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史·艺文志》考论 ——以经部易类为例
朱遂 2018
摘要：《宋史·艺文志》作为《宋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作为《志》的一个主要部类，其地位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它更是一个怎么也不能避开的存在，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受到元明清及以后学者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它是现存的宋代官府藏书的一个最完整的目录；它最大限度且最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学术生态的面貌；它的分类体系充分表现了元代史臣对之前学术的认识。
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意义。既然《宋史·艺文志》如此重要，那我们对它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我国古代目录从来就不是古代书籍的简单罗列，而是有它的深意在其中的。目录学最重要的作用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们研究《宋史·艺文志》，就是要把它的内涵充分发掘出来，整理出来，广而告之，发扬光大，使当今人们更加全面而深切地认识宋代的学术和文化，领悟古人的志趣和情操。
自《宋史·艺文志》产生以来，前辈学者对它的研究多着眼于其中具体条目的辨析、考证，都未注意对关于它的研究进行学术史上的梳理。因此笔者有必要比较系统地介绍其研究从元代到当代发展的历程。在这一部分，笔者得到的比较大的收获集中在《宋史·艺文志》早期研究史方面，它们是：在元代，无论是胡一桂的《周易启蒙翼传》，还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们所用的“《宋志》”或者“《宋艺文志》”均还不是《宋史·艺文志》的简称；《宋史》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修成后，元代学者对《宋史》包括其《艺文志》的研究本该随之展开，但无奈元末战争频繁，学者们自顾且不暇，更不要说分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有关《宋史》的研究只能是一片空白了；元代时对《宋史·艺文志》的研究，严格说来，还没有开始，但是胡一桂、马端临之书对《宋国史艺文志》的称引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宋史·艺文志》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笔者还未发现明代前期有称引过《宋史·艺文志》的著作，这或许是受当时空疏学术风气的影响；明代中晚期人征引《宋史·艺文志》具体条目的数量是比较大的，并且它们出自经、史、子、集各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在这些具体条目中，与今《宋史·艺文志》所记不同的条目达五十二条，而明人所引中，今《宋史·艺文志》没有的记载达二十二处，这包括二十一条书目和一段叙述印刷史的序文，它们是殊可宝贵的。
在本文第一章“《宋史·艺文志》的史源”中，笔者先从晚唐五代各政权的宫廷藏书、宋代各专门机构所编的书籍、政府征召而来的书籍、作者所献之书、对外交流所得之书五个方面论述了宋代官府藏书的来源。在之后的一节“《宋史·艺文志》的史源文献”中，笔者论述了以下重要认识：《三朝国史艺文志》的看详官为宋绶，而杨亿、王钦若、陈尧叟、陈彭年、刘筠、陈尧佐、王举正、李淑、谢绛、冯元、王曾诸人最有可能承担了《三朝国史艺文志》的编纂；《两朝国史艺文志》最有可能的编纂者为蒲宗孟、李清臣、王存、曾肇、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吴充、宋敏求诸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据《崇文总目》编写书籍条目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的编纂是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相关内容为依据的。本章最后一节，笔者还简略介绍了现存其他宋代官府藏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并把它们定为《宋史·艺文志》广义上的史源文献。
在本文第二章“《宋史》的编撰和《宋史·艺文志》的编修特点”中，笔者先纠正了学界之前把李好文、杨宗瑞、王沂这三位也定为宋、辽、金史总裁官的说法，指出根据现存文献只能确定脱脱、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七人为宋、辽、金史总裁官，而定李好文为宋、辽、金史编修官。现存史料不能证明杨宗瑞、王沂两位参加过上述史书的编写工作。之后，笔者通过翻检文献还考证出同为宋、辽、金史编修官的还有泰不华、余阙、廉惠山海牙、虞集、王守诚、汪泽民、干文传、张翥、贾鲁、吴当诸人，其中干文传、贾鲁两人明确只为《宋史》的纂修官。在讨论《宋史·艺文志》的编修特点时，笔者分原校、顺序、重出和别裁四个角度展开讨论，进而得出以下结论：《宋史·艺文志》“著录部分”不是根据宋廷某一朝实际的藏书编写的，而是依据宋诸《国史艺文志》著录每一条书目的；《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书籍基本上不是以成书时间进行排序的；由于前三部《国史艺文志》与《中兴国史艺文志》的编写原则和体例不同，著录书籍存在交叉，所以根据这四部《国史艺文志》编写的《宋史·艺文志》难免有重复著录的情况；《宋史·艺文志》已使用了别裁法。
本文的第三章作了一个小型的专题研究——“《宋史·艺文志》和宋代易学著作”。笔者把《宋史·艺文志》的狭义史源文献宋诸《国史艺文志》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记录宋代官府藏书的五部现存书目（或经后人辑佚）《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定为广义上的史源文献，并据此把《宋史·艺文志》经部易类“著录部分”的二百一十三部著作分为“为现存史源文献所著录的条目”和“不为现存史源文献所著录的条目”两大部分进行综合的研究，其中前者共计一百六十一部，后者共计五十二部。笔者为《宋史·艺文志》“不著录部分”十九部著作专设一小节进行研究。宋代易学发展迅速，著述甚多。考虑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依据所掌握的比较丰富的目录学方面的数据试对未被《宋史·艺文志》易类所著录的宋代易学典籍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搜集、介绍、研究工作，力图反映宋代易学的概貌，借以让读者认识宋代易学的流派纷呈，丰富多彩。
关键词：《宋史·艺文志》；史源文献；经部易类
2 叙述与对话：中唐至北宋诗歌自注研究
崔媞 2018
摘要：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自注是具有傳播意識的詩人主動引導闡釋，縮短自己與讀者時空距離的有益嘗試。在唐宋轉型的過程中，自注由簡短單一日益變得詳實豐富，成為詩歌表情達意與詩集結構分區的有力輔助手段。本文第一次打通朝代格局，綜合梳理了中唐至北宋詩歌自注的生成演流、形制語言與內容功能，同時結合對時空要素、引詩自注、自我創新等問題的分析研究，試圖揭示詩歌的文本層次、作者的傳播意識以及自注的書寫體例。在每一次捕捉特性的個案細讀中，我們始終聚焦於詩歌內容與表達形式之間的關係，并致力於從自注這一細密深狹的獨特切口透視宋調的內在特質。
第一章從自注形制入手，通過還原唐宋寫本與石刻中的自注書寫原貌，離析出單行側注與雙行夾注兩種不同的承載方式。當詩歌自注由少變多，由簡趨繁時，雙行夾注以更大的涵容量成為詩人的首選，可見自注形制與自注內容的流變密切相關。在文本的框架中，自注以標出性的字體行距區隔於核心文本之外，成為詩歌一目了然的特殊組成部份。韻語織就的詩歌凝練精工，自注用流暢的散文語言補白貫通，既對語法成份精簡省略的字句進行修復疏浚，又使跳躍錯綜的詩歌語脉重新回復日常秩序。自注也因而成為詩歌由含蓄蘊藉的唐音向尚盡尚理的宋調遞變的助力之一。
第二章發掘了自注中的時間與空間要素以及詩集的自注自編問題。敘述是與時間密切相關的表意行為，唐宋詩歌自注中經常凸顯或暗含著不同維度的時間因子。鮮明的紀年時素將詩歌錨定在圈出的場域中，文字間隱沒的時空背景借此復蘇。當詩人追述創作情境時，自注中的“時間差”往往標誌著今昔的間距。“引領式”自注是自編詩集的線索，它大筆勾勒出一個時間段內作者的出處行止。這三種時間維度，交融著詩人作為親歷者、再述者與編輯者的多元文本身份。宋人逐漸增長的輿地興趣，促進了北使南貶與日常遊歷中的地理類自注的成倍增長。對空間位移與地域民俗的自注書寫，折射出宋調紀實的特徵與濃厚的人文情懷。
第三章提煉出“引詩自注”這類別具一格卻尚未引起學界關注的自注方式，其中的“詩”可以細分為“古詩”“來詩”與“舊詩”三種，分別指涉詩人引用前賢、同儕或自己的詩歌來注釋的方法，嵌入自注的引詩蘊含著作者強烈的對話意識。從歷時的角度而言，它縱向地表現了師法前賢與傳播傳世的努力，前者追溯經典，後者面向未來。從共時性角度而言，則勾稽出詩人與同儕友朋之間互通有無，宣心寫妙的酬唱往來。此類自注突破了散文語言的限制，在“瞻前顧後”中將己詩放置在更為寬廣的背景下觀賞考量。我們也從中看到了那些樂於在連綴與互動中穿針引線、描繪足跡的詩人側影。
第四章概括了詩歌自注中最為重要的三大內容功能。作者對專有名詞、方俗殊語與命名方式的注釋將詩歌中難以明白的語詞意義揭示出來。自注用典打通了橫亙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厚重的歷史壁壘，使生疏深穩的典故還原為親切易懂的故事與話語。此外詩歌語義的含混不清、長律結構的夾纏錯亂、詩歌語境的模糊難辨都在自注對詩意的解讀中清晰呈現。
第五章專言詩歌的除舊佈新。次韻詩隨著元白唱和成為時代風尚，元稹“依次重用本韻”之類的自注標誌著次韻從大曆詩人手中偶一為之的手法變作元和詩人具有理論意識的自覺實踐。歐陽修的白戰體摒棄俗典陳喻，在自注中明示嚴苛的詩歌律令，聚星堂上寓教於樂的戲作寄託著發起者強烈的變革之心。蘇軾有關博典的自注揭示出詩人串聯典故的“用意”，反映了詩歌表層語句下的深層結構。對唐音的超越是宋調艱難崎嶇卻風景常新的征途，三位作者在詩歌形式與內容方面的規避開闢與自我挑戰展示出詩歌生新的不竭動力，自注如同宣言一般彰顯著詩人突破陳規的熱忱與自豪。
关键词：唐宋诗歌；自注；唐宋转型；叙述；对话
3 汉语表“整体-部分”关系的分裂句“NP1+Vi+NP2”研究
王春燕 2018
摘要：“整体-部分”语义关系（meronymy）是客观世界及人们主观认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领属关系。同时，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生成句法都尤为重视意义的研究，特别是意义范畴的表达对语法结构的影响。本文将分裂句“NP1+Vi+NP2”的两个名词性成分NP1和NP2限制在“整体-部分”语义范畴之下，对分裂句句式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旨在探明“整体-部分”语义范畴下分裂句“NP1+Vi+NP2”的句法语义表现，进而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句法、语义、语篇限制条件。
从结构主义观点来看，不及物动词通常只能与唯一一个论元搭配，并位于句法主语（S）位置，但在分裂句“NP1+Vi+NP2”中，不及物动词Vi却同时带了两个论元，其中NP1占据句法主语（S）位置，NP2占据句法宾语（O）位置。以往的研究通常将这一种句法格式视为“特殊”句式，或将其称为领主属宾句，或将其称为主事宾语句，或将其称为施事宾语句，并对这一句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句法语义描写，但是这些描写要么基于NP1和NP2之间的领属关系，要么基于整个“施事”出现在句法宾语O位置，而不管NP1和NP2之间的语义关系，对NP1和NP2之间为整体和部分语义关系的情况注意得还不够。因此，本文主要围绕整体与部分语义关系为出发点，对这一句法语义下的分裂句“NP1+Vi+NP2”展开讨论。句法结构和意义的结合，必然会涉及到整个语义-句法界面研究，包括意义对句法结构的影响，由此有可能对汉语语义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对句法结构的形成动因产生新的认识。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包括五个部分，研究对象依次为：
第1章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目标等相关问题。
第2章主要描写“整体-部分”语义关系的鉴定以及这一语义关系下分裂句“NP1+Vi+NP2”的类型。通过汉语语言事实的考察，Cruse（1986）提出的判断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鉴定标准过于严格，汉语“整体-部分”语义关系的鉴定需要结合形式B“X是Y的一部分”和形式C“整体Y的部分包括：X/Xs，Z/Zs……”来作为标准。根据[±具体性]、[±顺序性]、[±功能性]、[±关联性]、[±可分离性]五个语义特征，汉语“整体-部分”语义关系可分为构成关系、组成关系、关联关系和内涵关系。
将分裂句“NP1+Vi+NP2”的NP1和NP2限制在整体和部分语义关系下，NP1和NP2两个名词性成分具有构成关系、组成关系和关联关系三个类别，同时由于分裂句句式特点，还产生了一类独特的由分裂句句式造成的整体和部分语义关系类别。
第3章主要讨论“整体-部分”语义关系下的分裂句“NP1+Vi+NP2”的句法表现。在这一语义关系下，“NP1+Vi+了+NP2”是最典型的分裂句句法表达式，同时NP1、Vi、NP2前均可出现修饰性成分对它们进行描写或限定。另外从形式上来看，不及物动词Vi在分裂句中可以为光杆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与补语搭配使用、光杆形容词等类型，从语义上来看，不及物动词Vi可以为状态动词和结果动词。
第4章分析“整体-部分”语义关系下的分裂句“NP1+Vi+NP2”的语义表现。首先讨论NP1和NP2的语义角色，指出NP1或为主事，或为状态关涉者，NP2或为主事，或为结果。然后分析分裂句的句式语义特征，认为分裂句句式本质上是表事件的句子，由于事件和状态密切相关，从而具有描写性特征。
第5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证明“整体-部分”语义关系下的分裂句“NP1+Vi+NP2”不是移位句。这一句式自先秦就已经产生雏形，直到元明时期体标记“了”的加入，标志着分裂句“NP1+Vi+了+NP2”这一典型句法形式的形成。通过对这一句式信息结构的考察，本文认为话题的选择和接续，以及焦点信息结构安排是产生这一句式的主要动因。
第6章考察“整体-部分”语义关系下的分裂句“NP1+Vi+NP2”的句法语义限制条件，首先句法上分裂句不能和趋向补语共现，然后NP2只能是唯一表部分的成分。语义上，认为非宾格动词不是限制Vi能否进入分裂句的主要因素，而动词语义内部是否关涉整体和部分语义，以及是否具有[+方向性]特征是其主要语义限制条件。
第7章考察了“整体-部分”语义关系下的分裂句“NP1+Vi+NP2”的语篇表现和语篇限制条件。认为分裂句中的NP1在具体语篇环境中既可以是话题，也可以为非话题，焦点NP2在具体语篇环境下具有弱启后性。另外，从语篇的角度来看，分裂句“NP1+Vi+NP2”还要受到语篇限制，即话题选择受限和并置话题受限。
关键词：整体-部分；句法语义表现；非移位；限制；信息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