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1日下午，“《尧典》何以为典”专题讲座在文科楼三区418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讲授赵敏俐教授主讲，四川大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饶龙隼教授主持，数位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开始前，饶龙隼教授向同学们隆重介绍了赵敏俐教授。赵敏俐教授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中国乐府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出版著作多部，其成果获得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奖励多项。在掌声中，本次讲座正式开始。
《说文解字》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赵敏俐教授首先给同学们介绍道，在《尚书》当中，《尧典》是唯一一篇称之为“典”的文献。尧舜作为中国古代圣君的典范与此篇有关，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度也让后世津津乐道。20世纪以后，随着古代社会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落，《尧典》的辉煌地位不再。然而，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的重大文化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讲座主要讨论三个问题，分别是《尧典》的文献性质、文本生成和文化价值。
一、《尧典》的文献性质
赵教授认为，《尧典》既不是信史，也不是神话，而是一部在文化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典。他为同学们梳理了关于《尧典》文本性质的几种主要观点：第一，古人普遍认为，《尧典》记录了尧舜时代的历史，尽管这部作品不一定由尧舜时代的人所作，但其中所述内容被视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因此被奉为经典。第二，清代学者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尧典》为孔子所作。第三，顾颉刚在1923年发表的《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从文辞、观念、制度、立法等多方面分析，指出《尧典》包含大量后世文化因素，因而提出《尧典》“为秦汉时书”的结论。这一观点打破了延续两千年的“虞夏书”之说，并解构了《尧典》作为尧舜时代“信史”的传统价值。第四，刘宗迪在顾颉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认为《尧典》所记述的根本不是古史，而是神话。第五，程水金则认为，由于《尧典》不是一般意义上以“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而是作为儒学经典文献的基本品格传之于世，这就规定了《尧典》是“经”不是“史”因而‘经史有别’的理解阐释路径。赵教授总结指出，《尧典》中确有部分内容不能被视为信史，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其形成所依托的历史基础及其所反映的文化记忆。通过研究《尧典》，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应该如何认识早期的中国文化经典。
二、《尧典》的文本生成
对于《尧典》的文本生成，赵教授指出，近年来考古学的新证据为我们重新思考《尧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以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同学们深入思考：《尧典》所记载的故事与历史之间是什么关系？
赵教授提到，《尧典》中记录的第一件大事是“观象授时”。据冯时、武家璧等考古学家的天文考古成果显示，《尧典》中关于羲和“观象授时”的记载，尽管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反映了尧舜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实际水平。其次，《尧典》记录的另一件重要事件是选贤任能。赵教授以晋西南襄汾陶寺遗址为例，分析了其中呈现的等级形态、集体议政及禅让制度，进一步说明《尧典》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与之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物质文明的基础。尽管如此，一方面可以肯定《尧典》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考古学证据作为支撑，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其完全视为信史。这促使我们思考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对应关系，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尧典》的文本性质。
在此基础上，赵教授引入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结合中华文明早期的传承实际以及考古成果，提出《尧典》应被视为源于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生成的中华文化经典。《尧典》虽然不能等同于后世史书的历史记实，但其内容确实有坚实的历史依托。赵教授指出，《尧典》中关于天象观测、“天下一家”的贤人政治等例子，其原型来自尧舜时代的历史真实，但经过后人想象与加工，融入了当时的文化理解和文明累积。因此，《尧典》反映的是尧舜时代历史真实基础上的文化真实。
最后，赵教授总结道，《尧典》的生成以尧舜时代为基础，将事实性的历史转化为记忆化的历史，包含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认同和后人对尧舜时代的政治想象。它最初由夏代的史官根据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而生成，商周时代不断有史官的润饰和文化的累积，最后定型于孔子时代。它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记忆的书写与经典化过程。
三、《尧典》的文化价值
赵教授以启发性的提问，开启了讲座的第三个问题：中国古史究竟从何时开始书写？是否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他引用《史记·五帝本纪》，指出在司马迁之前，有关尧舜之前的文化记忆虽有一些残存，但因年代久远，早已模糊不清。这说明，黄帝时代的中华文化尚处于史前蒙昧阶段，因此难以为后人留下政治想象的空间。只有到了尧舜时代，中华文化才真正迈入文明社会的前奏。
接着，赵教授进一步指出，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华政治文明的形成正是从尧舜时代开始的。黄帝虽被后世视为民族血缘的始祖，但尧舜才是最早具有政治意义的“圣君”。因此，《尚书》选择从《尧典》开始记事，正是因为尧舜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文明国家的起点。《尧典》不仅承载了对远古历史的文化认同，也寄托了后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
赵教授还特别分析了《尧典》的文化意义。孔孟推崇尧舜，将其贤人政治理想融入儒家思想，推动了对尧舜的圣人化过程。然而，尧舜作为中国古代的圣君理想又超越在儒家之上，具有更为普遍的民族文化意义。战国时期，有关尧舜的文化记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并逐渐转化为政治理想。在现实层面，《尧典》中的观象授时、设官分职、巡守朝聘、赏善惩恶等制度成为后世治国纲领；在理想层面，其描绘的敬天顺时、举贤任能、和平禅让等政治模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延续千年的精神追求。
最后赵教授总结道，《尧典》所以为“典”，是因为它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大一统之下的贤人政治。尧舜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圣人，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也成为后世美谈。这使它不仅成为美好的文化记忆，而且是推动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巨大文化力量。
四、互动交流
在互动交流环节，多位同学踊跃提问。古典研究需要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古典关注现代才能避免枯燥乏味，现代依托古典才能避免浮于表面。经典作为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桥梁，承载着一脉相承的文化链条。一位同学就关于古典研究与现代生活关系的问题向赵教授提问。
赵教授回应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与现代社会保持紧密联系。我们每个人都立足于当下的社会语境，无法脱离现代文化来研究古代。只有在理解现代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问题，对古代经典进行研究，才能让其焕发新的意义。然而，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功利化应用。一流的学术研究应以追求真、善、美为核心目标，要通过对经典的深入解读，丰富我们的文化认知，提升思想境界，最终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深层影响。
文：尚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