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8日18:00—20:20，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先生应邀做了题为“中古文学文献学研究导论”的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526会议室顺利举办，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普慧教授主持讲座。
刘先生首先以其专著《中古文学文献学》为中心介绍了个人学术经历。《中古文学文献学》是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的命题之作，写于1991年，1997年出版，旨在理清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和学术史。2022年，《中古文学文献学》修订版由凤凰出版社修订再版，全书由起初的30万字扩充到60万字。这体现了一代学者反思、传承和发展学术的自觉和担当，“学术是一条长河，学术也是一种选择，学术更是一种坚守。”
刘先生指出，文学研究主要包括文学文献学和文学阐释学两部分，中古文学文献主要包括总集类、别集类、小说和文论几部分，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
依据文字载体——纸张的发明、运用，刘先生重新界定“中古”：上至西汉，下至中晚唐，长达一千年。因为纸张的发现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这可以作为中古文学的开端；五代时期，雕版印刷逐渐流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文化的面貌。
为什么纸张成为一个重要的划分依据？刘先生认为，根据《汉书·儒林传》等材料记载，中国早期的经学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五经各有师承。从现存的资料看，早期经学家们所依据的五经文本似乎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在一字差别之间如何解说，弟子各得其师一端而有所发展。到后来，必由师学发展而成为家学，但家学为标榜师承有自，仍要标榜师学，学术和政治权力、政治话语纠缠在一起。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据着官方地位，直到魏晋之际退出历史舞台，背后的原因正在于纸张的发明。东汉以后，纸张逐渐普及，书籍编纂取得质的飞跃，学术呈现出大众化的倾向，也出现了集大成的倾向。学术上，古文经学崛起，今文经学支离其文，断章取义的做法逐渐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西汉末期到东汉时期，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由此马融、郑玄等人才有可能汇集众籍，修废起旧，完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纸代替简帛，学术文化因此取得质的飞跃。
中古的重要特点是多元文化共存。此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一场文化变革。儒学衰微，道教兴起，佛教传入，形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东汉的文化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独特性。
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来看，这时期的学术思想表现得最为活跃，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多元化的特色，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综合因素的相互作用：首先，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处于分裂状态，战乱不断，国家无力顾及思想文化事业，思想界呈现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文学在当时的发展体现出一种回归文学的非功利性特征，将文学视作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性，与此前的文学形成迥然有别。第二，文化中心的下移。第三，异端思潮辈出。老庄学说的兴起，导致文学上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一个时期内，生活的怪异化，思想的极端化，形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特征。从桓谭《新论》，到王充的《论衡》，再到王符《潜夫论》等等，构成了张力的态势，拓展了文化的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后来丰富多彩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当时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张扬文学个性，相关的说法比如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曹丕的“诗赋欲丽”等。
佛教传入，催生了辨声的意识，对于文学艺术有重要影响。第一，辨声。事实上，汉末西域辨声之法即为中土士人所掌握，梅维恒（Victor. H. Mair）《关于反切源起的一个假设》（A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erm FanQie）一文提出了很好的解释。第二，“四声”问题。一般认为，“四声”源自佛经的翻译，这影响了后来的唐诗宋词。陈寅恪《四声三问》和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持显相对立的两种观点，由此需要认真思考：“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四声是如何发现并确立的？四声具体如何理解？第三，八病问题。平田昌司、梅维恒等有很精深的研究。这要求我们区分不同时期的音韵系统，积极利用音韵学等相关学科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古文学。
中古文学文献研究大致可以分别为：第一，文章总集编纂和综合研究。第二，中古诗文研究。第三，中古小说文论研究。
刘跃进先生强调《经典释文》《切韵》等基本典籍影响了唐代以“诗文取士”的走向，又以贾思勰《齐民要术》、郦道元《水经注》等作品为例，介绍了文学研究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倾向，并强调文学是活生生的，文学研究要在正史材料、进士科等视角之外看到这些丰富的东西，要走出“文学”的局限，不要抱残守缺，只有“走出文学”才能更好的研究文学。
进入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与刘跃进研究员交流，就“音韵与律赋”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普慧教授最后总结提出讲座强调的文学的物质载体、音韵学问题、研究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等。
刘老师在文学文献学领域深耕多年，成果甚丰。本次讲座从具体的研究入手，通过对“中古分期”“四声八病”等问题的讨论，以小见大地呈现出了中古文学文献学的复杂面向。在讲座的过程中，刘老师一方面对中古文学的物质载体、传播媒介、声韵变化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刘老师对中古文学与其他领域（如宗教、哲学、社会生活等）的互动也有相当深入而精彩的阐发。整场讲座兼具广度与深度，将我们带入了中古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中，刘老师多元的方法、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文献学意识以及“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治学精神给予了我极大的触动与启发。（易斌，2019级博士生）
刘老师的讲座不仅学术味浓郁，又不乏风趣幽默，令我在增长学识的同时，几次捧腹而笑。我尤其关注到刘老师讲座中提到的“纸张的发明与中古文学关系”这一话题。普老师在讲座结束时的总结也提到这一问题，继而以印刷术的发明为例，讨论了显微镜的产生，以及细胞学说研究的开启。我想自己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会关注文本本身，以及保存文本的文献形态，但是却一直忽略了文献载体形式的变化对于文学的影响。刘老师以汉代今文经学的兴盛衰落为例，将纸张的发明、运用与今文经学的跌落神坛联系起来，证明纸张的普及使得东汉的学术呈现大众化的倾向。刘老师依据文字载体重新定义“中古”，通过文字载体透视中古文学的研究方法，令我受益匪浅。（薄王逸，2021级博士生）
刘老师对中古文学概念的界定给我带来很大启发，以文字载体的发明与运用为界定依据，将纸张发现的时间上限西汉定为中古文学的开端。纸简的替换、纸本读物的生成与传播加速了文体的变化，也扩充了文人的心量。而晚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出现，标志着中古文学的结束。抄印的转换，同纸简替代一样，不应该被单纯看作技术问题，蕴含其后的社会场景演化、文学观念更迭等需要我们加以重视。普老师在总结阶段提到的注重个人生活史、思想史研究可谓别具只眼，多个碎片化的个体叙事所凝结起的便是时代的形态。本场讲座除了方法启迪、视野扩宽外，两位老师的谦逊好学、对于学术的热情与坚守也令人神往。（马晓敏，2021级博士生）
这次讲座是普老师与刘老师妙语连珠式的对话中展开的，讲座未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两位著名学者的风采，浓浓的学术氛围。而后，刘老师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出发，通过改革开放后学术发展的情况，提出了书写近四十年学术史的必要，以期走出民国学术“影响的焦虑”。随后，刘老师直入主题，从三个方面讲了中古文学文献学研究切入点。第一，文献载体促成学术进步，纸张的出现，推动学术话语权下移，打破了汉代今文经学的霸权；第二，多元民族融合促进文学观念发展，在宽松的思想环境之下，佛教进入中国并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第三，音韵学与中古文学关系，声韵问题是否与《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文学典籍的出现有所关系等非常前沿的问题。这次讲座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知识、方法、视野俱得。（阎豪，2022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