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王明珂先生应邀作“微观历史与其宏观背景：黎光明的生命文本”主题讲座，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王川先生担任对谈人。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负一楼演播厅成功举办，由李菲教授主持。
王明珂老师首先提取并解读了本场讲座的三大关键词：（1）“文本表征”， “文本”包含“狭义的文本”（文字表述/口语表述）和“广义的文本”（任何能被人们观察、解读的社会行为），它们可以经过社会意识的过滤与修饰而成为一种社会表征。（2）“微观历史”，它具有个人性、边缘性、异例性等特点。（3）“宏观历史背景”，它包括但并非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指产生这些历史事件（文本）的社会现实情境。
然后，王明珂老师带领我们进入主人公黎光明的生命史。黎光明(1911- 1946)，灌口镇人。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史学系，1924年进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7年毕业，次年7月进入史语所，一个月后与王元辉进入川西调查。他们以半年时间行走在川西的汶川至松潘之间，造访当地的城镇与村寨，写下《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但是，这份报告过分关注“个人”而不是“群体”， 没有辨明人群之间的差异，时常描述边地民众的无知、迷信和落后，充盈着作者自身的情绪和情感，几乎就是一次“失败的”民族考察。所以黎光明只能离开史语所，后来辗转多地，1946年死在靖化县县长任上。
王明珂老师指出，黎光明等人计划对川康边区进行一次涵盖民族、社会、文化、军政、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整体考察，并向社会公开所获资料，试图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尽管这一想法并未实现，但也反映出他们强烈的现实关怀。而黎光明、王元辉之所以如此热切地想让国人认识川康边疆的地与人，是因为当时国人对边疆的无知让关心国事者普遍感到焦虑，更大的“宏观历史背景”在于他们处于一个呼唤具有共同知识的“国民”的国族主义时代。
王明珂老师认为，黎光明起初试图通过民族考察报告把国人所陌生的、模糊的川边地区变成熟悉的、清晰的，后来则想要直接通过军政力量扫平边地混乱，最后无奈以身殉边疆。其实，黎光明与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等著名民族学家一样，深受近代以来“国族建构”思潮的影响，成为“宏大历史背景”的一种“文本表征”。不同的是，黎光明作为一个学术的边缘人，如同一条细线缠绕在主流学术周围，为我们呈现了从帝制中国到多元一体中国这一长时段历史中关于“民族”的诸多微观历史。
虽然“国族”在近代以来被不断建构，但是这些被建构的“知识”能够有效改善族群关系，由此王明珂老师反思“我的研究在做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王老师强调，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今天”是怎么来的，需要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过程中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之间的复杂互动；另一方面需要将一些实地调查发现的文化因素放置在世界范围和人类文明的广阔视域中重新理解和解释，比如说羌族地区的“毒药猫”故事和“弟兄祖先”传说在更大范围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解释效力。
最后，王老师讲到，“我不认为自己是在解构传统知识，恰恰我是希望用青藏高原东缘的这些知识对人类的和平相处做出更多的贡献”。
进入评议环节，王川教授首先解释了他本人与王明珂先生、主人公黎光明、 川西地区之间的深厚渊源。随后从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展开评议：第一，王老师娓娓道来黎光明的生命故事，展现了一个四川籍的年轻人第一次做民族调查的生命经历，这段经历首先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完成傅斯年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但也是成功的，因为黎光明深厚的史学学养支撑他如实记录民族调查的实际情况， 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二，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一种西方知识近代以后传入中国以后如何生根和施展，这一问题关涉西方知识进入中国如何生成本士话语、转为政治实践、得到重新反思等问题。
讲座交流环节，四川大学陈波教授引用著名学者李安宅先生关于“民族”和“建设新国家”的论述展开讨论，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则将黎光明的生命悲剧从 “主流汉人/边地民族”拉入到“主流政治/地方势力”的框架中予以理解和解释，王明珂先生一一回应。
讲座吸引了来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艺术学院以及西南民族大学等不同院校的师生，他们围绕“文本分析方法的效度和限度”“文本分析和文献分析的区别和联系”“英雄祖先、弟兄祖先、毒药猫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羌族研究中的殖民话语和民族话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向王明珂先生请教和交流。
最后，主持人李菲教授高度评价王明珂先生讲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提醒同学们重视讲座中的“异例"概念以及“异例”作为方法的学术进路。通过“异例”，可以看到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背后不光关注微观意义上的个人动机、个人行迹，还要关注脾性、血气等更加身体性的东西，既要看到个体性的东西如何影响微观历史的发展，也要看到它们如何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去思考和解释。
讲座结束后特设签书环节，现场听众排队请王老师签名。
学习心得
在王老师对黎光明的讲述中，最触动我的莫过于“边缘之人对边缘地区的叙事”。完全没有民族学、人类学背景的边缘学者，在边缘的川西地区做着“完全不合规矩”的田野调查，调查文本中处处充斥着价值观判断，保留着最原初的情绪状态——这些无疑是被当今“规范化”研究所避讳的。但这些“个人脾气”却恰恰是推动区域微观史进程的关键要素，正因有这样的文本，我们才具有在历史洪流中对黎光明和当时的中国川西惊鸿一瞥的可能。
（吴恩楠，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
王老师的研究向来能够自由游走于“文本”和“田野”之间，或者说 “表相”与“本相”之间。本次讲座王老师则将黎光明的生命史作为文本， 将其放置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以“边缘文本”关照“典范文本”， 以“边缘历史”回应“典范历史”，既看到二十世纪初期一批川籍青年在心迹与行迹，又看到一个更大的国族主义时代。这种关注“边缘”，重视 “情境”的视野和方法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跳出“文本”，走向田野，互相观照。
（王万里，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