，戏曲的语言、关目、音律成为臧氏最为看重的入选标准。臧懋循的戏曲理论构筑在自身艺术实践、研究元杂剧和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富有自己的特色。从《元曲选》的具体改订来看，无论是戏曲结构上要求的“关目紧凑”，还是戏曲语言方面强调的“情词稳称”，抑或旨在使音律谐叶的改订，都是从场上演出着眼，照顾到了观众的观剧感受，这无疑是对前人理论的拓展。平心而论，臧懋循改订的《元曲选》虽有诸多不足，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章是臧懋循对《牡丹亭》的改编进行专门研究。臧懋循改编《牡丹亭》的动机，是使《牡丹亭》成为真正的“筵上之曲”。臧懋循对《牡丹亭》的改订涉及结构、语言、曲词、宾白、情节等诸多方面，是对其戏曲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臧懋循对《牡丹亭》的评论绝大多数是中肯和客观的，但是他的改订限于个人才情文思以及笔力水平，确实难望临川项脊。因此，后人对他的改本颇多微词，不过，公允地说，臧懋循的《还魂记》是有其改编价值的。臧懋循改订《牡丹亭》时，已六十多岁，业已编选完成了《元曲选》，对戏曲艺术自有心得。他一直强调戏曲的场上演出和音律谐叶，因此他对《牡丹亭》的删削改编只是其戏曲理论的实践而已，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孟浪”之举。改编后的《牡丹亭》满足了场上演出的需要，让更多的观众熟悉柳、杜的爱情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尝试。 结语部分对臧懋循的一生做了总结，并交代了写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的不足和局限。 附录一为《臧懋循年谱》。此谱是在徐朔方先生《臧懋循年谱》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对臧氏的一些著作补以系年；对已列入年表的臧氏行实和人际关系用材料来加以证实；对年表中没有列入的则加以补充；并对年表中的失误予以了纠正。 附录二为元杂剧现存版本一览表。将《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的元代杂剧作品，在《元曲选》、《元刊本》、《李开先改订元贤传奇》、《古名家（即陈与郊本）》、《杂剧选（即息机子本）》、《脉望馆古今杂剧》、《阳春奏》、《元明杂剧》、《古杂剧》、《柳枝集》、《酹江集》各本中的存现情况一一列出，以利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臧懋循；交游；出版；诗文研究；元曲选；戏曲理论
5.上古治病方术文献研究
陈魏俊 2014
摘要：人类产生之初，多用精神手段治病避灾，这汇集成了世界各地神秘的治病巫术。我国先民也多用巫术治病，以致长时间巫、医交合。巫医方术与早期道教法术渊源深远。佛教虽为外来教派，但为扩大影响，也吸取了不少巫医方术。巫、医、道、佛四家在给人驱疾疗病方面存在极大竞争，医、道、佛三家都曾极力排斥巫医之术。医家所谓“信巫不信医，三不治也”；道家要求信徒生病时拒绝巫者甚至医者的帮助，强调“首过”、“善行”、信奉道法；佛家认为生病如请巫师前来卜问祷祠，会致使天神远离，不得善护。在这些排斥和打压下，巫家的影子在历史的长河里越来越单薄。加之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传统经典文献对巫医方术的记载极其有限。这导致现在我们已无法弄清先秦两汉以来的方术疗病系统。上古治病方术是医、道治病术的源头，我们有必要把上古治病方术的面貌探究出来。本文主要分成上下两编叙述上古治病方术。上编是研究上古治病方术概况，下编则是考释治病方术文献中疑难词及文化现象。上下两编相辅为用，上古治病方术文献多是出土文献，包含了较多疑难词，我们特设下编对疑难词进行考证。只有弄清字词确切含义，我们才能更好理解文献内容。上编主要探究了三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五个历史阶段的治病方术情况。经分析认为三皇时期人们已经掌握利用药物和针刺两种方式治疗疾病，药物和针具来源非常神秘，多为神人发明。殷商时期，人们多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而致，因此普遍采取祭祀、祝咒等方式治病。西周巫、医首次分科，但治病之法仍兼采巫、医之术。其治病方术包括祝咒、祈祷以及利用厌胜物禳解疾病等方式。春秋战国时期治病方术则采用占卜、祈祷、祭祀等方式治疗疾病。秦汉时期治病方术则增加了驱鬼治病、禁咒治病等方式。我们分析所有文献得出上古治病方术主要包括利用占卜探知病因、利用祭祀祈祷的方式祛病、利用驱鬼方式治病以及利用祝咒方式治病。下编主要对文献里出现的“为位”、“武夷”“黄神越章”进行了考证，并对方术中的“媚道术”，神秘数字“七”做了探究。认为楚简“为位”的意思是指主持礼仪；认为“武夷”系彭祖之子，居不周山，主管战死者魂灵，能够避兵，保护亡者冢墓；认为“黄神越章”的“黄神”是黄帝，神力非凡，越章的“越”是指攻击，章指咒章。我们还从出土和传世文献分析了媚道术，分析了“七”的神秘根源。
关键词：治病方术；祝由；禁咒；简帛
6.隋唐五代巴蜀佛教研究
王树平 2014
摘要：區域佛教研究可以揭示某一地區不同時代的佛教傳佈的情況和特色，也可以豐富整個佛教發展史的內容，對整個佛教史的研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隋唐五代巴蜀佛教研究就屬於區域佛教研究之範疇。巴蜀地區作爲西南一隅，在隋唐五代時期有著强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這些都是促使佛教發展的有利因素，隨著一大批高僧大德入蜀避難，巴蜀地區的佛教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尤其是義學方面。同時，佛教石窟造像活動也在中晚唐時期轉向西南地區，巴蜀地區佛教摩崖石刻造像隨即興盛起來，一直到宋代都盛興不衰。因此，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既受到其他区域佛教的影響，又體現了其自身的特色，研究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在參考了前賢時彥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結合了豐富的文字及圖像資料，展開了本課題的研究。在本論文中，我們分上、下兩編來討論。上編主要分析隋唐五代巴蜀地區的民衆信仰，這一部分主要以造像題材爲考察對象，並對大量的造像題記進行解讀，以期展示這一時期民衆佛教信仰的內容、狀態及特點，材料主要來源於出土文物、佛教造像以及文獻載錄；下編主要論述隋唐五代巴蜀佛教義學的發展以及禪學、禪宗的成就，最後討論巴蜀佛教對其他地區佛教的影響，以敦煌、雲南地區最爲顯著。論文緒論部分言及目前學界在區域佛教方面的研究概況，進而回顧近年來學界對巴蜀佛教關注的內容和取得的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進而提出本論文要解決的問題和想要達到的目標。 文章上編分研究隋唐五代巴蜀民衆的佛教信仰，共分爲五章。第一章回顧唐前巴蜀地區佛教造像與民衆的佛教信仰，其中造像題材主要涉及到釋迦牟尼佛、彌勒佛、無量壽佛、觀音菩薩以及阿育王像等，涉及到信仰主要爲南北朝時的彌勒信仰、無量壽淨土信仰、阿育王崇拜以及隋代的舍利崇拜等。第二章爲唐五代時期巴蜀地區的彌勒造像與民衆信仰研究。彌勒信仰在隋唐時期逐漸走向式微，但是在唐代前期有一個短期興盛的現象，本章討論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並進而分析了巴蜀地區在這種背景下的彌勒信仰狀態以及造像的分佈情況，通過對造像題記的解讀論述了初盛唐時期以及中晚唐時期民衆的彌勒信仰的概況及特點。第三章以巴蜀地區唐五代毘沙門天王造像爲考察對象，分析了早期漢譯佛典中的毘沙門天王以及經過本土化的毘沙門天王形象，並討論了中土毘沙門畫像的來源以及傳入時間等問題。論述巴蜀地區的毘沙門天王信仰時分爲分兩部分，即中晚唐時期巴蜀地區各大寺院流行的天王題材壁畫和這一時期單龕毘沙門石窟造像，對這兩種圖像資料進行了分析，其後總結了巴蜀地區毘沙門天王像来源問題。第四章以巴蜀地區唐五代地藏信仰爲切入點，在前賢研究成果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地獄思想的嬗變、蔓延及對民衆心理的影響等，緊接著討論地藏信仰與地獄思想之間的關係，即地藏菩薩“救拔地獄”的職能是促使該信仰發展的重要原因。巴蜀地區唐五代時期地藏造像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出現了地藏與其他題材組合的情況，故本章通過對大量造像題記的分析，探究了地藏信仰與西方淨土信仰、觀音信仰、藥師信仰、七佛信仰之間的聯繫，然後總結出這一時期地藏信仰的特點。第五章主要論述巴蜀地區唐五代的佛頂尊勝信仰以及經幢的建造等問題。借鑒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概梳理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流傳的原因，整理出巴蜀地區唐、五代尊勝經幢分佈情況，並通過對經幢題記的分析探討了民衆的佛頂尊勝信仰的狀態。論文下編主要探討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義學的發展情況、禪學及禪宗、以及巴蜀佛教之影響等問題，共分爲四章。第一章回顧唐前巴蜀佛教的發展概況，內容包括巴蜀地區早期佛教傳入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佛教的發展，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了這一時期義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禪學、律學以及成實學三個方面。第二章，主要針對隋唐時期巴蜀佛教義學的發展展開論述。第一節討論蜀地《三論》學的發展，這一時期弘傳《三論》學的高僧主要有茅山明法師的弟子慧暠、慧稜，其後又有慧震及靈睿等人。第二節探討巴蜀地區《攝論》學的發展概況，主要得益於隋末入蜀避難的道基、慧景、智脫、寶暹等高僧的弘傳，從淵源上講主要繼承了彭城靖嵩一系的《攝論》之學。第三節討論隋唐巴蜀律學的發展。隋末唐初在巴蜀弘傳律學的高僧主要有智詵、慧主、道因等人，而律學的發展側重於《四分律》的研習，早期主要受到了南山宗律學的影響，中晚唐以後高僧神清闡發東塔宗《新疏》，進一步豐富了本地律學的內容。第三章專章討論巴蜀禪宗問題。首先回顧學界針對這一問題展開的激烈討論，即巴蜀禪宗中所謂的“淨衆——保唐”禅系是否存在的問題。進而分析《曆代法寶記》對巴蜀禪派的記載，並逐一探討了智詵、處寂、無相、無住等禪師的生平事跡，他們之間雖存在師承關係，但是終因法衣傳承的記載上存在諸多疑問，又加之禪法的不同等原因，遂得出所謂的“淨衆—保唐” 禅系存在的證據不足的結論。第四章以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之影響爲題，主要探討巴蜀佛教對敦煌佛教以及雲南佛教的影響。我們在寫作時把論文分成了上、下兩編，目的是爲了行文的方便，只有把這兩部分聯合起來觀照，才能獲得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發展的一個整體面貌。所以，論文的上下两部分是互爲補充、互相聯繫的統一體。
关键词：隋唐五代；巴蜀佛教；民衆信仰；義學；禪宗；影響
7. 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研究
黄弋桓 2014
摘要：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涉及结构和语气两个角度，结构上它是一个词的形式，不包括词组；语气上它属感叹句。本文主要研究汉语独词感叹句的特征和地位，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全文共分六章，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第一章 绪论。（一）梳理汉语独词感叹句的研究现状，包括汉语独词感叹句的类别及表意、独词感叹句的地位。（二）重新界定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区分独词感叹句与整句相关概念。独词感叹句一词成句，前后有停顿，代表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强烈的感情，以感叹号结尾最典型。独词感叹句跟省略、隐含、焦点等整句概念无关，后三者都预设存在一个完整句，以之为标准来看目标句省略了什么、隐含了什么或焦点是什么，独词感叹句是完整句，它不是省略，不是隐含，也不是焦点。（三）说明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独词感叹句不是传统认为的简单句类，它有三大特征：当下语境特征、情意丰富性特征和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独词感叹句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介绍本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包括语境理论、关联理论和浑沌语言学理论，交代本文的语料来源、研究目标。第二章 独词感叹句的当下语境特征。（一）界定当下语境。独词感叹句研究属语用学范畴，它与当下语境密切相关，当下语境决定其全部价值。当下语境涵盖当下现场情景、人的当下认知和副语言，包括当下时间、地点、场合、背景等具体情景要素，说话人当下的认知心理、认知能力和交际双方已经结构化、认知化了的语用知识，以及当下的手势、肢体活动、面部表情、眼神、语气等副语言。（二）独词感叹句的形式特点。独词感叹句一词成句的形式特点跟当下语境紧密相关，它只出现于当下语境，不出现在其他语境。在当下语境中，说话人不需要说更多的话，独词感叹句能够表达清楚他要表达的意思，听话人也完全能够明白说话人的意思。（三）当下语境影响独词感叹句的情意。在当下语境中，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情意不止一种，形式一样的独词感叹句因当下语境不同而情意各异。当下语境还能压制独词感叹句原词的褒贬义，使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意思与原词的感情色彩义相左。第三章 独词感叹句的情意丰富性特征。（一）独词感叹句情意分析的层面。独词感叹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情感层面，二是认知层面，它不像传统研究认为的只表达强烈的情感，也包含认知，情意十分丰富。借助当下语境，能够分析出独词感叹句的丰富情意，但由于关联度的影响，即语境因素和推理努力的影响，分析难以做到穷尽，不管如何分析，被分析出来的情意都不如独词感叹句本身包含的情意丰富，还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二）独词感叹句具体的情意表现。通过具体例句分析独词感叹句的丰富情意，单个独词感叹句在当下语境中表达丰富的情意，当下语境不同，情意也各不相同。还存在两个独词感叹句并列的情况，形式上主要为一个叹词句再接一个其他类别的独词感叹句。并列的两个独词感叹句在表意上倾向于前一叹词句，整体以表达情感为主。二者在情意上互相帮衬，后一独词感叹句让叹词句的情感有所依附，情感的表达更突出，更集中；受叹词句感染，后一独词感叹句的表情效果能达到最佳。（三）不同类型独词感叹句的情意倾向。独词感叹句分为感叹类、突现类、呼告类、评价类、表态类和感受类六种类型，类型不同，情感与认知的倾向也不同。感叹类缺少指称陈述等内容，以表情为主；呼告类已失去实在指称义，重在表情；突现类有所指，但仍侧重表情；评价类因原词含褒贬义或文化义，倾向表情；表态类和感受类包含的情感相对较少。独词感叹句按情感比重的大小排列如下：感叹类＞呼告类＞突现类＞评价类＞感受类＞表态类情感与认知相对，按认知比重的大小排列，顺序正好相反：表态类＞感受类＞评价类＞突现类＞呼告类＞感叹类第四章 独词感叹句的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一）语用学理论解释独词感叹句情意关系的不足。独词感叹句是语用问题，但无论是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Horn的R原则，Levinson的信息量原则，Leech的语用意义公式等早期语用学理论及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认知语用学理论，都只管认知，不管情感，只能分析到独词感叹句包含的认知内容，无法深入分析到情感内容。独词感叹句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它包含的情感与认知内容是不可分割、难以分拆的一个整体。（二）适合解释独词感叹句情意关系的语言观。独词感叹句包含的情意是一个整体，能得到“整体观”的支持。早期如Jespersen，Malinowski和俄国学者В.И.Даль指出语言表达整体意思。后来对Jespersen“整体观”的发展，包括Wray的整体性原始语言观模式，Kirby建立的反映原始语言状态的信号与语义整体映射的系统，Arbib的手势整体观模式，以及Tomasello认为以手指物对应指涉意图和社会意图，加上浑沌语言学的浑然一体观等，都说明语言（包括手势）表达整体意义。独词感叹句的整体意义还是以情感与认知两项内容的整体化被感知。（三）通过具体例句考察独词感叹句的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第五章 重新认识独词感叹句的地位。（一）独词感叹句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王力的“动物呼声说”从正面揭示出独词感叹句是人类认知发展起来之前的人类语言，是人类语言的“底层”。赵元任的“零句根本说”赋予独词感叹句以语言之“根本”地位，语言的“根本”也就是语言的“底层”。（二）从初始语言看独词感叹句的底层地位。通过分析Saussure，Sapir和 Malinowski的语言观及浑沌语源观，借助语言起源的假说，可以推导出初始语言的特点：初始语言重在表情，是情感、指称、陈述、判断、语境、事件等等内容的浑然一体。独词感叹句具有和最底层的初始语言一致的特点，独词感叹句的当下语境特征、情意丰富性特征和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正是其“底层”性质的具体表现。（三）独词感叹句带有层次性，它一方面同时联系着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既包含认知内容，又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另一方面，今天复杂丰富的语言形式都由这一“根本”发展而来。单独一个词形式的独词感叹句最根本，独词感叹句带后续句或前述句是人认知发展的结果，是语言发展越来越精细的表现。后续句是对独词感叹句所含情感内容或认知内容的进一步说明，带前述句的独词感叹句重在表情，侧重对前述句所叙之事实抒发情感。第六章 结语。本文对汉语独词感叹句情意关系和地位的重新分析是基于一种新的语言观视角。独词感叹句不是非典型的感叹句，它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它自身也有层次性。
关键词：独词感叹句；当下语境；情意丰富性；情意不可分割性；底层；根本
8.江湖诗派酬唱诗研究
孙培 2014
摘要：十三世纪初，成员众多的江湖诗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直至到南宋灭亡，诗派的创作才归于沉寂。《江湖诗派酬唱诗研究》从宽广的地域、文学视野出发，考察诗派成员的酬唱交游关系，挖掘他们酬唱交游特点，进而重新审视江湖诗派的形成。
本文由绪论和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中对江湖诗派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评析，学者们在江湖诗派成员确定标准上有不同的提法，但归根结底对诗派成员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时间、社会地位、酬唱关系、江湖诗集等方面，学者尤其看重陈起对江湖诗派的作用，不止因他编纂了江湖集，还在于他与部分江湖诗派成员有酬唱交游，与陈起有酬唱往来的江湖诗派成员不过40人，陈起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在陈起之外，诸多江湖成员之间已然有错综复杂的联络关系。此外，绪论部分还依据江湖诗派酬唱诗的内容确定研究的视角，酬唱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研究的思路与角度。首先江湖诗派酬唱诗皆散见在各个诗人的诗文集中，需要对这些诗歌作梳理与统计。其次，针对诗派的特点与需要对诗派成员作整体与个案的分析。再次，酬唱是一个包含文学、社会学、地域文化学多方面内容的诗歌创作活动，需要从这些方面具体去考察。 第一章为江湖诗派成员的社会身份、生存状态与生存手段的考察。通过所掌握的资料对江湖诗派成员的社会身份制作表格，将其归纳为三类：江湖官员、江湖游士、隐士诗人。其中，江湖官员与江湖游士占了江湖诗派的绝大多数。第二节对以上三类诗人的生存状态分门别类地去考察。江湖官员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即便如此依然有部分诗人过着穷困的生活。江湖游士政治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很多诗人终其一生也难有入仕机会。贫、穷是江湖游士诗人关注最多的，而漫游江湖居无定所的辗转处境也时时困扰着他们，所以游士诗人发出了渴望安定，渴望买山归隐的心声。江湖隐士无意于政治，多隐居在家乡，与当地士人保持一定的交往。从生存手段来说，官员诗人生存主要靠朝廷俸禄，也有部分优秀诗人因为他人作序跋写行状而有额外收入，不过不是常态。脱离了官场部分诗人的生活便陷入窘困之中，不得不漫游干谒以求生存。江湖游士生存手段主要依靠干谒权贵、卖诗文、教书授徒为主。隐士诗人多有一定恒产，或以获取稿费等手段为生。此外，对“买山”的态度也透露出官员诗人与江湖游士的资产状况。第三节重点考察江湖诗派成员的酬唱交游方式，分为居住型与游走型两类。居住型主要体现在江湖诗派成员的地域分布上，他们主要集中在两浙东西路、福建路、江南西路，这三地占了诗派的绝大多数，在这些地域内，诗人组建诗社，彼此唱和往来，体现出地域群体的酬唱特征。游走型交往包括官员诗人的宦游、江湖游士的干谒漫游均需要不同地域的辗转游踪，居住型是地域内的交游，游走型为各地域间的交游。
为两浙东西路的酬唱群体。浙东和浙西聚集了60余位江湖诗派成员，将近诗派总人数的二分之一。浙东唱酬群体以永嘉为中心，永嘉四灵是本地域的领袖诗人，而薛师石瓜庐是永嘉地域聚会之所，在他们身边聚集起一批本地诗人。浙西唱酬群体以临安为中心，陈起、葛天民等人的酬唱交游联系着本地域与外地与的多位诗人。除这两地之外，庆元府、镇江府、平江府、湖州等地域聚集着一批诗人，积极参与两浙东西路酬唱。另外，还对本地域戴复古、李龏两位诗人的酬唱活动作一考察。 第三章为福建路酬唱群体，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为胡仲弓、胡仲参兄弟酬唱群，主要包括释圆悟、孚上人，以及一些本地士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以诗社为主，同游、唱和次韵为日常酬唱交游方式。第二节重点在刘克庄本地酬唱圈。刘克庄在乡居住多年，与当地士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江湖诗派成员林希逸、胡仲弓、赵汝谈、赵庚夫，刘希仁、方信孺、王迈等皆有酬唱往来，因其在文坛的地位还吸引一批布衣士人的投赠，此外刘克庄还与大量僧道人、日者、相士有交游，这与刘克庄对待释道的态度有极大关联。刘克庄有1200余首唱和诗，往往反复唱和，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以刘克庄为首的《梅花百咏》唱和是以莆田地域为主的一次大型的唱和活动，前后持续二十余年，共有20余位诗人积极参与，《梅花百咏》唱和活动有政治、地域、文学、文化学等多重重要意义。第三节主要对福建路除胡氏兄弟、刘克庄外的诗人酬唱活动的考察。 为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淮南东路与其他地域酬唱群体。第一节考察江南西路酬唱群体，33位诗人在地域内形成四个小群体的酬唱圈，包括隆兴府、建昌军、临江军、吉州四地，并分析江西整体酬唱不盛之原因，同时对刘过、释绍嵩酬唱交游作简略考察。第二节考察江南东路内6位诗人酬唱交游，重点论述姜夔、方岳的酬唱情况。第三节论述淮南东路陈造的酬唱交游活动。 第五章为江湖诗派酬唱网络的形成，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从游走角度来说，诗派成员的游走为多地域间酬唱提供可能，游走有同地之游与多地之游的区别，二者均促进了多地域诗人间的交游。第二节错综复杂酬唱网络的形成，通过对连接多地域的诗人，如刘克庄、戴复古、陈起、胡仲弓、曾极等人的考察，得出诗人游走酬唱把诸多地域串连在一起，最终在南宋形成一个覆盖东南中南部的江湖诗派酬唱网络。 江湖诗派的酬唱关系是在地域基础上的多地域联络，诗人在与本地域内诗人保持酬唱关系的同时，又通过游走结识不同地域诗人，使得江湖诗派成员之间互有联系，彼此酬唱，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诗歌流派。
关键词：江湖诗派；酬唱；地域；游走；酬唱网络
9. 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
杨锦芬 2014
摘要：吕必松先生将对外汉语教学的全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分为四大环节，即：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 这四个环节要顺利进行，了解教学对象是基本前提。刘华、郭熙提出，要基于语言资源观、语言生活观和语言风貌多媒体展示理念，对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详细调查，构建大规模、多来源、多形式的海外华语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全方位、多角度、生动真实地描写鲜活的海外华语生活实况。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可以为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语料基础，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价值。 老挝、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生活着不少华人，仅缅甸果敢一个地区就有华人近14万，其中汉族占86．57%。 其他少数民族族际交际也使用汉语云南方言，又如曼德勒作为缅甸第二大城市，在该城云南会馆注册的云南籍华人约3万人。 本论文将以老挝乌多姆赛省会勐赛、缅甸曼德勒和果敢这三个地区的汉语云南方言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从三地华人的来源、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人名、地名语音、词汇和语法几方面来描述这几个地区的汉语云南方言。第一章是绪论。论述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概况以及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材料。首先论述境外汉语云南方言的研究状况，指出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之后论述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调查目的、意义、方法和材料。第二章主要论述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的使用情况、老挝汉家人的语言态度以及曼德勒云南裔华人的语言意识。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老挝汉语云南方言的使用情况以及当地华人的语言态度，分析汉语云南方言在老挝难以被老挝语替换的原因，并从老挝当地云南籍华人的族群、语言、文化等调查来证明族群认同、语言认同、文化认同不等于国家认同。虽然老挝汉语云南方言仍然通行，但其磨损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主要与当地云南籍华人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因素相关。第二部分论述了缅甸曼德勒云南籍华人来源，以及汉语方言使用情况，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的使用情况以及人名特点的调查，论述曼德勒云南籍华人的族群意识强化的原因以及当地云南人的语言意识。曼德勒云南籍华人的汉语云南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但是汉语云南方言的磨损度较大，缅语的使用能力一代比一代更强。一些汉语方言词汇在年轻人中已经被缅语代替，缅语叹词和语气词已经融入汉语云南方言，如常见缅语语气词li²¹²和po²¹²在当地汉语方言肯定句末充当语气词。第三部分论述缅甸果敢汉语云南方言使用情况与预测。这一章主要补充果敢华人来源资料，介绍果敢地名和人名特点，并且对2009年后缅甸果敢政府对当地语言文化的重新建构也作了论述，指出这种重构造成的影响。本章在总结前人关于果敢华人来源的基础上，补充了来自镇康和果敢的一些资料。果敢地名主要分两种：汉语地名和傣语地名，汉语地名占据主体。不仅汉族使用汉语人名，当地其他少数民族也大量使用汉语人名，拥有缅语名字的极少。与曼德勒一样，果敢人对汉族族群、语言和文化的认同并不等于对中国的认同，简单将语言、族群和文化的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的观念是错误的。第三章描述了老挝乌多姆赛、缅甸曼德勒和果敢汉语方言的音系和语音特点，与中古音作对比。三地汉语云南方言的声母与普通话非常接近，但韵母与普通话相比差异要大一些。特别是果敢汉语云南方言保存的古音成分较多一些，如尊、春、横、滚韵母为õŋ，经常外出打工的青年读这些字的韵母才是uə̃， 果敢汉语方言的尖团音也比其他两地保存得要多。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向普通话靠拢，原因较多，如当地汉语云南方言的尖团音在青年一代中越来越少，日母字读音从ɛ演变成ɚ，“国”、“扩”、“或”等声母原为uɛ，但现在只有第一代移民以及第二代少量年老的移民韵母为uɛ，第三代以及后后代移民语音的韵母已经演变成o。第一代腾冲籍移民汉语云南方言中的声母保留了古汉语中的一些发音，如普通话中的tɕ在第一代移民中均读为k，但第二代以后的移民读音均为tɕ。在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同时，缅语词汇甚至缅语语音也融入了当地汉语方言，40岁以下受过缅语教育的人一般直接使用缅语。第四章描写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的词汇的一般特点，本章指出三地汉语云南方言词汇仍然具有境内汉语云南方言词汇的特点。老挝汉语云南方言形成一种新的借词方式：保留借方的部分音节，又保留了汉语的声母，二者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新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一种语言借入其他语言词汇的方式不同，无论以何种方式借入新词，新词进入一种语言时不仅与借入方的社会、文化、教育相关，而且也与借入的媒介、渠道相关。本章主体部分列举三地汉语云南方言与普通话相对应的词语。第五章主要列举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与普通话相对应的语法点。本章最主要的是描述三地汉语云南方言的语法。三地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相近，最大的不同是缅语语气词已经进入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常见于句末表示事情的已然状态以及委婉或者直接的语气。乌多姆赛汉语云南方言中用“啊”与动词搭配表示事件的已然状态；其他两地用与昆明方言一致，“格”或“嘎”与动词搭配表示事件的已然状态。从三地汉语云南方言的语法来看，叹词是语言接触时最先被移居地主流语言替换的，语气词是进入汉语云南方言语法最早的语法成分。第六章是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的注音语料。第七章论述老挝、缅甸的汉语教学，指出老挝、缅甸汉语教学的复杂性：属于对外汉语教学，但其教学背景、目的与其他母语非汉语的地区存在差异。不能单纯进行汉语教学，应该发展以汉语为媒介的其他学科教学，多方面传播汉语，以巩固原有的汉语文化圈。关键词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
关键词：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
10.《五灯会元》文献语言研究
任连明 2014
摘要：《五燈會元》是我國禪宗史上一部重要的禪宗語錄典籍。舊题其作者為南宋晚期淳祐年間僧人普濟。書中所記多為對話體語錄，用語俚俗質樸，是研究唐宋時期白話以及禪宗僧人用語的重要語料。本文由緒論、上編、下編三部份組成，上編主要是文獻研究，下編主要是語言研究。“緒論”部份主要解決了以下幾箇問題：一是對《五燈會元》一書做了簡單說明；二是對其現存版本情況以及本論文所選版本做了介紹；三是從文獻和語言研究的角度概括性的總結了前賢學人對該書的研究；四是闡述了對《五燈會元》進行文獻和語言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五是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編“文獻研究”部份，是以影宋寶祐本為底本，以明嘉興本、清乾隆本、日本卍續本為對校本，中華書局蘇淵雷點校本為參校本，五箇版本逐字逐句校對，找出蘇本所存在失准的地方，然後從六箇方面分析總結歸類為六章：第一章，諸本無誤而誤改。影宋寶祐本、明嘉興本、清乾隆本、日本卍續本所記載一致，但是蘇本在點校錄入時出現不准確的地方，一是校者在錄入時更改底本，主要是一些字的問題；二是由於字形相近導致錄入錯誤；三是錄入時校者私自改動導致錯誤。第二章，底本無誤而誤改。影宋寶祐本所記正確，但是一是由於異體字或者字形相近而校者在校勘時出現的錯誤；二是由於受到對校本的影響，導致錄入失准。第三章，底本有誤但改而不對。一是底本和對校本所記皆有誤，校者因錯就錯。此類錯例較少；二是影宋寶祐本所記有誤，但是校者沒有利用好對校本的正確用例而加以改正底本的錯誤。第四章，沒有利用好對校本。首先是校本中沒有指出對校本中和底本中不一致的地方；其次是校本中只是說明了一本對校本中的使用情況，其他對校本的使用情況沒有說明；三是校本中所作校記不准確。第五章，標點、句讀、專名線問題。本章標點部份，歸納出各類標點使用中出現的錯誤用例；句讀部份，找出了蘇本在句子點斷中出現的各種錯例；專名線部份，總結了蘇本在專名線使用上出現的各類錯誤。第六章，綜合類。該章有四小節，主要是在蘇本一小段對話中，出現了不止一種錯誤，有的斷句與標點錯誤並存，有的斷句與專名線使用錯誤並存，有的衍文、標點和校録排版錯誤並存，有的是排版印刷導致的低級錯誤。我們都一一指出。下編“語言研究”部份，我們主要就《五燈會元》所記詞語，通過電子語料庫、網絡搜索等各種信息化手段，對所搜集到的詞語展開研究，共分4章：第一章，詞語研究（上）。本章主要就新詞新義展開考釋，新詞語是指唐宋以前沒有出現的語音形式。新義一是指舊詞新義，二是其首見於禪籍的新詞的意義。對於找到的這些新詞新義按照名物、行為、性狀分為三大類，其下又分為若干小類进行考釋。第二章，詞語研究（中）。本章由兩節組成，一是方俗詞。禪籍所用詞用語具有方言性、俗語性和口語性較強的特點，這也正是歷來對禪籍研究十分有必要的原因之一。對確定的方俗詞也是按照名物、行為、性狀分為三大類進行考釋；二是禪林行業語。界定了禪林行業語的定義，並從4箇方面探討其來源，同時從7不同角度對禪林行業語進行了類舉例釋。第三章，詞語研究（下）。本章首先對《五燈會元》所含雙字格同素異序詞及四字格同素異序詞語從語法分佈、結構類型和意義分佈、以及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情況等角度展開描寫分析。其次對《五燈會元》中所出現的俗成語、俗諺語和歇後語從結構、意義、運用三箇角度展開歸納、分析、總結。第四章，疑難詞待考目錄。主要列出《五燈會元》中所出現的一些疑難詞語。
关键词：《五燈會元》；文獻；校勘；近代漢語；詞語
11.圜悟克勤研究
沈曙东 2014
摘要：佛教進入宋代，原本的山林宗派禪宗成爲主流，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統治者喜禪，官僚士大夫好禪，三教融合的步伐不斷加大。仁宗朝時，禪宗兩家爭奇鬥豔，雲門宗盛極一時，臨濟宗則從衰落步向興盛。嘉祐八年，圜悟克勤出生於彭州府崇寧縣一個世代崇儒的家庭，俗姓駱，字無著，諱克勤。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其出生到問心法於昭覺惟勝，第二個時期是從其出蜀行脚到徹悟於五祖法眼，第三個時期是其於七地擔任住持期間，第四個時期是從其重領昭覺直至示寂。前兩個時期屬於求學階段，後兩個時期屬於弘法階段。圜悟克勤最初是在家鄉彭州妙寂禪寺依自省法師落髮出家，後赴成都師從文照、敏行法師學習佛教經論，又從真覺惟勝以及玉泉皓公、金巒信公、大溈哲公、晦堂心公、廬山總公、北烏牙方等三十大德問心法，並最終於五祖法演門下因小豔詩“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而桶底子脫。不久，他便離開其師五祖法演而還蜀省親，先後受成都六祖寺和昭覺寺之請開堂說法，從而開啓了他輝煌的弘法人生。圜悟克勤先後在昭覺、夾山、道林、蔣山、天寧、金山、雲居等七地住山，並廣泛交遊高僧衲子、官僚縉紳和護法居士。住昭覺、夾山時，圜悟克勤一度潛心於擊節評唱；住道林時，道大名播，獲佛果賜號；奉敕移住蔣山期間，參學之人可說是無以地容，重臣李綱、李彌遜等都一一親自前來問法；住東京天寧時，更因天時地利，和皇室成員來往密切，並幾次受高宗皇帝之請而爲之說法。圜悟克勤著述豐富，作品主要有《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圜悟真覺禪師心要》二卷、《碧巖錄》十卷、《佛果擊節錄》二卷以及合著《拈八方珠玉集》三卷等。其中，《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是他七地住持近三十年的弘法記錄；《圜悟真覺禪師心要》是其在弘法的過程中應學人之請而開示禪法的劄記與書信集；《碧巖錄》、《佛果擊節錄》是對雪竇重顯百則頌古和拈古的評唱，《拈八方珠玉集》則是對禪門公案的拈提。此外，尚有部分偈頌、序跋與墨跡作品散見。這些作品不僅透露了他的化跡，也體現了他的禅風。總體來說，圜悟克勤的禅風可以歸納爲三點：第一，從禪宗思想上看，表現爲以心傳心、見性成佛；第二，從語言觀念上看，表現爲不立文字、不離文字；第三，從詮釋實踐上看，表現爲旁徵博引、通會示徒。圜悟克勤上承楊岐方會，徹悟於五祖法演，得臨濟之正宗，培養僧才、接引學人無數，在中國禪宗史和佛教史上擁有極爲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世禪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慧宗杲在其公案平等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公案縮短，提出了看話禪，進而主導了後世禪宗的發展；宏智正覺在其休歇身心思想理論的刺激下，找到了新的理論生長點，創立了默照禪，使曹洞宗臻於極盛；萬松行秀及其弟子借鑒吸收了他的文字禪評唱模式，創立了以《從容庵錄》爲核心的新經典，實現了曹洞宗的中興，從而開啓了該宗後來在北地的百年繁盛。
关键词：圜悟克勤；《碧巖錄》；宋代；禪宗；文字禪；看話禪；默照禪
12. 南宋临济宗诗僧研究
张硕 2014
摘要：临济宗发展到南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大慧宗杲的“看话禅”时代。宗杲由于不满以惠洪为代表的文字禅，故宗杲发明看话禅对其否定。但在他身后，他的不少弟子门人却选择了“不离文字”，崇尚“文字禅”。他们积极热心诗歌文字。在宗杲之后，临济宗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丛林内外的“诗僧”，即宝昙、居简、大观、善珍、元肇、道璨和梦真等人。由此，南宋临济宗出现了崇尚“斯文”的文化现象，与宗杲禅师注重语言解构的“看话禅”之风，否定一切语言文字的主张，形成了悖离之势。 这些诗僧的创作与南宋文学的发展紧密相连，是南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宝昙到居简，再由居简到大观，最后至于梦真，他们都是南宋临济宗的文化精英。他们雅好诗文，他们在生前大多将自己的诗文，结集刊行。他们以精英标准来书写师、祖形象，通过诗文写作网络宗门同好，尚友结盟，在宗门内部共同践行文字禅；在外部与当世的文人、士大夫等社会精英，进行诗文酬唱。从而一举推动了禅僧“文化精英化”。 宝昙是南宋临济宗的初代诗僧，他虽为大慧看话禅世系弟子，却他热心文字禅。追摹苏轼、黄庭坚，表现了对“元祐——江西”文学传统的崇敬。他主张诗歌应“要眇雄浑”、“音醇气和”，发扬儒家的诗歌理念，反对掐擢胃肾，雕琢肝肺的诗学观。在诗歌创作上，呈现了鲜明的“元祐体”性质。开南宋临济宗禅僧，文化精英化之先河。居简是临济宗诗僧的集大成者。在诗学理念上，他接受了黄庭坚写作诗文当“谨于布置”的观念，并运用到古体诗的创作，在手法上以文为诗，在功用上以诗为文，表现出与山谷体近似的风格。居简之于临济宗的意义，更在于确立了临济宗诗僧以“元祐——江西”文学传统为诗歌正统及诗学取向；影响、培养了一批以诗文为志趣的后辈，如物初大观、藏叟善珍、淮海元肇等等，从而将崇尚“斯文”，追求禅僧文士化的理念灌输到了临济宗内。而在他之后，临济宗诗僧创作亦走向顶峰。这些后辈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观、善珍、元肇与道璨，堪称临济宗诗僧四杰。他们继承发扬了崇尚“斯文”的主张，并践行禅僧的“文化精英化”，形成了“尚友结盟”的意识。在诗歌审美取向上，除了元肇学晚唐体，其他人虽在创作上游走于江西、江湖两大诗派之间，但主体风格都以“元祐——江西”文学为主。大观古体受之于居简，颇有老师风采，沿袭“江西”诗风。善珍七律宗黄学杜，亦自具面目，元肇受叶适影响较深，诗风倾向晚唐体，道璨诗歌不多，但其诗论主张与大观等人接近，亦是宗法“元祐——江西”诗风。与同时期的宋代诗坛，取法“晚唐家数”的江湖诗，形成了相反之势。梦真则是南宋末代临济宗诗僧代表，在居简的帮助下进入诗坛，由于结交江湖人物众多，故其近体诗呈现出了与江湖诗风相近的风格。而古体诗有江西诗味道，其部分乐府诗及大量的“诗史”作品极富现实意义，是他的代表作品。 南宋临济宗诗僧，选择“元祐——江西”文学传统作为本宗的“正始之音”。离不开居简的影响。居简确立的诗学道统——“元祐——江西”文学传统，是南宋临济宗诗僧选择宗法苏、黄诗歌的根本原因。因为居简上承惠洪、宝昙，下启大观、善珍、道璨、元肇等后辈，这些晚辈又或为其亲自培养，或与其交往甚密，所以这一文学传统才能在临济宗内被传承下去。尽管南宋一朝的文人诗歌的总体趋势，一直在朝著“唐音”回归，但临济宗诗僧却能地坚守“宋调”。毫无疑问，由居简确立的道统在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从蜀僧“文字禅”谱系和蜀地“诗僧”谱系亦可发现，在“元祐——江西”文学传统的影响之外，蜀地的写作传统（蜀学）亦发挥了极大的影响，而临济宗诗僧选择“元祐——江西”诗歌，作为自己的“正始之音”及诗学道统，也和苏、黄两人都曾对蜀地文化产生推动、促进相关。 南宋临济宗诗僧推崇文字禅、热心诗文写作，实与诗僧自身心理补偿，禅僧群体文化素质提升以及五山制度的影响密切相关。从社会学角度看，临济宗诗僧选择文字禅、热心诗文也有对宗门发展前景的考虑。他们想要获得世俗政权与皇权的支持，必然要结交各方精英；想得到这些精英的支持，展示自我才华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诗文成为诗僧与世俗社会精英，达成交往的一种相当廉价且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促使南宋临济宗诗僧积极投身创作，也最终使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关键词：临济宗；诗僧；禅文化；宋代诗歌
13. 宋元之际诗学研究——以公元1234-1314年为研究范围
薛宝生 2014
摘要：本文名为诗学研究，义取狭义，只涉及诗歌理论研究，而不关联散文及歌词理论。主要沿诗本、诗统、诗人、诗法、诗资五条线展开，以这些线索为中心，对宋元之际论家诗论思想展开研究。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界定研究范围、择要交代宋元之际诗论背景以及分析研究现状，最后介绍研究思路及创新点。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涉及宋元之际诗学研究的成果仍然不是很多，而着意于两个朝代之间诗学的承续渐进研究就更少了。本文非以人为纲、以流派为类分的诗论研究，而是以文学理论中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在诸点上考察宋元两朝论家诗论思想的承续及细微的变化。研究范围主要在于公元1234年到公元1314年之间，以此一时段的宋、元论家为主体，而兼及平行时段上由金入蒙元的论家诗论思想研究。在具体的线索上略以时代为先后，对主要论家的言论进行梳理，以求清楚地展现每条线索上诗论的承续及细微变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对诗之所以为诗之本质（即情性）进行考量。此一阶段论家对情性的考量主要沿两条线索进行，第一条即“诗者，所以吟咏情性也”，这种立论角度是说，诗的主要功用就在于表现诗的根本特性，突出了诗的工具作用。第二条即“诗者，人之情性也”，这种立论角度在于对诗的本质作定位。也即是说，诗是情性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至少应该说诗是情性的一部分。而这两条线索的立论角度与以往论家的角度有所不同，以往论家强调的“吟咏情性”是一个“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动态过程，甚至这个过程也是诗化的，手舞足蹈也可以直接称为诗。此外，这一时段论家在强调诗之本质的同时，也对“情性”的性质作了规定，即以中和平易为主要特征，而具体落实到“真”和“正”上。“真”体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正”则是对情感激烈程度的约束。而两者又都与“雕琢”和“求工”对举，体现为对当时风气的一种纠正。在对这种中和平易的标准范式的寻找中，诸论家则一致认为“雩舞咏归”的气象就是中正平易的典范，而在对“浴沂咏归”的向往中，则又渗透着体天地自然之道的安适。第二章主要讲创作精神的承继，在统绪的梳理中体现为一种经典诗歌史的建构。本章主要分为三部分进行考量，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在经典诗歌史建构中的参照及具体标准。论家在讲统绪的时候往往回归到《诗三百》，并以之为参照，认为诗歌史发展表现为“世降诗靡”的趋势。在这种考察中，具体的标准又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的标准，即是以时代的“近古与否”或“去古远近”来具体考量诗之创作精神的传承；隐性标准层面，则是以“情性的有无”来考量这种传承。并由此进行了一个返本的比较，即今之诗不如古之诗的原因在哪里？经过考察，论家们认为今之诗不如古之诗的原因在于其“不事情性”。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论家对经典诗歌史的具体建构，分别考察由宋入元、由金入蒙及元代大一统后论家对经典诗歌史的建构。通过考察发现，这种经典诗歌史体现为一条由《诗》→《骚》→汉魏古诗→盛唐诗的传承谱系，这种建构也普遍被后世接受，至明代“三尺童子亦能言是”。第三部分主要讲体现在这种诗史建构过程中的一贯意识，即论家们是在对历代诗歌作正变考量的基础上，皆本着正本清源的意识而完成这种诗史建构的。第三章主要讲论家对创作主体（即诗人）的品论。在对创作主体的考量中，他们着意标举了一批“理想作家”。本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考察了由宋入元、由金入蒙及元代大一统后论家对“理想作家”的标举。第二部分主要对以上论家各自所标举的“理想作家”情况进行梳理，并参照他们的评判标准，最后筛选出论家所公认的“理想作家”，这些作家主要有风人、屈原、陶渊明、杜甫等。第三部分主要介绍论家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品论，主要从“志节”“道趣”“和陶诗”等方面展开。宋亡之前，诸人多称咏陶渊明之节。宋亡之后，不但称咏其节而更闵其志。除此之外，论家也许陶渊明为知道之人，并慕其悠然之趣。于和陶则认识到困难所在，并提出了一些和陶所应具备的条件，而和陶也体现为一种“尚友古人”而“处变”的开释之法。第四部分主要介绍此一段论家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讨论，主要从“诗史”、“一饭不忘君”、“集大成”等方面进行进行考量，并揭示宋元论家在具体问题上视角及观念拓展。于“诗史”而言，此一段论家把对“诗史”的解释引向了“诗可以观”的角度。而“一饭不忘君”，则成为一种比较言诗的绳尺。于“集大成”而言，则将继往和开来统摄于一体进行讨论。第四章主要讲此一段论家为后学学诗所指示的方法。本章主要着眼于宏观上的方法讨论，而诸人所指示的多为对症下药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宋末诗歌创作风气偏离经典诗歌史传统而给出的医病之药。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论家对诗创方法的总体把握，包括在创作上要以意为主，文词次之；以切身体会讲学为诗的一般过程，具体又分几个阶段描述，而每个阶段之中则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突出学问对作诗的重要性，认为学问储备是作诗的基础，犹如骨骼之于人之身体，无骨骼则人不能树立。第二部分主要讲宋元诸人对宋末“晚唐体”作艺的反弹，包括对“奇”与“工”的讨论，他们认为诗应当出于自然，反对一味求工求奇，这体现出对诗之所以为诗之本质的照应。对于模仿，他们反对一味模仿而不能自立，反对专师一人而堂庑狭小，认为师法前人作诗在于识得前人诗作之妙，在取其神而不是只模其形求似。第三部分主要讲宋元之际论家对历代诗作作层级的区分，突出“祖”、“宗”、“派衍”、“集大成”、“大宗本”等目，进而说明诸人所指示的具体学诗路径，要求学诗当由祖而宗，顺流而下，而不是舍本逐末，由流至源的学习。第五章主要讲宋元之际论家对影响诗作生成的重要因素的探讨。本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家学渊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体现为一种家族文学统绪的传承，论家多以杜审言与杜甫为例，来阐明这种家学渊源对作家诗作生成的濡染作用。如果说前面所讲的经典诗歌史所构筑的是一种公共诗法范式的话，那么，此处的家学统绪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家学范式。于论诗而言，则隐藏其中的是一种振叶寻根的意识，更有一种冀其“书脉未央”的期待在里面。值得注意的是，论家将这种家学范式推而衍之，推及外戚及同姓。如他们将陈姓诗人的家学范式推及到陈子昂、陈师道、陈与义身上，表现为一个广义的“家法”。第二部分主要讲江山风物对诗作生成的助益作用。通过简要地梳理比对，我们发现此一阶段论家对“江山之助”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他们不仅注意到江山风物对诗人诗思的兴起作用，而且注意到江山风物对人耳目和心胸的恢廓作用，更将江山之气与诗人之气的涵养结合起来，标榜一种诗人之气与江山之气相融，物我俱泯的真诗境界。第三部分主要讲师友交游对诗作生成的影响，与“诗可以群”的精神相吻合，这种群居相切磋的交游能促使诗作更加肆畅。而这种师友交游也指示了一种学习理想作家诗作的门径，即从诗人交游对象的诗作入手，便可以窥知学习诗人诗作的端绪。第四部分主要讲“处穷”的境地与诗人诗作生成之关系。此一段论家虽也为“诗能穷人”“穷而后工”的陈语，但是，更多的则是对这种关系的反思，有朝对立面反思的，有从这些观念的立论角度反思的，也有反思诗人致穷的原因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论家把诗视作上天对穷人的一种馈赠，并把这种“穷”返归到“道不行为穷”的层面，认为道的涵养是对穷的解脱。
关键词：宋元之际；诗论；情性；陶渊明；杜甫
14. 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
陈颖彦 2014
摘要：离合词是汉语词汇系统里一类特殊的结构单位。它一方面具有词的特性，如结构稳定，意义凝固；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短语的特征，如结构的内部可以插入其他语法成分，甚至前后倒置。所以，对离合词矛盾性的认识，不妨表述为：结构在词的基础上发生了扩展。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围绕汉语的离合词问题，学界主要从共时角度，先后从离合词的结构性质、结构类型、离析形式、离析原因、具体数量、教学策略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多层面、多维度的探讨。有关离合词的论文和专著，也与日俱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肯定已有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前有关离合词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误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历史变化的意识。即离合词首先应该是个词，然后再有扩展形式。只有符合这一根本要求，词才有成为离合词的可能。但这一点在离合词的判定和分析中，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基于现阶段汉语离合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根据前人对离合词的基本认识和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了汉语离合词的定义。认为离合词是指汉语里这样一部分特殊的双音词，它们在保持意义整体不变的前提下，受句法规则的作用，发生去词汇化，允许词的内部插入其他成分，甚至是语素前后倒置，从而引起构词成分的分离。围绕这一定义，我们确定了鉴定汉语离合词的四条重要准则：1、离合词是能够扩展的双音词，它在共时层面存在与之对应的复杂形式或倒置形式；2、离合词是句法规则作用于词汇内部的结果；3、词在离析前后，要确保意义基本保持不变；4、离析形式是一种“去词汇化”的变化。即词的“合”与“分”两种用法，在出现的先后顺序上，“合”要先于“分”，以确保复杂形式是词内部发生离析的结果。因此，在词与复杂形式出现的先后顺序上，要求先有“合”，再有“分”。上述四条准则，其中前三条是离合词判定的共时标准，第四条则是离合词判定的历时标准。参照这四条准则，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所收录的44928个双音结构为限，我们在现代汉语层面，一共获得了1199个离合词。 通过对筛选所得的1199个离合词进行综合考察，我们有如下四点发现：1、在词性分布上，96.08%的离合词呈动词性，剩余的3.92%或为名词性、形容词性、副词性和属性词性。2、根据离合词自身的内部结构关系，可将离合词分为动宾式、并列式、状中式、连动式、动补式、主谓式六种结构类型。在这些结构类型之中，又以动宾式居绝大多数。3、除极少数离合词是由于句法构式的套用而发生离析外（如“官僚——官而不僚”、“情愿——你情我愿”、“幽默——幽她一默”），绝大多数离合词的离析是句法规则直接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些离合词插入成分的表现形式及语义指向的不同，可将离合词的离析形式，归为补语式、定语式、混合式和逆序式四种类型。4、离合词的离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类推机制的作用、同形短语用法的影响、完整式用法的套用、人类认知结构的投射、对语言修辞效果的追求等，都可能会引发词的内部发生扩展。 此外，从汉语词汇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汉语词汇的离合现象，可以上溯至明代。在明人所编著的元曲、元杂剧或小说里，已经零星地出现少量离合词，如“上坟”、“净身”、“鞠躬”、“吃醋”、“呐喊”、“慷慨”、“落空”、“说道”、“睡觉”等。清代以后，离合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数量明显增加。现代汉语里不少离合词的扩展用法，都可以在清代小说里找到它们的踪迹，如“丢脸”、“开张”、“谈心”、“辞行”、“倒霉”、“搅局”、“纳闷”、“上当”、“起家”、“撒谎”、“饶舌”、“失窃”等。
关键词：现代汉语；离合词；定义；共时标准；历时标准；结构类型；离析形式；离析原因；产生年代
15.刘凤霞 2014
摘要：臧懋循是晚明吴兴地区重要的戏曲家、文学家和刊刻家。在戏曲筛选、诗文创作、著述出版等诸多领域均有成就，笔者将对其人其作品进行系统的考察，力求对学界对以往学者的研究进行新的拓展。
论文绪论部分概要介绍了臧懋循的研究现状，并将其作为本文研究论述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以寻找较科学的研究入口和角度，对臧懋循其人其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同时概说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本论文的研究方案。
正文部分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对臧氏的家世和生平加以考索。懋循出生在晚明时期浙江吴兴的一个科举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儒学传统、家庭教育、祖辈的经历以及父亲的为人都对臧懋循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臧懋循年轻时欲以一身而兴家的强烈愿望，在仕宦途中坦直而不媚世俗的性格，真切体察民心的行动，都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臧懋循的科举之路充满坎坷，经过三次春试，才得以中得进士。相比于应试之路的漫长，臧懋循的仕途却非常短暂。历任荆州府学教授、应天乡试同考官、夷陵知县、南京国子监博士，辗转宦途凡五年，终因放荡不羁的个性，而被罢职返乡。壮年遭贬，他是心有不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心中那股意气也慢慢地趋于淡薄，生活也从以往的勉力仕途最终转为了旷达自适。晚明发达的出版业，为在野的士人提供了一条颇具吸引力的谋生途径。除了文人诗酒与四方游历之外，懋循晚年主要致力于刊刻书籍，直至逝去。
第二章，对臧懋循的交游活动进行考证。臧懋循交游不固守藩篱，不以桑梓为限。他一生可考的友人有近百位。与同郡友人吴稼竳、吴梦旸、茅维共称为“吴兴四子”。虽然四人的个性有所不同，却因诗歌引为同调，他们经常酬唱赠答，互相切磋诗艺，吸收了各家所长。臧懋循还是金陵诗社的扛鼎人物。金陵诗社成员大半是归隐之人或山人他们与庙堂相隔千里，即使有一些尚在任上的官员，也是宦兴淡泊，这就使他们彼此间能做到平等交往。正是在这种悠然自适的雅集环境中，臧懋循与同社诗人创作了大量诗歌，将金陵诗坛推向了“极盛”。此外，懋循一生醉心戏曲，游于梨园数十年，其友人还有不少是戏曲界的名流，如汤显祖、潘之恒、冯梦祯、徐复祚等。这些人既有晚明士人之真性情又有较深的曲学造诣。懋循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强化了他对戏曲的痴迷，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自然人性的体悟。除了上述着重所列出的人员，根据臧懋循《负苞堂诗选》、《负苞堂文选》，与其交往过从的还有董嗣成、谢肇淛、李维桢、朱长春等十几人。
第三章，是对臧懋循的山人身份及刻书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山人是晚明这个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随着晚明科举制的拥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山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商业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臧懋循自号“顾渚山人”，他身上体现出山人群体的共有特征：干谒权贵，广交天下名士；壮年不仕，优游市井山林；颇具时艺，泛滥于词曲百家；风流蕴藉，带有洒脱不羁的名士气；不仅擅名骚坛，亦精书法。在干谒权贵方面，除了获取游历的盘资和代人写作之“润笔”费用，臧懋循还体现出山人群体中较为特出的一面，即依靠达官权贵的关系经营自己的刻书事业。臧懋循刻书种类繁多，涉及戏曲类、诗歌类、史书类、杂艺类、兵书类等多方面。可以说，臧氏的出版经营活动是顺应晚明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结果。不仅山人，一些士大夫也投入到刻书事业中，这说明：晚明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些士大夫文人不仅在思想上创作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在他们的生活来源即经济收入上也带有程度不一的资本主义色彩。可以说，出版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山人群体的治生方式，也影响了士人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观念。
第四章，是对臧懋循诗文创作的概论。臧懋循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值文学流派交互迭替之时，此时整个文学环境体现出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复杂面貌。臧懋循的诗文创作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兼有各体。其诗歌艺术性整体不高，但其中也有部分清刚雅逸、忧思沉郁之作，颇有观赏价值。在散文方面，臧懋循创作的文体种类较多，有“序”、“传”、“赞”、“祭文”、“状”、“铭”和“记”等，体现出晚明应用文体创作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臧氏创作的书牍和序跋。其书牍间或表达其亦仕亦隐的复杂心理、干谒求乞的矛盾心态，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晚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其序跋，则集中反映出他的文学、戏曲观念。
第五章，是对《元曲选》和臧懋循戏曲理论的考察。隆庆、万历年间，传奇已盛行南北，但杂剧演出还有一定市场，宫廷宴乐仍是多北曲而少南曲。社会上流存的杂剧剧本也很多，所以为这时搜集元杂剧剧本，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自家收藏的杂剧秘本和充分利用坊间诸刻本之外，臧懋循还从藏书家那里搜集元杂剧的各种善本、秘本。臧懋循编刊《元曲选》的目的是将元人杂剧作为明杂剧、明传奇作家理应取法的典范，相应地，元人之曲亦成为他考量明传奇的参照标准。从入选曲目来看，戏曲的语言、关目、音律成为臧氏最为看重的入选标准。臧懋循的戏曲理论构筑在自身艺术实践、研究元杂剧和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之上，富有自己的特色。从《元曲选》的具体改订来看，无论是戏曲结构上要求的“关目紧凑”，还是戏曲语言方面强调的“情词稳称”，抑或旨在使音律谐叶的改订，都是从场上演出着眼，照顾到了观众的观剧感受，这无疑是对前人理论的拓展。平心而论，臧懋循改订的《元曲选》虽有诸多不足，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章是臧懋循对《牡丹亭》的改编进行专门研究。臧懋循改编《牡丹亭》的动机，是使《牡丹亭》成为真正的“筵上之曲”。臧懋循对《牡丹亭》的改订涉及结构、语言、曲词、宾白、情节等诸多方面，是对其戏曲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臧懋循对《牡丹亭》的评论绝大多数是中肯和客观的，但是他的改订限于个人才情文思以及笔力水平，确实难望临川项脊。因此，后人对他的改本颇多微词，不过，公允地说，臧懋循的《还魂记》是有其改编价值的。臧懋循改订《牡丹亭》时，已六十多岁，业已编选完成了《元曲选》，对戏曲艺术自有心得。他一直强调戏曲的场上演出和音律谐叶，因此他对《牡丹亭》的删削改编只是其戏曲理论的实践而已，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孟浪”之举。改编后的《牡丹亭》满足了场上演出的需要，让更多的观众熟悉柳、杜的爱情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尝试。 结语部分对臧懋循的一生做了总结，并交代了写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的不足和局限。 附录一为《臧懋循年谱》。此谱是在徐朔方先生《臧懋循年谱》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对臧氏的一些著作补以系年；对已列入年表的臧氏行实和人际关系用材料来加以证实；对年表中没有列入的则加以补充；并对年表中的失误予以了纠正。 附录二为元杂剧现存版本一览表。将《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的元代杂剧作品，在《元曲选》、《元刊本》、《李开先改订元贤传奇》、《古名家（即陈与郊本）》、《杂剧选（即息机子本）》、《脉望馆古今杂剧》、《阳春奏》、《元明杂剧》、《古杂剧》、《柳枝集》、《酹江集》各本中的存现情况一一列出，以利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臧懋循；交游；出版；诗文研究；元曲选；戏曲理论
16.上古治病方术文献研究
陈魏俊 2014
摘要：人类产生之初，多用精神手段治病避灾，这汇集成了世界各地神秘的治病巫术。我国先民也多用巫术治病，以致长时间巫、医交合。巫医方术与早期道教法术渊源深远。佛教虽为外来教派，但为扩大影响，也吸取了不少巫医方术。巫、医、道、佛四家在给人驱疾疗病方面存在极大竞争，医、道、佛三家都曾极力排斥巫医之术。医家所谓“信巫不信医，三不治也”；道家要求信徒生病时拒绝巫者甚至医者的帮助，强调“首过”、“善行”、信奉道法；佛家认为生病如请巫师前来卜问祷祠，会致使天神远离，不得善护。在这些排斥和打压下，巫家的影子在历史的长河里越来越单薄。加之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传统经典文献对巫医方术的记载极其有限。这导致现在我们已无法弄清先秦两汉以来的方术疗病系统。上古治病方术是医、道治病术的源头，我们有必要把上古治病方术的面貌探究出来。本文主要分成上下两编叙述上古治病方术。上编是研究上古治病方术概况，下编则是考释治病方术文献中疑难词及文化现象。上下两编相辅为用，上古治病方术文献多是出土文献，包含了较多疑难词，我们特设下编对疑难词进行考证。只有弄清字词确切含义，我们才能更好理解文献内容。上编主要探究了三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五个历史阶段的治病方术情况。经分析认为三皇时期人们已经掌握利用药物和针刺两种方式治疗疾病，药物和针具来源非常神秘，多为神人发明。殷商时期，人们多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而致，因此普遍采取祭祀、祝咒等方式治病。西周巫、医首次分科，但治病之法仍兼采巫、医之术。其治病方术包括祝咒、祈祷以及利用厌胜物禳解疾病等方式。春秋战国时期治病方术则采用占卜、祈祷、祭祀等方式治疗疾病。秦汉时期治病方术则增加了驱鬼治病、禁咒治病等方式。我们分析所有文献得出上古治病方术主要包括利用占卜探知病因、利用祭祀祈祷的方式祛病、利用驱鬼方式治病以及利用祝咒方式治病。下编主要对文献里出现的“为位”、“武夷”“黄神越章”进行了考证，并对方术中的“媚道术”，神秘数字“七”做了探究。认为楚简“为位”的意思是指主持礼仪；认为“武夷”系彭祖之子，居不周山，主管战死者魂灵，能够避兵，保护亡者冢墓；认为“黄神越章”的“黄神”是黄帝，神力非凡，越章的“越”是指攻击，章指咒章。我们还从出土和传世文献分析了媚道术，分析了“七”的神秘根源。
关键词：治病方术；祝由；禁咒；简帛
17. 隋唐五代巴蜀佛教研究
王树平 2014
摘要：區域佛教研究可以揭示某一地區不同時代的佛教傳佈的情況和特色，也可以豐富整個佛教發展史的內容，對整個佛教史的研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隋唐五代巴蜀佛教研究就屬於區域佛教研究之範疇。巴蜀地區作爲西南一隅，在隋唐五代時期有著强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這些都是促使佛教發展的有利因素，隨著一大批高僧大德入蜀避難，巴蜀地區的佛教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尤其是義學方面。同時，佛教石窟造像活動也在中晚唐時期轉向西南地區，巴蜀地區佛教摩崖石刻造像隨即興盛起來，一直到宋代都盛興不衰。因此，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既受到其他区域佛教的影響，又體現了其自身的特色，研究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在參考了前賢時彥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結合了豐富的文字及圖像資料，展開了本課題的研究。在本論文中，我們分上、下兩編來討論。上編主要分析隋唐五代巴蜀地區的民衆信仰，這一部分主要以造像題材爲考察對象，並對大量的造像題記進行解讀，以期展示這一時期民衆佛教信仰的內容、狀態及特點，材料主要來源於出土文物、佛教造像以及文獻載錄；下編主要論述隋唐五代巴蜀佛教義學的發展以及禪學、禪宗的成就，最後討論巴蜀佛教對其他地區佛教的影響，以敦煌、雲南地區最爲顯著。論文緒論部分言及目前學界在區域佛教方面的研究概況，進而回顧近年來學界對巴蜀佛教關注的內容和取得的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進而提出本論文要解決的問題和想要達到的目標。 文章上編分研究隋唐五代巴蜀民衆的佛教信仰，共分爲五章。第一章回顧唐前巴蜀地區佛教造像與民衆的佛教信仰，其中造像題材主要涉及到釋迦牟尼佛、彌勒佛、無量壽佛、觀音菩薩以及阿育王像等，涉及到信仰主要爲南北朝時的彌勒信仰、無量壽淨土信仰、阿育王崇拜以及隋代的舍利崇拜等。第二章爲唐五代時期巴蜀地區的彌勒造像與民衆信仰研究。彌勒信仰在隋唐時期逐漸走向式微，但是在唐代前期有一個短期興盛的現象，本章討論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並進而分析了巴蜀地區在這種背景下的彌勒信仰狀態以及造像的分佈情況，通過對造像題記的解讀論述了初盛唐時期以及中晚唐時期民衆的彌勒信仰的概況及特點。第三章以巴蜀地區唐五代毘沙門天王造像爲考察對象，分析了早期漢譯佛典中的毘沙門天王以及經過本土化的毘沙門天王形象，並討論了中土毘沙門畫像的來源以及傳入時間等問題。論述巴蜀地區的毘沙門天王信仰時分爲分兩部分，即中晚唐時期巴蜀地區各大寺院流行的天王題材壁畫和這一時期單龕毘沙門石窟造像，對這兩種圖像資料進行了分析，其後總結了巴蜀地區毘沙門天王像来源問題。第四章以巴蜀地區唐五代地藏信仰爲切入點，在前賢研究成果基礎上，分析了中國地獄思想的嬗變、蔓延及對民衆心理的影響等，緊接著討論地藏信仰與地獄思想之間的關係，即地藏菩薩“救拔地獄”的職能是促使該信仰發展的重要原因。巴蜀地區唐五代時期地藏造像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出現了地藏與其他題材組合的情況，故本章通過對大量造像題記的分析，探究了地藏信仰與西方淨土信仰、觀音信仰、藥師信仰、七佛信仰之間的聯繫，然後總結出這一時期地藏信仰的特點。第五章主要論述巴蜀地區唐五代的佛頂尊勝信仰以及經幢的建造等問題。借鑒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概梳理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流傳的原因，整理出巴蜀地區唐、五代尊勝經幢分佈情況，並通過對經幢題記的分析探討了民衆的佛頂尊勝信仰的狀態。論文下編主要探討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義學的發展情況、禪學及禪宗、以及巴蜀佛教之影響等問題，共分爲四章。第一章回顧唐前巴蜀佛教的發展概況，內容包括巴蜀地區早期佛教傳入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佛教的發展，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了這一時期義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禪學、律學以及成實學三個方面。第二章，主要針對隋唐時期巴蜀佛教義學的發展展開論述。第一節討論蜀地《三論》學的發展，這一時期弘傳《三論》學的高僧主要有茅山明法師的弟子慧暠、慧稜，其後又有慧震及靈睿等人。第二節探討巴蜀地區《攝論》學的發展概況，主要得益於隋末入蜀避難的道基、慧景、智脫、寶暹等高僧的弘傳，從淵源上講主要繼承了彭城靖嵩一系的《攝論》之學。第三節討論隋唐巴蜀律學的發展。隋末唐初在巴蜀弘傳律學的高僧主要有智詵、慧主、道因等人，而律學的發展側重於《四分律》的研習，早期主要受到了南山宗律學的影響，中晚唐以後高僧神清闡發東塔宗《新疏》，進一步豐富了本地律學的內容。第三章專章討論巴蜀禪宗問題。首先回顧學界針對這一問題展開的激烈討論，即巴蜀禪宗中所謂的“淨衆——保唐”禅系是否存在的問題。進而分析《曆代法寶記》對巴蜀禪派的記載，並逐一探討了智詵、處寂、無相、無住等禪師的生平事跡，他們之間雖存在師承關係，但是終因法衣傳承的記載上存在諸多疑問，又加之禪法的不同等原因，遂得出所謂的“淨衆—保唐” 禅系存在的證據不足的結論。第四章以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之影響爲題，主要探討巴蜀佛教對敦煌佛教以及雲南佛教的影響。我們在寫作時把論文分成了上、下兩編，目的是爲了行文的方便，只有把這兩部分聯合起來觀照，才能獲得隋唐五代時期巴蜀佛教發展的一個整體面貌。所以，論文的上下两部分是互爲補充、互相聯繫的統一體。
关键词：隋唐五代；巴蜀佛教；民衆信仰；義學；禪宗；影響
18. 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研究
黄弋桓 2014
摘要：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涉及结构和语气两个角度，结构上它是一个词的形式，不包括词组；语气上它属感叹句。本文主要研究汉语独词感叹句的特征和地位，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全文共分六章，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第一章 绪论。（一）梳理汉语独词感叹句的研究现状，包括汉语独词感叹句的类别及表意、独词感叹句的地位。（二）重新界定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区分独词感叹句与整句相关概念。独词感叹句一词成句，前后有停顿，代表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强烈的感情，以感叹号结尾最典型。独词感叹句跟省略、隐含、焦点等整句概念无关，后三者都预设存在一个完整句，以之为标准来看目标句省略了什么、隐含了什么或焦点是什么，独词感叹句是完整句，它不是省略，不是隐含，也不是焦点。（三）说明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独词感叹句不是传统认为的简单句类，它有三大特征：当下语境特征、情意丰富性特征和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独词感叹句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介绍本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包括语境理论、关联理论和浑沌语言学理论，交代本文的语料来源、研究目标。第二章 独词感叹句的当下语境特征。（一）界定当下语境。独词感叹句研究属语用学范畴，它与当下语境密切相关，当下语境决定其全部价值。当下语境涵盖当下现场情景、人的当下认知和副语言，包括当下时间、地点、场合、背景等具体情景要素，说话人当下的认知心理、认知能力和交际双方已经结构化、认知化了的语用知识，以及当下的手势、肢体活动、面部表情、眼神、语气等副语言。（二）独词感叹句的形式特点。独词感叹句一词成句的形式特点跟当下语境紧密相关，它只出现于当下语境，不出现在其他语境。在当下语境中，说话人不需要说更多的话，独词感叹句能够表达清楚他要表达的意思，听话人也完全能够明白说话人的意思。（三）当下语境影响独词感叹句的情意。在当下语境中，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情意不止一种，形式一样的独词感叹句因当下语境不同而情意各异。当下语境还能压制独词感叹句原词的褒贬义，使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意思与原词的感情色彩义相左。第三章 独词感叹句的情意丰富性特征。（一）独词感叹句情意分析的层面。独词感叹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情感层面，二是认知层面，它不像传统研究认为的只表达强烈的情感，也包含认知，情意十分丰富。借助当下语境，能够分析出独词感叹句的丰富情意，但由于关联度的影响，即语境因素和推理努力的影响，分析难以做到穷尽，不管如何分析，被分析出来的情意都不如独词感叹句本身包含的情意丰富，还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二）独词感叹句具体的情意表现。通过具体例句分析独词感叹句的丰富情意，单个独词感叹句在当下语境中表达丰富的情意，当下语境不同，情意也各不相同。还存在两个独词感叹句并列的情况，形式上主要为一个叹词句再接一个其他类别的独词感叹句。并列的两个独词感叹句在表意上倾向于前一叹词句，整体以表达情感为主。二者在情意上互相帮衬，后一独词感叹句让叹词句的情感有所依附，情感的表达更突出，更集中；受叹词句感染，后一独词感叹句的表情效果能达到最佳。（三）不同类型独词感叹句的情意倾向。独词感叹句分为感叹类、突现类、呼告类、评价类、表态类和感受类六种类型，类型不同，情感与认知的倾向也不同。感叹类缺少指称陈述等内容，以表情为主；呼告类已失去实在指称义，重在表情；突现类有所指，但仍侧重表情；评价类因原词含褒贬义或文化义，倾向表情；表态类和感受类包含的情感相对较少。独词感叹句按情感比重的大小排列如下：感叹类＞呼告类＞突现类＞评价类＞感受类＞表态类情感与认知相对，按认知比重的大小排列，顺序正好相反：表态类＞感受类＞评价类＞突现类＞呼告类＞感叹类第四章 独词感叹句的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一）语用学理论解释独词感叹句情意关系的不足。独词感叹句是语用问题，但无论是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Horn的R原则，Levinson的信息量原则，Leech的语用意义公式等早期语用学理论及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认知语用学理论，都只管认知，不管情感，只能分析到独词感叹句包含的认知内容，无法深入分析到情感内容。独词感叹句不是纯粹的认知问题，它包含的情感与认知内容是不可分割、难以分拆的一个整体。（二）适合解释独词感叹句情意关系的语言观。独词感叹句包含的情意是一个整体，能得到“整体观”的支持。早期如Jespersen，Malinowski和俄国学者В.И.Даль指出语言表达整体意思。后来对Jespersen“整体观”的发展，包括Wray的整体性原始语言观模式，Kirby建立的反映原始语言状态的信号与语义整体映射的系统，Arbib的手势整体观模式，以及Tomasello认为以手指物对应指涉意图和社会意图，加上浑沌语言学的浑然一体观等，都说明语言（包括手势）表达整体意义。独词感叹句的整体意义还是以情感与认知两项内容的整体化被感知。（三）通过具体例句考察独词感叹句的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第五章 重新认识独词感叹句的地位。（一）独词感叹句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王力的“动物呼声说”从正面揭示出独词感叹句是人类认知发展起来之前的人类语言，是人类语言的“底层”。赵元任的“零句根本说”赋予独词感叹句以语言之“根本”地位，语言的“根本”也就是语言的“底层”。（二）从初始语言看独词感叹句的底层地位。通过分析Saussure，Sapir和 Malinowski的语言观及浑沌语源观，借助语言起源的假说，可以推导出初始语言的特点：初始语言重在表情，是情感、指称、陈述、判断、语境、事件等等内容的浑然一体。独词感叹句具有和最底层的初始语言一致的特点，独词感叹句的当下语境特征、情意丰富性特征和情意不可分割性特征正是其“底层”性质的具体表现。（三）独词感叹句带有层次性，它一方面同时联系着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既包含认知内容，又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另一方面，今天复杂丰富的语言形式都由这一“根本”发展而来。单独一个词形式的独词感叹句最根本，独词感叹句带后续句或前述句是人认知发展的结果，是语言发展越来越精细的表现。后续句是对独词感叹句所含情感内容或认知内容的进一步说明，带前述句的独词感叹句重在表情，侧重对前述句所叙之事实抒发情感。第六章 结语。本文对汉语独词感叹句情意关系和地位的重新分析是基于一种新的语言观视角。独词感叹句不是非典型的感叹句，它是语言的底层和根本，它自身也有层次性。
关键词：独词感叹句；当下语境；情意丰富性；情意不可分割性；底层；根本
19.江湖诗派酬唱诗研究
孙培 2014
摘要：十三世纪初，成员众多的江湖诗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直至到南宋灭亡，诗派的创作才归于沉寂。《江湖诗派酬唱诗研究》从宽广的地域、文学视野出发，考察诗派成员的酬唱交游关系，挖掘他们酬唱交游特点，进而重新审视江湖诗派的形成。
本文由绪论和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中对江湖诗派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评析，学者们在江湖诗派成员确定标准上有不同的提法，但归根结底对诗派成员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时间、社会地位、酬唱关系、江湖诗集等方面，学者尤其看重陈起对江湖诗派的作用，不止因他编纂了江湖集，还在于他与部分江湖诗派成员有酬唱交游，与陈起有酬唱往来的江湖诗派成员不过40人，陈起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在陈起之外，诸多江湖成员之间已然有错综复杂的联络关系。此外，绪论部分还依据江湖诗派酬唱诗的内容确定研究的视角，酬唱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研究的思路与角度。首先江湖诗派酬唱诗皆散见在各个诗人的诗文集中，需要对这些诗歌作梳理与统计。其次，针对诗派的特点与需要对诗派成员作整体与个案的分析。再次，酬唱是一个包含文学、社会学、地域文化学多方面内容的诗歌创作活动，需要从这些方面具体去考察。 第一章为江湖诗派成员的社会身份、生存状态与生存手段的考察。通过所掌握的资料对江湖诗派成员的社会身份制作表格，将其归纳为三类：江湖官员、江湖游士、隐士诗人。其中，江湖官员与江湖游士占了江湖诗派的绝大多数。第二节对以上三类诗人的生存状态分门别类地去考察。江湖官员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即便如此依然有部分诗人过着穷困的生活。江湖游士政治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很多诗人终其一生也难有入仕机会。贫、穷是江湖游士诗人关注最多的，而漫游江湖居无定所的辗转处境也时时困扰着他们，所以游士诗人发出了渴望安定，渴望买山归隐的心声。江湖隐士无意于政治，多隐居在家乡，与当地士人保持一定的交往。从生存手段来说，官员诗人生存主要靠朝廷俸禄，也有部分优秀诗人因为他人作序跋写行状而有额外收入，不过不是常态。脱离了官场部分诗人的生活便陷入窘困之中，不得不漫游干谒以求生存。江湖游士生存手段主要依靠干谒权贵、卖诗文、教书授徒为主。隐士诗人多有一定恒产，或以获取稿费等手段为生。此外，对“买山”的态度也透露出官员诗人与江湖游士的资产状况。第三节重点考察江湖诗派成员的酬唱交游方式，分为居住型与游走型两类。居住型主要体现在江湖诗派成员的地域分布上，他们主要集中在两浙东西路、福建路、江南西路，这三地占了诗派的绝大多数，在这些地域内，诗人组建诗社，彼此唱和往来，体现出地域群体的酬唱特征。游走型交往包括官员诗人的宦游、江湖游士的干谒漫游均需要不同地域的辗转游踪，居住型是地域内的交游，游走型为各地域间的交游。
为两浙东西路的酬唱群体。浙东和浙西聚集了60余位江湖诗派成员，将近诗派总人数的二分之一。浙东唱酬群体以永嘉为中心，永嘉四灵是本地域的领袖诗人，而薛师石瓜庐是永嘉地域聚会之所，在他们身边聚集起一批本地诗人。浙西唱酬群体以临安为中心，陈起、葛天民等人的酬唱交游联系着本地域与外地与的多位诗人。除这两地之外，庆元府、镇江府、平江府、湖州等地域聚集着一批诗人，积极参与两浙东西路酬唱。另外，还对本地域戴复古、李龏两位诗人的酬唱活动作一考察。 第三章为福建路酬唱群体，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为胡仲弓、胡仲参兄弟酬唱群，主要包括释圆悟、孚上人，以及一些本地士人。他们之间的联系以诗社为主，同游、唱和次韵为日常酬唱交游方式。第二节重点在刘克庄本地酬唱圈。刘克庄在乡居住多年，与当地士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江湖诗派成员林希逸、胡仲弓、赵汝谈、赵庚夫，刘希仁、方信孺、王迈等皆有酬唱往来，因其在文坛的地位还吸引一批布衣士人的投赠，此外刘克庄还与大量僧道人、日者、相士有交游，这与刘克庄对待释道的态度有极大关联。刘克庄有1200余首唱和诗，往往反复唱和，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以刘克庄为首的《梅花百咏》唱和是以莆田地域为主的一次大型的唱和活动，前后持续二十余年，共有20余位诗人积极参与，《梅花百咏》唱和活动有政治、地域、文学、文化学等多重重要意义。第三节主要对福建路除胡氏兄弟、刘克庄外的诗人酬唱活动的考察。 为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淮南东路与其他地域酬唱群体。第一节考察江南西路酬唱群体，33位诗人在地域内形成四个小群体的酬唱圈，包括隆兴府、建昌军、临江军、吉州四地，并分析江西整体酬唱不盛之原因，同时对刘过、释绍嵩酬唱交游作简略考察。第二节考察江南东路内6位诗人酬唱交游，重点论述姜夔、方岳的酬唱情况。第三节论述淮南东路陈造的酬唱交游活动。 第五章为江湖诗派酬唱网络的形成，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从游走角度来说，诗派成员的游走为多地域间酬唱提供可能，游走有同地之游与多地之游的区别，二者均促进了多地域诗人间的交游。第二节错综复杂酬唱网络的形成，通过对连接多地域的诗人，如刘克庄、戴复古、陈起、胡仲弓、曾极等人的考察，得出诗人游走酬唱把诸多地域串连在一起，最终在南宋形成一个覆盖东南中南部的江湖诗派酬唱网络。 江湖诗派的酬唱关系是在地域基础上的多地域联络，诗人在与本地域内诗人保持酬唱关系的同时，又通过游走结识不同地域诗人，使得江湖诗派成员之间互有联系，彼此酬唱，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诗歌流派。
关键词：江湖诗派；酬唱；地域；游走；酬唱网络
20. 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
杨锦芬 2014
摘要：吕必松先生将对外汉语教学的全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分为四大环节，即：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 这四个环节要顺利进行，了解教学对象是基本前提。刘华、郭熙提出，要基于语言资源观、语言生活观和语言风貌多媒体展示理念，对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进行详细调查，构建大规模、多来源、多形式的海外华语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全方位、多角度、生动真实地描写鲜活的海外华语生活实况。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可以为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坚实的语料基础，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价值。 老挝、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生活着不少华人，仅缅甸果敢一个地区就有华人近14万，其中汉族占86．57%。 其他少数民族族际交际也使用汉语云南方言，又如曼德勒作为缅甸第二大城市，在该城云南会馆注册的云南籍华人约3万人。 本论文将以老挝乌多姆赛省会勐赛、缅甸曼德勒和果敢这三个地区的汉语云南方言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从三地华人的来源、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人名、地名语音、词汇和语法几方面来描述这几个地区的汉语云南方言。第一章是绪论。论述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概况以及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材料。首先论述境外汉语云南方言的研究状况，指出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之后论述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调查目的、意义、方法和材料。第二章主要论述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的使用情况、老挝汉家人的语言态度以及曼德勒云南裔华人的语言意识。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老挝汉语云南方言的使用情况以及当地华人的语言态度，分析汉语云南方言在老挝难以被老挝语替换的原因，并从老挝当地云南籍华人的族群、语言、文化等调查来证明族群认同、语言认同、文化认同不等于国家认同。虽然老挝汉语云南方言仍然通行，但其磨损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主要与当地云南籍华人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因素相关。第二部分论述了缅甸曼德勒云南籍华人来源，以及汉语方言使用情况，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的使用情况以及人名特点的调查，论述曼德勒云南籍华人的族群意识强化的原因以及当地云南人的语言意识。曼德勒云南籍华人的汉语云南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但是汉语云南方言的磨损度较大，缅语的使用能力一代比一代更强。一些汉语方言词汇在年轻人中已经被缅语代替，缅语叹词和语气词已经融入汉语云南方言，如常见缅语语气词li²¹²和po²¹²在当地汉语方言肯定句末充当语气词。第三部分论述缅甸果敢汉语云南方言使用情况与预测。这一章主要补充果敢华人来源资料，介绍果敢地名和人名特点，并且对2009年后缅甸果敢政府对当地语言文化的重新建构也作了论述，指出这种重构造成的影响。本章在总结前人关于果敢华人来源的基础上，补充了来自镇康和果敢的一些资料。果敢地名主要分两种：汉语地名和傣语地名，汉语地名占据主体。不仅汉族使用汉语人名，当地其他少数民族也大量使用汉语人名，拥有缅语名字的极少。与曼德勒一样，果敢人对汉族族群、语言和文化的认同并不等于对中国的认同，简单将语言、族群和文化的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的观念是错误的。第三章描述了老挝乌多姆赛、缅甸曼德勒和果敢汉语方言的音系和语音特点，与中古音作对比。三地汉语云南方言的声母与普通话非常接近，但韵母与普通话相比差异要大一些。特别是果敢汉语云南方言保存的古音成分较多一些，如尊、春、横、滚韵母为õŋ，经常外出打工的青年读这些字的韵母才是uə̃， 果敢汉语方言的尖团音也比其他两地保存得要多。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向普通话靠拢，原因较多，如当地汉语云南方言的尖团音在青年一代中越来越少，日母字读音从ɛ演变成ɚ，“国”、“扩”、“或”等声母原为uɛ，但现在只有第一代移民以及第二代少量年老的移民韵母为uɛ，第三代以及后后代移民语音的韵母已经演变成o。第一代腾冲籍移民汉语云南方言中的声母保留了古汉语中的一些发音，如普通话中的tɕ在第一代移民中均读为k，但第二代以后的移民读音均为tɕ。在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同时，缅语词汇甚至缅语语音也融入了当地汉语方言，40岁以下受过缅语教育的人一般直接使用缅语。第四章描写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的词汇的一般特点，本章指出三地汉语云南方言词汇仍然具有境内汉语云南方言词汇的特点。老挝汉语云南方言形成一种新的借词方式：保留借方的部分音节，又保留了汉语的声母，二者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新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一种语言借入其他语言词汇的方式不同，无论以何种方式借入新词，新词进入一种语言时不仅与借入方的社会、文化、教育相关，而且也与借入的媒介、渠道相关。本章主体部分列举三地汉语云南方言与普通话相对应的词语。第五章主要列举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与普通话相对应的语法点。本章最主要的是描述三地汉语云南方言的语法。三地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相近，最大的不同是缅语语气词已经进入曼德勒汉语云南方言，常见于句末表示事情的已然状态以及委婉或者直接的语气。乌多姆赛汉语云南方言中用“啊”与动词搭配表示事件的已然状态；其他两地用与昆明方言一致，“格”或“嘎”与动词搭配表示事件的已然状态。从三地汉语云南方言的语法来看，叹词是语言接触时最先被移居地主流语言替换的，语气词是进入汉语云南方言语法最早的语法成分。第六章是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的注音语料。第七章论述老挝、缅甸的汉语教学，指出老挝、缅甸汉语教学的复杂性：属于对外汉语教学，但其教学背景、目的与其他母语非汉语的地区存在差异。不能单纯进行汉语教学，应该发展以汉语为媒介的其他学科教学，多方面传播汉语，以巩固原有的汉语文化圈。关键词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
关键词：老挝；缅甸；汉语云南方言；研究
21.《五灯会元》文献语言研究
任连明 2014
摘要：《五燈會元》是我國禪宗史上一部重要的禪宗語錄典籍。舊题其作者為南宋晚期淳祐年間僧人普濟。書中所記多為對話體語錄，用語俚俗質樸，是研究唐宋時期白話以及禪宗僧人用語的重要語料。本文由緒論、上編、下編三部份組成，上編主要是文獻研究，下編主要是語言研究。“緒論”部份主要解決了以下幾箇問題：一是對《五燈會元》一書做了簡單說明；二是對其現存版本情況以及本論文所選版本做了介紹；三是從文獻和語言研究的角度概括性的總結了前賢學人對該書的研究；四是闡述了對《五燈會元》進行文獻和語言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五是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編“文獻研究”部份，是以影宋寶祐本為底本，以明嘉興本、清乾隆本、日本卍續本為對校本，中華書局蘇淵雷點校本為參校本，五箇版本逐字逐句校對，找出蘇本所存在失准的地方，然後從六箇方面分析總結歸類為六章：第一章，諸本無誤而誤改。影宋寶祐本、明嘉興本、清乾隆本、日本卍續本所記載一致，但是蘇本在點校錄入時出現不准確的地方，一是校者在錄入時更改底本，主要是一些字的問題；二是由於字形相近導致錄入錯誤；三是錄入時校者私自改動導致錯誤。第二章，底本無誤而誤改。影宋寶祐本所記正確，但是一是由於異體字或者字形相近而校者在校勘時出現的錯誤；二是由於受到對校本的影響，導致錄入失准。第三章，底本有誤但改而不對。一是底本和對校本所記皆有誤，校者因錯就錯。此類錯例較少；二是影宋寶祐本所記有誤，但是校者沒有利用好對校本的正確用例而加以改正底本的錯誤。第四章，沒有利用好對校本。首先是校本中沒有指出對校本中和底本中不一致的地方；其次是校本中只是說明了一本對校本中的使用情況，其他對校本的使用情況沒有說明；三是校本中所作校記不准確。第五章，標點、句讀、專名線問題。本章標點部份，歸納出各類標點使用中出現的錯誤用例；句讀部份，找出了蘇本在句子點斷中出現的各種錯例；專名線部份，總結了蘇本在專名線使用上出現的各類錯誤。第六章，綜合類。該章有四小節，主要是在蘇本一小段對話中，出現了不止一種錯誤，有的斷句與標點錯誤並存，有的斷句與專名線使用錯誤並存，有的衍文、標點和校録排版錯誤並存，有的是排版印刷導致的低級錯誤。我們都一一指出。下編“語言研究”部份，我們主要就《五燈會元》所記詞語，通過電子語料庫、網絡搜索等各種信息化手段，對所搜集到的詞語展開研究，共分4章：第一章，詞語研究（上）。本章主要就新詞新義展開考釋，新詞語是指唐宋以前沒有出現的語音形式。新義一是指舊詞新義，二是其首見於禪籍的新詞的意義。對於找到的這些新詞新義按照名物、行為、性狀分為三大類，其下又分為若干小類进行考釋。第二章，詞語研究（中）。本章由兩節組成，一是方俗詞。禪籍所用詞用語具有方言性、俗語性和口語性較強的特點，這也正是歷來對禪籍研究十分有必要的原因之一。對確定的方俗詞也是按照名物、行為、性狀分為三大類進行考釋；二是禪林行業語。界定了禪林行業語的定義，並從4箇方面探討其來源，同時從7不同角度對禪林行業語進行了類舉例釋。第三章，詞語研究（下）。本章首先對《五燈會元》所含雙字格同素異序詞及四字格同素異序詞語從語法分佈、結構類型和意義分佈、以及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情況等角度展開描寫分析。其次對《五燈會元》中所出現的俗成語、俗諺語和歇後語從結構、意義、運用三箇角度展開歸納、分析、總結。第四章，疑難詞待考目錄。主要列出《五燈會元》中所出現的一些疑難詞語。
关键词：《五燈會元》；文獻；校勘；近代漢語；詞語
22. 圜悟克勤研究
沈曙东 2014
摘要：佛教進入宋代，原本的山林宗派禪宗成爲主流，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統治者喜禪，官僚士大夫好禪，三教融合的步伐不斷加大。仁宗朝時，禪宗兩家爭奇鬥豔，雲門宗盛極一時，臨濟宗則從衰落步向興盛。嘉祐八年，圜悟克勤出生於彭州府崇寧縣一個世代崇儒的家庭，俗姓駱，字無著，諱克勤。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其出生到問心法於昭覺惟勝，第二個時期是從其出蜀行脚到徹悟於五祖法眼，第三個時期是其於七地擔任住持期間，第四個時期是從其重領昭覺直至示寂。前兩個時期屬於求學階段，後兩個時期屬於弘法階段。圜悟克勤最初是在家鄉彭州妙寂禪寺依自省法師落髮出家，後赴成都師從文照、敏行法師學習佛教經論，又從真覺惟勝以及玉泉皓公、金巒信公、大溈哲公、晦堂心公、廬山總公、北烏牙方等三十大德問心法，並最終於五祖法演門下因小豔詩“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而桶底子脫。不久，他便離開其師五祖法演而還蜀省親，先後受成都六祖寺和昭覺寺之請開堂說法，從而開啓了他輝煌的弘法人生。圜悟克勤先後在昭覺、夾山、道林、蔣山、天寧、金山、雲居等七地住山，並廣泛交遊高僧衲子、官僚縉紳和護法居士。住昭覺、夾山時，圜悟克勤一度潛心於擊節評唱；住道林時，道大名播，獲佛果賜號；奉敕移住蔣山期間，參學之人可說是無以地容，重臣李綱、李彌遜等都一一親自前來問法；住東京天寧時，更因天時地利，和皇室成員來往密切，並幾次受高宗皇帝之請而爲之說法。圜悟克勤著述豐富，作品主要有《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圜悟真覺禪師心要》二卷、《碧巖錄》十卷、《佛果擊節錄》二卷以及合著《拈八方珠玉集》三卷等。其中，《圓悟佛果禪師語錄》是他七地住持近三十年的弘法記錄；《圜悟真覺禪師心要》是其在弘法的過程中應學人之請而開示禪法的劄記與書信集；《碧巖錄》、《佛果擊節錄》是對雪竇重顯百則頌古和拈古的評唱，《拈八方珠玉集》則是對禪門公案的拈提。此外，尚有部分偈頌、序跋與墨跡作品散見。這些作品不僅透露了他的化跡，也體現了他的禅風。總體來說，圜悟克勤的禅風可以歸納爲三點：第一，從禪宗思想上看，表現爲以心傳心、見性成佛；第二，從語言觀念上看，表現爲不立文字、不離文字；第三，從詮釋實踐上看，表現爲旁徵博引、通會示徒。圜悟克勤上承楊岐方會，徹悟於五祖法演，得臨濟之正宗，培養僧才、接引學人無數，在中國禪宗史和佛教史上擁有極爲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世禪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慧宗杲在其公案平等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公案縮短，提出了看話禪，進而主導了後世禪宗的發展；宏智正覺在其休歇身心思想理論的刺激下，找到了新的理論生長點，創立了默照禪，使曹洞宗臻於極盛；萬松行秀及其弟子借鑒吸收了他的文字禪評唱模式，創立了以《從容庵錄》爲核心的新經典，實現了曹洞宗的中興，從而開啓了該宗後來在北地的百年繁盛。
关键词：圜悟克勤；《碧巖錄》；宋代；禪宗；文字禪；看話禪；默照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