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启颜录》研究
刘昶 2015
摘要：本篇论文主要针对《启颜录》进行研究。《启颜录》的作者不明，然“作者的朦胧并不等于作品的晦涩，作者的难以考订并不意味着作品的不可思议。”
论文分四篇共计十一章对《启颜录》进行研究。第一篇是基础考证篇计三章，分别从《启颜录》的成书、著者和流传对其进行研究。第二篇是文本研究篇计三章，分别从《启颜录》的笑话类型、笑话人物形象以及其构建的笑话世界进行研究。第三篇是价值研究篇计两章，分别从其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中找寻一个方面进行研究。第四篇是地位影响篇计三章，分别从《启颜录》在笑话题材、笑话结构模式等方面，对《启颜录》在笑话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笑话承传方面的作用、价值和影响予以论述。
在《<启颜录>的成书》一章中，首先对其文体进行定位，然后以笔者整理的《附图表2》为据，对其内容一一进行溯源，发现：《启颜录》中的很多内容是源自《史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诸葛恪别传》《晏子春秋》《殷芸小说》《世说新语》《裴启语林》和《笑林》等文献典籍。从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论难》《辩捷》《昏忘》和《嘲诮》四类中所记载的各则内容在联系上的紧密性、相邻或相近的各则中所述人物之间的联系性，以及《启颜录》中有关历史人物所记载的内容与正史中所记载内容的比对等方面，对《启颜录》“滚雪球”式的成书过程进行考述。
在《<启颜录>的著者》一章中，通过对侯白、皮光业和刘焘的生平、著述的研究，发现：史书文献中所载可能是《启颜录》著者的侯白、皮光业和刘焘，均非《启颜录》的著者。通过对《启颜录》内容的深入分析，发现：《启颜录》的成书不能归功于某个人，其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众人集体创作的结晶，托名于侯白名下。并且通过对侯白性格方面的记载和《启颜录》中对侯白内容选录的侧重两个方面，对《启颜录》著者托名侯白的原因进行研究。
在《<启颜录>的流传》一章中，对目前存在的“单卷”本《启颜录》和史书文献中所载的“十卷”本《启颜录》、“八卷”本《启颜录》、“六卷”本《启颜录》，以及流传至今的《启颜录》的内容是否为同一《启颜录》的后世流传进行界定。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对《启颜录》流传的内容进行考察，得出它们乃是同一书的后世流传，即均为《启颜录》的不同流传。对《太平广记》中所收录的《启颜录》内容和《类说》中所选录的《启颜录》内容，以及其后的文献典籍中对《启颜录》内容的收录，发现：在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被封存于藏经洞和《启颜录》的原本亡佚之后，后世对《启颜录》内容的流传和引证均出自《太平广记》或《类说》中对《启颜录》内容的收录，且相对来说，出自《太平广记》中内容的文献典籍，更多一些。
因笑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与狭义的民间故事又有不同，对笑话集《启颜录》的分类不能直接采用国际上对民间故事通用的AT分类法。敦煌卷子S.610《启颜录》中的《论难》《辩捷》《昏忘》和《嘲诮》四类的分法，不能囊括现今流传的《启颜录》的全部内容，其对《启颜录》的分类，亦不能采用。故在《<启颜录>的笑话类型》一章中，笔者以《启颜录》各则内容的“笑点”为据，对其进行“解析”，以此归类。有字形、字音、字义和换字等围绕文字而产生的笑话，有嘲语、嘲诗、歇后语等围绕嘲而产生的笑话，有将影像等同现实、梦中等同现实、功能等同实施和名称等同实物等因虚幻等同现实而产生的笑话，有不识事物和不通人情世故而产生的笑话等不同的笑话类型。
正史有“秉笔直书”的书写传统，即尽量本着生活的真实原貌进行书写。人生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播放的画面；而笑话是对人生的一个特定的画面进行定格的描摹，是对人生某个特定定型画面的记载，使这被定型的、静止的片段在后世人的心中，则反而成为其整个人生的特定代表。故在《<启颜录>中笑话人物形象研究》一章中，将《启颜录》中的笑话人物形象与其在正史中的原型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和阐释，并对为何会成为箭垛式人物和被人误认为是优伶的侯白艺术形象进行着重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启颜录》中的侯白笑话艺术形象在隋唐两朝的艺术塑造是不统一的、是有变化的。即：侯白形象从不敬天、不信神的忤逆之子到骗吃骗钱、不学无术的乡间无赖形象，转变为智慧勇敢、不畏强权、机警辩捷的形象，再转变为诙谐幽默、能言善辩、擅用经典的形象，最后转变为卖弄学问、故弄玄虚的形象。造成这种形象的转变，与当时朝代的审美趋势相关，不同的文学形象是为适应不同的审美倾向而不断地进行调试而形成的，由此可知，侯白形象是在编纂者和流传者理想中人格与社会审美倾向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形象化身。
在《<启颜录>建构的笑话世界研究》一章中，对《启颜录》的编纂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所建构的笑话世界进行研究。《启颜录》中建构的笑话世界是官民同戏、雅俗共赏的笑话世界，其刻画出了人生百态，将世间的万象容纳其中。
在对《启颜录》的史料价值进行研究时，发现：《启颜录》中记载有关“嘲”的笑话，串成一部活生生的“嘲”的历史。“解嘲”是“嘲”这种活动在成熟状态时的特指，是一种定型化、模式化的“嘲戏”活动。历史名人可入嘲戏，风俗人情可入嘲戏，身体特征可入嘲戏，常见之物可入嘲戏，所见之景亦可入嘲戏。事事皆可嘲，物物皆可戏。通过《启颜录》中的记载，可知：“嘲”可独立存在，亦可以穿插在酒令等活动之中，用以戏谑以助众人之兴。
在对《启颜录》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时，从中提炼出“笑”的美学范畴。对于笑话中，“笑人”的一方是“捷”，其审美内涵表现为“辩捷”和“机捷”；对于“笑于人”的一方是“痴”，其审美内涵表现为“愚痴”和“痴钝”；对于“看笑人”的一方是“叹”，其审美内涵表现为“惊叹”和“雅叹”。通过对《启颜录》的审美理念的研究，发现：《启颜录》中对人外形特征或身体疾病方面的笑话是对儒家“仁”的审美理念的反叛，其反儒家礼教、尊卑的笑话是对儒家“礼”的审美理念的反叛；《启颜录》中“镜中像”、“水中影”的审美理念是对佛学“空”的审美理念的继承，而“贪”“嗔”“痴”是对“空”的审美理念的反叛；对道家传统“无”的审美理念，有继承，也有反叛。
在《<启颜录>中笑话题材对后世笑话的影响》一章中，对笑话中一直使用的题材进行研究，这些题材有酒、笋等有关饮食的题材，有镜、水等有关生活日用的题材，有毛发、放气等有关生理特征的题材，有师公等有关身份特性的题材。通过对《启颜录》中的笑话题材的研究，可窥《启颜录》在笑话内容方面承上启下的作用之一斑。
在《<启颜录>中笑话结构模式对后世笑话的影响》一章中，对《启颜录》中某种一成不变的、可以为后世笑话集所能够借鉴的结构模式进行研究，以窥其在笑话的结构模式方面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笑话模式进行研究，有其现实意义：从情感方面来说，其可以使人产生快乐的心理体验和愉悦的情感状态。从技术层面来说，如果掌握了笑话的类型模式，在不改变、不降低笑点的情况下，为表情达意的更贴切，可以根据场景，自由地将其中的人物随意地更换为张三 、李四，或将场景自由切换为其他场景，都是不影响笑话效果的。
在《从<启颜录>看笑话的承传》一章中，通过对《启颜录》从前人书籍中摘录笑话入笑话集的编撰手法进行研究，发现：其这一编撰手法为后世笑话集所承继，不但开启了后世笑话集直接从前人书籍中选取笑谈摘录而成笑话的编撰手法，而且启开后世笑话集直接从《启颜录》中摘录笑话而编撰笑话集的编撰手法。《启颜录》将笑话中“愚人的地域化”固定为“鄠人”，并进一步将地域化的人特定化为某个人，即“托名于一人”。这种托名的手法亦为后世所继承，如艾子等。《启颜录》中的石动筩对佛经的歪解，对后世相声有很大的影响。从《启颜录》中对笑话作用的记载，可知其既有“谈言微中，可以解纷”的作用，也有“一语讥笑，因而买罪”的遗憾。从《启颜录》中的笑话，在后世的流传，可知笑话既有时空消亡性，又有时空永久性。
关键词：《启颜录》；侯白；笑话类型；人物形象；嘲
2.景德传灯录文献语言研究
陈家春 2015
摘要：《景德傳燈錄》是宋景德元年（1004）東吳道原所撰禪宗燈史，較詳細地記錄了951人機緣語句，是经官方勘定敕准入藏的第一部灯录，其语言具有古今並存、梵漢結合、雅俗共現的特点，其口語色彩濃厚，是研究俗語言的基本語料。
論文共七章，分為文獻研究和語言研究兩大部分，前兩章為文獻研究，後五章為語言研究。語言研究又分為語義研究（第三、四、五章）和語用研究（第六、七章）兩部分。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對《景德傳燈錄》的作者、文本材料、版本源流、本文所採用的版本進行了介紹；第二節，從文獻和語言角度梳理了《景德傳燈錄》的研究現狀；第三節，分析了《景德傳燈錄》的研究價值，并確立了研究內容和方法。
第二章，文本校勘。第一節俗字辨釋，對底本文字進行了逐字清理，找出了106組俗字進行分類描寫，為刻本俗字研究提供了基礎材料；第二節異文辨正，摘錄了具有代表性的29條異文進行了討論辨正，很好地解決了由於字形錯誤、缺字、文字顛倒而造成的閱讀困難；第三節標點勘誤，對上海本41條、海南本28條標點疑誤進行了勘正。
第三章，詞彙構成。第一節歷時構成，對源自先秦兩漢和魏晉六朝的承古詞以及出自《景德傳燈錄》而《漢語大詞典》、《唐五代語言詞典》失收的新形新義詞和舊形新義詞進行了釋義；第二節共時構成，對其中最具特色的佛教詞和方俗詞進行了描寫，其中，佛教詞從音譯詞、意譯詞、合璧詞三個方面進行了介紹，方俗詞以普通方俗詞和附加式方俗詞為代表展示了基本面貌。
第四章，俗語研究。首先對俗語的概念進行了界定，然後把《景德傳燈錄》中的俗語分為了俗成語、俗諺語、歇後語三個大類進行分析。第一節俗成語，該書成語共有422個，其中雅成語39個，俗成語383個，論文從來源的角度把俗成語分為來自世俗文獻（21個）、佛經文獻（31個）、禪宗自創（331）三個大類進行了描寫和解释；第二節俗諺語，對書中的103條俗諺語按來源於文獻或典故（22條）、佛教義理（5條）、社會生活（73）條進行了分類描寫和解释；第三節歇後語，把書中70條歇後語分為引語型（51條）、引注型（15條）、共現型（4條）三類進行了描寫和解释。
第五章，詞語考辨。對《景德傳燈錄》中釋義疑誤的詞語進行了考辨，為禪宗文獻的正確閱讀提供了參考。
第六章，語境研究。本章對《景德傳燈錄》的語境進行了探索，重點在靜態語境的分析和描寫。第一節語言語境，主要從人稱、時間、空間、話語、社交指示語幾方面對語言本身說涉及的靜態語境進行了描寫；第二節情景語境，對禪宗交際中所涉及的現場因素進行了分析，包括普請語境、法堂語境和日常語境，展示了不同情景語境對禪宗交際不同的制約作用；第三節百科語境，百科語境指的主要是交際者言談中所涉及到的知識性內容，對於禪宗交際而言，主要涉及佛教知識、禪宗特有知識和普通百科知識；第四節認知語境，從禪宗交際來看，除了交際中所調用的百科語境構成動態語境外，僧人們還可能通過交際呈現出惑境或悟境這兩種認知狀態。
第七章，交際研究。為了通過禪宗超常出格的語言透視其本質，揭示其真實的交際意圖，從而反觀語言現象，本章藉助關聯理論對《景德傳燈錄》交際行為進行了深入分析。第一節關聯理論簡介，介紹了語用學三大理論之一的關聯理論，意在使用關聯理論對禪宗交際進行解釋；第二節交際行為特點，從關聯理論出發，論述了交際主體的固定性、刺激訊號的多樣性、關聯語境的確定性、交際意圖的一致和交際效果的未知性，從總體上展示了《景德傳燈錄》交際的整體面貌；第三節個案分析，運用關聯理論對機鋒應對、機鋒設置、機鋒較量三個類別的交際行為進行了詳細透徹地描寫，特別是在機鋒應對分析中，對“如何是佛法大意”這一相同問題所產生的56種不同回答進行了詳細地研究，指出祗要找準與這些回答相關聯的禪宗教義定識，便能破解撲朔迷離的禪宗語言密碼。
綜上所述，本文採用了文獻校勘、統計、描寫、比較、訓詁等方法，從文獻和語言兩個方面對《景德傳燈錄》進行了詳細地描寫和研究，不僅對古籍整理有校勘意義、對大型辭書提供了修訂參考、對俗語言研究提供了基礎材料，還運用現代語言理論為禪宗文獻的解讀提供了新的範式。
关键词：《景德傳燈錄》；文獻；校勘；近代漢語；俗語；語境；交際
3.宋代禅林笔记研究
陆会琼 2015
摘要：禪林筆記是一種書寫禪林狀態的文學樣式，它在形式上具備筆記文體應有的特點，內容主要描寫禪林及與禪林有交涉的人與事。本文重在討論宋代十種禪林筆記專集，其具體的寫作方式及其對文人和禪僧形象的塑造。作為禪宗的寫作傳統之一，它既展現了禪僧與文人的論禪說法活動，又透視著詩文與禪宗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
緒論部分首先闡述選題緣起與研究意義，同時對宋代禪林筆記的研究現狀作了描述和回顧，最後說明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所想要達到的研究目標。
正文一共分為四章。第一章探究宋代禪林筆記的文本差異及其形成的動因、寫作形式上的特徵和禪林筆記的序跋為禪林筆記的解讀提供的指引。
第二章著重考察宋代禪林筆記如何書寫文人與禪宗的牽涉，即在禪林筆記的敍述中，作者究竟選擇了什麼角度來觀看文人。隨著文字禪傾向的強化，在宋代禪林筆記裡，作者對文人的關注除了對其弘護佛法的認同與讚賞外，主要還在於對文人文學作品的載錄，這些語言文字出現在文人與禪僧交流過程中。宋代禪林筆記是“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字實踐。因此，禪林筆記的興趣點之一即是收錄文人的語言文字，尤其是那些涉及佛禪的詩文與書簡。故本章力圖通過禪林筆記中記載的士大夫的文學創作來透視文人與禪宗的因緣。
第三章主要討論宋代禪僧的文學創作情況。宋代禪林筆記向我們展示了叢林的生存狀態——一種詩意的生活。禪僧的詩文偈頌創作賦予吃粥喝茶等尋常生活以禪意，將其變成文學活動的一部分，而對詩文偈頌的興趣是叢林的群體選擇，偈頌的大量創作反映了宋代禪宗的時代風尚與文化心態。宋代禪林筆記對詩文偈頌的關注，既是其撰著傳統的體現，也源於宋代文人筆記的滲透。宋代禪林筆記對詩文偈頌的歎賞及對叢林軼聞的興趣亦模仿文人筆記。因此，偈頌贊疏的體式為何，以及什麼樣的偈頌贊疏才能被大家所追捧從而流布叢林，皆有範例可循。正是文人筆記的示範作用，宋代禪林筆記所記載的禪師在談禪說法中顯露寫作偈頌的熱情，在吟詩作文時不乏風趣和幽默。
第四章以《正法眼藏》《人天寶鑒》《叢林公論》為例，探討宋代禪林筆記的融通色彩和個性。宋代禪林筆記融貫各種思想，從整體上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大方面：一是佛教內部的融合，就禪宗而言，雖然五家的思想各有特點，但是宋代禪林筆記有意識地泯滅其間的宗派壁壘。禪教合流成為叢林的發展趨勢，有些禪師提倡禪淨雙修，而天台宗在宋代禪林筆記中亦佔一席之地。二是與外部的融通，著重考察禪宗與儒學、理學、道教的關係。禪師們深受儒家經典的陶冶，在寫詩作文引經據典，在說禪論道時藉儒言禪，或是從禪宗角度闡釋儒家奧義。至於禪宗與理學的交流，主要表現為禪師與理學家的來往，而且，禪師也熟悉理學思想，這從《叢林公論》對理學著作的引用即可得知。宋代禪林筆記對道教的態度十分特別，認為道教屈從於禪宗，道士大多為修習禪法者。融合是宋代禪林筆記的重要特徵，但是各禪林筆記之間亦有差異，尤其是在《正法眼藏》、《人天寶鑒》、《叢林公論》中，這種差異比較明顯。三書皆為抄錄諸書而成的著作，但並非全部一字不漏的照搬原文，而是經過了作者的剪裁和熔鑄，在重新抄寫的過程中篇幅常常變動。作者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原來的材料進行變形，篇幅的增減、敍述順序的調整等，可見禪林筆記的獨特個性。作者對采擇的材料加以辨析評論，發表議論看法，使禪林筆記帶上濃重的理論色彩。
关键词：宋代；禅林笔记；散文书写；文字禅；禅僧
4.宋代文赋研究
王朋 2015
摘要：本论文主要以宋代文赋为研究对象，旨在对宋代文赋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文学现象进行梳理讨论。
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同时对学界相关的研究现状做分析和总结，最后说明本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正文部分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主要讨论宋代文赋的释名辨体问题，这一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文体学的角度出发对当前学界通行的宋代文赋概念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若将文赋视为宋代产生的一种全新的赋体类型的说法并不成立，因其缺乏文体形成机制的理论支持。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宋代文赋的文本形式特征展开讨论，宋代文赋虽然不是一种全新的赋体类型，但是其在继承传统辞赋某些特质的基础上，亦出现有新的文本特征变化，比如宋代文赋中的问答形式更加变化多样、行文句式随性自由，骈散结合，以散构骈、赋中善用虚字，文气抑扬变化，而在押韵方面，宋代文赋的押韵方式更加自由，用韵随意等等。
第二章主要探究宋代文赋兴盛的原因，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古文运动与宋代文赋之间的关联，宋代古文运动发展推动了宋代赋体复古观念的高涨，逐渐培育出宋代文赋兴盛所需的文学生态环境。第二部分则是分析宋人“以文为赋”的赋作手法与宋代文赋之间的关系，“以文为赋”的创作手法的产生，构建宋代文赋“文”的一面。第三部分则是聚焦宋人“自然为赋”的赋作观念与宋代文赋兴盛之间的关联，“自然为赋”创作观念的产生，促使宋代文赋在创作的过程中，讲求赋文的自我新造，舍弃了雕丽的赋风。
第三章则分析宋代文赋的写作模式的变化，全章分别从行文构思框架、问答形式、行文结构等方面对宋代文赋展开文本剖析。相较与传统辞赋，宋代文赋的写作模式的主要变化体现在：首先，宋代文赋的行文线索从空间架构变为时间顺序；其次，宋代文赋主客问答形式中的人物，由虚拟假托变为了真实主体；最后宋代文赋的结尾方式由传统辞赋的卒章显志变为了首尾呼应的结构安排。
第四章主要讨论宋代文赋的文体功用问题。分别选取了宋代文赋中的题画赋、咏史赋、山峦赋三种类型，来讨论宋代文赋的文体功用之变。具体来说，宋代的题画赋，对画面的描写关照逐渐减少，写作的重点变为记录绘画产生的过程，具备了画记叙事的特点。咏史赋则逐渐消弭了对历史兴亡的情感感喟，转而变为对历史事件的理性思考，呈现出史论的创作特色。而在宋代的山峦赋中，宋人逐渐用理性的观察取代了游山的情感寄托，更加侧重山中物产种类以及人文景观的记录，呈现出山峦赋与山峦志相靠拢的倾向。
第五章则是主要讨论宋代文赋题材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具体以宋代都城大赋的书写为切入点。从宋初到北宋末期，随着王权象征的不断变化，北宋的都城大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宋初强盛的军容是国家王权的主要象征，杨侃的《皇畿赋》表面上声称宣扬王朝的政化之美，实际上却处处流露着歌颂王朝军事力量的印迹。而到了宋神宗时期，高大的都城建筑成为国家王权的象征，此时周邦彦的《汴都赋》为宋神宗的都城重建提供了舆论支持。而到了宋末徽宗时期，国家的王权象征逐渐披上了神秘的道教色彩，李长民的《广汴都赋》充满了对徽宗一朝神权建设的颂扬。同时随着宋代方志学的变化发展，宋代开始出现了以《会稽风俗赋》和《宁海县赋》为代表的郡邑赋，普通城镇正式为赋中描述的主体对象。预示着宋代从王都到郡邑的城市赋写的转变。
关键词：宋代；文赋；绘画；方志；都城大赋；郡邑赋
5.赵熙研究
毛欣然 2015
摘要：赵熙是晚清和民国四川地区重要的文化名人。他在诗词、书法绘画、戏曲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均有成就，笔者将对其人其行和作品进行考察，力求展示赵熙在近代四川乃至全国的成就和影响，对其作出公允的评价和定位。
绪论部分简述了论文涉及的几个概念和问题，问题有文化遗民的趋新与保守，地域文化与诗文创作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的切入点和视角。绪论还解释了本文经常论及的一个群体“五老七贤”。并且概括介绍了赵熙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对赵熙的家世和生平加以介绍。赵熙出生在晚清时期四川荣县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家境贫寒。赵熙的父亲及上两代均读书入学，他们正直高尚的德行，淡薄名利的胸怀和勤于读书治学的精神都对赵熙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年轻的赵熙一心向学，科举道路比较顺利，二十五岁中进士。随后在任小京官和在四川、重庆教学的交替中度过二十年。赵熙能安于收入微薄的小官，不阿谀媚世，任职御史后不畏权贵的直谏，这种风骨就是对其父祖品德的继承。赵熙在京期间，与品德学问俱高者来往，以同籍前辈中乔树柟、吴德潚、刘光第等人为诗友，学其道德文章，逐渐形成支持维新的政治倾向。这期间赵熙的诗文水平也在进步。赵熙任御史的时间只有清亡之前的最后三年。期间他常与其他御史和志趣相投的小京官来往，讨论国是，人视之为清流。清朝覆灭之后，赵熙过了一段辗转流离的生活，后来终于回到故乡，此后未再踏出四川一步。第二节考察赵熙与师友的交游，胡薇元是赵熙早期的老师，赵熙深蒙其提拔，林思进则是赵熙志趣相投的好友。
第二章考察民初成都词社。民国初年，赵熙经过流徙，辗转回到荣县。政治已经远离了他，此时，文学活动对其意义更为重大。与朋友交流诗文成为此时赵熙生活的主要活动。初回荣县之际，赵熙游览荣县周边山水，而成都的很多好友都作词，受到山水的启发，朋友的影响，赵熙也开始词的创作。并且以成都的好友组成词社（好友多为遗民，身份与赵熙类似，在前清有功名，民初定居成都，主要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社员中四位以上都被称为“五老七贤”。）赵熙在荣县以书信的形式与成都好友交流词作，这是成都词社早期形式。赵熙来到成都，成都词社迎来了辉煌期。成都好友在迎接赵熙或者送行时，以及每逢佳节，都有词社集会。民国五年到民国九年（1916-1920）是成都词社集会集中时期，此后，因为赵熙长期未到成都，所以1920年之后词社活动渐少乃至消失。第二节介绍成都词社主要的作品集《花行小集》，第三节分析以赵熙为主的成都词社的创作内容。赵熙几次来到成都，其实并不是专门为组织词社而来。每次都与政治有关系，赵熙为军政要员提出建议不能被采纳。赵熙发现四川的军政权利集团的关系并不像他想象那么简单，其中矛盾重重，虽然赵熙尝试从中调解，然而无果。最后，赵熙对各种势力的斗争完全失望，离开成都返回荣县。繁荣一时的成都词社，其实是赵熙参与政治未果的附带产物。因为政局堪忧，又无力改变，所以赵熙和他的友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词社。词社中众多雅士济济一堂，大家饮酒游赏写词，这是乱世忘忧的良方。
第三章考察赵熙的诗作。赵熙现存诗歌3500首以上，创作时间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延续到去逝前夕，可以说诗是赵熙生活的一部分。本章首先考察了赵熙在清朝末年在京师参加的庚戌、辛亥诗社。该诗社不是闲适自得的盛世雅集，而是借着诗社的形式讨论国是，相互砥砺。赵熙诗歌内容广泛，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对朝政多有讽刺的时事诗，和描写蜀山蜀水、三峡险滩的纪游诗。赵熙学诗无门户之见，眼界比较扩大。他对诗、骚、建安文学、唐宋之诗都有学习。因为赵熙与陈洐、郑孝胥、陈三立等人都有来往，而京师庚戌、辛亥诗社的成员多为同光派，所以有人误以为赵熙也是同光派。第二节辨析了赵熙非同光派的理由。赵熙对清末流行的以宋诗为宗的同光派诗学主张并不十分赞同。他在几首论梅尧臣、陈师道的诗中表达了他对宋诗的看法，认为宋诗以苏轼成就最高，黄庭坚次之，梅尧臣和陈师道等诗人虽然各有特点，但是成就比苏黄为下。这一节还解释了赵熙何以被陈衍评价为“当代岑参”。现在我们对岑参诗的第一印象是边塞歌行的雄奇瑰丽。赵熙虽然非常推崇唐代歌行，但是描写边塞的诗并不多，风格也非雄奇瑰丽所能概括。通过考察赵熙同时代人对岑参的理解，我认为“当代岑参”指的是岑参曾做过嘉州刺史，他写了很多描写乌尤、峨眉的诗，岑参之前描绘蜀山属水的诗人不突出。赵熙得到这个评价是因为他书写蜀地山水的诗歌非常多而且优秀。赵熙诗歌的最大特点是陈衍、汪辟疆都注意到的“山川与诗文相发”。
第四章对赵熙的教育活动和理论进行研究。清末赵熙在四川从事教育的时间多于在京为官的时间。赵熙曾经在私塾坐馆，又襄助重庆知府主持府考。主讲荣县凤鸣书院、重庆东川书院，泸州川南经纬学堂。一路走过，赵熙的教育思想一直在发展。重庆是西南大埠，经济交通发达，学术思想也比荣县进步。赵熙在东川书院时结交了一批各界重要人士。认识到古今中外之学都要重视。文史学习方面要从小学入手。赵熙非常看重教育，认为要兴学以培国本。经纬学堂则是川南地区第一所学堂，后来很多同盟会员都出自本校。民国时期，赵熙还主持了文学舍。与清末追求教育革新不同，文学舍是在学堂普及时期开办的一所专门学习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学校。新文化运动铺天盖地，赵熙担忧传统文化后继无人，希望培养这方面的继承者，这是文学舍开办的重要宗旨。民国时期的赵熙更多关心的是传统文化失落的问题。
第五章考察赵熙及其作品的影响。赵熙的各种作品，最初是在朋友间传播的，师友为其延誉，名声渐起后，就有作品发表在报刊上。赵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他虽然从未在四川大学任教，但却与川大有莫大的联系。民国初年，赵熙在内的四川耆宿联名上书，呼吁四川办大学。赵熙的重要弟子向楚、庞石帚、李思纯和赵熙的好友林思进都是川大教授。川大文史两学院对赵熙都非常崇敬。赵熙的其他弟子在政治文化各界都很有成就。梁启超亦是赵熙的投贽弟子。除了文史教育，赵熙作为地方士绅，以保护乡民为己任。
附录整理了赵熙各种年谱的版本和出处，对赵熙的作品做了辑佚和勘误，并且整理了关于赵熙家人的材料。考察了《荣县志》的问题。赵熙在《荣县志》中毫不隐晦对对军阀恶行的揭露，所以几乎遭禁。赵熙在修地方志的理论上，非常重视地理沿革和疆域。此外，还辨析了《情探》作者是否为赵熙的问题。
关键词：赵熙；五老七贤；文化遗民；地域文学；社会文化转型
6.冯梦祯研究
邹定霞 2015
摘要：冯梦祯（1548-1605），字开之，号具区，又号真实居士，浙江秀水人。他是晚明杭嘉地区著名的文士和居士，本文将对其人其作品进行系统的考察，力求在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论文的绪论部分概要介绍冯梦祯的研究现状，并将其作为本文研究论述的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以寻找较科学的研究入口和角度，对冯梦祯其人其作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同时概说本选题的研究空间和意义。
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
第一章对冯梦祯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介绍。第一节为“家世考”，对冯梦祯的家族成员一一作介绍。第二节为“科举时期活动考”。冯梦祯出生在一个从事手工业的家庭，祖、父皆不知书，他是家族的第一个读书人。在他的求学过程中，家人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期望。嘉靖四十三年（1564），冯梦祯被选为诸生；隆庆元年（1567），第一次参加乡试；隆庆四年（1570），第二次参加乡试，中举；隆庆五年（1571）三月，参加会试，不第；万历二年（1574），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落榜；万历五年（1577），举会试第一，廷试赐二甲第三人，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三节为“为官经历考”。冯梦祯历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右春坊谕德、左春坊左庶子、南京国子监祭酒等官职。期间万历七年、万历十一年、万历十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四次去官。万历二十六年罢官之后，冯梦祯一直隐居西湖，直到去世。
第二章是在晚明“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介绍冯梦祯的思想与交游。他曾拜罗汝芳为师，与泰州学派关系密切。在他的好友中，杨起元是泰州学派的传人，汤显祖也曾拜罗汝芳为师。第一节考察冯梦祯与杨起元、汤显祖的交游，以及泰州学派对他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冯梦祯还是晚明一位著名的居士，而立之年的他就与佛门结下不解之缘。第二节主要讨论冯梦祯的佛缘。晚明四大高僧之紫柏真可、云栖祩宏都是他的老师。刊刻《嘉兴藏》是他帮助紫柏真可弘法的重要功绩。他同时也是云栖祩宏在杭州组织的放生会的主要成员，云栖祩宏对他最主要是影响在于戒杀思想和善行必感福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的《快雪堂漫录》十分之六的篇幅都是讲因果报应。通过分析冯梦祯与紫柏真可和云栖祩宏的交往，得出冯梦祯在禅宗和净土宗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冯梦祯还带领一些好友学佛，比如屠隆。屠隆本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后来写出了《鸿苞集》和《广桑子》等倡言三教合一的著作。冯梦祯于佛学方面对屠隆的引导使得屠隆的文学观开始转变。
第三章“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第一节总结冯梦祯的文学思想：对复古派的继承和对复古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以真为宗”说。第二节“诗歌艺术”在冯梦祯提出的重情观的基础上，分析他的女性题材诗歌；在晚明文人山水览胜的大背景下，探讨他的山水田园诗；在雅集的氛围中，赏析他的集会诗。第三节主要探讨冯梦祯的散文创作。他创作了很多应用文章，例如书序、寿序、寿文、碑记、传、墓志铭等，其中墓志铭的数量最多。冯梦祯所作墓志铭的墓主可分为士大夫、命妇、仁商义贾，文章通过对不同身份墓主的墓志铭进行分析和总结，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所宣扬的“善”的标准，墓志铭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扬善的作用。冯梦祯的墓志铭虽然不能做到“不隐恶”，但是做到了“不虚美”。 这些墓志铭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对于研究社会的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了解地方文化，具有补充作用。冯梦祯还创作了一些清新脱俗的游记，这些游记大多都是排日记事，按照年月日记载亲身经历和见闻，记述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这些文章既是日记，又是游记，冯梦祯创造性地把日记与游记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裁。这一体裁后来为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所沿用。虽然冯梦祯的游记注重写实，但是在语言上也并非都是平铺直叙，他用朴素的语言，对自然山水做了精当的描写。他的这种质朴平易的语言风格与写实精神在晚明被徐霞客等人发扬光大。
冯梦祯的一生，频繁出入于仕隐之间。第四章“闲居生活”，由《真实斋常课记》展开论述。晚明文人对于居住环境之重视甚于往代文人，营造一所精致的书斋对他们而言，是闲居生活的重要内容。第一节介绍冯梦祯在杭州的三处居所以及在檇李老家的“拙园”。其中位于孤山的“快雪堂”用尽了冯梦祯半生的积蓄，在快雪堂的修建过程中，冯梦祯既像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又像一个专业的园林艺术家。第二节“家庭生活和书斋生活”，通过对冯梦祯书斋的介绍，可以窥见书斋既是文士们怡然自得的起居空间，寄情翰墨的创作空间，也是志趣相投朋友的交游空间。晚明文人还嗜好山水，第三节“出游”追随着冯梦祯的足迹，再现天目、径山、越中、白岳、黄山等山水美景。第四节“经济账”对冯梦祯的收支情况进行分析，得知俸禄只是他收入的小部分，润笔是收入的大部分，教授生徒是士人一种常见的治生方式，冯梦祯也不例外。相较于收入而言，冯梦祯的开支也相当庞大，包括购买书画古董、家庭开支、家班开支、交际应酬等。从晚明社会经济景观的角度来照观《快雪堂日记》，书中关于晚明士人经济信息之多，堪称宝山珍海。冯梦祯在书画史上还享有鉴赏家之名，第五节“鉴古与收藏”介绍冯梦祯收藏的王维《江山雪霁图》和陆柬之《兰亭诗卷》，并由此展开论述冯梦祯与董其昌及其与嘉兴地区最大的收藏家族项氏的关系。
第五章“日记、尺牍书写与私人化表达”的第一节探讨了《快雪堂日记》的私密性与公开出版二者之间的关系，冯氏日记与功过格之间的关联。第二节讨论了《快雪堂日记》的价值。冯梦祯在《日记》里面品评政治事件和人物、记载饥荒和地震等灾害，具有一定的时事史料价值。《日记》还具有天气史料价值，它是继史书和地方志之后的第三种可靠的记载天气气候的历史文献，并且相较于前两者，更加真实、具体、可靠。笔者将《日记》与地方志做了对比，它们之间有吻合也有出入。《日记》还具有戏曲史料价值，文章以表格形式列举了《日记》所载之演出剧目及曲目，由此可以窥见当时戏曲的演出情况、冯梦祯对昆山腔和弋阳腔的态度、与昆曲不同流派之间的交往。万历朝又是家乐迅猛发展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然而关于明代家乐的史乘资料较少，冯梦祯的《日记》里面有大量的内容是记载自家的歌姬和家乐，以及屠冲旸家乐、屠隆家乐。它们是我们研究明代家乐的重要参考资料。对晚明家乐的研究，不仅应该着眼于其戏剧学上的意义，还应该关注家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与士大夫之密切关系。通过对玩伎之风下的家乐女伎的生存状况的考察，得知冯氏家乐女伎在家庭中身份并不卑微，她们拥有婢女，甚至还公然冒犯主人。冯氏家乐虽然充分发挥了自娱、交际等诸多功能，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对于冯氏的家风确实带来了诸多不良的影响。第三节通过研究冯梦祯的尺牍，立体呈现出一位血肉丰满的士大夫形象。他是一位严格的父亲，一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还是一位为佛教事业积极奔走的居士。明代的尺牍文学，从王世贞到冯梦祯，展现了一个明显的递变过程，越变越灵动，越变越无束缚。
结语部分对冯梦祯的思想与创作做总结，并交代写作过程中所感受的不足和局限。
关键词：冯梦祯；交游；闲居；文学思想；快雪堂集；快雪堂日记
7.中土佛教抄经研究——以晋唐为中心
王飞朋 2015
摘要：
在世界上佛教流傳的國家中，中國佛教之重視寫經、刻經超過其他國家，具有鮮明的中土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原始佛教傳播主要依靠口耳相傳，而大乘佛教則採用了抄寫的方式弘揚佛法，大乘佛典中有很多關於抄經功德的論述。這種弘法方式的改變既是大乘佛教佛法崇拜的直接體現，也是大乘佛教在面對小乘競爭壓力下的生存策略，並對大乘佛教的興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土本來就重視文字的作用，道教就是其中的一個體現。道教對名字的看法、對符咒的運用以及“天文”說的構建等均可說明。此外，道教相當重視抄經，把抄經當做神聖性的儀式進行。南北朝時期的不少書法家就是道教信徒。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南北朝社會上抄書之風興起，對佛教抄經的興起產生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南北朝以來，經律浩瀚，佛教更加繁榮，除了兩次滅法事件外，基本都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佛教抄經之風蔚然而興，無論是帝王貴族，還是文人士夫、普通民眾，都開始積極抄經造藏，遑論寺院僧尼。雖然各個階層以及階層內部不同人士抄經的動機不盡相同，但抄經之目的不外乎實用、流通佛經和祈求功德三個方面：佛經文本是讀誦、學習、供養的基礎，個人數量較小的抄經目的多出於實用的目的；佛經中特別強調法施之功德利益，因此一些佛教信徒抄經流通以獲得功德；寺院一些規模較大的抄經造藏活動則主要是為了保存經藏，而官方造經則主要是在功德思想指導下的崇佛行為，但客觀上也有利於佛法的流通和保存。
隋唐時期，官方抄經規模更加宏大，甚至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專門抄經。寺院富有資財，也經常主持大規模的造藏活動。佛教抄經深刻地影響到了民間社會，當時出現了專門抄經的場所——經坊以及職業抄經人——經生。人們出錢僱傭經生抄寫佛經或直接用錢買賣佛經，使抄經逐漸淪為金錢交易福佑的中介。這種世俗化引起了官方的重視，有詔令禁止抄經買賣，但民間抄經積習已久，使得官方禁令成為一紙空文，由此可見整個時代的抄經熱情之高漲。這種現象之出現與佛教靈驗記對抄經的宣傳也很有關係。當時的佛教靈驗作品描寫了很多生動形象的入冥故事，宣傳了佛教的輪迴和報應思想，其中一些主人公能夠還陽就是因為曾經或準備抄寫佛經。中國本就重視文學的作用，經過這樣的渲染，佛教抄經功德更加深入人心，引發抄經之風行。
敦煌遺書的發現為我們深入考察唐代抄經情況提供了絕佳的第一手資料。敦煌遺書中的佛經是唐代社會抄經成果的一個縮影，所抄多為當時社會流傳較廣的佛經，反映了敦煌佛教與內地佛教的一致性。因為這些佛經在當時社會影響較大，普通民眾認為抄寫這些佛經所得功德也更多。但由於敦煌歷史和地理位置特殊，抄經活動也具有一些自己的特點。吐蕃統治時期，吐蕃成立了專門的抄經機構，曾大規模地抄寫漢藏文佛經，當時一部短小的《無量壽宗要經》十分流行，漢藏文寫卷達千卷以上。歸義軍時期，曾兩次抄寫多達六百卷的《大般若經》。這些抄經活動雖然多出於政治考量，但客觀上也促進了當時敦煌佛教的發展和抄經的普及。需要注意的是，敦煌地區的一些佛教靈驗記宣傳佛教功德，對佛教抄經行為也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抄經中存在的一些特殊現象，如添加、改易經文等，則表現了佛經流傳中的多種樣態。其中一些是有意為之，值得深入考察。而抄經人完成抄經後所留下的題記是我們認識其抄經動機的主要憑藉，且對考察當時的社會情況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通過敦煌文獻，我們對抄經與佛教齋會、寺院藏經等關係也有更深入的認識。
佛教抄經也包括疑偽經的抄寫。在歷代經錄中，一般把翻譯的佛典稱為“經”，將來歷不明、真偽難辨者稱作“疑經”，而非譯經妄稱為譯經者叫做“偽經”。這些佛經一般篇幅較為短小，含中土思想，且具有一定的編造目的。其中一些疑偽經宣傳抄經具有重大的現實利益，如消災免禍、延年益壽、家富財豐等，對普通民眾無疑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晚唐五代的敦煌就盛行抄寫佛教疑偽經。但有些偽經的內容與佛法無關，個別偽經甚至採用恫嚇的手段強迫民眾抄經，使得抄經完全成為一種為了現實利益而進行的交易行為，極度世俗化，失去了原來的流通佛法的意義。而另有偽經專門批判此種現象，提倡凈心抄經，希望能夠淨化當時的抄經環境。此外，抄經與疑偽經的產生也很有關係。一些疑偽經確實是抄經而成的，它們在摘抄佛經的基礎上又杜撰了一些內容。而一些佛教目錄把摘抄眾經而形成的文獻也看做疑偽經，這種不甚妥當的做法反映了佛教目錄學家對抄經所持的批判態度。
佛教目錄學家所批判的抄經行為是指肆意抄撮佛經。這也說明了抄經中還存在著和完整抄寫佛經相對的不完整抄經現象。因為一些佛經卷帙繁多，閱讀不易，摘抄佛經就很有必要。我們把這種摘抄佛經的的現象稱為經鈔。最早，印度就存在著摘抄或縮抄佛經的現象，而中國本身也有抄撮經史的風氣，二者結合的結果便是中土佛教經鈔的興盛。當時，不僅存在著抄略大部頭佛經以方便流通的現象，而且還從一些大經中摘抄重要段落，製成“佛所說經”的形式，形成別生經。這兩種經抄形式雖然大體上均受到了佛教目錄學的批評，但因為比較方便實用，在唐代中期以前十分流行。如果所抄佛經的範圍擴大，摘抄同一類佛經就形成主題資料彙編文獻，擴大到遍抄群經則形成佛教類書。從敦煌佛教文獻來看，摘抄、縮抄、遍抄群經等經鈔形式十分常見，說明了經抄的方式在抄經實踐中應用較廣。此外，摘抄佛經中因緣譬喻故事與佛教唱導、俗講、變文具有密切關係，而遍抄群經形成的《眾經要抄》則很可能與僧講有關。
关键词：抄經；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疑偽經；別生經；佛教類書；佛教靈驗記
8. 近代汉语方俗词理据研究
王勇 2015
摘要：本文定名為“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研究”，但本文並不以“理據”本體的研究為主要內容，而是以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的探尋實踐為旨歸。圍繞這一歸結點，本文主要討論了如下問題：
緒論分為三個部分：首先，進行解題，闡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相關術語的內涵；接着，簡要介紹了目前漢語詞語理據研究的相關成果；最後，通過方俗詞的實例，展現了本研究的價值。
第一章分析近代漢語方俗詞的特點。文章指出，近代漢語方俗詞具有音義格局複雜、俗借誤字頻現、異形詞豐富、同義詞豐富等突出特點。
第二章探索方俗詞理據難明的原因。方俗詞的理據往往較為難明，造成方俗詞理據難明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文字障礙（借字、俗字、誤字、類化字）、語素陌生化、結構詞彙化、詞義變化、特殊造詞法、詞語模影響、俗語源誤導、外來詞漢化、詞形變異、避諱等。
第三章總結近代漢語方俗詞的理據類型。本章將近代漢語方俗詞的理據分為聲音理據、文字理據、意義理據、文化理據四種類型。從術語上看，它們都是舊有的類型，但本文賦予它們新的內涵和外延。
第四章針對近代漢語方俗詞的特點及其理據難明的原因，歸納出一些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研究的核心理論，並總結出探尋方俗詞理據所能採用的方法。着眼於詞彙系統的外部諸因素，結合方俗詞自身的特點，歸納出審辨形音、追溯源頭和探求文化等方法。着眼於詞彙系統內部，結合方俗詞自身的特點，本文歸納出同義參證、反義參證、同模參證、同構參證、同源參證以及意義系統參證等方法。
綜上，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研究是一個龐大、繁複而又艱深的課題，本文通過上述幾項工作，為近代漢語漢語方俗詞理據研究建立了一個較為粗略的研究框架，大致展現了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研究的畛域，並隨文糾正了一些因不重理據而致誤的結論。
关键词：近代漢語；方俗詞；理據；詞源；詞義
9. 中国古代科举语言问题研究
孙中强 2015
摘要：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古代社会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由此也保留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这些数据不仅记载了许多相关的语言学问题，而且也含有大量的科举语词。本文从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个视角切入，旨在分析科举文献中的传统语文学问题和科举语词的语义问题。
科举与传统语言学密切相关。传统语言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是科举考试的基础，如果没有传统语言学的帮助，科举考试就不能顺利举行。反之，科举考试促进了传统语言学的发展，使其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科举考试的统一性和标准性是推动传统语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科举考试推动了文字的规范和发展，其不仅设置了相关的学校进行文字教育，而且在科考中设立相关科目对文字或文字学知识进行考查。同时，编纂字样书对文字的形体等问题进行规范和解说。科举考试推动了语音的规范和发展，其不仅规范了书面文字的用韵，而且将推广普及官话与之联系。科举考试推动了语义的规范和发展，其不仅规范统一了科举教科书的释义及义理，而且也逐渐统一和规范了试题的类型和内容。科举考试对儒家经典的规范、整理及考查，对科举社会中民众信仰和价值观的统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举的出现，形成了大量的行业用语，并使得一些已有的行业用语的意义有了变化。这些科举用语是科举制度各组成部分的基石，支撑了整个科举体系。现代语义学为分析科举语词的系统性和语义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从语义学角度入手对科举语词进行系统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科举学校语词系统、考试科目语词系统、考试内容语词系统、考试种类和级别语词系统、考试场所及规则语词系统、考试人员及关系称谓语词系统、考试结果语词系统等七个语义系统。《汉语大词典》已经收录了大部分科举语词，但部分科举语词存在有释义欠妥、义项不全、书证晚出或无书证等问题，也有部分词条未收。就《汉语大词典》未予以关注或其中有瑕疵的科举语词进行补充、订正，显得尤为必要。
以往的学者，虽然对科举考试中的传统语言学问题有论述，但只限于一隅，未能从整体上对科举与传统语言学的关系进行梳理和论述，从语言规范视角来研究科举文献中的相关音韵问题更是无人问津。科举考试中的训诂问题鲜有提及，西北文献中的应试诗和训诂问题更是无人措意。以此系统地探究科举与传统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对汉语史研究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科举语词的系统性及其历时演变问题，亦值得关注。科举语词是历史术语的一部分，对部分科举语词进行共时和历时的考查，不仅可以为探究历史术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使用情况和意义分布情况打下一定的基础，而且也对分析和总结术语的演变规律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对历史术语语词尤其科举术语语词的研究还基本上属于空白。因此对历史术语的研究亟需加强，此既可以弥补语文辞书释义的欠缺，也能加快汉语历史术语学的建立，并促进汉语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
关键词：科举文献；传统语言学；科举语词；语义学；历史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