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8日，日本南山大学梁晓虹教授应本所邀请，做题为“则天文字在日本的传播”的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526会议室举办。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雷汉卿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梁晓虹老师首先介绍了则天文字及其研究的基本情况。
则天文字指武则天所造汉字
，目前学界接受度较高的是17个字、分五期。尽管字数并不多，流传时间也不长，但这一历史话题，却持续了千年以上，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写本学、佛教学和汉字学等诸领域。则天文字的研究材料过去以传世文献为主，现在也发现了大量的出土和海外资料。海外资料中韩国以佛教文献为主，存有庆州佛国寺释迦塔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韩国“新罗白纸墨书”《大方广佛花严经》。日本则以写本文献为主，包括古写经和出土的墨书土器，相较更为丰富。
古写本中公认最早见到则天文字的文献是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属《王勃集》的一部分。《王勃集》的传入时间是天云四年（707），受到当时文武天皇的喜爱，并召集书手抄写。《王勃诗序》中大量使用了则天文字，并且新字与旧字并存。伴随《王勃集》传入日本皇室，随后为达官贵族所知，因此日本存有相对丰富的则天文字。日本现存的古写本《文馆词林》（弘仁本）残卷、养老二年（718）刊布的《养老律令》中也可以见到则天文字的使用。
日藏敦煌写经中能见使用则天文字的有《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和《大乘密严经》卷下，二者是武后时期写经中的优品，全部采用了新字。其他有则天文字的古写经还有菟足神社藏《大般若经》585卷，属于“一笔经”，特点是末笔缺笔的避讳字。圣语藏本《宝雨经》，从头到尾都有则天文字出现，但时期限至于二期。其特点是使用正确，不混用新旧字。使用则天文字最多的是日藏古写本《华严经》，这与武则天与华严宗的密切关系有关。该经中一字不差地遵循了武后在位时的用字法，避讳“华”、“曌”，应该是武后在位时写就。日本也有本土使用则天文字的文献，如石山寺藏八十卷本《华严经》、奈良时代的《新华严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等。其中《私记》的重要性在于第一次集中收录《则天序》中出现的则天文字，第一次以则天文字为音义对象，是目前保留则天文字较全的文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词目中出现了有则天文字但未加诠释，甚至则天文字出现在释文中的现象。説明八十卷《华严经》中存在很多则天文字，并且则天文字此时在日本社会上已有一定流行度。
则天文字在出土文物，特别是墨书土器中也有发现。如出土于冈山县的铜制骨藏器铭文中使用了则天文字“圀（国）”作为人名，此时已是废除则天文字的第三年。这被视为是日本人有意识使用则天文字的首例。此外金泽市南郊、栃木县、千叶县等地方的出土文物中均能发现则天文字的使用痕迹，记录则天文字的墨书土器可达两百余件。梁晓虹认为，则天文字虽不符合汉字发展规律，但对日本人来説使用则天汉字不必追求理据，其在皇室和达官贵族的使用中自然拥有了权威性和优越性。日本人在使用则天文字时能获得一种共鸣，获得类似赞语的效果。因为则天文字常采用古体、古文，使字形更具魔力，因此多在祭祀和仪式时使用，融入了日本的神佛信仰之中。
高岛英之认为则天文字能传播岛日本各地，一是通过当时的基本法典，二是通过佛教传播，三是古代移民。梁晓虹教授则认为法典作为政治上的原因仅有一例，证据尚显不足。而佛教写经则大量出现，宗教的可能性较大。日本对于则天文字一开始是全盘接受、模仿抄写，而后有意识使用，甚至传到北陆山的寺院及房总的村落，这是与唐本土写经的最大区别。以“圀（国）”字为例，就
有
用作人名的流行用法，江户时期有德川光圀，因此他庇护的寺庙也用此字，如“本圀寺”。出土骨藏器的寺院现也叫“圀胜寺”。其他如梵钟、钟铭上也可以见到该字，有力说明了则天文字在日本的流传速度快、流传地域广、流传时间长。
讲座交流环节，有同学提出则天文字在日本的流传是否与日本对武则天的喜爱有关。梁晓虹教授认为日本的上层皇室、官员等可能是抱着这种态度使用则天文字，但更多的下层民众是并不认识武则天的，他们使用更多是因为上层带动等因素。梁晓虹教授的讲座结合图文，生动形象，为在场同学开拓了文献上的海外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