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工 作 简 讯
2014年第5期 2014年12月30日
目 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变文全集”顺利开题……………（1）
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真实性——张弘（普慧）教授专题讲座………（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敦煌变文全集”顺利开题
2014年12月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项楚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开题暨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科华苑宾馆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四川大学晏世经副校长、四川省社科联黄兵主任、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应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蒋冀骋教授，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四川大学俞理明教授，西北大学张弘（普慧）教授等，参加会议的子课题成员有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张涌泉教授，四川大学何剑平教授，四川大学罗鹭博士以及部分研究生代表。
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介绍了参会领导及专家学者。四川大学晏世经副校长、四川省社科联黄兵主任分别致辞，就项楚教授主持的“敦煌变文全集”成功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肯定了该课题对敦煌文献研究、变文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期待课题组在项楚教授的带领下凝聚一支强有力的学术队伍，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重大项目，形成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成果。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教授主持开题报告会。
课题组首席专家项楚教授就课题的研究状况和选题价值、总体框架和预期目标、研究团队暨任务安排、存在的困难等方面作开题陈述报告；子课题负责人张涌泉教授就《敦煌变文全集》的凡例、样稿作了补充报告，并就彩色图版购置经费不足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变文是唐五代时期中国民间流行的各种说唱体的通俗文学体裁，唐代以后这种通俗文学作品已经失传，自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课题将在全面调查业已公布的敦煌文献图版的基础上，把所有变文写本汇为一编，同时汇集近百年敦煌变文整理研究的成果，加以汇校和汇注，集前贤整理校释成果之大成，并加入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编辑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敦煌变文全集》。
课题组陈述报告后，赵振铎教授、蒋冀骋教授、曹顺庆教授、俞理明教授、江蓝生教授分别对课题内容、思路构想、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议，高度肯定了课题的学术价值。专家组一致认为，经费问题很容易解决，希望课题组消除顾虑，按照原有计划购置彩色图版，潜心研究，出版一部高质量、高水准的《敦煌变文全集》。
开题报告与评议结束后，专家们与课题组成员展开自由讨论，就项目设计的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江蓝生教授做总结发言并宣布开题报告暨研讨会圆满结束。
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真实性
——张弘（普慧）教授专题讲座
2014年11月28日下午，刚从西北大学调入我所的张弘（普慧）教授在文科楼251室报告厅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真实性”的专题讲座，讲座由何剑平教授主持。
进入正题前，张教授先是简单谈了一下自己与川大的渊源，并表达了对项先生的景仰和感激之情。他谦虚地声称这次的“讲座”其实只是一种“谈话”，但就是这样的“谈话”让我们对中华文化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和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张教授认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分为了两个派别：一派可称为“国粹派”，他们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从先秦一脉发展下来的，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一派可称为“温和派”，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可为更加的理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好也有坏。我们自认为世界上只有我们的文化没有中断，但张教授对此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他以语言为例，我们汉语自始至终都从未中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的印第语也未中断，因为其在古代就是“梵语”。张教授又指出，我们通常把“孝道”、“勤劳勇敢”看成是自己的民族特色，难道其他民族就不讲“孝道”就不“勤劳勇敢”了？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通常认为，在中华各民族的斗争史上，是游牧民族侵占了农耕民族，但张教授则认为是农耕民族侵占了游牧民族，他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性等方面做了阐释。张教授接着发问道：中国文化是本土创造吗？
张教授给出的观点是“中华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他从两个方面给予解释：一方面，中华民族自古就受到了西方民族的影响，比如：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其实中原和四川地区就已经有了欧罗巴人种；又如:春秋时的白狄人也就是史书记载的大夏民族其实和吐火罗人有密切关系的。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的大月氏、匈奴族的西迁都对西方民族产生了影响。对此张教授又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随着蒙古族的不断西侵，蒙古将士们将身上的“蒙古虱子”带进了基督修道院，并产生了瘟疫，虔诚的教士们便对上帝产生了怀疑，更是促使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可见，西方民族的存亡与中华民族也是密切相关的。总之，通过中西对比，我们发现外来民族着实给中华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佛教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接着张教授发问道：“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弘扬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能输出什么思想？”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随后，张教授谈了一下中华文化的“真实性”问题。他指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自抗战开始，该派别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接着，张教授从多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化“真实性”。我们常认为我们的“禅让制”是我们的创举，殊不知真实的“禅让制”却充满着“暴力夺权”；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温柔敦厚”，可是又如何解释古代的“焚书坑儒”、“连坐制”、“酷刑”等现象；我们至今所看到的史书等古籍材料其真伪又是如何？张教授认为宋以前的古籍真伪存在很大问题，比如，如果按照史料记载，庄子的生死思想和逍遥游里所反映出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又如，汉人的“天人合一”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北宋，“天人感应”该名词最早见于《三国志》。总之，面对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其“真实性问题”，既不可以过度的褒扬又不可恶意的贬低。
最后，同学们就中华文化的“真实性”的相关问题向张教授请教，张教授都依次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张教授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博学的知识深度、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真实性。
（张孟川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