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5日上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应邀以“中国中古时代的‘恶声’记忆与书写”为题，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一区311会议室开展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项楚学术讲座”第22讲，由孙尚勇教授主持，董华锋教授、国威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一、追寻逝去的声音：从听觉经验到文字记忆
讲座伊始，游自勇教授以《列子·汤问》中韩娥歌声“余音绕梁”的故事为引子，结合曾侯乙编钟、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图及“洛阳声景”项目，介绍了追寻古代声音的不同途径。声音转瞬即逝，后人已无法直接听见古人的声音，只能借助留存的器物、图像与文字，尝试想象、感知和再现昔日的声音世界。
围绕“什么是‘恶声’”这一问题，游教授梳理了古代文献中“恶声”的不同用法，包括被视为邪恶或不祥的声音、粗鲁怨恨的言语、坏名声及噪音等。本次讲座主要关注其中被赋予不祥意义、与个人吉凶及王朝兴衰相联系的声音，具体涉及鸟兽鸣叫、黄钟律吕、鬼哭、金石自鸣、釜鸣、鼓妖与音声怪等类型。
二、狐鸣的灾异化与禳解
游自勇教授首先以狐鸣为例，讨论动物声音如何进入政治叙事与灾异解释之中。《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吴广夜间模仿狐鸣，呼喊“大楚兴，陈胜王”，使士卒惊恐。这一故事显示，狐鸣所具有的特殊意味，可以被利用来影响人心。与此同时，汉代画像砖中的九尾狐形象也提示，狐的文化意涵并不单一，存在一个由祥瑞向不祥转换的过程，需要结合具体材料加以辨析。
游教授随后结合《说文》《焦氏易林》《论衡》等文献，梳理狐与鬼魅、凶兆之间的联系。《十六国春秋·夏录》记述赫连定遭遇群狐鸣叫，心生不祥之感；《隋书·五行志》则将宫阙之下连续出现的狐鸣与此后的国乱、死亡相联系。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动物鸣叫如何被纳入解释政治变局的叙事之中。
除了记录凶兆，古人也试图通过具体方法消除狐鸣所带来的不安。游教授展示了日本杏雨书屋所藏《百怪图》中“占狐鸣怪”的相关内容，并结合《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天地瑞祥志》等文献，介绍狐鸣占验与厌禳方法。这些文本依据狐鸣的方位、时间及其与住宅的关系推断吉凶，并提供用符、桃木、祝辞等应对方式，反映出人们面对不祥声音时的认知与行动。
三、黄钟律吕与“亡国之音”
从鸟兽鸣叫转向乐声，游自勇教授进一步讨论了声音与政治秩序的联系。《周礼·春官》中已有通过听取军声判断吉凶的记载；《荀子·乐论》则将鼓、钟、磬等乐器与天地万物相联系。声音由此被置于关于天地秩序、社会关系与政治得失的理解之中。
游教授以《东城老父传》为例，分析乐曲如何在历史记忆中获得预兆意义。该书记载，唐天宝年间，乐章多以凉州、甘州、伊州等边地州郡为名，曲中繁声又称“入破”。安史之乱后，相关地区遭到攻破，人们遂将此前的乐曲视为“曲谶”。在这一叙事中，乐曲名称、音乐用语与后来的历史事件被联系起来，成为人们回望政治变局的一种解释方式。
四、金石鸣、鼓妖与莫名之声
游自勇教授接着讨论了鬼哭、金石鸣、釜鸣、鼓妖及音声怪等记载。这些声音常因来源不明或超出日常经验而引发恐惧，并在不同文本中被解释为灾祸将至的征兆。金石自鸣同样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龙池《圣德颂》石自鸣，声音“清远如钟磬”，却仍将其纳入灾异解释之中。这说明，声音是否被视为不祥，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刺耳或难听。
与金石鸣相比，釜鸣更贴近日常生活。游教授结合《焦氏易林》《开元占经》及敦煌写本P.2682《白泽精怪图》，介绍了有关釜鸣的占验与解释。厨房器物的异常声响同样可以进入吉凶判断，成为人们理解家庭安危与生活变化的依据。
对于鼓妖和音声怪，游教授特别展示了其与政治观念、鬼神信仰之间的联系。《汉书·五行志》将鼓妖解释为君主严猛、臣下畏惧而不能进言的结果；《新唐书·五行志》也把有声无形、不知所从来的巨响与人君“不聪”相联系。另一些占验文本则将音声怪归于兵死之鬼，并列出相应的厌禳方法。这些不同解释表明，莫名之声可以同时进入政治批评、灾异观念与日常信仰的框架之中。
五、从声音景观理解“声音政治”
在上述个案基础上，游自勇教授进一步引入“声音景观”的视角，强调个体与社会对特定环境中声音的感知和理解。同一种声音在不同情境中可能获得不同意义，听觉主体的经验、观念及其所处环境，都是理解声音的重要因素。
游教授结合《礼记·乐记》中“审乐以知政”及“声音之道，与政矣”的论述，指出声音与政治之间具有深厚的思想联系。鸟兽虫鸣及被称为“亡国之音”的乐声，体现了民众对现实危机的集体感知；金石自鸣、鼓妖、音声怪等莫名声音，则牵引着人们对未知危险的恐惧。当这些声音被保存于特定文本之中，无形的听觉经验转化为可以阅读和传递的记忆，也为理解中古社会的政治情势、时人观念与社会风气提供了线索。
与谈环节，董华锋教授、国威副教授分别分享了聆听讲座的感悟。随后，尹潇同学围绕“恶声”的界定与具体环境的关系，以及古人如何应对“恶声”所带来的警示等问题提问。游自勇教授回应指出，“恶声”很难以绝对标准界定，需要结合个人认知与具体环境加以理解。本次讲座在师生交流讨论中结束。
图文：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李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