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3日晚上，香港教育大学朱庆之教授应邀作题为“三论《孔雀东南飞》与佛典” 的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526会议室顺利举办，我院顾满林教授任讲座主持人。
主讲人简介
朱庆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研究讲座教授，中国语言与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总监。1990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2年评为副教授，1994年评为教授，后兼汉语史研究所所长。1998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兼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还兼任过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创始院长。长期从事汉语史和佛教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于佛教的传入，尤其是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语的影响。博士论文《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获首届（1996）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三论《孔雀东南飞》与佛典”。
讲座开始，朱庆之教授指出，所谓“三论”，是在《〈孔雀东南飞〉与佛典》（1994）与 《再论〈孔雀东南飞〉中佛教的影响》（2014）的基础之上扩大而来的，内容将近10万字。因讲座时间有限，本次主要讲述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近一个世纪前的《孔雀东南飞》与佛教关系的学术论战
从学术史上看，这一课题最早可以追潮到1920年代初梁启超引起的一场学术争论。梁启超（1924）怀疑《孔雀东南飞》在体裁上受到佛教经典如《佛本行赞》的影响。而胡适 (1927）却与梁氏相左，认为《孔雀东南飞》并未受《佛本行赞》一类书的影响，其理由有二：一是《孔雀东南飞》无一点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二是《佛本行赞》一类书并未发生多大的影响。梁氏并未回应胡适的意见，因此这场学术论战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展开。然而胡适的意见却在日后逐渐传开，以至于在《孔雀东南飞》与佛教和佛典的关系研究上，甚至是汉魏两晋时期的中国文学与佛教和佛典关系的研究上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二、佛教在汉魏两晋时期的流行和发展
或囿于时代及个人知识背景的局限，胡适依据文献中有关“汉人出家”和“译经事业”的记载，认为虽然佛教在东汉已经传入，译经工作也随之展开，但在中国真正有影响的是4世纪到5世纪的事儿，因此佛经文学不曾影响到六朝诗文，进而认为《孔雀东南飞》与佛典和佛教不存在任何联系。
然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披沙拣金，利用各类传世文献中与佛教史有关的资料对汉代佛教历史基本轮廓的勾勒，足以证明佛教在公元100之后的影响。相关的考古材料亦证明，佛教最晚在公元2世纪初已经在中国内陆留下足以证明其流传的确切印记，这种印记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已经散布到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两相印证，佛教在东汉已然流行于民间了。
三、《孔雀东南飞》中的佛教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转世鸳鸯
胡适（1927）引了《孔雀东南飞》中很多的材料证明该诗中未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进而证明该诗当作于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然而，胡适材料引了不少，却偏偏少了“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仲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些诗句正透露出佛教的“来生”轮回”观念。胡适这个明显的矛盾存在近百年却未有人识出的原因，或是人们不了解在汉代及以前，在中国的文学写作中几乎找不到鸳鸯象征爱情的用例。
四、《孔雀东南飞》出现“孔雀”一词的原因
《孔雀东南飞》为何以“孔雀’起兴？胡适认为《孔雀东南飞》的起兴部分大概与汉乐府瑟调歌《艳歌何尝行》差不多，“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只是将“双白鹄”讹作“孔雀”了。然而即便讹误，又何以会讹误成“孔雀”呢？朱庆之教授的结论是来自于印度佛教的影响。
谢弗(Edward H.Schafer,1913-1991）在《唐代的外来文明》（1963；吴玉贵译1995）中梳理了与孔雀相关的文献资料，严格地区分了孔雀真正被中国人所知的时间线：至少在唐代之前，孔雀从来就不是“中国内地”的物产，“中国内地”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孔雀这种热带动物生存，“中国内地”人也从来没有成功驯化过它；而随着丝路的开辟，中外贸易和外交活动的开拓，大概从西汉开始，孔雀作为贡品或者奢侈品来到中国，但次数和数量都极少。由于自然条件和科学条件（包括饲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限制，相信这些偶尔一来的华丽宠物只是在皇家或者达官贵人的动物园中“昙花一现〞。为此，谢弗还援引了三国吴永安五年 (262），吴主孙皓不惜劳民伤财，到数千里之外的交趾去征调孔雀到金陵的故事作为证据以示其稀有。
朱庆之教授承谢弗说，又举了《三国志•吴书·嫔妃传》裴松之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 记吴主孙皓“令宫人著以相扑”事是受佛经故事影响的表现；《南史·齐纪下•废帝东香候传》 记萧宝卷“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事亦是受佛经故事影响的表现。因此，综合前说，孙皓劳民伤财征调华丽宠物孔雀的所作所为亦当是受佛经故事的影响，因为在佛经翻译里，孔雀（包括鸳鸯）除了“淫鸟"这一反面角色外，还是美好的化身或象征。
讲座交流环节，同学们与朱庆之教授积极互动，进行了深入交流。最后，顾满林教授总结说，朱老师的讲座表明，做学问既要善于“扣”，即充分把握文献细节，又要善于“拓”，不应画地为牢，而要对文史博物等诸多方面都要尽可能关注，做到有广度、有厚度、有精度。
学习心得
听了朱庆之教授的讲座，我的感受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研究中要选择正确的材料。朱老师在梳理〞《孔雀》与佛教关系的学术论战”过程中发现部分学者所引用的都是二手材料，所以才会得出不够准确的结论。这告诉我们一定要阅读原始文献，引用第一手材料，避免被二手材料引入岐途。同时研究过程中要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能够使观点或结论更严谨、更具说服力。其次是要掌握好的研究方法。整个讲座过程中，朱老师围绕“孔雀”一词， 不断提出疑问，细化问题，层层推进，逐步论证，这体现了朱老师研究中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启发我们在学术训练过程中要重视培养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最后研究视野要开阔。朱老师从语言文字视角发现了问题，但具体研究并未局限于这一角度，而是从佛经、史书、小说等文献中广征博引，涉及到语言、历史、文学、环境资源等多个领域。朱老师也始终强调要打开视野，指导我们在研究中不能画地为牢，广泛涉猎，或许就能从中发现问题的根源。 （焦玉奁，2022级博士生）
朱老师在勾勒“孔雀”图景的同时，还演绎了学术成果的诞生过程：结论要经历调查、假设和求证，其中的各个环节要做到既广泛又深微，既大胆又谨慎，既旁征博引，又斟酌琢磨。讲座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辨明中国化身传统和佛教轮回观念的区别，还在于语料检素趋近便利的当下，我们仍然要下“笨功夫”，去尽可能地贴近土地、还原现实从而唤醒直觉的教诲。期望朱老师常回来看看，期待下次的利他示现“不思议”！（吴海纳，2021级硕士生）
朱老师从自身经历出发，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学术研究之路与三论《孔雀东南飞》与佛典。他的讲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让我们明白了治学的严谨也让我们明白了学术研究的有趣。听了老师的分享，我体会到学术研究应该做到：眼到，心到，手到。所谓眼到，即像老师讲的，应该具有学科的敏感性。老师在留学印度时看到孔雀，能联想到《孔雀东南飞》，随即想到孔雀不能迁徙，那么《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对于孔雀的描写是应该想象的。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保持学术的敏感性，打破学科壁垒，具备敏锐的眼光。所谓心到，应该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治学。大胆假设，也要小心求证。就像同样是学术争论，有的学者只用几百字随意批判断章取义。而朱老师却用十万余言，一论再论三论。最后所谓手到，即是学术研究应该要亲自动手，勤于动手，不停于口头。发现的问题若只停于发现，那么问题便就停在那里无法解决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广泛阅读，大量查证，打破学科壁垒，建立学科联系勤于动手去解决问题。听了朱老师的分享，受益匪浅，我今后也一定会以更加谦虚的态度，更加务实的学风，更加敏锐的眼光，勤奋踏实做好学术研究。（张雨蕾，2022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