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9日，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四龙教授应本所邀请，作题为“汉语佛教解经文献的类型与文体”的主题讲座，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哈磊教授与王大伟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尹邦志编审担任与谈人。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311会议室成功举办，普慧教授主持。
主讲人简介：李四龙，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和中国宗教史。现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特聘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编目整理和诠释研究”首席专家，《传统文化研究》常务副主编。主要著述有《人文宗教引论》《天台智者研究》《欧美佛教学术史》《美国佛教》等七部专著，在海内外刊物发表百余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讲座现场
在本场讲座中，李四龙教授首先列举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谈到早期僧人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讲经活动展开。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讲解和注释都很活跃，形成了丰富的佛教解经文献，这些解经文献对应于佛教讲经活动可归纳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直接讲经，另一种是隐性讲经，给讲经活动提供佛学思想背景，特别是对佛教或大乘佛教根本问题、核心思想与关键术语提供解释。直接讲经又有佛典总论和经文解释的区别，从而形成三种佛教讲经的基本形态。
接下来，李四龙教授逐一讲解了三种讲经形态。第一类解经文献，是对佛教名相或基本问题的综合诠释，可以“佛学通论”代称。这些文献的标题，常以“义”“义章”“义记”等为题。他指出，“义”是中国传统的问题，汉代已经流行，与儒家经典解释传统有关。并以“涅槃”一词在不同佛法中的含义差异为例，说明“解义”背后往往隐含着作者领悟佛法的一套体系，其体系既来自于汉译佛典，也源于自身的体验。第二类解经文献常以“玄义”“玄论”“宗要”等为题，属于佛典总论，可以作为讲经的开题，究其印度来源，主要是“释经论”。第三类解经文献常以“义疏”“文句”“集解”等为题，属于佛典释文，是讲经的经文解释。前两类可称为“论义体”，第三类沿用“义疏体”旧称。
其次，李四龙教授探讨了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献出现的一种中印合璧的新文体——“论”，对比介绍中印论体的明显差异，并指出“论义体”淡出中国佛教界标志着中国佛教实际崇拜的经典已从印度佛典转向中国佛教宗派典籍。
最后，李四龙教授介绍了佛教解经学的基本方法可分为科判、开题和消文三种，其旨趣可归纳为大意、宗要和判教三类，其特质为“宗”“教”一体的释义学。其中，他特别强调“释义”是汉传佛教主体性的源头，反映解经者的解读方式、研究立场和生存状态，揭示其在跨文明语境下对人与周围世界的特殊理解。这种特殊的理解，建构了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东亚汉语系佛教解经文献的主体性。
进入与谈环节，哈磊教授谈到对“义”以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二者关系的理解；王大伟教授表明李四龙教授提到的解经活动是僧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给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尹邦志编审认为李四龙教授的讲座注重逻辑和论证，真正实现了古今中西融合，极具意义。何剑平教授高度评价李四龙教授的讲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从哲学思辨的高度，建构魏晋南北朝佛教解经释义传统， 并强调汉语对佛典注释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观点。
交流环节
在交流环节，李四龙教授与现场的老师、同学就经论不分、解经文献的编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讨论。讲座的结尾，普慧教授总结这次讲座内容丰富，从国际性的视角解读汉译佛典的主体性，收获颇多。
在现场聆听讲座的同学也表达了感想和收获：
李教授学识渊博，他对中古佛教解经文献的释读，结合了佛教文学、解经学、阐释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提醒我们回归原典，关注佛经文体在中土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他在研究思路上的分条缕析和层层递进，使我对“论”本身的文体形式及特质更加了解的同时，也有了更多学术思考上的启发。
（王瑾，四川大学宗教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
以前读过李老师《欧美佛教学术史》，收获颇丰，此次李老师的讲座果然也很精彩。李老师依据文献，对佛教解经文献作了细致的分类，讲解了各类解经文献的体例，又超脱于文献，以哲学的视角探讨解经的方法。对于文献学学生而言，常常陷于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又容易纠结在文句的细枝末节中，或有“饾饤”之讥，如果能学习论议的思辨，对我们平时的读书思考写作都大有裨益。
（李超，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