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应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邀请，以“关于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几个问题”为题，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一区526会议室开展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教授主持。
荣新江教授从百余年来敦煌学的目录、图录与整理实践出发，围绕藏经洞材料的名称、来源、数量和原始形态展开讨论。他指出，现存馆藏号和残片，是文献经过发现、分配、运输、装裱、修复和编目之后留下的形态。研究者只有追问材料原来是什么、来自哪里以及如何成为今天所见的样子，才能作出可靠解释。
讲座伊始，荣新江教授追忆了与项楚先生的学术渊源。他说，自己虽以历史研究为主，但在归义军史等课题中经常使用敦煌文学材料，曾与项楚先生等合撰《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材料实践中，一些看似基础的概念和材料问题逐渐显得格外重要。本次讲座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辨析，它们直接关系到藏经洞性质、文献数量和具体写本的历史解释。
一、敦煌藏经洞文献不宜笼统称作遗书
近代以来，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王重民主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因而成为影响深远的名称。荣新江教授指出，这一称谓有明确的学术史背景，不过就藏经洞出土物的整体而言，其涵盖范围仍有可商之处。“遗书”容易产生歧义，其范围也偏窄。藏经洞所出除古籍外，还包括契约、账历、官府案卷、绘画、幡、印本、经帙及其他实物。
术语并非单纯的文字选择。称一件材料为“遗书”“残卷”“卷子”“写本”或“文献”，往往包含对其形态和性质的预先判断。“残卷”容易让人以为材料入藏时已经残缺，“卷子”又无法涵盖折页装、册页装和绘画等形态。荣新江教授主张，在总称层面使用“敦煌藏经洞文献”较为稳妥；讨论具体对象时，再依材料性质使用写本、写卷、文书、残片、绘画或印本等名称。
二、辨认混入馆藏的其他地区材料
今天各收藏机构所称的“敦煌文献”，并不一定全部出自莫高窟第17窟。早期探险队在新疆、河西和内蒙古等地采集材料后，曾按语言、文字、尺寸或收藏需要重新分类，吐鲁番、于阗、黑水城、莫高窟北区乃至清代材料，因而可能被编入敦煌馆藏号。研究者不能因为材料带有敦煌编号，就直接认定其出自藏经洞。
荣新江教授结合实例介绍了多种辨认方法，包括残片缀合，核查卷面旧签、铅笔题记和探险队原始编号，将实物与考古报告相互印证，并结合文字、年代、装帧、纸张和图像风格判断来源。所谓敦煌本《景德传灯录》，便可依据卷面印记和同卷残片确认与黑水城有关。辨认混入材料不是降低其价值，而是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历史坐标中。
三、馆藏编号不等于藏经洞原有文献数量
关于藏经洞文献数量，近年常见“七万余号”等说法。荣新江教授提醒，馆藏号是文物管理和追索的重要依据，却不能直接回答藏经洞原来有多少卷文献。一个编号可能是一件首尾完整的长卷，也可能只是一片很小的残纸；同一原卷还可能在近代整理中被拆成多个编号，后来又通过缀合恢复为一个整体。
因此，现存馆藏号、物理残片和原始写本单元必须分开统计。各馆的修复和编号制度也不相同。法藏对同一原编号下揭出的残片，多在该号下以 pièce（分件）区分，如 P.××× pièce 1、pièce 2；英藏则多为揭出的残片另立新编号，不再沿用原号。若不考虑近代拆分、重新装裱和修复揭取等过程，把各馆编号简单相加，所得数字很难对应藏经洞封闭时的实际数量。
四、从经帙裱褙与缀合恢复文献原貌
藏经洞佛经原以卷轴和经帙为基本单位。经帙长期使用后容易破损，寺院常利用废弃的契约、账历、名籍和官私文书加固。装裱时，这些文书可能被裁切、分割、倒置或多层粘贴；近现代修复者将其逐层揭下后，原来的裱褙材料便成为独立残片和馆藏号。这也说明，“残”不一定形成于材料书写之时或入藏第17窟以前。
缀合是恢复文献原貌的重要途径。讲座展示了多组实例：S.5971(1)、S.9432、S.5971(2)残片可缀合为《故陈子昂集》；P.2747、P.2648A与S.8459可联系《捉季布传文》；BD12242与羽040《新修本草》的缀合，也证明现行编号与原卷数量并非一一对应。P.2161和P.2342两组材料还显示，同一母号下可以揭出契约、名籍、祭文、账历和经文等不同残片。恢复其正背面关系、粘贴次序和同卷位置，才能把孤立文字重新放回历史情境。
荣新江教授最后谈到，藏经洞还保存有经帙、绢画、幡画、木雕、刻本佛画和历日等文物。这些材料再次表明，藏经洞研究不能只以“书”或“卷子”为中心，应根据研究对象准确使用文献、绘画、纺织品、木雕或印本等名称。
与谈与交流
主讲结束后，游自勇老师指出，讲座从名称、编目和材料原貌等基础问题入手，提醒研究者不能把馆藏编号直接等同于藏经洞原件。何剑平教授总结认为，准确命名必须结合材料的产生、使用与整理过程，研究既要把握整体，也要重视题记、卷号、粘贴和缀合等细节。
交流环节中，现场同学围绕藏经洞封闭原因、敦煌学的新研究空间、世俗文书与经帙裱褙的关系以及外文图录整理等问题提问。荣新江教授回应，目前对封闭原因仍缺乏足以定论的新证据；世俗文书是否属于裱褙材料，应依据粘贴痕迹、裁切方式、正背面内容和修复记录逐件判断。未来仍需完善图版与数字化整理，并从书籍史、写本学和社会史等方向继续推进研究。
本次讲座从术语、编目、修复和缀合等基础工作出发，说明材料整理与历史解释之间的紧密联系。只有先恢复文献的来源和原始形态，才能进一步讨论其内容、藏经洞性质和敦煌社会。
图文：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马雨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