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川大格外美丽，文科楼外的梧桐树洒下大片绿荫，四周到处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早已听闻康达维教授学问渊博，对学生热情关爱，期待了，又期待……终于等到他的到来。5月4日，在曹顺庆院长、周裕锴教授的陪同下，康教授一身正装，满头白发，精神矍铄地走进教室。曹顺庆院长首先向师生们介绍了康教授的学术成就，并对康教授表达了热情真挚的欢迎；随后代表谢和平校长授予康达维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聘书。简短聘任仪式之后，康教授满脸微笑，流利地用中文跟大家问好，侃侃而谈起来。他说：“西班牙哲学家荷西·奥德嘉·贾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翻译的困境与妙境》里提出：‘语言使人们隔离，使他们之间无法沟通。这不仅仅是因为语言不同，还有源于相应心智体系所造成的不同精神状态。探其根源则是源于不同的哲学思想，迫使读者从自己的语言习惯转向原作者的语言习惯。不得不让读者进行一次隐喻意义上通往异域的行旅，而行旅的终点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其中涉及到古远的时代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这段开场白使我大受启发。纵观世界历史大事件的冲突与融合，大多都是因其思考问题角度的不同所产生的误会而造成的结果。而在语言差异的表象之下，更深层的差异乃是哲学思想体系的不同。文明则是这些差异、冲突所激发、冲撞出来的绚丽奇葩。
接着，康教授进一步比较了东西方不同汉学家的翻译。如：庞德（Ezra Pound）和威利（Authur Waley）、塞思（Vikram Seth）和约翰·特纳（John Turner)，以及乔治·斯坦纳（Goerge Steiner）与纳博科夫（Vldimir Nabokov）的翻译理论等。关于塞思与特纳的翻译，康教授引用了他们关于李白《望庐山瀑布》一诗的翻译，他更赞成赛思翻译的简洁明了、一语中的。至于庞德和卫利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翻译，康教授认为庞德不太懂中文，他的译作是从日译本转译的，所以庞德的意象派作品中汲取了某些日本诗歌如haiku俳句诗的写作形式及特点。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中评论道：“仅从汉学的基础上看，一首由不懂中文的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要比由汉学翻译家威利的翻译更贴近原文。”但是，与之相左的是Roy Andrew MIller却认为：“翻译必须具有字字斟酌、探讨语言和文字本义的勇气。”由此可见，如何翻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对译者的学识、眼光，以至于文笔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翻译汉赋，里面充满了各种名物难以考据，让译者无从下笔。
因此，康教授指出英译中国中古文学有如下一些难点：一、复音词，康教授推荐了《赋中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问题》一文，认为赋中极多这类词汇。如郭璞《江赋》中有两句包含了四个联绵字:“潏湟淴泱，㶖㴸㶒瀹”，康教授介绍了李善和胡绍瑛的注释，然后翻译道：Dashing and darting. Scurrying and scudding. Swiftly steaking. rapidly rushing. 句中押头韵的译法功力十分深厚。二、无现成的英文的一些词语。如“昆吾”一词，原指火山顶上发现的一种富于铜和金的矿石，因此英语译作“vulcan stone”(火山石)。又如《子虚赋》：“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中“碔砆”一词具体是哪种矿石也很难确定，康教授按照字义译为 “warrior stone”（武夫石）。此外，还有一些中国神话中的奇人或是怪物。如：“鸾”译为“simurgh”、“凰”译为“phoenix”、“蟃蜒”因为缺乏合适的英文辞句，康教授只好采用音译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动物的名称，译为“manyan”。三、辞赋英译中颜色字的处理。如潘岳《射雉赋》：“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緑素，身拕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康教授指出该句颜色众多，十分难译。周裕锴教授后来在新浪微博中感叹道：“朱、赩、绿、素、青、丹皆为颜色，即使忠实原文如康教授者，其英译只译出green and white（绿素）二色。若遇上‘一朵妖红翠欲流’之句，则更易出错。‘翠’是fresh，而非green。”
最后，面对这些困难，康达维教授总结出翻译必须注重考据学、版本学，还要通晓音韵学知识。他十分强调纳博科夫的话：“最艰涩的逐字翻译要比最流利的意译好上千倍。”虽然康教授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翻译还是应尽可能做到流畅而非艰涩，但是，流畅必须建立在对原作应有逐字逐句的理解之上。如：《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一句，庞德将“青”译为blue犯了错误；另一译者将“今为荡子妇”的“荡子”译为drundard（酒鬼）更离谱。《文选》李善注中引《列子》道：“有人去乡土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世谓之为狂荡之人也。”康教授认为这才是“荡子”的意思。再如：王维《积雨归辋川作》诗中“松下清斋折露葵”，罗宾逊(G.W.Robinson)将“露葵”译为 sunflower （向日葵）。其实向日葵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传到中国的一种植物，到目前在中国只有四百多年历史。王维距今已一千多年，他生活的时代中国根本没有向日葵。诗中的“露葵”实则为一种可食用的莼菜。因此，康教授采用了纳博科夫的翻译方式，即：“我要在译文中加入大量的注解，注释就像摩天大楼一样向上攀升，达到这张书页或是那张页的顶端，占据了整页篇幅的大部分，而在注释与永恒之间，只留下少许的译文。”故康教授的翻译译文经常只有短短几行，但是，其注释部分却连篇累牍。用这样的方式，康教授就很好地解决了英译中国中古文学意译与直译的矛盾。其译文流畅优美，注释准确得当，所谓双美俱全矣。而康教授提出的考据、版本、音韵，皆我国传统古典文学解经之基础，可谓国学中之国学也。其始于汉代古今文之争，经历代学者的推崇，至清代乃大兴。遗憾的是传至今日，精于此道者寡矣。康教授作为一个美国学者，能一再强调考据、版本、音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其用功之深、其为学之勤，让人怎么能不心生敬佩呢？
讲座结束，有同学就汉赋的博物问题问康教授道：“汉赋里到处充满了很多艰深的描写，尤其是扬雄的《蜀都赋》，中国学生读着都很头疼，您是怎么看待汉赋中的博物现象？”康教授回答道：“就是因为难，有挑战，所以我喜欢。”简简单单的“我喜欢”三个字，道出了其为学之纯。《论语·宪问》中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的感叹，康教授不正是贯彻了古之学者的这种精神吗！笔者也向康教授请教了关于汉译佛典的赋体化方面的问题。康教授不但当场给我名片，还传其资料以助我进一步深入学习，让人怎么能不满心感激呢？周裕锴教授总结道：“清人陈澧说过：‘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矣。’康教授翻译汉赋，不仅使别国如乡邻，而且使古今如旦暮，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进行了一次隐喻意义上通往异域的完美旅行。”不仅如此，其用功之深，其考证之勤，其为学之纯，无不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心里不胜向往之至。对接下来康教授的两座讲座，大家更是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