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工 作 简 讯
2014年第2期 2014年4月20日
唐代女诗人再认识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专题讲座
4月16日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尚君教授应邀来到四川大学，同师生们分享他近年来在唐代女诗人研究方面的新认识、新收获。讲座由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主持。
谈到研究缘起，陈教授表示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建构，而女诗人及其作品研究亦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是重新建构，自然涉及到纠谬，从事实到观念均需重新厘清，事实考证清楚了，观念的重重迷雾才会散开。陈教授所做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考辨真伪、祛除讹误，梳理出一个较清晰可信的诗人诗作名单。
首先，清人所编的《全唐诗》在收录方面未能严密拣择，致使文本颇多讹误，而女性诗之作其错讹传误的程度尤较男性作者为甚。对此陈教授作了相关统计，认为今知唐代女诗人约一百五十人左右，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伪托或当存疑者。由唐至明，由于传说附会、小说虚构和恶意伪造等原因，在明代中后期成形的唐代女诗人队伍里掺杂了太多的疑伪假托的人物。今人若以《全唐诗》等文本为依据不加考订地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成了以讹传讹。
接下来，他详细地说明了考辨的依据与方法、结论。
考订的依据为：文本来源、所涉及事实。陈教授表示，要对这些诗人之真伪讹乱做出判断，首先必须弄清楚她们的作品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由《全唐诗》追源溯流，回溯到最早载录这些女性诗人的文本中。而最大宗的来源主要是这几部书：《瑶池新咏》、《才调集》、《唐诗纪事》、《吟窗杂录》。
陈教授特别提到，明代中后期市民社会发达，文学的情欲描写成为风尚，出现了一些专门编录历代风情故事的小说丛钞类著作，也出现了一批历代女性诗歌总集，其中互相因袭和故意作伪的现象甚为严重，将前代典籍中的与女性有交涉的诗歌，经过任意的改写，形成从上古到元明的阵容浩大的女性作者队伍。
陈教授还讲到近年治学的体会，在充分占有文献材料之后如何细读深读、如何辨别真伪，这对研究者的能力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尤其在电子检索技术发达的今天，文献分析和考辨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他还鼓励说，在充分利用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的同时，如果能对文献有出色的总体认识、具体分析又深入细致，那么我们也可以做出超越前人的研究。
随后，他举例列出了九类伪诗类型，其中包括：一、因他人作品传误或篡改另立人名，其人可以确定为出于杜撰者（如萧妃诗）。二、有其人而诗可排除为其所作者（如杨贵妃诗）。三、以男性代拟诗，以为妇女所作，该妇女或有其人而未必曾作诗，或未必即有其人（如韩续姬诗）。四、以歌女所歌诗篇，以为歌者所作；或以无名氏诗归于创曲者名下（如刘采春诗）。五、唐人虚构神仙鬼怪小说中，有大量以女性口气吟诵的诗歌，其中真出女性创作者，恐怕很少，大多为虚造（如张立本女、湘驿女子诗）。六、以后代女性顶冒或窜改为唐人，并收录其诗作（如赵鸾鸾诗）。七、宋人杜撰或增写唐代风情故事，其诗大体可以确认为宋人依托（如崔紫云诗）。八、明代后出诗，知其伪而造伪过程尚不清楚者（如史凤诗）。九、唐有其人或其事而后世更踵事增华者（如姚月华诗）。
九类伪诗之外，尚有存疑者，亦分为四类：一、唐五代小说所载，乖违史实，人、事、诗可能均有虚构（如王蕴秀诗）。二、唐人小说所载，事涉虚构，未必实有其人者（如天宝宫人诗）。三、宋人笔记所载，其人是否唐代真事难以确认者（如崔氏诗）。四、事出宋人或宋以后叙述而真伪难以遽定者（如窦粱宾诗）。
另外，除伪诗、存疑诗外，还有此种情况：可信之女诗人其生平、作品皆传讹待辨（如花蕊夫人和蜀太后徐氏）。依照近人浦江清考证的结果，世传《花蕊夫人宫词》实为前蜀徐氏所作。且《全唐诗》所录一百五十六首《花蕊夫人宫词》中实掺杂了不少他人之作，十分芜乱。另后蜀主孟昶妃事迹与诗作也有讹传的嫌疑。
以上所叙均为针对唐女诗人的考辨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其后，陈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可确认之女诗人的人员构成以及其诗作之文学特点。他将女诗人分为十类：后妃、公主、室女、士妻、姬妾、女郎、娼妓、比丘尼、女冠、域外。他从“称量天下文士”的上官婉儿讲起，先后列举了数十位女诗人及其诗作，认为她们或直率表达爱情、或显露自尊与个性、或寄托幽情郁思、或记录生死爱恋，或诙谐、或豪爽、或刚烈，其真人本事或曲折离奇、或哀感动人，千载之下仍有其魅力和价值。
同时，陈教授也讲到了近年来面世的有关唐女诗人的新史料，如上官婉儿墓志、安乐公主墓志、谢迢墓志、李季兰上朱泚诗等，新材料可正讹补缺，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最后，为切合此番蜀中之行，陈教授特地拈出“蜀中唐代多才女”这一小题为本次讲座作结。他列举了薛涛（列而未讲）、薛瑶、张窈窕、黄崇嘏等几位女诗人，讲述其事迹及诗作，尤推黄崇嘏为唐代最富传奇色彩的女诗人。
随后，在陈教授回答完几位同学的提问之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靳雅婷 供稿）
陈尚君教授《唐代文史基本典籍的整理与重构》
讲座综述
2014年4月17日，应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邀请，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在川大文科楼阶梯教室，面向中文系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学术漫谈式讲座。
虽然声称“漫谈”，但陈教授的讲述始终以题目“唐代文史基本典籍的整理与重构”为骨干，间或穿插自己的治学心得、师友启迪及殷切期望，令在场听众获益良多。讲座以陈尚君教授近年发表的五篇文章为根据，以点带面地引出了唐代文史基本典籍整理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与应当坚持的规范。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为早逝的台湾学者詹宗祐《点校本两唐书校勘汇释》一书所作的序。他借此说明尽管两《唐书》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仍有一系列史料重组工作需要完成，才可以让一般学者放心使用。接着讲到为傅璇琮先生贺寿所作的书评文章——《唐代文史研究的典范之著——评傅璇琮先生<唐代翰林学士传论>两种》。陈教授认为傅先生的著作为唐代两《唐书》列传考证提供了范例。比如管仲、晏婴的事迹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只有两三则故事，要全面了解人物就需要从先秦各种典籍，同书的年表、志、本纪中勾稽史实，傅先生就采用了这种方法通过各种来源的史料对真相加以追溯。在讲第三篇文章《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时，陈教授指出家喻户晓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的题目《登幽州台歌》其实最早见于明代杨慎的著作，而且这首诗很可能不是陈子昂所作，而是卢藏用概括性改写了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由此可见唐诗传播情况的复杂。不过像这种情况，重编《全唐诗》时仍然不能擅自变更作者，只是需要在题目下作一说明。
谈到唐代基本史料的整理时，陈教授以自己目前承担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修订为出发点，指出坚持古籍整理基本规范的必要性。比如整理古籍应以存世最好文本为底本， 1975年主要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系教师点校完成的《旧唐书》选取清岑氏惧盈轩本为底本，而没有采用百衲本，受到不少批评。但应该看到百衲本底本不一以及当年商务印书馆大量挖字修版的一面，且当时多认为集清校大成的《旧唐书校勘记》在岑本中已经有所表达。而今天已经可以看到百衲本中宋残本的影印本，可以直接作为底本。又比如新见材料的利用方面，张九龄的享年在《旧唐书》本传中为68岁，广东韶关新出墓志记载作63岁，虽然后者更真实，但修订《旧唐书》时不能据墓志改动原文，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史料来源。学者能做到的程度是在《旧唐书》中作一补注说明。
至于今后两《唐书》的研究，陈教授认为还有必要作以下一系列的工作：一是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源出唐代国史、实录的文献，尽最大可能地以求恢复国史、实录的面貌。他谈到二十年前做《旧五代史》的经验，遵循司马光当年编《资治通鉴》先做长编的办法，尽量完全占有文献，按照人事或时序重新编排这些文献，并以实录来补正史。陈教授认为这是重大而有意义的工作，如天假以年愿意完成这部分工作。二是两《唐书》的笺证。在这方面，陈教授特别提到二十世纪两位唐史研究大家陈寅恪和岑仲勉的不同治学路径，指出陈寅恪关注的是唐代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等问题，岑仲勉更关注唐代史籍、人事、制度、地理等方面。他感觉陈寅恪的学问如同登高峰而远望，视野开阔新意迭出，但多推测与想象；岑仲勉如同在一片浩瀚的麦田中，一颗一颗收获麦穗，他的努力是很难能可贵的。相对受关注较多的陈氏，岑仲勉受到的重视还不够。三是两《唐书》的互校。陈教授认为应以《旧唐书》为主，《新唐书》为辅。《新唐书》的写作讲究“春秋笔法”，例如《新唐书》中朱温很忙，似乎总在带兵打仗，因为欧阳修等人认为虽然仗是别人打的，历史责任应该归于朱温。而在陈教授看来，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就加以褒贬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旧唐书》保留了唐国史的第一手材料。四是新见文献订补史籍的总汇。近三十年来，大量新出文献几乎改写了整个唐史研究面貌，但仍需整理出适宜一般学者利用的资料，以作为今后研究的起点。
陈教授随后谈到清编全唐诗文的成就与缺失，这部分内容以《八十年来的唐诗辑佚及其文学史意义》与《全唐诗文整理与古籍人才培养》两篇文章为依据。他指出清编《全唐诗》虽然问题很多，但毕竟完成唐一代诗歌的总汇，三百多年广受诗家和研究者之重视。至于怎样修订《全唐诗》让读者放心使用，陈教授谈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重新校订全唐诗是以清人底本为主进行补充，还是另起炉灶、复位体例？第二，鉴于唐诗的民间传播情况复杂，整理唐诗时如何能够既减少学者自己主观的改动，又尽可能恢复唐诗的原貌？陈教授的意见是以所有保存唐诗的文献为依据展开整理工作，而且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审慎处理。比如诗人有无别集传世处理方法不同，重见诗歌需要因情况而定等等。至于清编《全唐文》，陈教授谈及自己80年代后期对其补编过程中的甘苦，认为重编全唐文比全唐诗更困难。不过，他提到现代学者拥有古籍检索的便利，应该充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的文献资料从事研究。
讲座过程中，陈尚君教授还分享了一些师友对自己的启迪。比如他的导师朱东润先生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就问《史记·信陵君列传》中侯嬴为什么自杀？从而引导学生读书要多疑，要学会“力透纸背”地读通透文本背后的东西。陈教授还充满感情地介绍了唐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学术人生。以严先生的学术选择说明有志向的学者应该有大的规划，在陆续完成自己的著作计划的过程中，以一系列的收获实现自己最重要的建树。另外，陈教授自称是司马光的绝对粉丝，认为司马光的史学更具有现代意义，因他不在乎史观的正统与否、不用春秋的褒贬笔法，只对历史真相进行追究。
精彩的讲座之后，现场同学纷纷提问，陈尚君教授均给出令人信服甚至钦佩的回答。正如陈教授尤其感慨司马光《进书表》所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从中看到古今学者相通之处，陈教授的丰富学识与独特魅力也会令听完讲座的同学们深受启发与鼓励。
（谭杰丹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