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概要:刘跃进：贾谊与战国学风
发布时间 ： 2020-12-03 14:46 点击量 ：
2020
年
11
月
18
日
10:00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专题讲座在江安校区综合楼
B203
举行。刘跃进教授应邀作题为“贾谊与战国学风”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普慧（张弘）教授主持。
刘跃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1996
）、《中古文学文献学》（
1997
）、《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
1999
）、《玉台新咏研究》（
2000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
2000
）、《秦汉文学编年史》（
2006
）、《秦汉文学论丛》（
2008
）、《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2012
）、《文选旧注辑存》（
2017
）等。
本讲座主要介绍贾谊与战国学风的关系，具体涉及如下内容：一、战国的学术源流；二、贾谊的生平创作；三、贾谊的经学思想；四、贾谊的老庄思想；五、贾谊的杂家学说。
刘跃进老师最先依据《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指》《汉志》等文献，简单叙述了战国及秦汉时人于其时学术分流的认知。刘跃进老师指出上述提及的诸人，并非单纯的学者，更是重要的思想家。若将各家之说归类，则可发现其学派不同，多与地域有直接关系。由是，刘跃进老师认为秦汉文学的思想渊源共有三脉，分别是：源自三晋之地的名、法，流行于荆楚之地的道德、阴阳，以及齐鲁之地的儒、墨。
故而自李悝《法经》至汉武帝之世，中国的思想文化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动。第一阶段是从百家争鸣到法家霸道思想的胜利，《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说，成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然而用刑太急，最终导致秦国迅速灭亡。第二阶段，西汉初年荆楚文化抬头，以黄老思想为中心，讲究清静无为。第三阶段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界百川归一。而此时的“儒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儒，而是融入了诸子百家的多种学说，尤其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隐含其中。此后，秦汉文化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形式上虽有差异，但在外王内霸的基本形态上，则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贾谊主要生活在高祖、文帝时期，其思想比较复杂，核心内容则体现了秦汉统治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他在《陈政事疏》中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由此便可见贾谊学术思想之礼法互补的特征。
贾谊问学的途径比较宽泛，儒学固然为其所重，然而他更偏好于申商之学，具有外儒内法的色彩。其一生创作和个人经历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贾谊年方十八，以能诵《诗》《书》、善属文而称于郡中。二十二岁被朝廷征为博士，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欲变更旧有体制。许多政治主张非周、非汉，别出机杼，标新立异。其政治主张，在当时并未即刻全面施行，然而贾谊依旧得以“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由于贾谊政治地位迅速攀升，引起了同僚的嫉恨，文帝无奈左迁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南渡湘水时，感伤时事而作《吊屈原赋》。汉文帝前元七年，贾谊重新被征入京，问以鬼神之事，后拜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刘揖是文帝少子，最受宠爱，汉文帝对贾谊的重视可窥一斑。然而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傅之责，痛责不已，不到一年亦抑郁而终。其所以如此，更是隐含着未来政治理想破灭的因素。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贾谊五十八篇”。《汉志》将先秦至秦汉的学术分为六类，包括《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贾谊《新书》五十八篇所涉内容基本涵盖上述六类。
至于具体的作品，《文心雕龙·哀吊》指出《吊屈原赋》的两个特点：一是“首出”之功。贾谊写作这篇作品时，距屈原之死不过百年，这是屈原的名字和作品第一次见诸文献记载。二是事核、辞清、理哀的关系。“事核”即从事实上说仁义，言而有据；“辞清”就是扬雄所说贾谊升堂，言以足志；“理哀”即谓深得屈原哀伤之理。长沙三年，贾谊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文化一时成为贾谊的精神支柱。《吊屈原赋》《鵩鸟赋》中多次引用《老子》《庄子》《文子》的词句命意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鵩鸟赋》亦明显受《老子》影响，司马迁于此文有“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的感慨。
至于《陈政事疏》一文，贾谊“可为痛哭者一
,
可为流涕者二
,
可为长太息者六”。其所谓可为痛哭者，即诸侯王强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其所谓可流涕者则匈奴之侵扰，而以汉之大，不能制之也。其所谓可长太息者，则民俗之奢侈，德教之不修，及朝廷诸经制之术未定，表现出了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批判现实的勇气，亦展现了贾谊杰出的政治眼光。
曹丕说：“余观贾谊《过秦》，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朱熹说：“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此皆说明贾谊的思想、文风源于战国。
贾谊十八岁时就从吴公问学。二十二岁由吴公推荐，被朝廷征为博士。吴公是李斯的学生，又同郡；此外他还师从张苍学《左传》。不论张苍还是吴公，均传荀子之学。
荀子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礼学。这在《新书》中《傅职》《保傅》《礼》《官人》《礼容语》等多篇中多有记载。然而贾谊所倡导的“礼”又不单纯。《新书·辅佐》论及各级官吏职责，既非周制，也非汉制，很可能是贾谊自己制定出来的。又有《礼》《容经》等篇，规定得非常详尽，其中一些文字与《大戴礼》中的《傅职》《保傅》《连语》《辅佐》《胎教》等多有重合，这可以左证《礼记》渊源有自。
《新书》所引多有“六经”，其对六经的排序——《书》《诗》《易》《春秋》《礼》《乐》——亦别有不同。另外引用之书，又有《论语》《国语》《管子》等。其中以《左传》和《诗经》的影响最为明显。以其中《诗经》的影响为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将贾谊的《诗》学归为鲁《诗》。但是刘跃进老师经过文献的搜集和比对，指出贾谊的《诗》学并非齐、鲁、韩三家《诗》学，且汉初《毛诗》尚未形成独特的说《诗》系统，故而亦非毛诗，所以贾谊的《诗》学难考其出。刘老师曾著有《贾谊
〈
诗
〉
学寻踪》一文，可作扩展了解。又贾谊论及《大雅·文王》《皇矣》《灵台》《周颂·敬之》等篇与四家《诗》的文字训释到内容解说是相近乃至相同的，则可见四家《诗》同源而异流。同时贾谊杂引解《诗》之论，亦间接说明汉初的《诗》学传统尚未形成较为系统、严密的所谓家法和师法。
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江南文化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思想，这里包括《老子》《庄子》和《楚辞》。西汉初年，《楚辞》是时人普遍研习的作品，这可能与汉初统治集团主要由楚人组成并倡导楚歌有关。从贾谊《吊屈原赋》来看，他对于屈原的作品非常熟悉。屈原的细腻情感对于贾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之一。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南方三年生活，使贾谊对于《楚辞》有了特殊的理解。司马迁将贾谊和屈原并称而成《屈原贾生列传》，原因在此。因此《汉志》法家类著录的《申子》六篇和《韩子》五十五篇等法家以及名家类著作，以及《楚辞》，一定是贾谊的必读之物。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大量帛书与竹简，则足以作为贾谊所览文献之参考。
至于具体的道家类著作，贾谊应当广泛读过《老子》《管子》《文子》《庄子》《鹖冠子》等，其文辞亦多与其有相似之处。其中《文子》曾被斥之为伪书，而贾谊之作又有引《文子》之语，故而贾谊之作品亦曾被认为是伪书。但是出土文物的残简证明了《文子》的可靠性，故而驳斥了上述推论，《鹖冠子》亦同。刘跃进老师亦藉此提供了文献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
刘跃进老师认为，当研究一本书、一个学者的学术源流时，不宜空泛地谈论其继承了某时某家的思想，而是需要提供更加详细的证据和可靠的论证。便以贾谊为例，难言其读过哪些书，但是可以了解他读过相关的哪些书。条分缕析，进行比对，如此便可对贾谊所阅读之文献及其接受的影响进行比较可靠的论证，刘跃进老师戏称此种方法为“学术八股”。刘老师曾作《贾谊所见书蠡测》，即可为此类方法的参考之作。
除前面提到的儒家经典、黄老之学，贾谊读书亦是十分博而杂。贾谊《新书》所引古籍，多与诸子著述和历史传闻有关。他引用过《吕氏春秋》，还有同时代的《春秋繁露》《淮南子》。不一定是直接引用，至少《新书》中保存了一些流传于当时的材料，这些材料有许多都可见于其它文献中。
此外贾谊《新书》亦好引古语，动辄谈论“黄帝曰”、“颛顼曰”、“帝喾曰”、“唐尧曰”、“虞舜曰”，不知此类古语何出，总之皆托之为先秦帝王的话语，这些话语隐藏的文献空间颇为广大。如《连语》“善不可谓小而无益
,
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一句，后世即转变成耳熟能详的俗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类似的语词还有分崩离析、不约而同、同声相应等。
又有《新书·道术》一篇，句式近似于《荀子·成相》篇，而内容、体制近似于《尔雅》，实际上是一部训诂学的著作。这一篇一共提出了五十五种品德和它们的对立面，这足以成为研究秦汉之际对个人道德品行评价的材料文献。
最后刘跃进老师概括说，贾谊此人并非纯儒，就学术传统而言，主要继承了荀子、李斯、张苍的学问。而后又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故其思想不主故常，杂糅儒、道，出入百家，在西汉初年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贾谊以其独特的思想影响了两汉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这之后，普慧（张弘）老师表达了对刘跃进老师带病授学的感谢，然后追溯了刘跃进老师的求学经历，以此为纲梳理了刘跃进老师学术风格的特质，盛赞了刘跃进老师治学之思想性、文献功底和文史结合的特点，并鼓励同学们向刘跃进老师学习。而后刘跃进老师亦热情回答了同学的提问，叮嘱学生要跨越学科的界限，增强文献积累，培养对材料的敏感度。可以说，本场讲座，刘跃进老师不仅传授了知识，更是回答了求学与治学的根柢和方法问题。
贾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知道，他是西汉前期著名的散文家、辞赋家，有《过秦论》、《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重要作品。然而，作为文学专业学生，我们的目光似乎总是聚焦在他的文人身份、他的文学作品上，对于他的其他身份的关注似乎不够。刘老师在讲座中对贾谊的生平和思想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并强调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如老师所说，我们眼中的古代文学家，其实往往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问苍生问鬼神”背后或许与当时的政治行为相关，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可能也并非单纯的贬谪。如果离开了政治的维度，我们就难对古代文学家及其作品做出全面理解，尤其是像贾谊这样与政治联系异常紧密的作家更是如此。文人、作家的身份往往来自后代追认，我们不应让它限制视野，而应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
2018级古代文学蒋同学
若干年以前，刘跃进教授曾撰写《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一文。文章结合贾谊个人政治生涯和生活时代背景，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揭示出贾谊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的形成基础、转变经历，总结了贾谊的学术贡献与文学风貌。今日刘教授又给我们带来了这场题为《贾谊与战国学风》的精彩演讲，为我们分享他多年以来对这一问题新的思考和研究发现。通过刘教授的分享使我了解到西汉初年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受到战国时期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三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的交织影响，因此贾谊的政治观、文学观也是极为复杂的。这也充分体现出贾谊对后世政治建设、文学风气的深远影响。在这次演讲中，刘教授孜孜以求的探求精神和深入利用新旧材料的治学方法令我感佩。刘教授对个人求学经历、治学心得娓娓道来，也让我体会到一位学者内心的深情与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