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3日15:00，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新科教授应邀作题为“关于‘史记学’建立的几个问题”的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418会议室顺利举办，何剑平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现场
张新科教授首先围绕《史记》一书的相关情况作介绍，展示了《史记》作为二十四史首部史书的经典价值。张教授认为，《史记》研究与“史记学”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史记学”之成立在于《史记》自身的价值，该书记录了黄帝至汉武帝时代三干年广阔的历史画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开创了独特的民族列传，蕴含着不朽的民族精神，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中华文化永远的经典宝库。《史记》之所以不朽，在于它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汉代文化的代表作，并且对后代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史记》学的萌芽期滥觞于汉魏六朝时期。唐宋时期，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元代彭寅翁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在《史记》版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元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进行广泛的宣传。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明代刻印《史记》达20多种。明代成就最大的是评点《史记》，这种著作在明代多达30余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凌稚隆《史记评林》为代表的辑评工作。
《史记评林》书影
清代研究《史记》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达300多人，成就最大的在于考证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是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清人的另一大成就是评论《史记》，清人评论的问题十分广泛，许多见解十分精辟。近现代是《史记》学的转折期，此期深化传统课题，考证又上一层楼，西学东渐为研究输入新观念，开拓新的领域，如关于司马迁的思想的探讨。当代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史记》整理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史记学”体系由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构成。 具体研究，可分为三个部分：基础研究、相关研究和理论研究。张教授指出，“史记学”体系的落脚点应当有益于现实，具有开放性，与大的系统密切关联。“多学科共同努力，建构完整的‘史记学’体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当代新文化。”
讲座结束之际，何剑平教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张老师的“史记学”研究。第一方面，张老师读《史记》非常细致细读文本的功夫很到位。比如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发展， 张老师能够注意到《史记》材料的层次性。第二方面，张老师具有文化史的视野，强调了 《史记》民间的因素。第三方面，张老师非常详细地梳理了“史记学”的学术史过程，瞻前顾后，提供了研究阅读《史记》必备的参考书目。第四方面，张老师在讲座中融汇了一个线索，就是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相辅相成。
进入互动环节，张教授回答了在场师生的提问。他说，阅读《史记》可以先读读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阅读《史记》有两把钥匙：《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研究“太史公曰”，首先要梳理“太史公曰”的来龙去脉，要了解先秦时代的史书。先了解《左传》的"君子曰"怎么评价人物，这就是了解渊源。再往后看，后代的史书是怎么继承的。还有小说中的情况，也需要了解。第二点，还要看“太史公曰”的作用。第三个， 我们要继续深入，要考虑到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站到了历史的前台，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就这样一步步深入下去了。第四，我们还要看古人的评论。这样一步一步去考虑，找准一个切入点，这样才能出新意。
师生提问
聆听讲座的同学谈了各自的感想和收获。
张老师的讲座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全面系统地看问题，张老师并未纠结于《史记》具体的文字、校勘、版本等局部问题，而是从宏观上系统地建构“《史记》学”，可谓是 “《史记》面面观”了。张老师讲座的第二部分梳理了“史记学”的形成与发展，让我们这些后学更清楚地认识了《史记》的学术史，也帮助我们在阅读《史记》时能选出经典的参考书，如泧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叔岷《史记斠證》等。最后，张老师还指出《史记》的读法和研究《史记》的方向方法，授我们以渔。 （李超，2021级博士生）
张老师在谈到〞史记学”形成的基础时将《史记》的文化价值精准而又全面地概括为五个“度”：广度、深度、温度、美度与力度。同时，张老师非常强调《史记》中的民间文化色彩，认为其是官方文化的大系统和民间文化的小系统的融合，并为我们举了陕西韩城的例子。俗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在关注“雅”的同时，也不可忘却了遗落在民间的“俗”文化。张老师又为我们完整地呈现了从汉魏六朝到现当代“史记学”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正如张老师所说，我们在做学问时，对于前人己经研究过的问题仍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更深一步地继续讨论，同时也可以立足当代发现新的研究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生来说颇有启发。（曹雨佳，2022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