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6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明清小说研究》主编徐永斌应邀作题为“文士治生视域下明清江南运河区域通俗文学的兴盛”的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418会议室顺利举办，孙尚勇教授主持。
徐老师首先介绍了当前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特别强调大运河与明清俗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或毗邻运河城镇的许多文士参与治生活动，是明清文学、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反映了明清文士的生活状态、价值理念和文学创作趋向。这些文士从事治生活动的原因和目的虽各不相同，但其中一部分文士从事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两部小说名著更是如此。
接下来，徐老师的讲座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一、文人治生与明清戏曲小说发展
徐老师指出，“治生”一词出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多为历代采用，言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明清时期尤其普遍。这些从事治生的文士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特长采取适合自己的治生手段，江南运河沿岸和毗邻地域尤其具有吸引力，许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促进了明清戏曲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徐老师讲到，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运河一带的戏曲小说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十分丰富，蔚为大观，汤显祖、沈璟、叶宪祖、冯梦龙等许多文士参与了戏曲小说的创作和编选。在戏曲领域，沿运城镇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戏曲作家，如梁辰鱼（昆山人）、屠隆（浙江鄞县人）、沈璟（江苏吴江人）、吴伟业（江苏太仓人）、尤侗（江苏长洲人）、洪昇（浙江杭州人）、李渔（浙江兰溪人）以及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戏曲作家等。此外，各类戏班大兴，深受欢迎。在小说领域，江南运河流域形成了通俗小说中心圈，题材和种类繁多，既有长篇小说，又有短篇小说；既有词话，又有白话、文言小说；既有演义小说，又有艳情小说，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贩夫走卒等所喜爱，晚清时期一些小被改编成评剧，广泛流传，也促动了书坊和文士群体的合流，如苏州的冯梦龙、湖州的凌濛初等。
徐老师进一步指出，明清以来戏曲小说被重新重视，与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的反理学思潮和主情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文士如李贽、陈继儒、胡应麟、谢肇淛、王骥德、祁彪佳、吕天成、冯梦龙等，他们或为戏曲小说正名，或探讨戏曲小说的创作规律，或评点戏曲小说作品，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也迎合了下层民众的口味，就连一些皇亲贵族和士大夫也对此开始垂青，甚至渗透于工艺美术品之中，成为一种商品，显示出明清戏曲小说的巨大魅力。
二、文士治生对明清戏曲小说的影响
徐老师认为，文士治生活动与沿运城镇文学文化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士治生活动扩大了文学作品的销售和传播渠道，并且改善了文人生活状态，为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读者的接受和市场的反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接下来徐老师从内容题材、艺术特色、思想内容等方面展开具体讨论。在题材上，沿运城镇的明清传奇、白话小说内容题材趋于多样化，同时也多表现运河城镇生活的内容，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文学审美趣味；在艺术特色方面，为了满足文化市场的需要，文士群体在创作的艺术性方面作了诸多革新，如追奇猎艳、口语化、俚语化等，通俗易懂的语言，拉近了与下层民众的距离；在思想内容方面，明清戏曲小说带有浓厚的时代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三言”“二拍”等多刻有明清时代的烙印。
徐老师提到，一些文学家不仅身体力行，从事治生活动，而且在他们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描写到文士治生。如罗贯中《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躬耕于南亩”，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描写了新科状元蔡蕴、进士安忱、秀才温必古等人的不同治生活动，此外，冯梦龙《喻世明言》、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李渔《连城璧》、庾岭劳人《蜃楼志》、蒲松龄《聊斋志异》、沈起凤《谐铎·书神作祟》等也多涉及文士治生的历史现实，展现了运河沿岸城镇和毗邻运河城镇的文士治生画卷。
三、《红楼梦》《儒林外史》中文士治生的比较
徐老师以《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古典小说名著为例，进一步讨论“文士治生”这一现象及其所折射的文人生态和社会现实。从《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两部差不多创作于同时代的古典小说名著中，可以看到文士治生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红楼梦》中所塑造的文士贾雨村及其他文士所占小说篇幅远远没有《儒林外史》中描写文士的篇幅之多，《红楼梦》不可能像描写儒林百态的《儒林外史》那样用大量的笔墨描摹文士治生，曹雪芹选择描写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于以卖字作文和处馆为治生手段的文士贾雨村，虽显得比较单一，但《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以封建大家族兴衰为描写对象，并不以文士为主要描摹对象。《儒林外史》则与之不同，它以描写儒林万象为重点，涉及到诸多文士在科举制度下的百态，其中文士治生是其描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贯穿于小说始终。曹雪芹、吴敬梓虽然都经历过因家道中落而贫窘的历程，他们对人生的感悟尤为深刻，不过他们二人在小说创作题材选择上有所不同，这可能与两人的家世、生活体验等方面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曹雪芹是因被抄家导致陷入贫窘之境，而吴敬梓则是因自己不善于经营、被亲族侵产而造成生计无着的；曹雪芹生于权贵之家，而吴敬梓则出身于下层官宦之族，他们的人生体验有着巨大的差异。
最后，徐老师总结认为，文士治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在题材、艺术特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内容上，都超越前代，迎来了明清文学艺术的辉煌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产生了积极作用，由此我们得以观照明清文学艺术生态的一个侧面。
讲座交流环节，四川师范大学汪燕岗教授从“文人治生”的问题，进一步延伸到“生命选择”问题，进一步拓展这一论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四川大学丁淑梅教授讨论“文人治生”与“文人固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看到社会历史和时代思潮的变迁。徐永斌老师一一回应。同学们也与徐老师积极深入交流。
学生心得：
16日下午，我有幸聆听了徐永斌老师的学术讲座，他对于文士治生这一文化现象的细致观察令我获益匪浅。结合文人治生途径的时序变迁与运河流域的空间变化来考察戏剧与小说文本，两相结合后，文学有了精确的史学坐标。通过徐老师的娓娓讲述，我对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有了新的理解，徐老师从作者的身世境遇角度切入来讲述二人对于治生的观察视角，进而阐述两本书风貌不同的成因，让我耳目一新。（吴怡，2023级古代文学博士生）
徐老师选取文士治生这一特殊视域考察研究明清时期运河流域戏曲小说的兴盛。文士和书商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使文学作品得到销售渠道和传播渠道，不但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士的创作。讲座使我认识到，文士治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推动了明清文学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董欣儒，2022级古代文学硕士生）
徐永斌老师幽默风趣、别开生面的讲座使喜读明清小说的我受益良多，期间他谈到“明清时期，创作戏曲小说者地位低下，尤其是创作小说者，因此许多文人创作小说后不愿署名”，解答了我推敲良久的问题。“文人擅长哭穷。”这一话题更是让我恍然大悟，又不禁心中偷笑，暗自想道：“原来如此，我以为这些个名家都穷到要饿死，居然哭穷，跟我差不多嘛，‘欲赋新词强说愁’啊！” （谢丹丹，2019级历史学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