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末以来四川方言语音演变研究
王庆 2017
摘要：明代至民国的四川方音资料非常丰富，有方言词典、诗歌韵文、笔记小说、琉汉（和日汉）对音材料、传教士记录方言的著作、各种方志所载语音材料，这些资料既可以整理出四川方言的不同时期的语音系统，又可以梳理出明清以来四川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但非常遗憾目前的研究成果仅主要集中在《蜀语》、《西蜀方言》、《华西初级汉语课程》、《华西官话汉法词典》四部专书的语音研究上，另有一些杨慎的诗词曲韵部研究和零星的小韵演变研究，以及一些较简单、粗略的语音演变梳理。而对明以来四川方音演变的系统梳理，并就每条演变规则进行定性研究并探讨四川方音的语音选择的成果还没有。因此，本文以《蜀语》、《琉球译》、《西蜀方言》、《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音系》为主，其它材料为辅，梳理四川方音的音值和语音类型的演变，并与明清官话、明清以来长江流域方言做历时和共时的比较以确定其来源和性质。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绪论仔细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现状、研究目的与价值，交代研究材料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梳理明末以来四川方言的声母的演变并确定其性质。主要讨论：（一）明末以来四川话的微母有两歩发展：第一步是明代零声母化；第二步是发生[V]的“回头音变”。 （二）明代四川话的泥、来母属于洪细皆分型，但已显露“洪混细分”的端倪。清代“洪混细分型”在四川全面铺开。（三）明代四川话的疑母三分：洪音开口读[N-]；合口和部分细音并入影喻母，读零声母[·]；部分细音并入泥母，读[¤-]。这种格局和读音自明延用至今，成为今四川方言疑母的主体类型。（四）明代四川话的知照系一分为二：知三、章读[t§ö-]、[t§hö-]、[§ö-]，而知二、庄[t§-]、[t§h-]、[§-]。知三章与知二庄的界限开始打破，庄组部分归精。四川方言翘舌音平舌化的高峰期是在清代。清代在“知二、庄和知三章对立”的基础上发展出三种类型：“明代新都—清罗江型”；“《西蜀》型”；“清代重庆型”。明代四川话的知照系是元明官话类型，清代四川话跟随南方方言大流而平舌化，但也有方言变成了清代南系官话“南京型”。（五）明代四川话的日母读[½ö]（止摄）或[½ö-]（非止摄）。直到清末四川话止摄日母开始与其它日母分离，到20世纪中期，四川话的止摄日母才全部零声母化，比北方话晚了2个多世纪。（六）明代四川话见组三四等已经腭化读[tþ-]组声母。四川话的精组细音开始腭化并与见组细音合并的年代是清中叶。民国时期是四川方言尖团合流的主要时期。（七）明代四川话见组二等开口字的声母洪细两分：细音读[tþ-]组声母，洪音读[k-]组声母。这种现象延续至今。这是新兴的“腭化”音与延续了1000多年的二等读同一等的南方话方音竞争的结果。（八）四川话[x-]与[f-]的混淆时间是清代中后期。
第三章梳理明末以来四川话韵母的演变并确定其性质。本章主要讨论：（一）四川话的麻三韵母由[a]高化为[e]的时间是清末，亦即四川话的“车遮韵”形成的时间是在清末，其后续阶段是民国时期。造成四川话“车遮韵”形成时间晚的原因是南方话共性方音与“车遮韵”形成力量的竞争。（二）明代四川话庄组开口阳三等和江二等韵母都仍读开口。许多南方话中保留了这个现象成为本土音。官话音（变读合口）和南方本土音经过清代的博弈，在清末时官话音胜出。（三）明代四川话的舌头、舌尖的臻摄合口已变读开口。该现象是发起并通行于长江流域的方音现象。（四）四川方言从明代开始，蟹摄开口二等韵有[kai]、[khai]、[xai]/[tþiai]、[tþhiai]、[þiai]两套读音，其中[tþiai]、[tþhiai]、[þiai]是清代官话音，[kai]、[khai]、[xai]是唐音层次，也是宋元明清南方话的口语层次。到20世纪40、50年代，四川话从共同语中借入[tþie]类读音，这是普通话借音层；又产生[tþiai]、[tþhiai]、[þiai]变为[tþian]、[tþhian]、[þian]的音变，这是现代方音层。四川话的蟹摄二等读音以明清官话层为主，唐音层次为辅。（五）明代四川话的遇摄韵母一分为二：一等模韵全部，唇音鱼虞韵，庄组鱼虞韵为一组；端组、精组、见系、章组、日母鱼虞韵为一组，这是明代官话的遇摄韵母的框架。清代初年鱼虞韵变作[-y]，比北方话略晚（北方话的[-y]产生于明末）。四川话的“去”有[tþhi]、[tþhie]、[tþi]、[tþie]、[khi]、[khe]、[kh？]、[ki]、[kei]等白读音，这是鱼韵的中古音层，也是整个长江以南方言极为普遍的方音现象。（六）“臻、深、曾、梗合并”是元明清长江流域方言的一个主流音变形式，具有南方方言的共性。
第四章探讨四川话入声转舒声的演变以及入声韵母的演变。本章主要讨论：（一）四川话的入转舒。明代四川话有入声变读阴平的现象，传承自宋元四川老民，这也是今雅安等“入声归阴平”方言的前身。“入转阳平”是明末四川话新兴的语音现象。明代南方通语入近阳平的规律传入四川和明代四川话自身入声音高降低这个规律结合，产生了该现象，发展到今天成为今四川的主流语音现象。今四川话的“入归去声” 来自明初的湖广填四川。入转舒是从高元音入声开始的。（二）入声韵母的演变。1、明代四川话深、臻、曾、梗开口三四等入声韵母合并读[-i]\[-？]\[-？]，今大多数非入声区方言延续该音。部分入声区的四川话的知三、章组的“缉、质、职、昔”四韵在清末产生[-e]、[-？]、[ö]或[-Ô]的变读。另外，入声方言中的精组、见系的深、臻、曾、梗开口三四等入声韵母产生[-i]→[-ie]的裂化音变。2、明代四川话的曾梗一二等入声韵母合并读[-Q]，与咸山一二等的入声韵母[-¢]形成双低元音入声韵母系统。在此基础上，成渝片的曾、梗一二等入声韵母在清中叶从[Q]高化到[e]，演变成今天的样子。而岷江小片的温江、崇庆、什邡、大邑、都江堰、邛崃、郫县、新津、崇宁、浦江等方言却保留了[Q]，并且吸引部分咸山一二等入声韵母归并过来，至今仍然是曾、梗一二等和部分咸山一二等的入声韵母主元音都读[Q]。川北的一些方言走了第三条路——曾梗一二等并入咸山一二等和假摄读[-a]/[-¢]。《蜀语》的双低元音入声韵母很可能是从明代湖北话传入的。3、明代四川话的通摄入声与臻摄合口入声已经合并，分为洪音和细音两类：洪音读[-u]，细音读[-iu]。在清代川西方言的通入、臻合入并入宕江入，读[-o]、[-io]，形成“西蜀方音层”；川东保留明代四川话的读法，至今通摄入声与臻摄合口入声仍读[-u]、[-iu]，形成“明代官话层”；川中方言从清中叶开始，由[-iu]变读[-y]，与遇摄合并，形成“清代官话层”。
第五章比较四川话和湖北话，探讨二者的异同。本章认为四川话与湖北话的语音差异是：湖北话类型丰富多样，四川话简单明了；主流语音取向不一致；湖北话的许多非普遍性的语音类型在四川话中没有产生。
第六章讨论四川话的形成。本章分析了“湖北话说”，“湖广话说”，“异源说”，“原住民话改造移民方言说”，“南系官话说”等观点的得与失，提出“异源融合说”，并认为四川话的主要语音特点是“以明清官话语音为主，融合了长江流域共性方音”。
结束语总结全文并指出以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对材料采用先考证后使用以及统计分析的方法，力求做到准确全面。语音研究不仅梳理音值演变和类型演变，而且与明清官话和长江流域方言进行比较，探讨四川方言语音的来源，并确定其性质，发现其形成过程中的语音选择。
本文填补了明清以来四川方音史的空白，对西南官话的形成研究、近代汉语史研究、南系官话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明末以来；四川方言；语音演变
2.《众喜粗言宝卷》语词研究
卞超 2017
摘要：寶卷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迄今已在眾多學科領域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唯在語言學研究層面上略顯薄弱。本論文便是從語言學角度入手研究寶卷的一次努力。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眾喜粗言寶卷》——清道光年間陳眾喜所著、傳播長生教的民間宗教文學典籍，其主要流行於浙江一帶。此寶卷作者、時代明確，口語性特點突出，所涉及的社會生活十分廣泛，文本體量合適，能夠充分反映晚清吳語區的漢語面貌。該寶卷是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過渡階段的產物，在漢語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論文包括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對寶卷定義及其淵源進行了系統的梳理，介紹了本文研究對象《眾喜粗言寶卷》的版本，體例及其宗教背景；從國內和國外兩個角度對寶卷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綜述；介紹了本論文的選題緣由，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為稱謂詞研究。《眾喜粗言寶卷》傳教的對象十分廣泛，涵蓋了士農工商各個社會階層，男女老幼各個性別、年齡群體。此章具體研究從親屬稱謂和社會稱謂兩個角度展開，在親屬稱謂的使用中有仿親稱謂和從他稱謂的現象，這兩種手段有利於拉近傳教者與受眾的距離，便於傳教。在社會稱謂中，發現了流行於吳語區的一些有特色的稱謂方式。
第三章為名物詞研究。從服裝首飾，飲食藥材，居室建築，日用器物，生產材料，生育疾病，身體部位等角度展開。充分利用圖像文獻，結合文本資料，使用多重證據進行研究，糾正了學界的一些歧說、誤說。
第四章為文化詞義研究。從社會風氣，吃素名目，民間禁忌等角度入手，勾勒出了晚清吳地人們的精神活動情況。由於晚清商品經濟在江浙一帶比較繁榮，黃賭毒等社會不良之風較盛。在吃素上，由於民眾的不同的需求，產生了名目繁多的花素名目，其來源有來自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等。民間禁忌則重點討論了晚清中國與灶神有關的禁忌及中國社會的“小傳統”。
第五章為疑難詞語考證。包括了字面生疏意義隱晦，字面普通而意義有別，因訛誤而致難解等類型。具體考證了部分吳方言詞，記音詞，訛誤詞，古文字字形，道教專用字等。
第六章為俗語研究。討論了俗成語和諺語兩種語言單位。俗成語因其主要來自口語性表達，所以詞形多樣，可以有多種書寫和表達形式。諺語研究主要區分了諺語的語義來源和形式來源。一般而言，越早產生的諺語其語義來源要早于形式來源，晚近產生的諺語其語義來源和形式來源可以是同一源頭。
关键词：《眾喜粗言寶卷》；稱謂詞；名物詞；文化詞義；方言詞；熟語
3.敦煌写本释门文范的文献与语言研究
游世强 2017
摘要：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占据了绝大部分，本论文主要对释门文范进行研究，举凡愿文、斋文、礼忏文、祈请文、天王文、燃灯文、临旷文、迴向文、迴施文、功德文、布萨文、行城文、置伞文、戒文、礼佛文、印沙佛文、道场文、羯磨文、庆幡文、庆阳文、追福文等等具有应用文范性质的佛教文书均在采摘之列，本研究依据的文本主要根据现已公布之敦煌文献，参考英藏、法藏、国图藏、俄藏等大型写本图录及敦煌宝藏等。
本论文提出了研究的范围、思路、方法，明确了研究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本论文紧扣文献与语言两方面的研究，同时涉及到敦煌写本释门文范文本特征以及民俗等文化现象。
第一章为有关文献部分。
主要对释门文范中的斋愿文进行研究，分别论述斋愿文的定义、特征、范围的界定、个案研究以及文献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等。
第二至第四章为有关文字部分。
文字方面探讨了敦煌写本释门文范中出现的文字简化类型，其中不少属与今天的简化字（特指《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总表》中规定的简体字）同形，本论文将敦煌写本释门文范中的简化现象分为文字本身的简化和字用方面的趣简，文字本身的简化同样适用于解释敦煌写本释门文范中出现的偏旁简化现象，对文字的省写和省代符号等现象也进行了探讨。同时指出了敦煌写本释门文范中出现的文字运用现象，包括古文、奇字等。我们对部分文字演变规律进行了试探。
第五章为有关语言部分。
主要分析了敦煌写本释门文范的语言特征。
第六至第七章为有关文字、语言的综合部分。
主要对部分字词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敦煌写本释门文范中有不少新词、新义项未被收入，不少字词可提供大型辞书在词语溯源以及举证等方面之参考。
附录部分是对《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中佛教文献部分的校读札记，以资参考。
关键词：敦煌写本释门文范；文献；语言；文化
4.宋代苏诗注本注释研究
谭杰丹 2017
摘要：宋代產生了大量詩歌注本，開始出現當代人注當代詩的現象，蘇軾詩歌注釋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有開有合，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探討宋代蘇詩注釋的共性與不同注本的個性，試圖在宋代詩學和注釋學的背景下，集中討論今存的三種宋代蘇詩注本，既考察其版本情況、注文來源、注家身份、編排體例等文獻學問題，同時分析其注釋特點、闡釋方法、與宋代詩學的關係等詩學闡釋問題，亦關注其在雕版印刷與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南宋社會有關編刊傳播方面的問題。通過這些問題的研討，本文致力於揭示宋代詩歌注釋的時代特征以及蘇詩注釋的共同特點，提煉宋人注宋詩的一般規律，并從注本注釋這一新的視角觀照宋代詩學理論與宋代社會文化。
與上述研究視角相適應，本文的內容結構為：
緒論部分首先介紹宋代詩歌注釋的概況并考述宋代蘇詩注本的存佚情況，引入本文選題緣由，說明選題的意義，并在回顧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解釋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以及所用蘇詩注本的版本。
第一章從總體上介紹宋代蘇詩注本注釋具有的特點，從四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點，通過比較同一時期的杜詩注釋，指出蘇詩注本注釋與時代詩歌闡釋風尚不同的去義理化、去政教化特點，這可能跟“烏臺詩案”後蘇軾的政治地位敏感有關；第二、三點分析在宋代詩學兩個重要的闡釋觀念——“詩史”觀與“無一字無來處”論的影響下，宋人在運用傳統的“知人論世”法注釋詩歌時有何新的表現，以及宋人具體怎樣以學問為注、以詩法為注。這兩方面是宋代詩歌注釋的共同特點，在蘇詩注本注釋中更有著突出的表現；第四點揭示蘇詩注家多西蜀人士的現象，說明宋代詩注家在地域分布上的特點。
從第二章開始為分論。由於注本版本情況不同，學界已有研究解決的程度不一致，每一章探討的側重點有所區別。本章在簡要說明南宋前期注本《集注東坡先生詩前集》（簡稱《前集》）的版本情況後，著重分析所集各位注家的注釋特點，對重要的蘇詩注家趙次公、趙夔、程縯、林子仁、師尹等作了詳細的比較討論。最後視注本注釋為一個整體，說明經過刪削編刊後注本整體上的特色。
第三章以討論《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簡稱“百家注”）的編注特色為目的，但此種注本文獻方面的疑問頗多，直接關係到對注家注釋性質的判斷。因此，本章首先考辨編注者的身份以及注本的真偽，確定注家注釋的來源、還原成書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分析注本注釋及分類體例的特色，說明此本注釋及分類與宋代詩學觀念的關係，并揭示南宋中期福建地區編刊此種注本的動因。
第四章有針對性地研究《注東坡先生詩》（簡稱“施顧注”）相對不太為人關注以及尚有探討空間的一些問題，分為題注與句注兩大部分。題注部分通過比較說明其與眾不同的注釋特色，考論題注的作者以及注家所用材料的來源，分析注家的注釋策略與歷史觀念。句注部分主要分析注家的注釋意圖，揭示其“引詩注詩”等方法上的特色。最後總結此一注本編注的得失與建議利用方式。
結語部分梳理歸納本文的主要觀點，簡要總結宋代蘇軾詩歌注本注釋的共性與個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範式以補充說明論題可能的拓展方向。
附錄簡表為從《梅溪集》直接可考的44位“百家注”題名注家，是關於第三章“百家注”編者並非王十朋的旁證材料。
关键词：宋代；蘇詩；注本；注釋；百家注；施顧注
5.《闽川闺秀诗话》视域下的清代福建闺秀诗人研究
黄晋卿 2017
摘要：清代福建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诗话，在众多诗话中，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是清代第一部地域性闺秀诗话，收录了从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晚期103位福建闺秀诗人。梁章钜发挥诗话体的特点，保存了大量有关闺秀诗人的生平资料和作品，融人事与诗事为一体，对闺秀诗人及作品做了许多精准的点评，是认识清代福建闺秀诗人及其创作的重要窗口。学界对闺秀诗人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江浙一带，因此有必要拓开视角，了解其他地域的闺秀诗人及其诗歌有着怎样的特点。福建毗邻江浙，受江浙文化影响较大，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其闺秀诗人及作品有自身特点，她们能够在继承诗歌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特点。论文以《闽川闺秀诗话》为切入点，结合闺秀诗文集、地方志等材料，分析《闽川闺秀诗话》对闺秀诗人及诗歌保存、遴选、评点、揄扬的内在机制，进而在地域性视野中探讨闺秀诗人书写的历史脉络。
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正文与结语，正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在清代福建地域诗歌编纂及批评传统中，结合梁章钜的生平、学术思想及地缘情怀，分析《闽川闺秀诗话》的成书动因，探源闺秀史料及作品的辑录与传播；第二部分分析梁章钜的诗学旨趣与闺秀诗人书写传统的承变，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梁章钜遴选闺秀诗人及作品的准则，结合梁章钜的诗学旨趣，透过其品评话语分析闺秀诗人及作品的精神气质与诗学创新；二是讨论清代闺秀诗话中的神异叙述与闺秀诗人身份的确立；三是在诗歌史的视野中分析福建闺秀诗人在闺怨书写模式上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在闺阁内外诗歌内容的创新；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探讨闺秀诗人的情感与伦理表达：一是探讨闺秀的宗族妇德与诗性表达，分析闺秀诗歌中隐含的家族与宗法伦理观念的独特意涵；二是分析闺秀诗人母教观念中所体现的学行兼重的道德意味；三是分析闺秀诗人的清贫叙述，揭示闺秀诗人的创作情境与生存况味；四是探讨节烈妇闺秀诗人对夫妇关系、家族伦理的持守与践行，以及节烈妇身份对闺秀诗人诗歌风格的影响。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以家族文学角度分析黄氏家族、郑氏家族和梁氏家族闺秀诗人的诗艺养成与风格融萃。分别以咏物诗、自传诗和纪游诗为对象，展示名士家风对闺秀诗人的影响以及闺秀诗人在题材和审美方面的突破。最后，地域性闺秀诗人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相关的资料，尽可能辑录出零散分布的材料，以期能还原出更为丰富立体的闺秀诗人历史镜像。而地域性闺秀诗人研究的深入，一者能更深入的揭示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二者也为深入理解和评判福建近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找到准确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闽川闺秀诗话》；梁章钜；清代福建闺秀诗人
6. 文学建国：晚清小说与国族主义
史芸芸 2017
摘要：论文以晚清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时期（1840-1911）的小说文本建构与国族观念建构互动的历史过程。论文将晚清时期的小说文本及其社会过程，包括作家创作、社会影响、文学运动等，视为整体的文化事像，作为论文考察的文化文本。旨在探讨，晚清小说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如何建构了一种国族观念。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国族观念如何影响了晚清小说的创作和转型；其次，晚清小说的社会运作，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现实的国族建构。
国族主义的核心，是“将不同的族群变为统一的国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族主义对应的英文是Nationalism。目前大陆学者多将这个词翻译为民族主义，台湾学者多翻译为国族主义。笔者认为，晚清处于从帝制王朝向国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国族主义”可以更贴切地表述晚清的国族建构。
晚清社会现实的本质特点，乃是异质多层次文明之间的交流，而这一点正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重心。晚清的西学东渐，一方面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得中国接受了处于世界之中的现实；一方面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中处于落后的形势，产生了民族危机意识；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文学建国实践，作为晚清士人的救国参考。在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复活、外患的加深、西学的输入，共同促使了中国从帝制王朝向国族国家的转型。
晚清的国族主义并非一个确定的观念，不仅有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历时变迁，也有共时层面的以黄帝为祖源的文化想象、以汉族为主体的族群身份、以五族为核心的政体操作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或取向。孙中山先生弥合了这三种取向之间的差异，并且在务实地以满清贵族为敌对目标的前提下，最大范围地整合了“中国”概念下的所有人群，从而赋予了晚清革命以最大的合法性。
晚清的政治格局是帝制王朝，晚清小说表现了中国从王朝概念到国族观念的过渡。建国是一个现实的动态过程，小说书写让建国的理念在文本中明晰和落实。因此，晚清小说中，不仅有对晚清的书写，有王朝意识；也有对国族的想象，有国族主义。截然不同的王朝意识和国族主义，在晚清小说中同时呈现，并且表现出了历时的变迁和共时的张力。晚清小说中建立的国家，虽然使用了“国家”概念，但这个概念处于国家转型的动态过程中，因此存在着同词不同义的变迁特质。晚清的“小说建国”就主要表现在：小说以“救亡”为宗旨的现实发展，小说对“建国”过程的文学描述，小说体现的王朝意识和国族主义。
论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分析，第一章为“晚清的西学东渐与国家转型”，第二章为“晚清的国族主义”。第二部分是文本分析，第三章为“晚清小说中的国族主义”，第四章为“晚清小说中的建国道路”，第五章为“晚清小说中的国民精神”。第三部分是主旨分析，第六章为“晚清的‘小说建国’实践”。
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文学并非一个被动呈现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改造社会的主体行为，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晚清的小说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族观的建构，并且形塑了民族国家所必备的民族爱国心理、民族话语方式、民族审美取向。
论文认为，晚清小说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雏形。一方面，晚清小说杂糅了古今中西的思想，体现出了世界性眼光，打破了原来的封闭意识。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呈现了中国从王朝到国家的历史变迁。世界文学在本质上，要以民族国家作为边界。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国族国家建构，晚清小说才能以国族小说的身份，加入到世界文学的体系中去。
关键词：晚清小说；国族主义；文学建国；国族国家
7.清末福建万安小腔戏抄本研究
黄俊 2017
摘要：本文研究对象为1983年前后《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编辑部在福建省龙岩市万安镇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并搜集到的195个主要由清末民间艺人抄写的剧本。结合当地的艺人和群众对抄本所录戏曲的称谓，以及当地流行之戏曲——闽西汉剧的发展历史，我们将抄本所载之戏曲称之为“万安小腔戏”。这些万安小腔戏的抄本（以下简称“万安抄本”）虽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却尚未开展细致的内部研究和整体性的宏观考察。因此，本论文希望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万安抄本的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并结合当地文化和风俗，对抄本中可能涉及到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力求对这批抄本开展更为深化、全面的研究。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万安小腔戏的形成与样貌”，从现有资料、研究成果与剧本的抄写时间出发，将万安小腔戏的形成分为“楚南戏的传入”和“粤东外江戏的流入”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观察万安抄本中零星记载的戏曲音乐提示，探讨这一剧种形成本土化形制的过程；同时，通过归纳抄本中的脚色与饰演人物之关系，将其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脚色行当相比较，从整体上观察万安小腔戏在脚色设置上的渊源、称名的出入和体制上的变化。
第二章“题材分布与剧目衍化”，从现有抄本的情况出发，对万安抄本的故事题材、内容进行探讨，挖掘其时当地观众的审美倾向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同时，对各地方戏中与万安抄本中相同或剧情重复的剧目进行统计分析，从剧目来源角度探讨万安小腔戏的艺术来源与形成过程。
第三章“角色趣味与戏剧情境的地方化”，讨论万安小腔戏在角色塑造、场景构建与场上搬演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当地文化的部分特质，同时，关注这一剧种在角色塑造方面呈现出的类型化与反类型化的特征，以及地方戏曲依据当地风俗于场面措置中建构地方话语情境的过程。
第四章“戏曲结构、故事序列与伦理表达”，讨论万安抄本中呈现出模式化的故事序列，以及这些故事序列中存在的模式化与松散性并在的结构特征和可能借枝蔓情节表达的多重意涵。同时，从戏曲结构出发，通过对情节套路、故事序列的梳理，讨论万安小腔戏藉由生发的团圆之趣、善恶标准、人情理念与社会分层意识。
第五章“官方教化与民间伦理的戏剧化呈现”，从万安抄本中世俗人情与道德教化之关系的角度，讨论其反映的闽西社会之风俗治化。包括讨论官方教化所推行的仁孝、礼义和儆戒、规劝，与世俗民情中坚持的守望、信义，以及民间对官方统治的戏谑、反抗在戏曲中的呈现。
第六章为“地方演剧中的信仰崇拜与风俗观念”，通过对万安抄本中有关祖先崇拜、神灵信仰方面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可以发现万安小腔戏在剧目选择、细节变动、氛围渲染以及人物的祈福求庇等方面与当地的信仰崇拜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同时，对万安小腔戏中有关节日庆赏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借此可以讨论地方戏曲外部的演剧风俗与内部的氛围烘托之间的联系，而结合当地曲艺观察“神仙戏”的人物塑造和舞台表现，也有利于我们了解当地民众祈祷福庇的过程中，对待祖先与神灵的不同态度。
综上，我们认为，万安小腔戏是楚南戏传入闽西之后，结合当地曲艺、方言、文化，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吸收、融合多个地方戏的艺术来源而形成的独立剧种。此剧种于清末时期的脚色体制，尚处于一个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同时，这一剧种与客家文化结合颇深，其与其时当地的民俗、文化之间，是双向交流与构建的过程。
关键词：清末；小腔戏；万安抄本；地方戏曲；闽西客家
8. 佛教与宋代笔记小说关系研究
李华云 2017
摘要：“筆記小說”作為文體概念既符合我國古代志怪、志人小說的面貌特徵，也利於現今對文言小說與筆記等的分體研究，因而本文採取筆記體故事性文言小說作為“筆記小說”的意義範疇，對宋代筆記小說與佛教的關係展開研究。
緒論部分首先梳理了“筆記小說”一詞的出現，及其與“小說”“筆記”在歷史背景中的聯繫。隨後區分了歷史和當代學術背景中容易與筆記小說混淆的幾類文體、概念，同時界定本文的研究範圍，並交代宋代筆記小說的研究現狀。
文章的主體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以佛教在宋代的世俗化背景為內容，考察其與筆記小說作者及其創作間的關係。佛教發展至宋代，世俗化的特徵全面凸顯出來，其表現之一是作為思想信仰的佛教與民俗心理深入融合，進而全面影響到民俗活動的內容和形式，並反向促進其自身思想體系的調整。二是佛教的中堅信眾——僧團群體在心態和行為上的世俗化特徵也較前代明顯。三是宋代文人對於佛教的修持心態，由前代虔誠的宗教信仰逐漸分化為佞、貪等嗜好心態，以及嘲、謔等調笑之態，體現出佛教在中土信仰、修持方式上的世俗變化。總體而言，佛教在宋代全面披上世俗化的外衣，而這一進程和特點，正在以筆記小說為載體的文學作品中得到清晰的留存和體現。
第二章在時代和社會背景之外，以宋代三教並立以及釋巫合流的宗教關係為切入點，全面揭示宋代筆記小說中所體現出的佛、道爭鋒與互通，宋人的援佛入儒，佛教對儒家思想的悅納及與巫術文化的合流。在頗受重視的儒釋道三教關係之外，對釋巫合流也進行了重點考察，以此全面透視宋代筆記小說的思想內容與新變。能集中代表宋代巫、釋、道、儒四種文化互通合流、相互影響的作品，是張師正《括異志》中的“錢齋郎”一事，而此類故事的出現，正表明宋代宗教關係對筆記小說人物塑造的影響。
第三章分析宋代筆記小說在宣教和宣教以外受佛教文化影響所形成的幾類常見故事題材，如果報、入冥、冥定、靈驗等，及其中蘊含的本土民俗思想與佛教思想對比。本章具體揭示出宋代民間善惡報應與佛教因果報應思想的合流，致使筆記小說在果報對象、空間和業因上都呈現出新的變化；宋代入冥小說在叙事上對冥府有了進一步的想象虛構，對冥報觀念的傳達已達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且在傳統遊冥情節外大大增加了冥證和出冥的內容；繼唐五代變文中出現以佛教帝釋為天命主宰後，宋代還出現以帝釋、上帝或天混合作為中土和佛教故事命定主宰的情形，繼而也影響了傳統天定小說的敘事因素，豐富了其兆驗類型；佛教靈驗在向民間感應思想滲透的過程中，廣泛將其避難、满求的內容罩及民間生活的各方各面，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對中土靈驗故事的包攬之勢。
第四章著重探討佛經對宋代筆記小說敘事的影響。從筆記小說中廣泛出現的徵引佛經原文、搬演佛經故事情節，到借鑒佛經敘事結構、敘事視角、敘事手法以及建構佛經人物和場景等方面，揭示出佛經對宋代筆記小說敘事與創作的影響。筆記小說與佛經故事本存有“天壤懸隔”的敘事詳略之差，但佛經故事中鮮明的大故事下嵌套小故事的情節結構，以第一人稱全知為中心敘事視角等特點，都對宋代筆記小說敘事產生了深入影響。此外佛經中的人物、場景也常為小說所採納，形成人物形象和故事發生地。
餘論部分在對以上內容做出總結外，另揭示出宋代以談說為作的風氣體現出筆記小說在情節上的成熟與完備性，並指出筆記小說內容對佛教文化與文學的呈現，顯示出佛教在不同時期的接受情況，而其中一些故事內容也為歷代佛教典籍所收錄。此外，餘論還對筆記小說的相關議題進行了補充說明。
关键词：佛教；宋代筆記小說；世俗化；宗教關係；題材；佛經；筆記小說敘事
9. 南北曲衍变中的天启戏曲选本研究
李将将 2017
摘要：天启曲坛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文学风潮，是明代戏曲史上特殊的一段时期。南曲昆腔的兴盛与崛起，北曲的复兴之潮，使得天启间南北曲的交融与融合更加剧烈。从天启间曲坛态势与戏曲选本刊刻、选本编选与选曲倾向、选本体制与曲体衍变、选本视域下南北曲在曲牌、套式、犯调等诸多方面的细微变化为出发点在观照戏曲观念的发展历程中，以南北曲的曲体递变为问题切入点，立足于天启时期的具体时代和具体选本，通过考察明后期南北曲递变的展开过程和诸多细节问题，总结归纳明代中后期以来南北曲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规律，进而探究中国古代戏曲的演变历程与历史规律，以及这一时段的南北曲发展革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本文就是在这个思考角度上展开论述。
南北曲在双向比对过程中，两者辞情、板式、声律等诸多方面的区分亦逐渐清晰地显现，区分南北曲体虽然一方面使得南北曲各自之特色泾渭分明，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使得南北曲在这种分野中更加清晰地显现出彼此之优劣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南北曲之相互融合借鉴，双向渗透。因此这一时期的南北曲创作亦体现出了这种趋势，一方面南北曲创作泾渭分明，各有特色，但另一方面二者又相互融合借鉴，双向渗透。
除体制之外，天启间的南北曲在题材、人物、精神风貌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较为清晰的分野。明代中后期戏曲选本亦较多体现出了编选者个人主观意识。选曲家的好尚取舍，其实体现出的就是一种倾向与见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并非直接诉诸于文字的评论。编选者的取此舍彼，本质上所反映出的就是其个人观念与话语形式，而这种个人观念又不自觉地为社会文化思潮与文艺心理所裹挟，其中往往孕育了时代审美观念与思潮的变迁，因此通过对戏曲选本的研究，往往可以见微知著，通过对选本的分析，往往能够窥见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与道德观念变迁。
总之，无论是选本选录南北曲之曲学体制，还是作品之人物、思想内涵，南北曲既相区别，又相关联。通过对选本作品之曲牌、宫调、套式、人物、思想等诸多层面之考察，能够总结出南北曲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规律，探究选本中所蕴含的文学精神与时代风潮，能够对明代戏曲史中的相关辩题做出相应的分析与总结，进而探究中国古代戏曲的演变历程与历史规律，以及这一时段的南北曲发展革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
关键词：南北曲；曲体；衍；天启；戏曲选本
10. 陈夔龙研究——以其诗歌创作为中心
李淑清 2017
摘要：陈夔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逊清遗老，同时也是贵州黔中诗坛的重要代表。陈夔龙一生创作了万余首诗，写作时间跨度从光绪三年（1877）一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本文以陈夔龙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诗可以群”、“以诗存史”和“逸社”的角度对陈夔龙其人其诗进行研究。在结构上，除了绪论和结语，本文共分为五章。
绪论部分主要综述了目前学界关于陈夔龙及其创作的研究概况。近年来学界虽然已经开始展开对陈夔龙文学创作、仕途生涯以及生平经历的研究，但尚存在研究范围小、文学价值研究不足等问题。此外，绪论部分还交待了本文通过采取“文本细读”、“诗史互证”和微观与宏观、点与面相结合的方法将陈夔龙的诗歌研究置身于清末民初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第一章主要介绍陈夔龙的家世、生平和姻亲情况。陈夔龙出生于普通的官宦家庭，家世并不显赫，先辈中可考的仅有其父陈忻煜一人。陈夔龙的生平按其发展经历可以分为“初登科场，沉滞下僚”、“青云直上，忧国忧民”和“退居沪滨，遗老自居”三个阶段。在姻亲关系方面，陈夔龙一生三娶，他的妻系姻亲尤其是妻系转折亲对他的仕途生涯和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第二章主要探讨陈夔龙的经学观与诗学观。陈夔龙对经学尤其是五经之一的《诗经》极为重视，他纯熟地将《诗经》的典故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此外，在唐宋诗之争的大背景下，陈夔龙主张学诗要唐宋兼采，他在接受“苦吟”和“感物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并强调作诗要“自成一体”，体现出了较为通达的诗学观。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论述的重心。第三章主要从“诗可以群”的角度研究陈夔龙的唱酬诗。陈夔龙的唱酬诗占其诗歌创作总量的80%以上，这些唱酬诗不仅较为全面地体现了“诗可以群”的交际功能，作为陈夔龙与其亲友交流联络的媒介，还具有了“以诗慰友”、“以诗致歉”、“以诗代柬”等功能。这些功能的运用表明陈夔龙不仅继承了传统诗歌“可以群”的作用，还扩大了传统唱酬诗的表现内容。此外，对联句、分韵、分题和同题竞技的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唱酬诗的作诗方法。更为重要的是，陈夔龙通过与亲友的诗歌唱酬抒发了遗民情绪，坚定了自己的遗民立场。
第四章主要研究陈夔龙参与并组织重开的“逸社”。“逸社”作为一个遗民诗社，是“超社”的延续与发展。本章先梳理了“逸社”前身“超社”的相关情况，包括发起时间、发起人、超社成员、超社的活动情况以及超社解散的原因。接着对本章研究的重心“陈夔龙与逸社”展开了研究，具体包括逸社的成立、逸社的发展、逸社的社集主题、逸社的影响和意义等内容。逸社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陈夔龙仅是以逸社参与者的身份参加，而第二阶段陈夔龙则是以逸社“社长”的身份组织了逸社的相关活动，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将逸社一直维持到1931年。
第五章以“以诗咏史”、“以诗存史”和“诗史互证”为切入点探讨陈夔龙的“诗史”意识。受清初“诗史”观念的影响，陈夔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诗集按年份收录并刊刻，通过“日课一诗”的方式大量记载了清末民初发生的历史大事件、政治改革和战争状况。除此之外，陈夔龙还通过诗歌记录了自己的仕宦经历和情感变化，勾勒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陈夔龙诗歌中对亲友的悼念，对亲身经历的回忆以及对当时历史大事件的记载颇能补史之不足，详史之简略。
结语部分是对全篇论文的总结。本文通过对陈夔龙唱酬诗、“诗史”意识以及“逸社”的研究深入探讨了陈夔龙的仕途升迁、人生起伏、情感变化和诗学成就，同时借助陈夔龙的诗歌研究得以管窥清末民初的社会概况、政治变动、战争状况和文化风貌，并从中挖掘出陈夔龙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陈夔龙；诗可以群；诗史意识；逸社
11.先秦诸子比喻研究
熊浩莉 2016
摘要：先秦诸子大量运用比喻来阐述自己的学说与观点，以加强说服力与感染力。先秦诸子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其著作的比喻实践与同期其它作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对先秦诸子比喻进行深入而系统地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迄今为止，先秦诸子比喻研究大都集中于儒、墨、道、法四家的代表论著上，即《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由于这些论著思想观点各不相同，成书过程又较复杂，体裁也各具特色，因此，学者们对每本论著的比喻展开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老子》和《论语》的比喻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层面上，主要分析比喻类型，《墨子》和《孟子》既有语录体又有对话体，其比喻研究在句法和篇章层面都有所侧重，而《荀子》已经是成熟的议论文，其比喻研究主要集中在篇章层面， 《庄子》和《韩非子》的比喻研究集中在寓言上，偶尔附带讨论一下其中的比喻修辞手法，真正从比喻视角展开研究的成果非常少。由于西方认知隐喻理论的引入，《老子》、《论语》和《孟子》的比喻研究还在认知层面上进行了尝试。虽然学者们对先秦诸子的比喻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比喻研究成果，比较零散，个案研究居多，缺乏系统而完整的总体研究，有些诸子比喻的个案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许多句法和篇章层面上的比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凝固在词汇层面上，形成意义固定的合成词和成语，即比喻词汇化现象。许多先秦诸子比喻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合成词和成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虽有涉及，但并不深入和全面。
由于学者们对比喻持有不同看法，研究对象涉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体形式从散文到韵文，语言形式从词句到篇章，比喻类别划分得越来越细，国内比喻研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迷茫。因此，有必要融合古今中外的比喻理论，整理出系统的比喻理论体系，尽可能多方位地描写和解释先秦诸子比喻现象。本文的比喻理论体系包括词句比喻理论、篇章比喻理论和认知比喻理论。词句比喻理论在词汇句法层面根据本体、喻体及喻词之间的关系归纳比喻句的语义、语法类型，同时，还将比喻理论与汉语词汇史理论相结合，总结先秦诸子比喻词的运用规律；篇章比喻理论使用现代篇章语言学理论归纳先秦诸子比喻篇章的衔接机制和宏观语篇结构；认知比喻理论运用概念隐喻的思维方式梳理出先秦诸子比喻的认知类型。
从语义角度看，先秦诸子词句类比喻类型主要有明喻、暗喻、借喻和引喻四类。先秦诸子运用明喻最为广泛，特别是比喻词十分丰富，除了众多单音喻词以外，还有很多复音喻词。先秦诸子暗喻分为判断式、附加式、描写式、叙述式、并列式和比较式六类。先秦诸子借喻可分为单项式、平行式、延伸式、对立式、比较式、递进式、寓言式七类。先秦诸子运用引喻不如明喻、暗喻、借喻广泛。从语法角度看，先秦诸子词句类比喻类型是名词性比喻和动词性比喻，喻体的语法形式以名词性和动词性结构短语为主，通过述谓、替代或相等的方式将喻体与本体连接起来。
比喻语篇由比喻篇章构成，而比喻篇章又由比喻语段构成，本文以比喻语段为基本单位对体例复杂的先秦诸子散文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先总结了先秦诸子散文比喻语段的类型，再分析了先秦诸子比喻篇章的构成情况和层次关系，最后归纳了《墨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比喻语篇的宏观结构。
先秦诸子的隐喻体系呈现出一种层级性的特征，最高层的概念隐喻是“抽象是具体”，它指导着先秦诸子创造各种类型的比喻，其下位类型是先秦诸子根据具体事物分化出的思维类型，即“抽象是自然现象”、“抽象是有生命物”、“抽象是无生命物”、“抽象是行动”和“抽象是事件”，体现出先秦诸子比喻思维的共性。
先秦诸子比喻实践从本体和喻体两方面体现出不同特色。先秦诸子在哲学观念、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人生观念和教育学习五个方面的思想各有侧重，因此，他们运用的比喻形式不同，选取的喻体也各有特点。先秦诸子用喻特色主要取决于本体决定喻体的选择原则，即先秦诸子自身的思想观点决定了喻体的选材来源及表现形式，体现出先秦诸子比喻表现形式的个性。
先秦诸子比喻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很多比喻出现了词汇化现象，形成了数量较多的合成词，根据先秦诸子比喻形成合成词的特点，可分为借喻造词和明喻造词两类。除此以外，先秦诸子比喻还形成了大量的成语，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成方式来看，先秦诸子比喻形成的成语有照搬型、抽取型、概括型三种类型，按照比喻结构要素的特点，先秦诸子比喻形成的成语分为明喻类、暗喻类和借喻类三大类别。
综上所述，比喻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虽然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先秦诸子的比喻思维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时代影响，大多具有相似的体系和规律，同时，先秦诸子比喻又各具特色，这与先秦诸子自身的思想观点有极大关系。因此，先秦诸子比喻既体现出共性，又表现出个性。从语言表层来看，先秦诸子比喻有三种模式，即短语句法模式、篇章结构模式、由短语句法或篇章结构词汇化模式。这三种模式在现代比喻研究中仍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先秦诸子比喻词汇化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汉语新词产生的构词模式。
关键词：先秦诸子；比喻；隐喻；认知；篇章；词句；词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