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会务组委托，在小组汇报后再来做大会学术总结，似乎在以往学术会议上所见不多。那么，怎样做这个学术总结呢？既不能重复各小组有针对性的评议和小组代表综合性学术汇报的内容，又避不开大会开幕式上刘跃进、曾明等领导和专家致辞对此次会议的高度肯定和期待，也很难在一两天时间里细读消化会议提交的85篇论文，这似乎就成了一个难题。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呢？在听会和尽力阅读论文的过程中仔细想了想，从这次“数字时代中国俗文化与古代文学学术会议暨四川省古代文学会筹备会”的会议主题看，涉及数字、俗文化、古代文学、地域性学会四个点，它们并非点对点的勾连，而是复叠嵌套的连环结构，那是不是可以由此出发，切入一些会议讨论的聚合话题和焦点问题，从以下三方面做一些此次会议呈现的学术维度和研究面向的梳理和思考？
数字技术的超快速发展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古代文学研究怎样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来看文献数据的技术整合与提取背后的学术推进力。如徐永明教授报告中展示的大语言模型支撑的智慧古籍平台，王兆鹏教授报告中铺开的系年与系地结合的知识图谱，杨晓霭教授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崆峒诗歌研究，刘郝霞论文探索敦煌文学技术应用的数字仿真等，可以看到古籍平台的开发利用，已经显现了数字技术支撑下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性和系统性。技术在不断推进文学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可喜的是我们看到此次会议有关数字技术与古代文学研究的报告和论题，不仅展示了输入端的技术呈现细节，而且推进了输出端的文献开源与研究格局整合。那么，我们是把数字技术仅仅作为工具和方法？还是需要继续往前多走几步、探索工具理性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学术研究全息动态系统打造创设的功能和价值。我们看到，大会报告中，尤其是徐永明和王兆鹏教授展示的各类资料库，用大语言模型搭建的智慧古籍平台与云四库问答系统的相辅相成，学术地图与知识图谱的珠联璧合，使得古籍文献以三维、多维、可视化、动态化的全息样态呈现出来，还有精细化、智能化的云四库问答系统、机器翻译与机器英译的关联拓展，古代年历人物库、诗文库、古籍库与方舆览胜、交通路线的契合与百科知识式的古籍图谱平台的优势互补，使得文献检索和利用的便利性，在自动生成、图文对照、分类笺注等强大功能的支撑下得到了空前改善。不过我也有一点疑问，即文人行迹、文学活动的地理空间呈现，也包括方舆览胜与文学创作、古代典籍生成的关系，以现行行政区划分区，数字技术如何解决与古代地名的复杂、代称、简称、别称，及古今地名演变作更精准的对应和衔接？
再次，在数字时代文学研究带来的震动中，学者是否有对学术与技术关系的认知和敏感。也就是说，学者如何因应数字时代古代文学研究面向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次会议的中青年学人在论文中已有很好的尝试和探索，如系年与系地结合的作家文学活动考察，经籍志研究具有的数据视野，灾害诗歌的统计学方法、古代文学图像的检索利用、数字人文与古籍数字化的思考，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中总集文献类型呈现的意义，古代诗人与诗歌研究的数据可视化等。这些富有实绩的研究成果，应该不只是提供了方法论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方法、方式与模式如何实现与数字时代文学研究的对接、转换？孙纪文教授的大会报告探究《史记》的巴蜀书写，是否也启发了我们怎样在葆有深厚传统文献与文学研究底蕴的同时，谨慎使用数字检索方法，时时清理和反思文献材料使用的可靠性与目的性？徐希平教授关于苗族作家龙绍纳《亮川集》诗文补遗考论的作品系年斟疑，是否也体现了在利用数字检索技术时沉积文献清理的甄别精审？所以，学者对这样一个数字时代的文学研究方法，有没有认知和发现的敏感点？更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学者是否会被技术裹挟、绑架 操控，陷入某种技术的陷阱？我们是否可调试或调控技术对于我们的裹挟？学者又如何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性、主体性和学术自觉意识？
科学思维一般指对事实进行判断的系统性方法，，此次会议对标的数字时代古代文学研究，不止在形象学、类型学，还延伸到文学与地理、交通、出版 印刷，乃至文学与历史的特定时刻、特定地点，这就强化了数字时代科学精神对于文学的影响力。还有徐永明、王兆鹏教授展示古籍平台与数字化研究时强调的刻意学习，即数据投喂、数据训练、人与机器共进的学习、学人参与古籍数字化工作并与机器展开学术对话，文学古籍与理论批评数据、文学传播数据的扩容，从关键词到互文性到语义检索的深度嵌入、机器与人工结合的不断纠错中明确的问题导向性引领等等，都显示了一种新的人机合作研究的思维模式的产生。如此，基于方法而走出方法论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边界和距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合。
文学是感性的，文学研究需要理性，但我们所说的理性精神，是基于此次会议形成的一种学术共识，即对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与超越性的理解阐释的学术理念。这种理性精神的渗透，更典型地体现在具有专业拓进的古代文学与文学史、文人精神生活史的关系研究中。如刘培教授探讨宋赋滑稽艺术的讨论里超越赋体文学对宋人精神趣味的观照；赵义山教授分体文学史阐论中一再对文学本位问题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如杨玉华教授探究巴蜀文化对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贡献，江山之助是传统研究视野，但特定山川地域与杜甫诗歌经典化的命题、千家注杜中蜀人注杜现象的反思，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学史与地域文化研究视野。
二、俗文化研究面向与跨域研究维度
俗文化的跨域，一般理解是跨学科、跨地域、跨文体等等。我还想从此次机会的研讨呈现的不同面向和维度上谈谈俗文化跨域研究的独特性。
首先是空间跨域。空间的跨域主要是此次会议的论文板块和分组议题中得到的启示。
如第一组议题为中心与地方。何为中心？从提交论文涉及的类性分布看，是唐宋文学及其在地空间标志为中心；从论题涉及面及篇目看,前溯后延的先秦两汉与明清近代的议题似乎无法与唐宋持衡，但从文学史视野的勾连和呈现看，这种时空跨域已非简单的线性递进，而呈现出中心向边缘的迁移、边缘向中心的错动的关注和考察，这种对文学历史时空的切分、截断、重组，已显现俗文学研究建构文学史新力量的丰富面向。何为地方？此次会议提交的与蜀地文学相关的研究成一大宗，那么，地方性是对四川古代文学的传统与氛围的重审？还是对对入蜀、东归、前引、后视中铺展开的西南文化空间和镜像新的分析？蜀地和西南多民族丛聚的原生文献与文学互动，是否也是昭示了更为深远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联系？而罗宁教授对韩愈诗歌在宋代的接受细节和问题探讨，在走出个案传播、流派研究的视域中是否可以引发文人风气与文学空间转化的问题追索。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地域文学空间是否意味的边缘？如果不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我们还能做什么？
如第二组议题是俗文化与域外。这一板块设计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敦煌写本与手卷的形态分析、《白蛇传》跨文体改编研究、《续西厢记》对西厢故事的接受异变、应县木塔俗文学藏品的价值、传奇大戏与民间小戏的关系、弹词说唱、川刻小说的艺术呈现与地域特色等等，这些显然可以肯定说是对俗文化、俗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研究。那么三皇五帝、皇帝嫘祖的正统世系讨论是俗文化吗？李白诗歌高丽接受的文本类型与文化心理、古典诗词的唱和次韵、花判文的、杨慎词品、四库总目研究是俗文学、俗文化研究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其间有一定距离；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些议题也是俗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雅俗文化的互动，其间容含了大量俗文学的因子、元素和细节类型。如果我们看到俗文化也有上行与下行的不同面向，俗文化研究也应该关注其上行下行的样态和过程，那么，俗文化为古代文学赋予的更鲜活的衍生能力与增殖功能就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掘。
可以看到，此次会议的俗文化、俗文学研究还延伸出了不少域外汉学新的视野。九世纪沿海僧俗诗人唱和是中日之间往还的诗歌活动，高丽时期李白诗歌的接受体式与接受心理，李渔在江户的传播与“误读”，作为由中向朝、由中向日的特定传播事件史，并非仅仅依赖文本漂流，而朝鲜宫廷的诗歌唱和、海东、日南书同文现象的讨论，在域外的一国之内、在朝越之间的跨域交流，则涉及多重身份、多种阶层的考量及其与国别政治、外交的交集。而刘玉君教授关于敦煌与越南汉籍文献比较得出的文本的历史比较研究，在两个距离遥远的空间里呈现了唐诗俗文本的生成过程的不同面向，不仅辨析了文本与俗文本的概念，也清理了俗文本在不同文化圈传播时去作者化的叠加异变。
其次是观念跨域。如果用关键词来概括此次会议呈现的观念跨域的话，那就是“雅俗融变”“古今汇通”。
如第三组议题为人文与艺文互动。艺文或许是在古代“六艺”基础上对文章、文艺的延伸和概括。由此可以看出，此次会议涉及易学、经学、楚辞学、语言学、佛学相关的研究所建立的文学与传统学术的联系。而从文化学、传播学、地理学、气象学、交通学出发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议题，则将古代文学传统与现代学术体系、域外学术理念相融合，在比较互鉴中做了开拓性衍展。从此此会议涉及的文学生产、文学消费与文学活动相表里的诸多议题看，这样的观念跨越，揭示了观念递变对于文学史结构性变化的内在动力。如清初文化政策四阶段的讨论，回到文字狱发生的历史现场，探究了文学活动场域与文人心态的共生问题；潘殊闲教授关于《唐人万首绝句选》徐无闻批注本的讨论，则由古及今，表现出对学术传统的敬畏。批注是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对其的研究关联着蜀学、古代文学传统的坚守与现代学术艰难展开与生成过程的思考。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与青灯黄卷的慢功夫之间的矛盾，最传统的注释学、评点学何去何从？这种学术焦虑其实反映的是如何坚守传统并直面数字时代研究的问题意识。
再次是文类跨域。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有不少是讨论文体属性与文体衍变的议题。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语境里，文体和文类是否是一个概念？还是有所从属？敦煌变文是文体还是文类？也可能也会有争议。中国古代文体互动中存在着丰富的文类拆解、文类衍生和文类互动现象。此次会议关于文体与文类的流变、起伏、上行、下沉的问题，在相关诗歌总集、别集、戏曲选本、戏曲全本与单本、曲集与词集、词论语曲论的的论文议题中，呈现了文体文类共生系统里立体多面的选学视域，也关注了戏曲小说不同文体与文类的变迁中复杂的节点与细节问题。还有一些如古代七体U形发展脉络与明清的复兴、词曲体式黏连、文类剥离、同质化与异路发展的讨论，都是在文类跨域研究中对个案或专题问题具有学理性的追踪。
当然。古今汇通的跨域，也体现在此次会议议题的衍展度，如海派创作与俗文化的关系、昌耀诗歌与歌谣书写的关系 志怪小说的游戏化、屈子情节与苏曼殊小说创作的关系等议题，都已将研究领域做了古今贯通的尝试和探索，这种古今文学观念的贯通与演绎，不只反映在这类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选题中，其实也渗透在此次会议提交的诸多跨文体、跨文类的研究议题中。
这一点可能说的简略一些，因为随后王兆鹏教授在闭幕式致辞中应该会重点申说。我们应该看到，此次会议是数字时代俗文化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年长学者引领与中青年学人崛起而相得益彰，展现出诸多新的气象。
作为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事项，四川省古代文学学会的筹备会备受关注，是发起人王兆鹏先生联络学界、开启新章的大手笔。借着这次会议的东风，四川省古代文学学会的发起组织和筹备规模和影响在不断扩大，可以说不仅激活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资源，也盘活了大量人文研究的社会组织和人力资源。我们看到，一次文学研究会议能有如此广泛规模的省内各高校学者交流互动，此前应该是没有的。此次会议聚合了成都、绵阳、内江、达州、自贡、南充、阿坝等地的省内高校专业研究人员，并延伸到重庆、兰州等周边高校和全国古代文学与俗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年轻学者的聚合成为此次会议的研究生力军。四川省古代文学学会的筹备建立，为社科院系统与高校研究壁垒的打破和可能的交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也为以杜甫草堂为代表的文博系统的合作性研究与未来前景提供了可探索的路径；还为以特色企业为支持的当代日用文化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对接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氛围。这样多层共生、多元互动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的研究场域的敞开性，为学术共同体开展文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协同工作机制。
我想，在技术赋能中搭建文献、资源、技术、人力的共享平台，四川省古代文学学会的学术孵化作用会日渐彰显。四川省古代文学学会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应该有一致的学术追求，鲜明的学术趣味、共同的学术信仰，这在筹备章程里都会有充分的体现和考量。我相信，在四川省古代文学学会筹备之际，大家应该充满信心、立足蜀地、放眼全国、衍展域外、开拓古代文学和俗文化研究的新的广阔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