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4日上午，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张先堂研究员应邀作“敦煌莫高应藏经洞封闭原因‘供养说’”主题的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418会议室顺利举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勇（子开）任讲座主持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翎任讲座与谈人。
主讲人简介
张先堂，曾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现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敦煌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敦煌文学、敦煌佛教史研究，参与撰写《敦煌文学》、《艺术世博：隋唐敦煌城市文明》等专著，主编《全唐文补遗·敦煌文献卷》专著1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合作获得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独立获得三等奖2项，入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敦煌莫高应藏经洞封闭原因‘供养说’”。讲座分为五个部分：一、引言：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物流散；二、莫高窟藏经洞为何封闭；三、中国古代佛教的供养概念；四、中国古代的佛教法供养与莫高窟藏经；五、中国古代佛教三宝供养与“经像瘗埋”。
引言环节，张先堂研究员以“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物流散——中国文化的浩劫与敦煌学的伤心史”为题作讲座的引言。张先堂研究员对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道士作了正面和负面的评价，指出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有官员守土失责和西方探险家乘虚而入、巧取豪夺等多重原因，并展示了最新的《流失海外敦煌文物调查报告》。
第二部分，张先堂研究员围绕“莫高窟藏经洞为何封闭？”这一问题，进行历时性地解说，系统地讲述了各家观点，其中包括“避难说”（法国伯希和、荣新江），“废弃说”（英国斯坦因、方广锠），“书库改造说”（日本藤枝晃），“末法说”（梅林、沙武田）”、“供养说”（文正义、张先堂）。张先堂研究员强调“供养说”的合理性：它避开敦煌学界多年来在探索藏经洞封闭原因问題上着重从外界社会历史原因即从外因思索的老路，独避蹊径，着眼于从佛教内部的观念和仪轨制度即从内因寻找根源，比较具有说服力；避难说、书库改造说、末法说等假说难以自圆其说；废弃说与供养说互为表里，表面是废弃，实质是供养。张先堂研究员梳理以往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研究的学术史，指出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存在2方面缺陷：一是把敦煌藏经洞作为孤例研究，就藏经洞而说藏经洞，没有把它置于古代佛教史概括背景上；二是着重从社会历史外部寻找背景原因，而未能从佛教历史文化内部探究根源。因此，对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研究，要有针对性地从二个方面拓展：一是把它与中国广大地区的同类现象相联系；二是要把它置于古代佛教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上来研究。
第三部分，张先堂研究员介绍“中国古代佛教的供养概念”，并上溯供养的概念和仪轨制度，指出其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传到中亚，再传到我国，而供养既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概念，又是佛教倡导的一种重要功德修行活动。张先堂研究员强调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四事供养”、“三种供养”“十种供养”“三宝供养”这几个概念，并进行了横向比较。
第四部分，张先堂研究员围绕“中国古代的佛教法供养与莫高窟藏经”，联系佛教法供养的观念和内涵，揭示“佛经论藏也重视法供养”的现象，解释了背后的原因“佛经的长久流传是法轮常转的象征”，并拓展地指出“文盲不识字者也可以供养佛经”“佛经律藏中也规定法供养”。据此，张先堂研究员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莫高窟藏经与法供养具有密切关系：一是从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最初产生的根源看，它们是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们出于不同现实功利目的和愿望而抄写、受持、诵读，但都出于一个共同的佛教信念——供养佛经；二是从莫高窟藏经洞佛经的结构来看，多达几万件的佛经写卷却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而有些佛经却存在大量重复抄写以至数量奇多的现象；三是从莫高窟藏经洞佛经的处置方式看，是有计划地将残破的佛经予以恭敬妥善的安置，这也是佛教法供养——佛经崇拜的一种体现形式。
张先堂研究员指出，莫高窟藏经洞以佛经为主的佛教文物显然是被有计划地、主动地放置在其中的；关于其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外部的社会历史背景推测其缘由，无论是“避西夏之难说”，还是“避黑汗王朝之难”说都是如此，其实更应该从佛教内部的信仰观念、宗教规制去寻找缘由。张先堂研究员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本身可能就是佛教的一种供养方式，即把残破的、退出使用的佛经、佛像主动封存起来，使之永久保存。
第五部分，张先堂研究员着重阐述了中国古代佛教三宝供养与“经像瘗埋”，进而揭示莫高窟藏经洞与古代佛教三宝的供养关系。首先，张先堂研究员考察了古代中国各地“经像瘗埋”的现象，梳理出“经像瘗埋”的事例至少可以增加到56例，并可将其分为佛像瘗埋、佛教经像混合瘗埋二类。张先堂研究员在介绍“佛像瘗埋”时指出，王道士曾于1910年在莫高窟修建千像塔，并为听讲老师和同学们展示了历史照片和千像塔拆除后的塑像照片。然后，张先堂研究员探讨了“古代‘经像瘗埋’现象”，提出两点基本认识：其一，经像瘗埋是中国古代广大地区相当普遍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随着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各地经像瘗埋考古材料的大量积累，以及人们对于这些考古材料的认识逐渐全面和深化，我们不应当再将它们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案来研究，而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置于中国古代佛教历史文化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深入揭示它们之间内在的规律和联系；其二，佛像瘗埋与经像混合瘗埋二种现象虽然在起因、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它们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因而有必要将它们联系起来考察。
再然后，张先堂研究员结合“经像瘗埋”出现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具体形式和案例，联系当时的佛教历史背景，指出“经像瘗埋”现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研究者要对以往学术界不同的观点予以重新审视和辨析。围绕瘗埋残损佛像性质的问题，张先堂研究员指出研究过程中要重视自洽和“逻辑—历史统一”的标准，并提出观点：恭敬地、有计划地、礼仪性地瘗埋灭佛运动中残损、多年自然破损、陈旧过时退出流通使用的佛教造像，当属于佛教徒对佛宝的供养行为；从义理来说，佛教要“藉像表真”，从佛教信徒来说，见像如见佛；雕造新的佛像自然是对佛宝的供养，对破损、陈旧的佛像进行妆銮、修补，庄严法相，也是对对佛宝的供养——所以佛教徒经常会发愿对佛像“重修金身”；而对于对残损、陈旧以致法相不够庄严、不堪使用的佛像，根据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文化心理，予以精心的收集瘗埋，同样是佛宝供养行为，其目的是避免其再遭破坏，从而达到长久保存住持。
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张先堂研究员揭示莫高窟藏经洞与古代佛教三宝的供养关系：莫高窟藏经洞属于经像瘗埋现象，而过去学者们将莫高窟藏经洞视为孤例、特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莫高窟藏经洞是将从北朝开始至北宋初年四五百年间累积的大量残破、陈旧、退出流通使用的佛教经卷视作宝物，予以集中埋藏供养，使之永久保存。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先堂研究员指出莫高窟藏经洞属于“佛塔”经像瘗埋现象。其一，中国石窟自北朝时代既已出现塔形窟；其二，敦煌石窟自吐蕃时期以后直至晚唐出现了一批窟塔垂直组合关系的石窟，藏经洞所在的洞窟实际上具有塔的地宫的性质和意义，其“塔窟垂直组合形式”为：366窟窟顶塔（已残毁）366窟—365窟—16窟。
讲座尾声，张先堂研究员总结了“经像瘗埋”的性质：将佛教的义理、仪轨和历史结合起来考察，经像瘗埋是在佛教三宝供养特别是法宝供养、佛宝供养思想指导下，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佛教信徒对于残破的、过时的佛教经典、造像有计划地、礼仪性地予以特别收集瘗埋，从而达到长久住持供养的一种特殊的佛教仪轨制度和佛教历史文化现象。
讲座后，与谈人李翎教授与张先堂研究员展开了积极互动。李翎教授指出“瘗埋”制度发明于中国南北朝，中国人讲入土为安，将舍利、佛像、佛经埋起来，而古印度没有瘗埋，而是将之放到塔上面。在深入的交流过程中，张先堂研究员指出：目前经像瘗埋中佛像瘗埋71例，好多是在寺院周围或寺院范围里的地基下，有的明显在瘗埋时存在法会仪式；在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下，把佛像埋藏起来，在古人的观念中就是供养——长久保存即是一种供养。李翎教授与谈指出：瘗埋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反映；中国人在瘗埋前举行仪式，就像我们丧葬仪式一样进行埋放，与印度原始的供养pūjana有异。此外张先堂研究员还在回顾讲座内容的基础上，适当拓展，围绕“毁佛运动”“佛像修复工作”等主题，为在场的提问学生提供耐心地解答。
张勇（子开）教授总结本次讲座非常有价值，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例如藏经洞最上面的塔，这有助于彻底解决敦煌藏经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