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下午16:00，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杜晓勤应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之邀作题为“从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鸣——开元诗坛风貌的另一考察维度”的主题讲座。讲座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一区418会议室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罗鹭主持，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副院长王猛与谈。
在掌声中，本次讲座正式开始。杜晓勤教授指出，学术界普遍认同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整体所呈现出的盛世气象，而忽略了在所谓的“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遮蔽之下，涌动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盛世悲鸣的创作潮流。开元盛世，鼓舞文人投入政治，但也随之出现了一大批理想失落的文人，他们为此苦闷又彷徨，形成了涌动于盛世之音下的悲鸣潜流。这一创作潮流的产生和兴起，反映了盛唐士子为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从追求到失落的心路历程。盛唐士子之所以理想落空、壮志冥寞，既有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政治文化政策已经有所变化的现实因素，也因他们自身具有普遍性的人格和才能缺陷，更反映了盛唐文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与君主集权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文化矛盾。
杜晓勤教授首先谈了盛唐文士文化心态的微妙变化。开元十五年（727）后，盛唐的主要诗人开始登场，他们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高唱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理想之歌，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渴望一展宏图之志，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学界多称之为“盛唐之音”。然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与其关系密切的王维、王昌龄等人，或归隐、或出为外职，由原来的踌躇满志变为对羁身名宦的隐忧。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入朝，更激发了这些上层士大夫对盛世国运的忧虑。与此同时或更早，开天间另一些久不擢第的布衣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布衣不得干明主”的悲鸣。
随着政局的演变，这种悲鸣之声的声浪越来越大。李林甫于天宝六载（747）导演了一出“野无遗贤”的丑剧，开干谒请托之风，致使一些清贫、刚直之士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如元结、沈千运、于逖等文人。盛世失意者的遭遇，透露出唐代开元天宝间所谓“盛世”“明代”灰暗阴冷的一面。受儒家积极入世观影响较深者，如杜甫，多能屈己求人，汲汲于功名仕进，发为歌吟，孤愤悲慨；而元结及一些刚直贫贱之士，则落拓回乡，愤世嫉俗，声情激切而高古；另外一些受佛道思想浸淫较深者，如王维、孟浩然，则走向山林、田园，或在禅悦的境界中消磨自己的锐气，或借自然界的胜景寄寓他们洁身自好的情怀，诗境冲淡、空灵，流露出一种寂寞和失落；还有科举失意者，他们远走大漠，边塞军旅的黑暗与残酷，促使他们唱出了一曲曲悲伤、愤激的征戍之歌。盛唐人所追求、欣赏的“风骨”美，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世运日渐黯然，政治理想日渐破灭后的慨时伤世的“盛世悲鸣”。
杜晓勤教授指出，盛唐诗人的主体，本来就是一批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庶族寒士，他们生气勃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盛唐统治者为庶族士子提供的入仕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科举选士；二是立功边塞、封侯进身；三是走“终南捷径”、隐逸求仕。从科举进身由其平等竞争意识决定，梦想立功边塞是出于科场无奈后的价值新取向，走“终南捷径”更多是投机心理所驱使。由于盛唐前期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吸引，他们可以选择多种入仕途径，求仕过程中也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和热情，发而为诗也就成为高昂、激奋的理想之歌。然而，盛唐文士这种渴望跻身朝廷、“致君尧舜”的政治热情并未持续多久。
玄宗朝存在着“吏治和文学之争”，文人的命运起伏受两派之争的影响。开元中前期入仕的庶族士子在仕途上大多未能如愿，朝廷选官的主流仍是流外入流和门荫，对士族子弟更有利。即便是科举，由于世家积淀深厚，且科场高中之后还须经过吏部铨选，世族子弟也具有更大的优势。立功边塞一途也艰险重重，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的四十三年间，中下层文士出将入相的却寥寥无几。唐前期实行的府兵制奖励军功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武后朝开始破坏。开元末和天宝年间，中下层文士要想通过边塞军功直取卿相，也就比登天还难了。走“终南捷径”的，在天宝年间亦鲜有成功者。初盛唐诸帝“坚回隐士之车”的主要目的是点缀升平、表演太平戏，并不是真心要起用所谓的世外高人。
在整个盛唐时期，庶族士子大都没能实现参与国政、“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的文化心态整体上呈现出渐变的趋势：由开元中前期的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向天宝中后期的仕途蹭蹬、理想失落的渐变；由他们年轻时对“圣代”“明主”的厚望，到中老年对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怨愤的渐变。
盛唐士子大多出身于伴随南北朝后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新兴中下层庶族政治力量，其文化心理中积淀着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价值取向。他们大多胸怀“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却普遍缺乏在集权体制高度发展时期从政的才能。作为新兴的庶族士子群体，盛唐文士也存在着自身的弱点，容易受皇权意志的任意摆布，成为专制国家政治机制中的牺牲品。这是由其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统治者为了保持君权统治的稳定，需平衡社会各集团的利益，盛唐时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实际上也主要是玄宗本人根据政局变化交替利用两派官吏所导致的结果。
杜晓勤教授最后指出，开元时期诗歌中所反映的“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之下同时存在的“盛世悲鸣”，不仅是提供了对盛唐文学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还能够让我们去思考盛唐一代文士为实现政治理想所走过的痛苦历程的深层文化意蕴和重要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