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8日，“云端锦江·中国俗文化”系列讲座第三场通过腾讯会议平台顺利举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士闪应邀作题为“民间文献与地方社会的历史构成——以清代胶东地区‘双山马家’族谱编撰为例”的主题讲座。我所徐新建教授任讲座主持人，院内外280余名师生在线聆听，并与张士闪教授交流讨论。
主讲人简介
张士闪，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杂志主编，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著有《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礼与俗：从田野中理解中国》等。
本次讲座中，张士闪教授基于自身在博士论文阶段获取的民间文献，以清代胶东地区“双山马家”五次修撰族谱为具体案例，细致讲解礼与俗的互动与关联。他将此次讲座的核心观点提炼为两句话：民俗并非自足，不仅礼与俗之间存在互动，而且礼、俗、法常常处于合谋中；族谱修撰这一体现礼俗互动的文化实践为当下学界所谓“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分述与合成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学术资源。
讲座实况
修谱与宗族制造
讲座伊始，张士闪教授首先列举了关于谱与史关系的观点，分别为朱熹的“谱犹史”、章学诚的“谱即史”、梁启超的“史犹谱”，在此基础上，张士闪教授引出赵世瑜教授关于“大历史”与“小历史”的阐述，并提出大小历史合成的方法，即“礼俗同构”、“以礼化俗”、“谱史一体”。
讲座实况
随后，张士闪教授在梳理清代时期“双山马家”五次修谱历史的基础上，以礼俗互动的角度切入，分别从修谱主体、合谱失败等方面对这一案例进行详细解读。张士闪教授指出，乡绅是清代“双山马家”五次修谱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推动者。虽然乡村通晓文字者不在少数，但惟有获得科举功名，或能够从先祖中确认士大夫阶层，启动修谱才合礼数。他认为，修撰家谱其实是以历史的名义制造家族关系、运作地方政治的文化实践。乡绅的“礼治”观念与自觉行为，既是长期以来国家“礼制下行”的必然结果，又为之提供社会基础支撑。乡绅通过修谱彰显“礼仪之家”的身份，成为国家礼制的化身。
对于“双山马家”五次修谱却合谱失败的原因，张士闪教授解释道，明嘉靖年间西小章村与双山村因收军徭而发生的冲突只是婉拒合谱的借口，而非关键。张士闪教授以马国祯编撰族谱时采取的选择文献、附会神话、杂糅传说、制造草蛇灰线家族“历史”的策略为例，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书写过程中内容与方式的选择性与倾向性。
族谱叙事中礼、俗、法的合成
讲座中，张士闪教授借罗志田教授在《俗与制：历史上基层设置与记载的“大率”特性》一文中所提到的“大率”概念以及梁治平教授在《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一文中关于“官府之法”与“民间之法”的观点，阐释族规俗约的模糊性，即地方精英所编的诫约条例或民间法与民俗规范作用有关，以此进一步揭示族谱叙事中礼、俗、法的合成。
讲座实况
此外，张士闪教授重点解读了“双山马家”族谱里的“官司”。法即赏罚，以罚为主，目标是不堪教化之人。在传统社会中，礼仪之家被认为不应有诉讼，诉讼本身使家族体面受损。而“双山马家”族谱收录县官判词，将诉讼事件“载入史册”，意在作为“反面教材”对家族成员示警。他强调，族谱中昭显“从俗”的地方司法精神，体现出国家司法与民间族规的同构，强化家族规约的权威。
民间文献的历史限度
在该部分，张士闪教授分别从地方精英的思维定势、民间文献的体裁规定、地方社会的接受限度三个方面出发，对民间文献的历史限度进行阐释。
张士闪教授指出，中国传统之学强调“治世”，但对“治世”的理解多有不同。他以“二大爷”现象为例，指出社会对地方精英的误解。张士闪教授认为，乡村精英讲究思辨和实践的结合，锻炼了治理社会的能力，且深知老百姓寻根问祖的需求，因此通过修谱在地方社会中植入家国一体的“历史”，族谱文本也就有了“寻根”的限定，成为社会状态的表达。
讲座最后，张士闪教授加以总结道，国家与地方相互生成，国家历史内嵌于地方社会生活之中，经常被地方精英视作资源加以运用。族谱编撰是一种政治议程，体现出家族精英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双重代言角色的扮演。
师生互动交流
讲座互动环节，同学们以文字的形式与张士闪教授交流，并表示受益匪浅。主持人徐新建教授也与大家分享了讲座感受。他说，张士闪教授从民俗学与礼俗互动的角度出发，以个案与学术史互证的方式，为同学们清晰呈现了历代文人精英如何阐释礼俗的关系。徐新建教授认为，此次讲座的最大特点在于破除长期以来将民俗视为自足的文化谱系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民俗文化本身的完整性，而是表明对礼俗互动与勾连关系的忽略，张士闪教授的讲座为同学们提供了理解民俗文化的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