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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发布时间 : 2025-03-14 20:44    点击量 :

2025年2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应邀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一区526会议室,共同主讲“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主题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华锋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汤君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孙尚勇教授与谈。

郝春文教授

讲座开始,郝春文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敦煌学研究取得的卓越成果,强调中国学者已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完全改变了“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在此基础上,郝春文教授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了对未来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一、敦煌文献整理方法的升级换代

第一,图版的升级换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国敦煌学界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工作。但以往公布的敦煌遗书图版的主体部分都是黑白图版,存在难以清晰展现朱笔校改或句读、墨迹脱落、污渍遮蔽等问题,亟待更换为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以改善黑白图版的局限性。

第二,分类释录本的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对敦煌遗书的文献学整理,绝大多数是对敦煌文献文本的集录和校勘。而再整理则是对原来文字版的修订或补充。郝春文教授呼吁,未来的敦煌分类整理本都应该是图文对照本,即包括文书释文和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如项楚教授课题“敦煌变文全集”即秉持这一理念进行编纂,极大方便了读者核对释文。

第三,总目录的升级换代。由于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又散在世界各地,编纂一部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最全的敦煌遗书总目录——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已无法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而2000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亦存在收录不全的问题。因此,编纂一部新的真正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实为当务之急。

二、敦煌学研究的新范式和新视角

在此部分,郝春文教授回顾了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既有范式,认为学界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与历史学两种范式,并指出以往工作主要侧重于文献学层面, 利用史学范式(即基础文献整理之上的历史学研究)开展深入研究尚需进一步加强

郝春文教授以敦煌书仪研究为例,阐明了由文献学范式向历史学范式成功转化的发展路径。赵和平先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著作,奠定了敦煌书仪研究的文献学基础。吴丽娱研究员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深入考察了书仪与中古社会之互动关系,从而使敦煌书仪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

郝春文教授进一步引入“敦煌写本学”的概念,指出敦煌遗书的主体为印刷术普及前的手写文本,学界最初主要关注的是敦煌写本的文字内容,对写本自身的特点关注不多。21世纪以来,专门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悄然兴起,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备受瞩目的新范式。伏俊琏教授以写本学理论研究文学作品,即为运用此范式之典例,颇具启发意义。

除文献学、历史学与写本学外,郝春文教授指出,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元范式亦逐渐被引入敦煌学研究。孟宪实的《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即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视角出发,对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以及敦煌社邑及其活动进行全新解读, 这是以往文献学和历史学范式未曾涉及的视。语言学界则自新世纪以来,将书仪、社会经济文书、法律文书、宗教典籍及契约等文本扩充为语言文字研究之材料,此举不仅扩大了语言研究之语料范围,亦为对书仪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郝春文教授总结道,敦煌学界在利用新范式与开拓新视角方面已取得初步进展,然相关研究成果仍有待进一步丰富。期望未来有更多青年学者能在此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推动敦煌学深化拓展,涌现更多的新成果。

荣新江教授

荣新江教授首先介绍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学术背景,并强调新材料和新技术为敦煌吐鲁番学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接着,荣新江教授以历史学为基点,着眼于敦煌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主要探讨了如下四个方面:

一、地方社会史

荣新江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有关中古时期的历史书写,主要都是依靠传统王朝的史家整理过的著作,这并非唐朝社会和文化的全貌。敦煌作为边陲城镇,其原始文书所涉内容多为地方性事件乃至民间琐事,此类材料虽无法取代“编纂史料”所呈现之宏大叙事,却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地方社会真实面貌的最好视角。在新的史学观念下,这些往往代表着“长时段”的历史,较少涉及战争、内斗乃至王朝更迭,而更多反映历史长河中占据最长时间之“常态”历史,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敦煌学者应利用敦煌提供的原始材料,并结合多年来把握的处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方法,直接从原材料中来书写历史。

二、西北民族史

针对“新清史”学者对中国学界不重视运用满文史料研究清史之批评,荣新江教授指出,敦煌吐鲁番学界早已自觉运用本民族史料研究该民族之历史。除大量汉文写本外,敦煌还出土了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所写的文献和文书, 莫高窟壁画题记也是藏文、回鹘文、西夏文与蒙古文等多语种并存。这些文献对于我们认识河西走廊多元族群交织、并存与共处的历史深具意义。通过对敦煌原始史料的解读与研究,研究者得以摆脱传统史家对史料之修饰与个人偏见,进而更为客观地还原历史之本来面貌。例如,原始史料中之安禄山形象俊美,与后世文人笔下之肥胖形象迥异。

三、写本书籍史

从文献学角度来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有许多是散佚的古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然以往敦煌学研究多以中国传统的“四部书”为框架,运用版本学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虽成果丰硕,未能充分揭示中古时期文献的原貌,甚至割裂文本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此,荣新江教授倡议,应当建立“写本书籍史”这一新兴学科,积极采用“书籍史”的方法,并引入“写本学”的技术手段,从而重新评估敦煌写本文献较之于版本文献的特点和价值。而“写本书籍史”之核心方法在于, 既像传统文献学那样关注“文字”,亦关注文献材料的物质属性,力求将“文”与 “本”置于同一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纸本取代简牍、册子本兴起等书籍形式的变革,实为文本内容推动的结果,进而影响了知识的传播与流通,对中古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四、美术史

荣新江教授指出,随着大量敦煌石窟壁画数字化成果的完成和展示,将有更多的图像清晰地展现在学者面前,但要做出超越前人的研究成就,仍需要在图像和文本的比对中下更深的功夫。荣新江教授还提醒道,敦煌佛教艺术大多数是在同时代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创作和发展的,因此推进敦煌图像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源还是在中原的相关材料,特别是长安与洛阳两京相关画迹的记载。总之,敦煌作为中古时期同时保存了大量图像与文本的少数地区之一,应当在图文对照方面给一般的美术史提供更多的方法论例证。

荣新江教授总结道,纵观一百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及时关注学术研究的问题点, 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增进跨学科研究,才能够让敦煌学开拓出新的学术天地。

董华锋教授

在与谈环节,董华锋教授首先对郝春文教授与荣新江教授之精彩发言致以谢忱,并指出两位先生之真知灼见,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者指明了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随后,董华峰教授强调研究者应该“跳出敦煌来看敦煌”,并结合巴蜀石窟研究实例展开论述:

第一,由此观彼:巴蜀佛教艺术在敦煌的流传。10世纪上半叶,包含“分数”“真言”“遗漏分”的“西川过家真印本”《金刚经》新版本在敦煌地区十分流行,被当地人奉为“真本”。但这三种内容在四川本地是陆续出现的,同时包含三者的石刻《金刚经》在四川本地迄今没有发现。故此推测,这三种内容很可能是在四川地区雕版印刷过程中被整合为一体,并随着印本传播到敦煌地区的。从四川唐代的相关资料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版本《金刚经》巴蜀地区的形成及其在敦煌的传播流布。

第二,彼此互观:巴蜀石窟与敦煌的互证互补。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绘制有阿育王像“分部示现”的神异画面,而成都集中发现的石刻阿育王像的造像结构诠释了这一神异画面的事实依据。反之,要理解成都石刻阿育王像高度相似的样式的摹传方式,同样需要参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第72窟)。通过巴蜀佛教艺术与敦煌石室的互相参照,我们可以观察到二者之间互证互补的关系。

第三,观彼知此:巴蜀石窟对敦煌的拓展延伸。敦煌社邑研究已取得诸多进展,然通过参照巴蜀石窟中的佛教结社资料,可更加深入地认识敦煌社邑之特点。另外,巴蜀石窟摩崖题刻中的相关资料展现出另外一种有别于教煌地区的古代社邑面貌,拓展延伸了我们对敦煌社邑的认识。

董华锋教授总结道,“跳出敦煌来看敦煌”,一方面可不断提出新问题,有效推进敦煌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可切实带动敦煌之外其他区域的研究。

郝春文教授、何剑平教授、汤君教授

汤君教授首先感谢前面三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接着结合西夏学和敦煌学研究进行展望,主要探讨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敦煌学与西夏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版块,具有共同特征,即其大部分文献均为佛教经典,此与儒家学者所秉持之“六经皆史”之观点相契合。学界应立足于更为广阔之社会背景对其进行研究,并深入至佛经内部,探寻其如何催生出其他丰富的学科。

第二,敦煌和西夏在历史衔接上是无痕的,但敦煌以汉文文献为主,西夏以西夏文文献为主,由于文字差异,二者所呈现之文化风貌差异较大。例如, 敦煌曲子词在西夏文学文献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不同的历史情境演绎出了不同的文学风貌和历史风貌。

董华锋教授鼓励同学们可以“南下”研究,汤君教授则引导同学们在原地展开研究的同时,要从历史往下看,并认为敦煌学与西夏学之交叉研究或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鼓励有兴趣的同学们积极思考并开展相关研究。

在讲座交流环节,同学们就敦煌文献图书数据库的检索、吐鲁番图版的刊布计划、长安学与敦煌学的关联等问题,与荣新江教授和郝春文教授展开深入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文:陈心怡(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