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6日15：00，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专题讲座在腾讯会议线上平台如期举行。董晓萍教授应邀作题为“《大唐西域记》的民俗学研究：汉语佛典文献、口头故事与资料库”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普慧（张弘）教授主持。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主任。“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培养的中国第一位民俗学博士，曾长期担任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助手。1989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际民俗学会会员（芬兰）、法兰西学院亚洲学会会员（法国）、法国阿尔多大学博士院外籍导师、北欧著名民俗学学术期刊《民族志与民俗学》(JEF)学术董事会委员与编委。曾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第六届和第七届学科评议组社会学组成员兼召集人(2008-2020)。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工艺全集》学术委员、西北民族大学国家非遗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本讲座主要介绍民俗学视角下的《大唐西域记》研究，重点关注理论与方法层面。具体涉及以下几部分内容：一、导言；二、民俗学角度研究《大唐西域记》的基本问题；三、民俗学视角研究《大唐西域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四、《大唐西域记》故事类型数据库的介绍与演示。
此次讲座，董晓萍教授共从四个方面展开，内容如下：
一、导言
董晓萍教授首先结合地图，对《大唐西域记》一书的基本情况加以介绍。《大唐西域记》由唐代高僧玄奘撰成，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书中记载了作者从中国到印度取经所亲历或听闻的138个国家，覆盖今天中国新疆、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相关地，记载了国家名称、地理地貌、宫殿民宅、寺庙文物、佛教经典、外语风格、风土人情和大量故事。
二、民俗学角度研究《大唐西域记》的基本问题
一直以来，民俗学界对于《大唐西域记》的关注相对有限，董晓萍教授提出，当下从民俗学的视角对这一文本加以研究，则必须思考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为什么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宗教？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定义宗教，称为“民俗信仰”或“民间宗教”（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要点：第一，宗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而超自然的本质通过民俗仪式的个人体验呈现；第二，宗教是一种人类现象，与超自然现象混合，界定两者的性质，不是依靠《圣经》似的宗教教义，而是传统中的“文化”。文化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共处。
董晓萍教授进一步提出，从民俗的角度研究宗教，主要包括四种策略，这一观点最早由格雷戈里·阿利斯提出（GregoryAlles）：一、补充性策略：即从民俗学角度切入后，对人类现象或超自然现象的具体内容进行描述，如“信仰”如何具体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二、散存性策略：即从非宗教的现象中发掘宗教的特征，如历史文明中的道德问题；三、原初性策略：即探寻最初或最早的宗教，如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原初宗教的标准形态是基督教，但这一划分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批评；四、功能性策略：即迪尔凯姆所谓宗教通过文化建立价值观，唤起人们的集体情感，形成社会凝聚力。如不同地区对于疫情的处理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这一结果便与信仰问题存在密切关联。
同时，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宗教时，“文化传统”与“跨文化”的概念也相当关键。塔拉尔·阿萨德（TalalAsad）认为，“没有普世的宗教定义，每种宗教都是自身所处的自组织话语的产物”，我们应该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中来分析问题；而巴赫金的宗教体裁、对话思想与互文性方法对于民俗学角度下的《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要求我们采用多基点而非线性的研究方法。以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大唐西域记》，相较于传统的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强调体验性、社会性与功能性。
中国是一个非宗教国家，以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大唐西域记》还应看到作者玄奘对自己著作中的信仰故事的理解与今天不同，本书是基于其宗教信仰认知所收集传播的故事和文献资料。一方面，这样的故事和文献资料在今天被认为是流传下的地方历史，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自魏晋以来受到了外来宗教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新的概念与解释，并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解释宗教概念和引导人生信仰的工具。佛典文献对于民俗学的研究，实则是宝贵的资源。
第二，怎样通过佛典文献研究民俗？这一问题提示我们注意当代学者与古代信仰关系的变化：古代故事与古代信仰有生态关系，而在当代两者关系已经解构，需要建立整体文化关系。劳里·航克（LauriHonko）的“有机变异”说认为，故事与信仰的关系在二战后已经解构，当代人已未必相信故事中的信仰，而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恢复带有文化差异性的文本，也就要建立本土的“精神性文本”。建立这种文本，就要求当代人对传统故事与传统信仰的整合有整体自觉。在这一前提下，佛典文献对于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董晓萍教授在对理论加以深入阐释后，而后对于民俗学视角下《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资料系统予以了全面介绍。主要参考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等著作。此外，还使用了涉及印度古代故事的季羡林译《五卷书》、郭良鋆等《佛本生故事》、王邦维选译《佛经故事》，同时参考了钟敬文、艾伯华（WolframEberhard）、丁乃通（Nai-tungTing）等学者对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整理研究。
三、民俗学视角研究《大唐西域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民俗学视角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方法主要是以原著为基础，同时采用了唐僧取经故事类型当中的一些现代口传故事资料，主要是运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共同使用的故事类型法，结合跨文化学的多基点研究法开展研究。在本项研究中，主要使用了“口头文本”“地名知识”“宗教信仰”“翻译文本”“民俗价值”等五个概念：
口头文本，指玄奘向中印人民和宗教人士采集的口头故事。季羡林先生在前往德国留学前，已经通过詹姆森（RaymondD.Jameson）接受到了相关理论（19世纪的比较民俗学与故事类型学）的熏陶，并在晚年认为《五卷书》中的故事主要来源于印度民间文学。《五卷书》是印度的古典佛经故事集，在这类文献中，民俗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采用这些口头故事的个人作者与集体创作的关系。玄奘是成功记录口头故事和同时撰写历史文献的个人作者，其作品中保存了大量的佛经故事，值得反观。
地名知识，指玄奘从中国到印度取经和弘扬佛法沿途记录的地名、地理形貌和地名故事。《大唐西域记》的目录，以行程为序，排列卷名和国名，共十二卷，十余万字，记录了丰富的地名信息，如卷十《十七国·伊烂拿钵伐多国国》等。玄奘将在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故事，带着客观观察、主观信仰和身体体验的个人经历书写下来，同时注明了使用的书面文献和口头文献的出处，堪称共时民俗记录的范本。其记述覆盖了很多国家，故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所说的“本土知识”，但它们都有十分准确的地名，故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地名知识。这一知识具有两种建设性：一是建立故事生态类型；一是建立地名知识类型。
宗教信仰，指玄奘用说故事的方式撰写印度佛学内容及其国家与地方知识。董晓萍教授认为，首先是对皇家寺院高僧作者的界定，以往民俗学将上层文人著作和民间文学视为对立物，存在一定局限性。玄奘身为贵族高僧，出色地记录了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其次是对高僧在《大唐西域记》中所收民间文学作品的性质的界定，民间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宗教与贵族主题，但民俗学以往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分类；再次则是对高僧阐述正统佛教信仰故事的价值界定。现代民俗学已转向对个人经历、超现世信仰和生命观的研究，其学术路径便是研究故事与宗教信仰的转化，这种转化在《大唐西域记》中集中体现在故事与信仰的符号意义的构造上。
翻译文本，指玄奘对印度故事和佛经文献的翻译过程与成果。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两大问题：一是事后记录的可靠性，《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回国写记录的，这些文本可靠吗？民俗学界对事后记录有不同的看法，现代民俗学建立了“精神性文本”的概念来诠释这一现象；二是文化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过程很难一字不差地保留故事原文，季羡林认为玄奘的翻译以文化交流为宗旨，善于创造变通，开辟了新的时代。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玄奘的文化翻译是一种宗教、故事和民俗相关联的形式，玄奘的创造正在于他随时转换三种文本，去揭示其整体文化意义。
民俗价值，指故事讲述人和听众本身认同的故事的社会文化重要性。他在玄奘向本土听众传递的过程中产生，也在故事被传递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产生。民俗价值的本质是提供社会准入，通过对《大唐西域记》中12类型故事的分析，董晓萍教授认为其在中印故事类型中都有民间口头文本，并中国故事类型与印度故事类型高度相似，因此可以认为《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一些故事在后世中印人民中间是有所传诵的。这一视角对民俗学理论的主要拓展点在于：一是帮助民俗学区分主位或客位体裁价值；二是民俗价值决定社会流行性，社会参与度越高，故事的流行性就可能越大。
大体来说，《大唐西域记》所记佛教故事有三种形式，从民俗学角度对玄奘的这些记述方式进行反观分析，有助于重新评价该著的民俗学家价值和现实研究意义：
一是以行程为书写逻辑的地理故事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使用沿途采集的民间故事，以形成为书写逻辑进行撰写，采用了较为统一的格式，先用“闻诸土俗曰”开头；
二是使用佛院志书与僧讲故事，玄奘对这类佛教故事采用转述的方式搜集下来，再采用统一的格式写进书里，先用“闻诸先志曰”开头。玄奘在写佛教故事时还对印度当地的佛本生故事进行特别标注，包含四种情况：第一，佛本生故事在《五卷书》和《佛本生故事》中有记录，他则提供了自己的实地采集资料，如《尸毗迦本生》；第二，佛本生故事在《五卷书》和《佛本生故事》中有记录，又有汉译佛经故事，他则提供自己在故事流传圣地搜集的资料，如《大石门及王子舍身饲虎处》；第三，他用佛典故事中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套处理原典文献与口头资料，如《象、鸟、鹿王本生故事》；第四，记载中印双向交流的故事，如《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入》。
三是关于国家与地方佛教知识、佛教仪式和佛学传承的故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大体可分五类：第一，对国家与地方佛教知识和法事仪式的记录。；第二，对佛学传承过程的记录；第三，对往生、现世和来世生命观与转化形式的介绍；第四，对印度佛典故事和口头资料的介绍；第五，对佛教寺院土地供养传统的介绍。同时，董晓萍教授以五百罗汉僧等故事为例，具体说明了玄奘处理这类故事的方法。
四、《大唐西域记》故事类型数据库的介绍与演示
讲座最后由董晓萍教授介绍《大唐西域记》故事类型数据库的缘起、制作过程、使用方法及学术价值等问题，并现场演示了这一数据库的使用，对“王子饲虎”等故事类型进行了数据库检索。
讲座结束后，普慧（张弘）教授代表广大师生表达了对董晓萍教授精彩讲授的谢意，然后就《大唐西域记》相关文本的语文学研究、数据库建设及《大唐西域记》的国际影响力等问题与董晓萍教授进行交流。而后董晓萍教授认真回答了同学的提问，就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相关参考书目及“马头娘”“蝴蝶夫人”“密洛陀”等民俗学领域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鼓励大家在研究中注重跨学科思考，以民俗学的视角对问题提出新的认识。
2019级文献学赵同学
董教授的这场讲座着实令我受益匪浅，《大唐西域记》这一文本虽然自己之前有所涉及，但基本是从传统的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的视角予以关注，缺乏新意。民俗学的视角对于我来说相当陌生，今天的讲座很好地弥补了我在这一该领域的缺陷，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作为国内民俗学界的大家，董老师结合《大唐西域记》的具体文本，深入浅出地以民俗学视角加以诠释，使我们对这一学科的范畴、领域、基本方法等问题形成了相对系统的认识，对于自己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18级比较文学潘同学
董教授的讲座中，不仅对《大唐西域记》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解读，而且全方位利用了民俗学方法，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意义。同时，董教授并非单纯套用民俗学方法，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大唐西域记》的具体研究回观理论，反思理论，展现出了相当深刻的理论思考。除此之外，董教授及其团队所建立的“《大唐西域记》故事类型数据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将不同文本中同一类型的故事加以罗列，清晰明了地展示了某一故事类型的发展与流变。传统学科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绝妙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