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两周康达维教授有关汉赋研究的学术史与翻译的讲座后，终于迎来了他有关中国文人山岳观的讲座。
首先，康达维教授比较了西方和中国不同的山岳观。他指出最早欧洲人并不欣赏山脉，如Marjorie Hope Nicholson所言：“直到17世纪，作家和旅人还将山脉描绘成“疣赘、脓肿或者给大自然这个细心的主妇扫地出门的垃圾——世上的不毛之地，对只为到达平原地带才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更无魅力了。”直到十八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欧洲才开始了欣赏山岳。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写道：“世人出外，但见山岳之峻、波涛之巨、江流之广、汪洋之袤、星辰之行即惊讶莫名。而浑然忘其身矣。余时常论及此等事物，然未尝以眼目直观之。余若非见之于心目之内，追忆之中，且见其间广宇历历，一如观之于身外之尘世，则断不能言及眼目所见之山岳，波涛、江流、星辰，或道听途说之汪洋。然凡此种种，人皆不以为奇。”尽管彼特拉克（Petrarch）十分责备自己“贪恋尘世享乐”，他也不得不由衷赞赏（风景的）所有细微之处。对此，Marjorie Nicholson指出：“在梵度山上，彼特拉克曾在一瞬看见了‘荣耀之山’，那一瞬既过，他的眼神就在‘阴郁之山’的阴影里黯淡了。”与之相反，中国人钟情于山水由来已久。早在《论语》中就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记载。对此，康教授引用了海陶玮（James Robet Hightower）关于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的阐释：“问者曰：‘夫仁者何以乐于山也？’曰：‘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道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康教授继续引用葛洪关于避乱入山的记载道：“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宁之下，白骨狼藉……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祸害。’”孙绰《游天台山赋》：“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此外，陆机《应嘉赋》：“苟形骸之可忘，岂投筯其必谷。”宋玉名下的《高唐赋》、马第伯《封禅仪记》也有相关记载。总括之，与西方不同的是，不管古代人入山是为避乱也好，或为寻不死之药也好，山水都与古人之性情密切相关。古人们在山水中陶冶情操，寄其所托。换言之，山水乃是理解古人之枢纽。
由此，康达维教授进一步指出，谈到山水，不能忽视的人是谢灵运。他引用戴密微谈谢灵运对中国山岳文学的贡献时说：“山水诗的鼻祖，更确切地说是山岳诗的鼻祖。有关山岳的诗歌，正是在谢灵运手中达到了前无古人的超凡脱俗、凝练优雅的境界。”康达维教授认为谢灵运倾情于山水乃是祖传。其祖父谢玄曾言山居生活是：“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而名为东山的别墅始宁（即浙江上虞之南，嵊县西北），则是由谢玄一手创建。谢灵运道：“经始此山，遗训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故知“山居”是其家族传统。谢灵运在《山居赋》和《述祖德》中把谢玄描写成一个情愿远离官场与军旅的混乱，而归隐山中的隐士。同时，康教授指出谢灵运运用了黄帝和尧的隐居来进行类比。他认为黄帝“迈深心于鼎湖”（在鼎湖遗世成仙），尧“送高情于汾阳”（隐居在汾水之滨）。至于应璩的书信中言：“故求道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邙山，讬崇岫以为宅，因茂林以为阴。”谢灵运则批评道：“二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由此，康教授指出谢灵运心目中的山居生活应该有如下一些特征：一、守拙。西晋潘岳《闲居赋》：“仰众妙而绝思，终悠游以养拙”。二、清旷。《山居赋》：“栖清旷于山川”。三、有别于汉大赋。谢灵运认为赋要“废张、左之艳辞”，“去饰取素”。因此，每常一事会心，“与其意合”，他就“悠然而笑”。所以谢灵运倾心于做一个农夫，在大自然的山水里泯然道合。此外，康教授还注意到谢灵运还多与佛道人士交往。慧远就曾派弟子前往京城建康请谢灵运为之作佛影铭。至于道家，谢灵运认为未及佛家之高。康教授这样中肯的言论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唐颜真卿在《颜鲁公文集》卷十四中就指出：“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年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除此之外，谢灵运所藏之书中，有四百多卷都是佛经。他对山居生活的热爱，影响了后世僧人山居生活的传统和创作山居诗的习惯，如唐五代僧人贯休《禅月集》中就有二十四首《山居诗》。以至于后世“山中人”成了僧人的别名。
接着，康达维教授对《山居赋》的具体写法进行了分析：一、方位。枚乘《七发》：“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蒲阳江）右湖（巫湖），其乐无有。”Francis Westbrook评道：“以此（即方向模式）作为其赋语言魅力的一部分，并在修辞上将他的住所放在宇宙的中心——汉赋作家也是这么写皇帝的朝廷的，谢灵运将自己的别墅营造成了一个微缩的宇宙。”二、通感。Francis Westbrook对赋中感官描写总结道：“以间接或非同寻常的方式观察事物。不但多种感官给混淆了，以一种感官感知到的诸多事物也给混淆了。”三、自注。康达维教授认为谢灵运自注，为了当时的读者更流畅易懂。赋虽有奇幻之处，其灵感则来自真实山川，若读者忽略这一点，谢灵运栖山居水之论就是空谈了。四、动植物。莲花、椒塗、竹林、鱼、鸟等。尤其是莲花，康教授强调其作为佛教的象征物，认为谢灵运的种植具有深意。
与此相关，康达维教授还介绍了有关山水研究的论文和学者。他指出关于“字里行间”的山水这一概念，见柯睿Paul W.Kroll颇有启发性的论文，《盛唐词汇中的风景与字里行间的山水》（Lexical Landscapes and Textual Mountains in the High T’ang）,《通报》1998年第84期，页62-101 。而“纸上山水”这一概念，则见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流放中的图书图书馆员：谢灵运的纸上山水》（The Librerian in Exile: Xie Lingyun’s bookish Landscapes），《中古早期中国》2004年10-1，第一部分，页203-26。田晓菲则认为山在文人心中的新形象是“为了达到静默的专注，而采用静态（停止行为）、静情的一种过程。”
经过连续两周的讲座，康教授深入浅出，由表及里地层层剖析，最终以谢灵运的《山居赋》为终，给老师、同学们描绘出整个中国文人的山岳观。在中国人心目中，作为东晋王、谢两大家族之后代，谢灵运是一个亲切的名字。他把山水从玄言中解放出来，让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自他之后，中国无数文人志士莫不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他们居庙堂之高，不忘山林之志趣；处临泉之下，仍怀廊庙之经纶。佛、道教人士更是以山林为归宿，在其中修禅悟道、乐此不疲。故山水赋、山水诗、山水画大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换言之，怎样理解山水，将是怎样理解中国古人的关键所在。康达维教授作为一个美国学者，能洞悉中国文化如此之深，除其为学之精审之外，更难得的是他这份情志。也唯有心性相投，情之所致之人，才能有如此知音之言。古有伯牙、钟子期之遇，今山川得遇康达维教授之译介，实乃中国山水的大幸也。古语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乃康达维教授也。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15级博士 石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