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竺家宁教授应本所邀请，做题为“谈谈声韵学的方法与应用——分享我的学习经验”的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526会议室举办。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雷汉卿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声韵学（音韵学）向来被治学者视为绝学，令人望而却步。为什么要学习声韵学？如何学习声韵学？本次讲座，竺家宁教授基于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心得体会。竺家宁教授提到，语音是语言的载体，而语言是所有文化现象的载体，包括四书五经都是语言。人类从很早就有语言，但几千年前才有文字，因此上古时期语
音
占据主导地位，产生了大量的通假现象。直到六朝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才有改变，到唐朝产生了字样学，二者的关系清楚起来，因此通假字逐渐减少。我们现在要认识上古汉语、通读先秦经典，只有声韵学才能让我们在通读古书时“知其所以然”。
竺家宁教授认为
一般人难学声韵，在于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不重视理解，但知记诵资料。
他
分几个方面来
谈及梳理
声韵学的方法与进程。
声韵学面对的是不同时代的语音，因此研究的前提是确定时代，避免不同时代的混淆。以《切韵》为例，当时还有没轻唇音（非敷奉微），有两套正齿音（庄初崇生俟/章昌船书常）；到了中古后期轻唇音产生，正齿音合并。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音系，就混淆了历史概念。同时，同一个语音现象，应该分清该音变现象是萌芽、还是已经扩散，是否已经成为当时音系的主流，或成为知识分子科考的标准。如果只出现在某资料、某地区，把音变时期越推越早意义不大。又如双声叠韵，东汉时期并不流行该概念，实际是佛教传入之后的语音分析观念。因此研究东汉以前的声训、通假时使用双声叠韵解说音理，是把后期的观念加到了前代语料上。东汉前的古人只能感受到读音相近，不能精确感知声母或者韵母相同。又如开齐合撮，是近代音介音分类，中古只分开合、洪细，若有开齐合撮描写中古音，就是混为一谈；又如平仄是中古音系架构下产生的二分法，不能运用到近现代、上古音，《诗经》、余光中诗就不应
按古代的平仄
来讨论；又如“间关莺语花底滑”，其中“间关”为何是双声联绵词？需要带入历史观念回到中古发音中去，看到二字均为舌根音，是描写鸟叫的拟声词。
声韵学的对象是字音，看不见，摸不着，需要通过国际音标，把抽象的声音变成有形的符号，因此语音学的学习非常重要。语音学之于音韵学就像五线谱之于音乐。古人的声韵术语往往同名异实或异名同实，例如段玉裁《六书音韵表》的“声”指“声调”，“古音声不同”中的“声”指“语音”，平常的“声”又指“声母”，同一术语有多重所指，这种术语的混乱会对学术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掌握现代语言学，就可以对声韵学现象进行描写
，
如将鱼、阳、歌部用音标展示出来，就很容易解释押韵、谐声、假借，不需要再用抽象的文字表述音的关系。竺家宁教授提到他的启蒙老师许世瑛先生就要求先学一年语音学，然后才正式学习声韵学，目的就是为了打好根基。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著名的语言学家如高本汉与王力等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不断学习更新。王力晚年的《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与前期的《汉语史稿》部分观点已经大不相同。古代学者往往有门派观念，阻碍了学术进步，并非正确的研究态度。声韵学从清儒，到章黄，再到现代，也是在不断更新当中的。清儒的古韵分部就是不断细化的过程，其中杰出者如段玉裁，除在古韵分部上的贡献外，还重新安排了上古韵部的先后次序，并利用形声字来研究上古韵部。古韵分部从顾炎武到王念孙可以说是尘埃落定。后人夏炘《诗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说》为声韵学第一阶段的总结。第二阶段高本汉、董同龢、王力、李方桂等人注重吸收现代语音学，做了拟音的工作。无头韵部也是不断更新的成果，即祭部、叶部、缉部等去入声都可以成为上古的一个独立韵部。
四、
金字塔原理
：“
博
”
然后能
“
通
”
前人强调，“学问要如金字塔”（胡适），有足够宽广的底部，才能堆得更高。研究声韵学也是如此，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要把相关的小学知识融合起来，“形音义不可分”，词汇学、语法学的知识也不可或缺。其他如方言、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同样重要。这样声韵学才有了稳固宽广的基础，才能构建更高的顶尖，这就是“博然后能通”。
五、
开阔视野，广大包容 不要被
“
一个理论
”“
一个学派”套牢
语言学中常有学派与理论的分别，如西方的结构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等。理论派别的确有许多值得参考之处，对声韵学研究有参考价值，也对研究产生启发的作用。但不能执着于一途，认爲某个理论最尖端，于是堆砌新的理论术语，反而会衍生许多盲点而不自觉。理论会束缚思考的空间，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应该有效运用，许世瑛先生有言
，
西方的理论应该“役之而不为之役”，应该将理论作为工具与传统的研究相结合。
古代语言学家对语言学的研究累积了丰硕的成果，学习声韵须贯通古今，不能忽略这批珍贵的结晶。治西方理论的学者常认为古代语言学研究一直没有独立于经学之外，但中西语言学只在研究观念、方法、术语上有不同，目标都是面对语言现象。传统小学的根基就是将形音义融合贯通，其中又以声韵学为关键。此外应将古人累积的词汇学（《尔雅》）、语法学（虚词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语言学研究系统化。
中国的语言学在十九世纪以前远远领先于西方，例如东汉《说文解字》，同时代西方完全没有类似著作。又如钱大昕发现了p>f的音变规律，西方晚近百年才有“格林语音律”提到。传统声韵学也改变了文学史，六朝开始的四声八病、声律论、永明体、平仄律都是音韵学指导下的产物，这些都是西方所没有的成果。
分析是研究声韵的不二法门，不论哪个时代的语音、方言，在分析描写上都不外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这是构成汉字音节的基本成分。这种字音分析的知识产生于东汉，“反切”就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六朝时的“双声叠韵”同理。唐代开始有“四等”的区分，针对韵母结构分开合洪细，并将韵母进一步分析为介音、主要元音、韵尾。
方言学是平面的，声韵学是立体的。汉语方言很复杂，它们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汉语的主干分支出来的。就像竹竿投影在日晷之上，透过方言可以引证许多古音现象。现在看到的文献资料是死的、有限的，方言却是活生生的，无限的。我们也可以像印欧语言一样，用“历史比较法”去辅助文献语料，构建古音系统。所以，方言是声韵研究的宝贵资源，共时的方言音系、方言现象必须和历时的音变现象结合起来，声韵学才能活起来。
声韵学与文学、艺术、哲学在研究方法上相当不同。客观性是作为中文系学子需要注意的，而非感性的情怀，这对声韵是没有用处的。古音是“曾经存在的事实”，将会留下声音的“化石”。研究声韵需要重视证据，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声韵的研究结果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获得这个结果的过程，使用什么方法，有什么证据。
借助音韵学我们可以解读不少上古文献中的问题。例如春秋时期的“易牙”又常写作“狄牙”，以“易”为声符的形声字有“踢”“剔”等，説明二者上古声母相近。《诗经》‘思服’在上古时期“服”念作“愊”，表思念义。《诗经》里的拟声词，“伐木丁丁”中的“丁”以前注音陟耕反，因为古无舌上音，所以古音应该是deng，即ding的洪音念法；“四牡庞庞”中的“庞”，李方桂发现上古二等字是有r介音的，因此应该读为brung。《诗经》一半的拟声词都有r介音，可见r的拟声效果，与r相似的是流音l，在今日的拟声词“叽里咕噜”“丁玲桄榔”中常见。
韵律就是一种音乐性，汉字的后半截韵母可以表达声音，前半截的声母同样可以。古人的想法就是后半截定死，前半截开放，因此韵律风格更重要的是声母怎么安排，优秀的文学家都注意声母的排列，让相同相近的声音反复出现，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杜甫，杜甫的韵律很多就在声母的经营上。这在西方语言学中叫“头韵”
（alliteration）
现象，只是中国没有定为规则。例如《诗经》“击鼓其镗”[kik kwag
g
jəg
d
haŋ]，全是爆发音，有整齐中带有变化的美感，入声开始阳声结束，绵延不绝。“飘风发发”则全是唇音p，以此模仿风声。
讲座结尾，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雷汉卿教授对竺家宁教授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了声韵学在古代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重要性。讲座交流环节，竺家宁教授回答了关于如何选择拟音材料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语音材料的作者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势必导致材料混杂不同层次的方言，这类材料是不适宜用作单一音系的构拟的。竺家宁教授的讲座例证详实，幽默风趣，在场的各位同学都由此受到了相当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