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与小学低段语文课教学对比研究——以成都地区两所高校初级二和五所小学二年级为例
郭莉莎 2016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随着汉语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其影响在国际范围内的日益扩大，研究对外汉语的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与对外汉语课程相同，国内小学语文课程也具有培养学习者听说读写能力和对语言规律的概括能力的教学目的，涵盖语音、汉字、词汇、语法等要素和语用规则、言语技能、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内容，遵循由易到难、由浅至深、循序渐进的教学顺序。两门课程的教师，尤其是初级阶段或低段教师均多采用照顾性的语言，注重教学的趣味性，运用实物展示、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等教学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过程中的互动性。然而，两门课程在教学主体、教学环境、教育者、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方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这些因素必然导致两门课程的教师对于教学策略的运用存在不可小视的差异。
各类课型中，综合课由于内容和方法的综合性，其重要性尤为突出，而小学低段教学作为入门阶段的教学，对学习者整个学习面貌的影响十分深远，同时，对外汉语初级阶段教学也最能体现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与规律，因此本论文以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和国内小学低段语文课在语音、汉字、词汇和语法四个方面的教学策略以及初级阶段外国学生和国内低段小学生在上述四方面出现的偏误为比较对象，分析教学策略和学生偏误的异同及其成因，提出一些教学中常见的问题与大家探讨，以期为教学理论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材料支持，为优质有效的教学实践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对外汉语与小学语文课的教学性质、目标任务和教学内容。一门课程的教学策略取决于该门课程的性质、目标任务以及教学内容，鉴于此，
本章以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1]为依据，对比归纳了两门课程在上述三方面的共性及差异：两门课程均属于汉语教学的范畴，汉语是两门课程的本体属性，汉字教学为两门课程共同的重点和难点。第二语言教学和母语教学的不同性质以及不同教学对象的年龄及心理差异决定了在大纲涵盖的内容，具体细节的量化标准以及教学内容上，两门课程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章，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与小学低段语文课语音教学策略对比研究。本章首先回顾了两门课程既往语音教学策略的研究成果，然后以成都地区两所高校的两个学院——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对外汉语初级一和初级二年级教师以及五所小学——成都玉林小学、成都实验小学、成都市群星美术学校、成都市华兴小学、成都市磨子桥小学的低段语文教师各50名为调查对象，就教师在讲授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四方面内容的教学顺序、重难点、运用的教学策略以及对学生可能出现的主要偏误和为避免偏误产生而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调查，然后结合问卷调查[2]，对比统计了两门课程语音教学宏观策略以及教师对语音教学宏观认识的异同，而后，运用EXCELL和SPSS17.0对比分析了两门课程语音教学的具体策略，就这些具体策略异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接下来，本章在对比列举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和国内小学二年级学生出现的语音偏误[3]的基础上，尝试剖析了这些偏误相同及差异的成因，最后，针对一些目前存在于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语音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章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发现，两门课程的教师在教授声母、韵母、声调的顺序，采用声母呼读音进行声母的教授等宏观教学策略的运用以及声调的难度排序、声调难度的表现等宏观认识方面无明显差异。具体教学策略上，两门课程的教师均常使用较为直观的演示法以及教师范读－学生模仿跟读法、认读法、对比法以及整体认读复韵母法，但在对声母和韵母的构成，采用省写形式的音节以及上声、重音、语调的处理方式和教授方法以及演示法的形式，直观法的使用频率，带音法的运用条件，对比法的使用范围上，两门课程差异很大。偏误方面，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的语音偏误率以及偏误的表现形式均远远超过二年级小学生，这直接根源于课程性质以及教学对象的差异。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的语音偏误涵盖将送气与不送气、清音与浊音、舌尖前与舌尖中、舌尖后相混淆，前后鼻韵母中的元音发音不到位，母语负迁移而导致的e和ü的发音错误，韵腹丢失等各个方面，在四个声调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调型错误和调域错误，此外，轻声、儿化、重音和语调中，也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偏误。而二年级小学生主要在对舌尖后音zh、ch、sh和舌尖前音z、c、s，鼻音n和边音l，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的对立特征的把握以及轻声音节的把握上存在较为集中的偏误，重音和语调的偏误则鲜有出现。在偏误的影响因素上，外国学生出现语音偏误最大的因素是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小学生出现语音偏误最大的因素是方言的影响。
第三章至第五章，按照与第二章相同的研究框架，对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与小学低段语文课汉字、词汇及语法教学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由于汉字在教学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加之汉字偏误在我们收集到的低段小学生的偏误中所占比重位于各类偏误之首，因此本文将汉字偏误作为偏误研究的重点，在第三章中，就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和二年级小学生出现的偏误进行了详细的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4]。对比调查表明，两门课程汉字教学的共同难点均包括笔顺和字音的教授，教师均主要采用先词后字的教授顺序以及分散识字为主，集中识字为辅的识字方法。两门课程的学习者出现的偏误均以字形方面的偏误为主，其中又以笔画和部件的偏误占强。形近意符的改换是部件偏误中较为突出的共有问题，此外，也有少量笔画和部件的镜像错位现象以及结构变形的偏误。在错误率上，单部件汉字均低于多部件汉字，而左右结构的汉字与上下结构的汉字之间的错误率，左右结构的汉字左右部件之间以及上下结构的汉字上下部件之间的错误率差别均不明显，这表明无论是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还是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他们在对汉字的认知过程中均会受到部件数量、部件部位与字形整体结构等共同因素的影响。但二年级小学生音同别字的偏误率远远高于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的偏误率，而字形方面的偏误率以及错字在偏误字中的比例则反之。此外，相较于二年级小学生，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在汉字偏误的类型上也更为复杂。
两门课程词汇教学的主要难点均包括近义词辨析以及词语搭配两大方面，又以近义词的辨析为主，此外，离合词的用法也是次要难点之一。同素近义词、异素近义词、量词偏误在两门课程学习者的词语偏误中出现的比例均较高。量词偏误又以“个”的过度泛化占比最高。两门课程词汇教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词语的搭配、词语的构词方式和语法功能方面的讲练比重以及话题练习法的使用频率上。初二年级外国学生大量词语偏误与母语负迁移和文化负迁移有关，此外，由类推不当而导致的过度泛化以及由演绎推理而产生的词语偏误的数量也大大高于二年级小学生出现的词语偏误的数量，相反，受方言影响（主要指成都方言）而产生的词语偏误则明显少于二年级小学生。
两门课程的教师在教授具体的语法项目时均会对语法点进行简化或浅化处理。教师引导，学生感知以及照例子模仿、替换和变换是两门课程的教师均较为常用的具体教学策略。初级二年级外国学生和二年级小学生出现的语法偏误均包含遗漏、误加、误代、错序、杂糅等五类，其中，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误代均是语法偏误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此外，也有部分“把”字句的误代，“把”字句成分的遗漏以及“了”的误加的偏误。但两门课程在语法项目的数量、教师采用的语法教学策略的类别以及学习者出现的偏误数量和细分的小类上，存在很大差异。
最后，本文在结语部分总结指出小学语文教学作为汉语母语教学，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点，而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以培养学习者的汉语应用和交际能力为教学目标，即重在工具性。因此二者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到教学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诸多不同之处。此外，对于研究中的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本部分也进行了相应分析和说明。
摘要：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小学低段语文课；教学策略；对比研究；偏误分析
2. 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民族文学思想研究
李国太 2016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都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尤其是20世纪以来，大量少数民族作家登上文坛，他们的作品以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贡献了力量。其中一些作家，还以自觉的民族意识建构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学思想体系。
近年来，大文学观、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学生活、母语文学与诗学等一系列新的学术概念，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民族文学思想正是在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本论文仅仅选取了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文学思想作为论述对象，而不涉及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思想，以及现在仍保存在各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所蕴含的诗学思想。
20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和文学思想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时期，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所有少数民族都先后出现了本民族的作家；第二，除少数具有母语书写系统和文学传统的民族外，大部分民族都进入了汉语书写的时代，并自觉地接受了本民族、汉民族、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这些民族的作家在传统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一个新的阵地，即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多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并致力于民族文学思想的理论探讨。所以，本文认为要研究民族文学思想，必须在理论思考的同时，对作家进行个案分析，从而总结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学思想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为民族文学思想的理论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论文包括绪论和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交代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基础、研究现状与研究的相关问题。对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的呈现形式作出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文学思想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
第一章以苗族作家为论述对象，视沈从文为20世纪上半叶苗族作家的代表，探讨了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学观与他文学作品中的苗族书写的内在关联；视伍略为20世纪下半叶苗族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从“苗女之争”“炎黄子孙与蚩尤之争”等凸显当代苗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事件出发，结合其代表作《虎年纪事》，论述了他作品的民族性，以及其民族文学思想。
第二章以当代凉山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为对象，梳理了吉狄马加为歌唱土地和生命的诗歌创作，并探讨了其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特质；对阿库乌雾的论述则主要集中于其提出的“文化混血”“文学混血”与“母语诗学”。
第三章以回族作家张承志为对象，论述了作为“草原养子”的张承志对自己草原书写的认知，以及作为“回民长子”的张承志，在书写母族中是如何超越母族，从而兑现早年立下的“为人民”的誓言。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类型，即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他民族中如何实现作品民族性，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在书写本民族时如何完成对本民族的超越，张承志的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四章以藏族作家阿来为对象，论述了阿来对“民间文学与文学民族性”“母语与汉语”“人类性与民族性”，以及“藏域真相与文学表达”的认识，全面呈现了其民族文学思想。阿来是以本民族生活建构文学世界，又试图在文学世界中实现与历史和人类普遍命运对话的代表性作家。
第五章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为对象，将其视为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代表，用“赞歌”和“挽歌”对其文学世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乌热尔图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民族身份意识在其文学创作中的具体体现。最后，对其一再强调的文明的“自我阐释权”作出分析。
结语部分试图从社会历史背景中解读民族意识的变迁与作家民族文学思想之间的关联，从整体上把握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在以上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民族文学思想的整体特征，并寻找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
关键词：多民族文论；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民族文学思想
3.《〈古尊宿语录〉词汇研究》
秦越 2016
摘要：《古尊宿语录》是我国禅宗史上一部重要的禅宗语录汇编，所记为对话体语录。其语言俚俗质朴，是研究唐宋时期俗语言的重要语料。
本文在版本梳理和文本整理的基础上，分析词汇特点，考释疑难词语。全文共分七章，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从源头上梳理了《古尊宿语要》和《古尊宿语录》两个版本系统的刊刻及流传情况；概括总结了国内外前贤对《古尊宿语录》及其他禅宗语录的研究概况；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从文献学、语言学方面阐述了《古尊宿语录》的研究价值；结合实例分别从词汇研究与辞书编纂、词形规范、文献校勘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词汇研究的意义。确定了《古尊宿语录》词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最后对本论文的相关问题及创新之处作了说明。
第二章《古尊宿语录》文本整理。中华本《古尊宿语录》点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章根据吕叔湘《<通鉴>标点琐议》的体例，对勘异本异文，分别对中华本《古尊宿语录》断句问题、标点问题、文字问题和误改例等作了分析清理。
第三章《古尊宿语录》与五灯禅录异文对比研究。《古尊宿语录》与五灯禅录在记录内容上多有重合但语言表达不同，大量异文是禅录互校、参校和词语考释的重要材料。第一节，通过异文对比，清理出因俗借字形成的异形词并择例加以分析。第二节，分析断句异文。第三节，对异文语词替换例加以例释。
第四章《古尊宿语录》词汇概貌。从词汇来源看，《古尊宿语录》既有历时角度上的佛经文献词和历史汉语文献词，也有共时静态共存的方俗词和禅林行业词。此外，由于方言差异或者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古尊宿语录》有大量同物异名词和同义词。因此，《古尊宿语录》词汇具有梵汉共存、同物异名词共现、同义词丰富的特点。第一节主要对佛典词和历史汉语文献词进行例释；第二节是同物异名词分析；第三节对同义词进行研究。分别从换素同义词和异形同义词入手，分析同义词的聚合。此外，针对大量同素逆序词，找出《古尊宿语录》单形同素逆序词9组，多形同素逆序词22组，从结构与意义展开分析。
第五章《古尊宿语录》方俗词研究。本章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节方俗词的结构类型，对语料中的附加式方俗词和重叠式方俗词进行分类描述。第二节对方俗词进行分类考释。
第六章《古尊宿语录》禅林行业词研究。第一节禅林行业词的来源。大体分为几个方面：一是禅林内部表达称谓和禅事禅理的自创词；二是借用日常名物词沾染禅意；三是借用口语词表达禅理。四是来自于佛经文献的禅林行业词。第五节世俗文献词沾染禅意成为禅林行业词。第二节语境研究。分别从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入手，对禅林行业词进行语用义进行研究。第三节禅林行业词例释。
综上所述，对《古尊宿语录》的词汇研究，本文主要采取了文献校勘，描写、比较，训诂等方法。不仅为字形、词形的规范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古籍校勘、辞书编纂提供了基础材料。
关键词：古尊宿语录；文本整理；异文比较；俗语词；禅林行业词
4.《祖庭事苑》语言问题研究
郑莉娟 2016
摘要：《祖庭事苑》由北宋僧人睦庵善卿所纂，全書擇取唐、北宋禪師的十八種著作中的二千四百餘條詞語，校勘訛誤字形，解釋意義并標注字音，注明出處，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解說禪宗語錄詞語的辭書。本文以《祖庭事苑》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了《祖庭事苑》在音韻、文字、訓詁、校勘等方面的成就與不足。全文分以下幾個部分：
緒論部分主要對睦庵善卿及《祖庭事苑》的情況（包括作者、內容、體例、價值、研究狀況）作簡要介紹；同時，對本文研究的內容及方法做了闡述。
第一章對《祖庭事苑》的反切注音進行描述、歸納。通過筆者窮盡性地考察，發現《祖庭事苑》的反切注音一部分來自韻書（《廣韻》、《集韻》）與字書（《玉篇》、《類篇》），其中以《廣韻》注音為主；另一部分為睦庵善卿根據當時的讀音所作，筆者將這些注音與《廣韻》注音作對比後，發現善卿的這部分注音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與《廣韻》反切用字不同，而讀音相同，另一種則符合中古語音的演變現象，如濁聲母清化、輕重唇音分化等。
第二章對《祖庭事苑》注釋中所涉及的文字現象進行歸納與辨析。該章共分兩節，第一節以善卿所校訂的文字內容為基礎，將《祖庭事苑》中校訂的文字分為正俗字、古今字和通假字，其中以通假字居多；第二節總結了善卿在校訂文字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現在苛求本字、排斥俗字、不辨字形三個方面。
第三章以《祖庭事苑》的注釋內容為依託，分三節對《祖庭事苑》的訓詁內容、訓詁成就和訓詁特色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其訓詁內容包括方俗語詞、雅語文言詞、佛經詞語和宗門語詞；訓詁成就主要體現在糾正學人解讀禪籍時的錯誤，探究事物命名的規律及通過辨析詞語的音形來釋義，同時對“古之重語”有了更深刻、細緻的認識；另外探討了《祖庭事苑》的訓詁特色，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重視語言規範；廣征博引，古今並蓄；嚴謹求實，言而有據；訓詁與佛學、禪學相結合。
第四章以《祖庭事苑》注釋的詞語為研究對象，主要補作了以下四項工作：第一，對《祖庭事苑》所涉及的異形詞及其他禪宗文獻所收的詞形作全面地梳理；第二，將《祖庭事苑》收錄的詞語放回原文並綜合其他禪籍用例對該書釋義不足之處補證；第三，對《祖庭事苑》釋義有誤之處進行商榷；第四，對詞語的來源再次進行梳理。
第五章探討了善卿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兩個成就：第一，利用《祖庭事苑》校勘的條目，對現有禪錄的版本進行校勘；第二，收集了《祖庭事苑》中一些今已佚失的文獻，並探討這些文獻的價值。
第六章從辭書編纂的角度探討《祖庭事苑》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立目隨意、割裂詞語、體例疏漏、言論主觀。
关键词：《祖庭事苑》；音韻；文字；訓詁；古籍整理
5. 汉语词义信息的界定、分析与度量
王涛 2016
摘要：从本质上看，人类使用语言，就是由人体发声器官发出的一段段长短、轻重、快慢不同的音节；或是由笔尖画出的一个个看起来都彼此相似的图形，并利用这种事先约定的方式让对方领会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从广义的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我们使用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是语言这个信息系统所传递的信息。
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常常从信息的视角来研究各种语言问题和现象。然而前人的研究中往往是以语言的“表义——达义”来应于信息的“发送——接收”，这仅仅是从形式上的借用了信息的相关术语和过程，而对于“究竟什么是信息”、“什么是语言传播中的信息”这类基础性的问题却很少有令人信服的成果。
此外，语言的作用是表达意义、相互交流，并间接地描述我们的世界。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来看，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那么，如何在“意义”和“信息”这二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如何对语言传递的信息进行界定？语言中所含的信息又如何得以分析？对于这些问题，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会觉得不能从“语言——信息”的角度予以回避；相反，只要我们用“信息”来表达语义的传递，就需要将这些基础层面的问题一一理清。
基于以上的思考，本文试图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来审视语言传播中体现出的信息，从而对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中未能严格使用的“语义信息”术语做出学科化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对“词”这个语法层面所体现的语义信息（也即“词义信息”）进行类型和内部结构上的深入分析，以“词义信息”的形式体现出汉语主要语词的客观释义；最后，本文在分析出汉语语词的范畴表达式和信息结构的基础上，运用信息论中对信息进行量化的方法，尝试着对汉语语词所涵盖的信息进行度量化的分析，并利用相关的计算方式对汉语语词的信息量进行尝试性地计算。最终以此作为对本文后续研究的前瞻与展望。
在理论建构方面，本文广泛吸收哲学、逻辑学、集合论和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努力将其与语法学的相关概念相关联，并从深层语法的角度出发，将“范畴”确立为本文对“词义信息”研究的基础；同时，通过对“主观”、“客观”的哲学视角的考察，将人类在社会生活演生出的独特视角——“社会”视角——代入其中，从而将“物理——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划分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框架。
此外，从传统词汇学的角度来看，如何对语词进行客观而系统的释义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以一度被广泛使用的义素分析法为例，义素分析无法确定义素的整体数量。在辨析不同的词项时，往往需要即时地分辨出这些语词之间的区别性特征，但如此一来，就使得难以将语词系统的区别性特征限制在一个有限的数目之内，其造成结果是，用以分析语词的义素数量甚至会超过待分析的语词数量，相应地，义素的描写效用也大大降低。那么，对于一个义素系统来说，如何在不损失其简洁性的情况下又确保其释义的完整性、有效性，就成为了词汇学中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
而如果可以从“以词释词”的窠臼中跳出来，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语词的释义，就可以避免上述那种“循环释义”的棘手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对最具代表性的汉语基本词汇进行“范畴化”的分析，从中提取出有限数量的“范畴”，由于这些范畴是构成词义的基础，在这一层面系统地确定了范畴的数量和性质的基础上，也就能够对尝试着对语义进行综观性的描述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义素分析法那种“简洁性与完整性不能两全”的构义方法，而是能够切实地、系统地确定出语义的构成要素，进而将其应用到信息科学等相关的领域当中。
具体来说，本文将哲学范畴与逻辑运算应用到汉语语词的释义当中，将语词的释义单位用范畴的方式加以替换，并用逻辑运算符号加以连结，从而将语词的释义过程用客观的、抽象化的、形式化的方式加以体现，并以此作为解决词典学中“循环释义”问题的一种尝试。
在语料的选取方面，我们认为，为了分析汉语的词义信息，需要从汉语中最常用的语词，也即基本词汇层入手，并逐渐向外层扩展。这样能够在比较中看出“信息”对语词使用状况的影响。经过仔细权衡，鉴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反映出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构成、分布、以及使用频率等状况，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前两个等级词汇（即甲级词1033个、乙级词2018个）作为待研究的内容，对这3051个现代汉语的最常用词进行穷尽性地分析，并从语义信息的视角，对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三大类的语义深层结构进行重新分析和审视；在此基础上，运用语义学和信息论的相关成果，计算出这些词所包含的信息量，并用数值的形式加以体现。
总之，本文致力于一种结合了哲学、信息论和语言学理论的词义理论的探索性研究，研究试图从语词的内在范畴切入，从深层语法的角度辨析出“何为词的意义”，进而辨析“何为词的信息”，因此，本语言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理论范围较宽，研究方法较为独特。总体来看，本文的论述过程大致如下：
①从数学与哲学理论出发，重新审视“坐标”、“运动”这两个最基本的空间属性以及它们在不同类型空间中的体现，将它们与语言“描述世界”的主要功能相联系，对语言中“主语”、“谓语”这两个语法成分与上述空间属性一一对应；同时，从人类对于外界世界的基础认知分类出发，结合相关的哲学理论，将人类的有效认知空间划分为“物理”、“社会”、“心理”这三层，从而奠定分析语义信息的基础（主要内容见第1～2章）。
②以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范畴学说为理论基础，对哲学中范畴论中体现出的信息观念进行梳理；对本文选取的语料：《汉语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乙二级（共3051个）进行范畴化的分析，从中提取出适应于汉语本体论的基本范畴类型、确定范畴数目；同时借鉴逻辑学与集合论中的运算方法，提取并确定分析词义信息的运算符号（主要内容见于第3～5章）。
③在确立以上方法的基础上，从“哲学层面”和“物理”、“社会”、“心理”这三个认知层面出发，逐一对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这3大词类进行范畴化地分析和形式化的表示，从而将词义信息的内部结构清晰地展现出来（主要内容见于第6～12章）。
④在界定、分析了词义信息的基础上，对汉语词义信息的量化方法进行探讨，且运用相关的计算方法对词义信息量进行尝试性的计算，并以之展望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主要内容见于第13章）。
关键词：哲学范畴；信息；词义信息；范畴化分析；信息量
6. 魏晉南北朝史書詞彙研究
肖丽容 2016
摘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漢語史研究的重要階段，史書語料是漢語史研究的重要語料來源之一。本文選取了記錄魏晉南北朝歷史並成書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內的四部史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對其中的異文詞語、人物品評用語、親屬稱謂、外族詞語作了系統研究。全文共六個部分：
緒論部分，首先在理清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史書存留情況的基礎上對史書語料的時代判定觀作了回顧和簡要分析，明確本文的語料選取原則和所用的具體語料。其次論述了所用史書的研究現狀，認為可以繼續從詞彙的角度進行研究。最後確定了本文的研究內容、肯定了研究價值並確立了研究方法。
第一章，異文詞語研究。依次從單音詞、複音詞、單雙音詞語的互相替換三方面論述《三國志》與《後漢書》、《宋書》與《南史》、《南齊書》與《南史》在記載相同史事時存在的用詞差異。這些異文詞語意義相同、相近或相關，有一些不同和變化，具有語言學價值。
第二章，人物品評用語研究。首先從選官制度引出人物品評的淵源和發展。第一節和第二節分別運用頻率統計窮盡式地列出了人物品評角度的三方面語義特徴和人物具體評價感情色彩的四個角度。第三節側重從兩個角度列出了其它形式的品評用語，這些品評並不是人物品評的主要表現形式。第四節首先對詞語的歷史層次及操作進行了相關說明，然後依次展現了在西周、戰國、西漢、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內已經出現的人物品評用語。最後，因《宋書》人物品評用語結構類型的已有研究與本文的調查不同，特以餘論的形式列出《宋書》中的人物品評用語；並展現了魏晉南北朝史書中人物品評用語的結構類型以及《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中人物品評用語結構類型的比較研究和原因初探。
第三章，親屬稱謂研究。親屬稱謂有血緣關係（父系和母系）、婚姻關係（夫系和妻系）、收養關係等多方面的區別，本文按照這些區別分五節詳細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史書中的親屬稱謂，並在此基礎上以餘論的形式總結了親屬稱謂的使用特點及成因、親屬稱謂的次第表示方式、親屬稱謂的數目表示方式、親屬稱謂在《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中的分佈比較以及親屬的合稱。
第四章，外族詞語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書中已經明確的外族詞語主要有華夏少數民族詞語、境外民族詞語、佛教詞語三類，這些詞語主要來源於鮮卑語，此外還有勿吉語、高車語、蠕蠕語、匈奴語、高句麗語及波斯語。最後以餘論的形式展示了蠻語和獠語。
結語部分，對本文的主要內容和結論進行總結，明確指出本文的主要創新點和不足。
关键词：《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異文詞語；人物品評用語；親屬稱謂；外族詞語
7. 牛僧孺考论
周浩 2016
摘要：本論文以牛僧孺為中心，對其生平、思想、思維、寫作、心理與精神格局、與黨爭的關係等方面進行研究，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梳理典籍中關於牛僧孺曾生活於江西永新的各種記載，并分析其中的合理與不合理處，最終推測，牛僧孺幼年時代，應該在永新生活過。
第二章主要考察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并探討牛僧孺在其中的作用。首先對新輯牛僧孺賢良策文進行考辨，確認其真。在此基礎之上，對制舉案展開討論。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為第一，是朝廷中“放棄河北，控制其餘”的集體意識以及反對削藩勢力對憲宗削藩政策的對抗；因此引起憲宗以及主戰的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引起憲宗不滿，是此案的關鍵。《舊唐書》對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鑒》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鑒》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指出憲宗很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為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對此事的記載，較為合理的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第三章主要對牛僧孺思想的內容、與結構特點進行探討。牛僧孺的政治思想內容，主要有以民為本、主道德、重風化，在這三個基本點上，牛僧孺極力維護朝廷制度的穩定與正常運行，同時強調權變、因時制宜，強調為了利民，需要具有犧牲精神，同時，還表現出無神的思想與強烈的殉道精神。這些內容，以儒家思想為主，均是為了革新朝政、拯救時弊。在牛僧孺寫作這些以儒家內容為主的文章時，時常表現出道家的思想與思維方式。道家對牛僧孺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政治實踐方面。從政治實踐來講，現實中的牛僧孺與文章中的牛僧孺具有一定程度的分裂與差距。在現實中，牛僧孺的政治實踐，主要以道家無為、與民休息而不擾民的方式為主，為民眾辦最急需的大事，除此之外，清簡順民。反對用兵，是貫穿其一生的堅決主張。從個人興趣來講，牛僧孺寫作《玄怪錄》，喜歡神鬼故事，相信因果命定，立火神廟，服食丹藥，追求長生，與道士交往，則是受道教的影響。牛僧孺是一個矛盾的人，但這種矛盾又可以得到一種解釋。從政治思想體系而言，牛僧孺具有以道守儒的思想框架，用道家的方式，力求維護與守住儒家的日常政治秩序。儒家影響其政治理想與革新追求，道家影響其政治實踐方式，道教影響其個人興趣。幽州事件與太平無象論，並不能一味批評僧孺保守苟且；就前者而言，接受河北三鎮半獨立，是當時的時代意識；就後者而言，與文宗的自我評價與後代對宣宗朝政的評價相比較，牛僧孺太平無象之論，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與積極態度。另外，牛僧孺與李宗閔、李德裕，從思想主張到個人性格與興趣，均具有大量的相同之處，這是看待“牛李黨爭”的另一個視角。
第四章對牛僧孺與柳宗元的關係進行探討。柳宗元在思想、創作、精神、政治等方面對於牛僧孺具有典範意義。牛僧孺現存散文與柳宗元在觀點、構思、具體表述等方面存在大量相同之處。牛僧孺《善惡無餘論》學習柳宗元《天說》，在觀點、結構方面絲絲相扣；《雞觸人述》《譴貓》《象化》三篇寓言性散文的主旨、構思、風格、語言與柳宗元的寓言均相同或相似，與牛僧孺其他散文一致的風格不同，是牛僧孺對柳宗元寓言創作的學習；牛僧孺《養生論》是對柳宗元《送婁圖南秀才游淮南將入道序》《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中反對養生和殉道精神的模仿與重寫，顯示出人生黑暗時期，牛僧孺是以柳宗元為自己的精神支柱。
第五章對牛僧孺散文寫作中的邏輯不嚴處給與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究牛僧孺的信念與精神狀態的變化。儒道佛，主要是儒道兩種思想的共同存在，使牛僧孺的論說文在立論和論證過程中，會不自覺的以嫁接的形式表現這種存在，產生邏輯不嚴與自相矛盾之處。究其原因，唐代士人強烈的現實取向，使他們產生源於儒家思想的信念，以此介入現實，對思想層面的辨析則較為生疏，從而在寫作中出現邏輯不嚴現象。信念的長期不得實現，會導致人生的迷惘。這是因信念而生的兩重困局。
第六章主要探討“牛黨”這一說法的產生根源與過程。牛僧孺被動捲入黨爭，並沒有主動參與黨爭的意圖，這從他的具體行事與唐人對他的評價中可以看出來。牛僧孺自元和三年對策案起，一貫反對用兵，維州事件的處理，只不過是對這一一貫主張的堅持，在其本人而言，並無黨爭與私利的目的。而由於黨爭的思維與眼光，李德裕及其當時人，均認為牛僧孺因黨爭而忌恨，故李德裕後來對牛僧孺進行了連番打擊。維州事件與李德裕對牛僧孺的打擊，使牛、李對立的形象得到突出。宋人也受黨爭思維與眼光的影響，在對這場黨爭以及維州事件的持續討論中，逐漸將牛僧孺視為與李德裕對立的黨魁，南宋時期，“牛李”指僧孺、德裕，并用以指代這場黨爭，基本定型，直到現在，逐漸成為共識。
关键词：牛僧孺；賢良策文；元和三年制舉案；思想結構邏輯不嚴；“牛李黨爭”
8.翁方纲研究—以其诗文创作及其影响为中心
赵宝靖 2016
摘要：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因景仰苏轼，又自号苏斋，清代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人，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翁氏“肌理说”闻名当时，并影响深远，同时撰有诗集九十四卷、文集三十九卷，亦是风格独特，自成一家，流风所及，至于清季。本论文卽是将翁方纲置于彼时历史文化大潮之中，以翁氏的诗文创作和翁氏的影响为中心，敷衍成文。
绪论部分，笔者从翁方纲年谱之编撰、翁方纲学术之研究、翁方纲诗学之研究、翁方纲诗文之研究等四个方面介绍了目前学界对于翁方纲研究的现状，同时简介了本文的框架设置和研究思路。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利用翁方纲的各类著作，在陈纯适、沈津、陈鸿森、吴铭能诸位先生的基础上，为已有翁方纲年谱著作补正达数十条。在补正年谱所利用的各类著作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藏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翁氏手稿五种，此手稿极为珍贵，已经该馆编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卽《翁方纲经学手稿五种》。
第一章主要介绍翁方纲所处时代的各种背景，以及翁方纲与其时代的关联，诸如乾嘉时代的文教事业、汉宋学术的转型、唐宋诗学宗尚的转变等等，在翁方纲身上都有体现。
第二章专论翁方纲之诗，第一节介绍了翁方纲诗集的几个版本，卽翁覃谿本人之手稿本、清代叶志诜道光乙巳重刊本、民国六年吴兴刘承干嘉业堂刻本。经过通读翁氏诗作，笔者将其分为四大类：纪行纪游之作、题咏书画法帖之作、题咏金石碑志之作、赠答酬和之作。至于其诗歌的总体特色则总结为内容上的质实密丽、形式上的谨严工整。第二节是本章的核心部分，笔者首先从“读书与入仕”的角度探讨了翁方纲诗歌学问化的原因，但是翁方纲又并非不会创作“得诗人之正”的诗作，因此接下来大量枚举了翁方纲的诗作，以此来证明翁氏可以写得出“得风人之致”的诗歌。既然翁方纲可以创作“得风人之致”的诗作，又为何连篇累牍创作了大量以金石书画考据入诗的作品？这只能说明翁氏乃是刻意为之。翁氏以金石书画考据入诗有诸多考据方式，而这种金石书画考据入诗又主要体现的是“诗可以群”的交际功能。翁方纲作诗好为自注，这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然而笔者认为，翁氏的自注不仅具有解题释句的阐释功能，其自注迻录的书画上的文字还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本章核心部分的种种论述颇有些翻案性质，诸多观点前人曾未之及，这也正是本章的价值所在。第三节试图提高翁方纲在清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翁氏是一个开宗立派式的人物，其诗歌创作特点显著，在清代文学史甚至中国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席。
第三章专论翁方纲之文，第一节先介绍了翁方纲文集的几个版本以及今人整理的几个版本，接着总结翁方纲之文的总体特色为“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根柢经史，长于考订，言之有物，义理斐然”、“作忠教孝，裨益家国”。第二节是本章的核心部分，笔者在这一部分中试图尝试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卽从隶属于集部别集的翁氏文集中探讨学术价值。因翁方纲在文集中，对于传统学术的各种类目，如经学、金石、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等方面皆有涉猎，且造诣精深，成一家言，因此笔者从“翁方纲的学术主张”、“翁方纲对于‘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人物史传资料方面的价值”、“校勘学方面的价值”、“辑佚学方面的价值”、“辨伪学方面的价值”、“补正翁氏年谱方面的价值”、“艺林掌故方面的价值”等八个方面对翁方纲之文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三节笔者认为翁方纲之文是学者之文，不是文人之文，其文之学术价值远大于文学价值，翁氏在文集中表达的学术立场不仅是汉宋学术之争中独树一帜的巨纛，且其对于金石之学考订精审，见识独到，成就斐然，可以名家。
第四章专论翁方纲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勾画出了一条更为清晰的受翁方纲影响的主线，卽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这条主线的第一代是翁氏的得意弟子谢启昆、冯敏昌、吴嵩梁。第二代是程恩泽，程氏师从凌廷堪，而凌氏又是翁方纲及门弟子，故程氏于翁方纲得称再传弟子。第三代是何绍基，何氏出程恩泽之门，故于翁方纲得称三传弟子。第四代陈衍，陈衍与上及诸人并无明显的师承关系，但是陈衍对于程恩泽、何绍基等人推崇备至，在其所着《石遗室诗话》及所编《近代诗钞》中一再致意，且其诗学理论及学诗渊源又确实在事实上与翁方纲、程恩泽、何绍基等人一脉相承，故附论于后。其次，翁方纲对于后世的影响除了诗学理论方面，还有诗文创作方面，因此本章在论述的时候兼顾了这两个方面。翁方纲的肌理说已有论著堪称浩繁，翁氏的诗文创作本论文第二、第三章亦有详述，因此本章在论述翁方纲影响的时候，兼顾诗学和诗文创作两个方面，而又侧重于后世受影响的效果与体现之论述。第三，本章在论述翁方纲的影响之时，重点考察了学问、金石考据以及“为东坡寿”之流风在受影响者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结语除了第一部分对于本论文的总结，第二部分在对翁方纲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翁方纲研究的展望，卽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使用新式标点点校整理、排印出版翁方纲的全部传世之作，为进一步研究翁方纲提供可靠的文献依据。第三部分则是对清代诗歌的研究做出了一些个人的思考，笔者提出了各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以就教于大方之家，诸如成立全国性的清代文学学会以及尽快开展《全清诗》的编纂等。
关键词：翁方纲；年谱补遗；得诗人之正；诗可以群；诗歌自注；学术价值；师承关系
9.嘉靖时期戏曲选本研究——以《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为中心
韦强 2016
摘要：戏曲选本是古代戏曲文本传承、流播的重要载体。真正意义的戏曲选本，是剧曲、散曲兼收的选本，因为它体现了戏曲选本以“曲”为纲的特征，反映了戏曲选本与诗选、文选不同的本质。而中国最早的戏曲选本，产生于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风月锦囊》这四部选本，既有散曲收录，又有剧曲涉猎，皆为真正意义的戏曲选本。而其中，又尤以《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三部选本最为重要，《盛世新声》是明代出现最早的戏曲选本，《词林摘艳》则是对《盛世新声》的完善、修订，而《雍熙乐府》则是明代规模最大的戏曲选本。这三部选本，从选本面貌到收曲内容都属于一个系统，构成本论文的选题对象“嘉靖戏曲选本”。它们不仅对于戏曲文献的收集、流传、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人探究古代戏曲历史、文化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目前学界对于嘉靖戏曲选本的研究尚不充分，主要还是对于这几种较早出现的戏曲选本对戏曲史及戏曲文体观念建构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虽然有郑振铎、赵景深、隋树森等前辈学人对嘉靖选本的基本文献探究明了，但对于选本内容具体细节的研究却并未继续深入，亦缺乏细部内容与理论视野的宏观勾连。故而，本论文尝试在前辈学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对于嘉靖戏曲选本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入挖掘，对嘉靖选本所关涉的戏曲文化现象，也力求进行更为深化、全面的研究。
本论文共分为六章，以嘉靖戏曲选本出现的时代背景及其因由为始，至嘉靖戏曲选本退潮及至戏曲选本在晚明的转向为终。论文将讨论嘉靖戏曲选本的版式面貌、收曲特征、选本属性、演艺功用、曲文更变等问题。
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探究嘉靖戏曲选本出现的原因。由于明代前期戏曲发展处于凋敝的状态，因此真正意义的戏曲选本及至正德、嘉靖之时方才出现。而戏曲选本之所以产生于嘉靖之时，则与嘉靖时期的戏曲发展态势有关。正德、嘉靖时期，娱乐奢靡的社会风气开始盛行，戏曲成为明人生活的重要娱乐项目，尤其对市民大众而言，戏曲更是消闲方式的重要选择，所以嘉靖时期戏曲发展态势日益红火，选本出现了生存的市场土壤。而戏曲选本的市场形成，也促使文人阶层加入到戏曲选本编选的队伍，从而使得戏曲选本出现了广泛的选者群体。尤其是下层书坊亦纷纷投入到戏曲选本的出版、刊刻之中，它们与文人选者合作，推动了戏曲选本的产生、壮大。与此同时，由于明代皇室具有喜爱戏曲的传统，尤其是明武宗对于戏曲近于痴迷，因此部分权贵为投皇帝之所好，也进行戏曲选本的编选，所以皇室亦是戏曲选本出现的源泉之地。臧贤、郭勋皆为皇帝宠臣，而正是他们主持编选了《盛世新声》和《雍熙乐府》。
最后一章，总结嘉靖戏曲选本的影响以及戏曲选本在晚明的转向。嘉靖戏曲选本因其曲容量巨大，编刻专业、精良，因此带动了戏曲选本编选的热潮。它们不仅具备重要的戏曲文献保护价值，同时因为选本具有专业的择曲眼光，亦成为后世戏曲选本参照的榜样。不过，由于万历之后，晚明社会及戏曲发展态势发生转向，戏曲选本的编选也随之发生转向，在面向对象、版式样态、收曲内容等方面皆呈现出与嘉靖选本不同的选本面貌。
结语部分，则是对嘉靖戏曲选本价值、意义的回顾与总结。选本作为独特的文学载体，它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见证。由于嘉靖戏曲选本处于明代戏曲发展转向的时期，因此其亦是戏曲潮流动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由此使得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更显要的其实是其文化意义。
关键词：嘉靖时期；戏曲选本；词林摘艳；雍熙乐府
10. 成都形象：表述与变迁
邱硕 2016
摘要：成都历史悠久，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化名城，是人类城市文明的一个代表。清末以前，成都一直处于农业经济社会形态中，近百年来成都经历了向现代工业城市、再向综合型现代化大中心城市的快速转化。随着历史变迁，成都形象的表述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1世纪，城市形象成为资本，成都展开了蓬勃的城市形象实践。对古今成都形象的表述变迁进行考察，可以探知成都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心理结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外部、内部人群感知和认同的，在全球化时代又是怎样利用形象资本应对和加入全球化浪潮、进行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这可以提供一个文明国家内陆城市发展史的完整标本。
本文以文学人类学的表述理论为理论背景，将成都形象看作不断演变的文本，采用文本田野、问卷调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围绕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成都形象来进行考察，探寻表述中的知识、权力、地方、认同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以此接近成都本相，还原成都形象的意义生产过程、成都城市认同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当下城市形象重构中的内在矛盾冲突。
本文绪论部分主要交代本文的学科背景、理论基础、研究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第一章从成都的原生形象“天府之国”谈起，讨论“天府”“天府之国”名号是如何赋予成都的，人们是如何接受这一称号的，这一名号在流传中意义如何变化、在当代又如何凝聚成都人的城市认同。第二章探讨成都自古至今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边缘形象，透视成都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管理格局中的发展脉络。第三章展示国家、精英和民众眼中的成都休闲形象的变迁，探寻三者在地方风俗治理过程中的博弈和合谋关系。第四章着眼于个人对城市最直接的经验和表述，从空间、性别、饮食三方面来展现成都最具特色的生活文化是如何形成的。第五章聚焦当代成都在城市转型中如何利用各种遗产来再造形象，对城市形象塑造活动中的遗产化实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成都形象由内外部、各种人群或集团的表述交叉影响而形成，成都社会本相与形象表述之间的互动构建了成都的地方文化。环境形貌、自然资源、经济生业和人群组织形态，这些超稳定的本相核心要素使得成都形象的表述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由于社会本相的作用，形象与事实之间往往横亘着想象和虚构。成都形象表述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其次掌握在拥有一定文化权力的知识精英团体手中，普通民众受前二者的影响和控制。而在形象表述的国家权力中，在古代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央政权，在当代起主导作用的是地方政权。
成都形象表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古代，成都形象的表述基本上是顺应社会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靠口耳相传和文字传播，每一种形象的兴起和发展都漫长持久。城市现代化使成都形象表述发生改变，政府和精英致力于批判和革新成都形象，表述媒介更加多元化，城市认同增强。从20世纪末期开始，成都形象表述发生了迅猛的变化：城市形象被当作生产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城市形象的资本意义凸显，成都主动利用以前的旧形象来进行新形象的生产和再生产；成都市政府的主导力量空前强大，是成都形象资本最大的拥有者和操纵者；表述工具急速增多，话题制造、活动举办、体验营销等方法层出不穷，成都形象在压缩了的时空中快速传播。
成都的城市认同随着现代性城市的发展而逐渐加强。在古代，蜀地、益州、四川等区域认同强于成都自身的城市认同。城市获得独立发展以后，关于成都单独的表述渐多，成都的城市认同较以前增强。从20世纪末期开始，成都城市形象的塑造活动一方面利用成都传统的文化资源，一方面更换负面形象的意义符码，激发了强烈的城市认同。成都市政府又借助认同趋势来进行城市建设、融入全球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四川其他地区人们对省会成都的认同感。
关键词：成都；城市形象；表述；文学人类学；城市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