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鸠摩罗什译经关联词语研究
袁雪梅 2010
摘要：關聯詞語在句際和語際之間起連接作用，它在漢語句子、尤其是複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我們判斷漢語複句類型最重要的形式標志。中古是漢語有標複句系統、也是關聯詞語發展的重要時期，關聯詞的出現越來越頻繁，複句更多地由上古的“意合”向“形合”靠攏。這一時期關聯詞語的狀態很值得關注。鳩摩羅什譯經是漢譯佛經書面用語定型成熟期的代表，是對當時口語進行認真加工後的書面作品，複句數量大，關聯詞語使用普遍，反映了中古漢語關聯詞語的基本面貌。本文以鳩摩羅什譯經作為基本材料，對其關聯詞語進行全面研究，描寫此期關聯詞語的狀況，考察它們的發展演變情況。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緒論，討論漢語關聯詞語的定位和其在句子中的重要地位，說明漢譯佛經語料對於中古漢語關聯詞語研究的意義，介紹論文的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全文主體，對鳩摩羅什譯經關聯詞語系統進行共時研究，討論的對象以連詞為主體，還包括有關聯作用的副詞、介詞和助詞等。在等立關係和主從關係兩個大類中，分別對表達並列、順承、遞進、選擇、因果、轉折、條件假設、讓步、目的九個小類關係意義的關聯詞語逐一進行描述，比較同義關聯詞的異同，歸納各小類關聯詞語的特點。第四章研究鳩摩羅什譯經關聯詞語的結構類型。單純詞出現頻率高，生命力強。合成詞中複合詞的主要結構式是並列式、偏正式、介賓式和跨層式，聯結項之間的關係意義對複合連詞結構有選擇性。派生詞發達，詞綴具有能產性。對譯經中所見新生關聯詞的結構形式和流傳情況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第五章研究鳩摩羅什譯經關聯詞語系統在漢語關聯詞語發展歷程中的地位，結果表明這一時期是漢語關聯詞語發展最活躍的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新詞，它們中單音詞活躍度不及複音詞，但生命力卻強於後者。第六章對鳩摩羅什譯經中普遍存在的關聯詞語的連用情況進行調查，觀察其連用的順序和特點，探討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和發展方向。第七章討論鳩摩羅什譯經的固定關聯表達式，舉例性地對譯經中有代表性的固定關聯表達式進行描寫，說明大量固定表達式在語法、語義、語用和傳播學上都有積極的意義。第八章是結語。
关键词：鸠摩罗什；汉译佛经；关联词；连词；关系意义；复句
2. 世俗与超越之间——李白的心态与悲剧研究
李亚 2010
摘要：李白被唐人称为“谪仙人”，被叶嘉莹先生称为“仙而人者”。千百年来，读者一直对李白的形象感到迷惑，又不禁被其独特魅力所吸引。不少研究者感慨，李白在后人心目中飘逸得太久了，并对其人生悲剧有所探讨。李白的特点是自我意识颇强，偏主观，偏直觉，对其个性及悲剧的研究离不开对其心态的深入了解。李白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非凡的一面更是其特质所在。本文主要着眼于后者，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并重新考察旧问题，对李白的心态与悲剧进行新的探讨。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分为四章，前三章以专题形式考察其心态，各个专题相互独立，但内容有共通性，在相互交叉中又相互呼应。第四章为总论，探讨李白悲剧之特点、原因与意义。引言部分对近三十年来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做出简要述评，同时引入三个问题，初步揭示本文的一些思考，并对本文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予以说明。提出的三个问题是：一、在李白复杂的思想中，有无总括性的核心概念？若有，是什么？二、能否重新考察李白与道教之关系？三、通过以上探讨，能否对李白的人生悲剧及其意义有新的认识？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新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对旧问题的重新考察。第二个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重新考察旧问题，包括：（一）重新考察李白对神仙的态度，（二）重新考察李白的谪仙意识。二是从新的角度去认识旧问题，即联系李白与道教上清派“为王者师”传统的关联，从新的角度认识李白与道教之关系。下文的讨论与这三个问题相关，但更多地是将其融合为新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一章《“不凝滞于物”之得道者》，是以“道”这一关键词为核心的专题考察。“道”是李白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本章主要考察李白之“道”的特点，及其与儒家、道家、道教、佛教思想之关系，并探讨其自视为得道者、欲与道合一之心态。在李白“谑浪万古贤”的狂放态度背后，透露出其自视为得道者的心态。这种心态至少在其二十余岁时即已有所表露。李白之“道”的特点是“不凝滞于物”，混融儒家、道家、道教、佛教思想于一体，其中前三者最为重要，而佛教思想在其“道”中并无独立性，只是作为与道家道教相似之思想而存在。道家之道在形而上之层面对其有相当影响，“不凝滞于物”之思想本身即来自道家，这也可谓是对精神自由之追求；其“道”还带有追求长生之道教神仙色彩；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亦对他有较大影响，而这与道家道教思想是并不矛盾的相辅相成关系。只是在不同情境下，侧重点亦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李白对神仙信仰并未产生过根本动摇，他也并不满足于成为一般之神仙。他声称自己是“三十六帝之外臣”，表明不愿受神仙等级制度约束之态度。他追求与道合一，认为如此则彻底超越生死，获得永恒与自由。从李白之“道”的混融特色及其对与道合一之追求来看，其“道”可谓是世俗之中兼融超越，但更倾向于超越。在出处关系上，他认为只要“道”在，就可以“卷舒固在我”，出入无碍。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出入于世俗与超越之间。李白《大鹏赋》中之大鹏即是其“不凝滞于物”之道的体现，它兼融儒家、道家、道教色彩于一体。该形象亦寄托了李白欲与道合一之心理，是其追求永恒与自由之象征。第二章《李白的广成子情结》，是从李白的广成子情结这一新角度切入的专题考察。以往研究较少关注广成子与李白之关联，提到者多是将之视为李白作品中不具个性的神仙之一。本文重点考察了李白的广成子情结，认为这是其得道者心态的一种体现。《庄子•在宥》记述了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之事。在李白之前的文人作品中，几乎皆未将广成子视为虚构人物，李白对广成子之希慕在此背景下仍颇为突出。李白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广成子视为是与鲁仲连一样实现功成身退的典型，并在广成子身上寄予了自己强烈的功成理想。换句话说，李白在希冀“功成”时，自期的角色不是一般意义的帝王师，而是广成子式帝王师兼神仙之角色。李白自期以广成子，可能受到唐代道教上清派“为王者师”传统之影响。唐代帝王崇道心切，该派数代宗师均受君主礼敬，不乏被比作广成子者。李白与上清派关系密切，他自期为广成子有其现实土壤，不过他表现出更强烈的入世热情。李白期玄宗以黄帝一般之“大君”，并对君道有一定要求。他欲“以大道匡君”，“敢进兴亡言”，可能有过献赋谏猎之实际行动，这亦是其“道”在实践言行方面之体现。从政失败后，李白多次表示欲效仿广成子“去入无穷门”，但实际上他始终未尝忘怀于济代之志。第三章《谪仙与星精》，是以李白之谪仙意识为中心的专题考察。贺知章最早称李白为“谪仙人”，李白谓之“实录”，这是就其本来意义即暂居世间之仙人而言的一种称谓。而在获此称号之前，李白已有类似之意识。李白之名字来由与太白星相关，当时人亦称其为太白之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太白星被视为掌管军国大事之星宿，具有重要地位。对李白而言，谪仙与太白之精的称谓，皆具有神仙、政治之双重涵义。李白喜欢自比为岁星、谪仙东方朔及客星严子陵，并表现出较鲜明的与帝王分庭抗礼之意味，可能即与其具有双重涵义之谪仙意识有关。得道者、谪仙人、太白之精三者之间具有相似之内涵，并在李白身上得到统一。这三者的相似点是皆兼有神仙、政治双重涵义，即世俗之中融有超越，但更向往超越的一面。第四章《李白的悲剧》为总论。以往论述李白人生悲剧者，或仅论其政治之失败，或论其不仅政治失败，亦幻灭于神仙。也有论者虽然指出李白的悲剧是“仙宫两无从”，但未注意区分求仙与隐逸之区别。本文认为，李白功成身退理想中之身退，是指回归仙境，但这不可能成功。他自期以广成子式身兼神仙与帝王师双重角色之人物，虽曾有待诏翰林之经历，但未企及其君臣遇合之目标，因此他始终自视为未遇之人。他在世俗、超越两方面的企望都臻于极致，但成功一直遥遥无期，在屡受挫折之下又始终保持期待，同时又不断在二者之间徘徊苦闷，最后还是在世俗与超越两方面皆以失败告终。李白的悲剧之根源与其“道”密切相关。其道“不凝滞于物”，他既追求儒家式之世间功业，又追求道家式之精神自由，还追求道教式之长生。他认为自己是得道者，可以自由出入于世俗与超越之间，不愿受任何羁束，但其理想之实现必须依凭于一定之外部条件，他又始终“凝滞”于己，不改变，不妥协，最终一无所得。从人性角度而言，对世俗与超越的渴望是人类相通之处，在二者之间求得解脱或者平衡亦是人类之不懈追求。因此，李白之悲剧亦代表了人类的悲剧。他是世俗与超越之间的客寓者与孤独者，他对世俗与超越的渴望强有力地表现了人类的渴望，他的漂泊与孤独亦强有力地表现了人类的漂泊与孤独。结语部分总结本文内容，并补充由传说角度，考察后人对李白神仙色彩及悲剧命运的阐释。
关键词：李白；心态；悲剧；道；广成子；谪仙；世俗；超越；神仙；政治
3.光宅法云研究
胡垚 2010
摘要：梁代大僧正光宅法雲法師以擅講《法華經》聞名當時，其佛學思想對天台智顗、日本聖德太子等佛教著名人物産生過重大影響，當在佛教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學術界卻至今沒有關於法雲的專門研究，本文的撰寫適時地填補了這一空白。本論文第一章為法雲生平考述。分為法雲社會關係考和生平事蹟考，尤其着重對法雲在梁代“神滅論”大討論中的真實地位和作用有準確定位。關於法雲的生平行履，本文在廣泛收集材料的基礎上，力求作一詳細的考訂，給出確切的時間、地點和事件，以勾繪出法雲一生的主要活動，包括其師承、經歷、主要傳法活動等等。為清楚掌握法雲的社會與宗門背景，以進一步認識法雲其人奠定基礎。本章最大的創新點，是筆者澄清了學術界對法雲在梁代“神滅論”大討論中的真實地位和作用的一些誤解。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場討論是在梁武帝授意下，由大僧正法雲發起王公朝貴對范縝進行聲討。然而筆者通過分析，發現作為“神滅論”大討論中的核心人物，法雲其時還尚未昇任僧正一職，只因之前上書啟奏反對《神滅論》的正是法雲，故而成為這次討論的發動者和主持者。本論文第二章是法雲判教與《法華經》地位的提高，這是本文最大的創新與突破。佛教發展至南北朝時期，逐漸獨立於儒道之外而自成獨立的體系。此時，佛陀說教淺深層次的不同導致其相互間的說法存在矛盾，這成為了阻礙當時佛教發展的一大障礙。在此背景下，對諸經典加以分判，推尋出經典的前後、淺深關係的判教活動便日益流行。身處這一環境中，法雲作為梁代僧門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判教觀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有何特色？其判教觀對後世又會産生何種影響？這些成為本論文探究的重點。通過材料分析，筆者發現無論法雲的“五時教”還是“四乘教”觀點，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即是判定《法華經》為最高經教。在當時，諸判教者要麼將《涅槃經》判為最高的了義之教，要麼將《華嚴經》判為“頓教”而置於諸經之上，而一般只是把《法華經》視為非了義的經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判教中對衆經前後淺深關係的定位，會對衆經典的地位與被重視程度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法雲所作的這些努力，為《法華經》在判教中地位的提高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天台宗智顗極度推崇《法華經》，並在判教中最終確立《法華經》“諸經之王”的地位，這一點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然而智顗並非第一個在判教中系統提出“獨尊《法華》”的學者，關於他的判教理論源自何人這一點，學術界鮮有討論，偶有學者論及此，也是隻言片語點到即止，當今學術界對此還並無深入的分析。而筆者通過對法雲與智顗判教觀的比較分析，發現智顗的五時八教判教體系基本上是承續法雲的判教觀而創。智顗“五時八教”的判教觀在天台一系確定了《法華經》為“諸經之王”的崇高地位。隨着天台宗影響的擴大，《法華經》作為天台至典也因之得到極大的弘傳，成為大乘佛教極為重要的經典之一。所有的這些，都與法雲的努力分不開，而這一點卻長期被學術界所忽視。有鉴於此，本章即對法雲在判教中對《法華經》地位提高所作出的貢獻與所産生的影響展開了詳盡的分析與論述，以期對法雲的判教觀從佛教發展的意義上作出公正、合理的評價。此外，由于“四乘教”牽涉到佛教史上的三車家和四車家之爭，本章亦從梵文原典入手，辨明了其中引發分歧的關節。證實《法華經》的原意，是三乘的中佛乘（大乘）與一佛乘是同一性質，為實；只有剩下的聲聞、緣覺二乘非實。繼而，筆者在判定三乘家更為符合經文原意這一結論的基礎上，對法雲提出其“四乘教”理論的合理性作出恰當的評價。本論文第三章具體闡述光宅法雲的佛學思想。分為四節展開：第一，法雲的權實二智觀；第二，法雲對“十如是”理論的發展；第三，法雲有關《涅槃經》的佛學思想；以及第四，法雲的其餘佛學思想。闡明法雲對“十如是”理論的發展是本章的重點與創新點。通過現存文獻材料收集，筆者整理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十如是”一段經文提出自己見解的法師，除法雲外，有竺道生、法瑤、玄暢、慧思幾位。筆者分別對諸師“十如是”觀點進行了剖析，並對此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法雲以前，諸師解釋“十如是”要么偏於權，只言三乘，要么偏於實，只言佛乘。而法雲認為初五如是為權智境，次四如是為實智境，又把最後—如是判為權智境及實智境的總結，這就從“諸法實相”入手，突破性地提出了權實兼備的觀點，從而使得這一理論更顯細致和週全。而這一特點也對天台智顗的“十如是”理論有重要影響。“十如是”理論歷來備受天台學者重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的發現，從除判教外的又一個方面充分顯示了法雲對後世佛學發展的重要影響。本論文第四章是有關法雲《法華義記》的校勘與校讀記，這部分也是本文的重點。《法華經》是大乘佛教主要經典之一，對《法華經》的注疏及研究在佛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而《法華義記》是法雲現今唯一存世的著作，包涵了法雲大部分有關《法華經》的佛學思想。該書為我國現存《法華經》的注疏中僅次於竺道生所撰《法華義疏》的古本，不但對天台宗智顗，也對日本聖德太子形成其理論體系有重大影響，是佛學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正基于此，筆者首先對其《法華義記》的流傳版本作一詳實的考證。經過仔細甄別，題名《法華義記》的三本敦煌殘卷皆非法雲《法華義記》的寫本，而是抄寫自另一個《法華義記》，據敦煌文獻P.3308號卷末尾題記，該《法華義記》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利都法師。現在通行的《法華經義記》版本是《大正藏》第三十三冊所載的標點本。但其中錯漏很多，句讀也不準確。故本文以日本《大正藏》所載版本為底本，參以《大正藏》所載元祿十年刊宗教大學藏本、嘉祿三年寫東大寺藏本及寬喜二年寫東大寺藏本的校勘記，再將該本與明本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花經》對校，從義理的角度更正其文句錯漏及斷句不準等謬誤。希望經過筆者的努力，在文獻學方面為繼續研究法雲及其《法華義記》奠定一定的基礎。結語部分簡要地總結了本文的基本觀點，將其更為清楚、明確地敍述出來，以便讀者對全文梗概有一個清晰的把握。
关键词：光宅法雲；《法華經》；判教；四乘教；智顗；敦煌文獻；《法華義記》
4.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叙述者
袁武 2010
摘要：小说分故事、文本、叙事行为三个部分。而故事则是小说存在的依据。听故事、讲故事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竞争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小说能满足人求知、好奇和白日梦的心理要求。所以小说必须要有人物、故事情节和虚构。尽管这样说可能不符合有些文学理论，但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小说肯定不好看，失去广大的普通读者，从而失去它存在的意义。给小说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几乎不可能，但按照前面三点，我们则可以对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作一个大致的划分。魏晋南北朝小说很多署名作者是伪托，即使不是伪托，大多也只是其中故事的搜集者和最后编纂者。作为中国小说的初创，它们呈现出一种本初的状态。叙述者在其中的姿态非常明显，他们往往就是其中故事的最早讲述者和传播者。要尽量准确把握叙述者，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民俗、宗教等有一个了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黑暗的时期之一。汉末天下大乱，曹魏出来称雄，快要统一天下时，却被司马家坐了江山。晋室无德服天下，自生祸乱，退居江南。五胡乱华，却最终由北方统一了国家。所谓有一弊，必有一利，当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繁荣的一个时期。先前的统治思想——儒学的地位受到动摇，玄风大盛，而佛教借机在中国站稳脚跟。道教的主流也由经常充当反政府核心的民间宗教演变为官方宗教。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士族制度，士族制度虽然有抗衡王权的好处，但总的来说是一种应该抛弃的腐朽制度。我们把叙述者大致分为普通叙述者以及有巫和宗教色彩的叙述者两大类。在普通叙述者中又分为非功利的叙述者和功利的叙述者。那非功利的叙述者发生叙述行为的动力在哪儿？他这种行为产生的快乐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动力和快乐的来源都在于白日梦的心理机制。作为社会的人，人的欲望必然受到抑制。而抑制的欲望是不会消失的，它必然要求满足。使无法满足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白日梦。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白日梦往往是一个个连环故事；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的过程往往是一个白日做梦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科技水平还很低，人们很容易把幻觉和现实混淆，加上人们普遍拥有的巫和宗教的信仰，叙述者们便言之凿凿地叙述出很多有关鬼、灵、精、怪的故事。而作为非功利的叙述者，他们并非是在宣传他们的信仰，他们是自己信以为真，而把这些实质是自己白日梦的故事讲述出来，泄露了心底的秘密。当时功利的普通叙述者我们把他们分为有职业色彩的叙述者和开棺故事的叙述者两种。“说话”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小说它与敦煌变文、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平话直接相关，而它们的源头则可以在魏晋南北朝的一部分小说中找到。从这些小说的行文方式、内容，都很容易看到这些“说话”人的姿态。这些“说话”人又分两种，一种带民间道教色彩，一种则不带。由于当时是乱世，魏晋南北朝小说中有很多有关掘墓的故事。有的直承其事，而大部分则企图掩盖真相。他们中很多是盗墓贼，作为叙述者，他们为了隐瞒事实，利用大家共有的心理机制和当时人们的信仰，主要是民间道教的信仰，编造出神仙、鬼怪的故事来欺骗受害者。另外还有些叙述者可能跟“假死”和当时阶级的严重不平等有关，而另一些叙述者可能则是纯粹无中生有地编造出开棺的故事。魏晋南北朝小说中表现的民间习俗，很多背后都有巫和原始宗教的内涵。巫和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经常混杂在一起。从当时的小说看，当时已很少有纯粹的巫，他们的身上已掺杂有原始宗教的色彩。多神教就是原始宗教，中国有很多的神，但神的谱系却不是很清楚，清楚的是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普遍认为万物有灵。当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巫术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可笑，然而在当初，在巫术诞生的早年，它一点也不可笑，相反，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它是我们的先民为了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而发明的，它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它是错误的，所以成其为巫术；正确的发展到今天，成了科学。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愚昧的人始终认为它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别有用心的巫师则把它变成了骗术。巫师也从受人尊敬变得令人恐惧、厌恶，最后遭到禁绝。然而它从未被彻底铲除过，它的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就是巫术思维。中国道教诞生于民间，领导推翻汉王朝的黄巾起义的太平道就是它的早期。通过参与其中的文人士大夫的改造，它的主流在魏晋南北朝选择向政府低头，成为官方宗教。他们向儒教、佛教学习，编造经书，严格戒律，整顿队伍，剔除它的民间色彩，努力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但是我们从当时的小说中听到的并非只有官方道教的声音，相反，当时小说中有道教色彩的叙述者大多有民间道教的身份。他们表达出非主流的意见，他们调侃皇帝，发出不与统治者、士大夫合作的声音。他们的身份是民间的，他们的道德标准是民间的，他们的审美趣味、文化水平当然也都是民间的。民间道教有非常浓厚的巫和原始宗教的色彩，虽然它也显示出对巫和原始宗教的排斥，却难以掩饰自身的这种色彩。然而就是位列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也难以完全去除巫和原始宗教的色彩，很多高僧也要靠表演魔术来征服信徒。而在当时五胡乱华的北方，高僧们就是靠巫术征服的统治者。但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发扬光大，主要靠的却是玄学。魏晋南北朝玄风大盛，佛教徒们抓住机会，利用与其接近的玄学，运用他们中有的高僧的高超的玄学修养，征服士林；最终用更加玄妙的佛学征服了南方的很多士大夫，赢得了统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经过了很多佛教徒的努力，而这些在当时的小说中都有表现。当然，表现得更多的是佛教徒们宣传的佛教思想和他们一点都不怕夸张的应验故事。但从这些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叙述者有民间色彩，看出他们信仰佛教其实与信仰巫和原始宗教、道教一样，同样是为了在这乱世抓住一棵救命稻草，寻找一个人生的理由和慰藉。当时佛教、道教作为成熟宗教都排斥巫和原始宗教，它们之间也是斗争不断。但正如在现实中三者有妥协、融合的地方，在当时的小说中也有表现。更奇妙的是当时小说中还表现出对宗教迷信的破除和超越。人们嘲笑鬼，嘲笑怪，甚至嘲笑宗教本身，显示出人类思想的灵性和光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小说；叙述者；故事；白日梦；巫和原始宗教；道教；民间道教；佛教
5.敦煌诗歌词汇研究
洪帅 2010
摘要：語料在漢語史研究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地探討漢語歷史的面貌，就必須努力尋找具有較高價值的語料。汪維輝先生說：“判定一種語料的價值高低，不外乎這麼幾條標準：一是反映口語的程度；二是文本的可靠度，包括時代和作者是否明確，所依據的版本是否接近原貌；三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廣度；四是文本是否具有一定的篇幅。一般來說，上述四方面的正面值越高，語料的價值也就越大。”按照這四種標準來衡量，敦煌詩歌就是一種具有很高價值的語料。二十世紀敦煌遺書的發現震驚世界，它以口語性強、可信度高倍受漢語史界重視，但是多年來，語言學界多關注敦煌變文的研究，而對敦煌詩歌的研究則較少，且多集中在王梵志詩的研究上，而對敦煌文獻中其他詩歌則較少措意，但它們同樣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就如魏耕原所說：“敦煌詩和敦煌變文一樣，保留有大量的口語俗詞，同樣是值得珍視的語料寶庫。”敦煌詩歌就是一種具有很高價值的語料，從時間上看，敦煌遺書時代確定，基本上都是唐五代的抄本，最遲到宋初，而這個時期正是近代漢語的初期，對其進行研究對於認清近代漢語的面貌很有幫助，也會對漢語史的分期提供參考；從可靠性來看，敦煌遺書屬於太田辰夫所說的“同時資料”，即未經後人改動的資料，要比傳世文獻更可靠。敦煌詩歌比較貼近口語，是研究唐五代漢語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敦煌詩歌正處於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的過渡階段，是近代漢語的開端，本論文以敦煌詩歌作為研究對象，對其中的語言現象盡可能做較爲全面的描寫，以期對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和思考。由於敦煌文書都是當時的民間抄本，有的字跡模糊，不易辨認，還有很多俗字，因此較難整理，雖經項楚先生、徐俊、張錫厚等人整理，但問題仍然不少。要想從事詞彙研究，必須要確立一個可靠的文本。本文作者首先對照敦煌原卷對敦煌詩歌進行校勘，在此基礎上製作一個可靠的電子文本。論文包括四章。第一章是緒論，闡述敦煌詩歌詞彙的研究價值，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綜述，說明研究方法。第二章對敦煌詩歌詞彙的特點概述。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論文的主要部分，占的篇幅最多，下的功夫最大。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現代電子文獻對敦煌詩歌中的新詞新義進行全面的探討。第三章是敦煌詩歌新詞研究，共抉發出新詞294個，分單純詞、複合詞、派生詞進行分類描寫，在此基礎上探討新詞的產生方式，敦煌詩歌新詞的產生方式主要有平行擴展（包括同義擴展、類義擴展和反義擴展三類）、縮略、修辭（包括比喻、擬人等）、化典、語法化等。第四章是敦煌詩歌新義研究，共抉發出新義180條，在分類描寫的基礎上，總結出敦煌詩歌新義的演變方式，主要有引申、修辭（包括比喻、借代等）、縮略、虛化、受宗教影響、社會影響等六種。引申又包括相似引申和相關引申兩類，相關引申包括“行為→行為者，材料→成品，品質→事物”三類。通過對敦煌詩歌詞彙的初步研究，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一，敦煌詩歌詞彙的口語性強。敦煌詩歌中共有新詞294個（不含成語），共有新義180個。敦煌詩歌中還使用了63條成語，增強了語言表達能力。二，敦煌詩歌詞彙的複音化極為顯著。從音節分佈上看，在294個敦煌詩歌新詞中，只有3個單音詞，其他291個皆是複音詞，占全部新詞的98.98％。可以說複音詞已占敦煌詩歌新詞的絕對優勢。在複音詞中，又以雙音詞為主，共282個，占全部新詞的95.92％，占複音新詞的96.91％。在180個新義中，只有18個單音詞，其他162個皆是複音詞，占全部新義的90.00％。在複音詞新義中，又以雙音詞為主，除3個三音詞外，其他皆是雙音詞，共159個，占全部新義的88.33％。從詞語的結構類型來看，敦煌詩歌新詞中以複合詞為主，在294個新詞中，複合詞最多，259個，占新詞的88.10％。複合詞中，又以並列式最多，108個，占新詞的36.73％，占複合詞的41.70％；其次是偏正式，共88個，占新詞的29.93％，占複合詞的33.98％。單純詞共有10個，占敦煌詩歌新詞的3.40％。從新義來看，敦煌詩歌新義中的單純詞共有31個，占敦煌詩歌新義的17.22％。複合詞最多，138個，占新義的76.67％。複合詞中，又以並列式最多，54個，占全部新義的30.00％，占複合詞的39.13％，其次是偏正式，共51個，占新義的28.33％，占複合詞的36.96％。三，敦煌詩歌新詞新義的產生及演變方式豐富。本文最後附錄五部分：附錄一是“敦煌詩歌與《漢語大詞典》編纂”。敦煌詩歌的特殊價值可以給大型辭書編纂提供豐富的語料。以當今收詞最多，釋義最精的《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為例，敦煌詩歌可以提前《大詞典》164個（含成語17個）詞語的始見書證，補充66條詞語，增加20條新義。附錄二對敦煌詩歌中的成語進行了描寫。附錄三是“《全敦煌詩》誤校例析”。在對照原卷的基礎上，從“不明詞義而誤錄誤改”、“不明對仗而誤錄”、“不明繁體字分工不同而誤改”、“當改而不改”、“不當改而改”、“逕改而不出注”、“自亂體例”、“脫文”、“未吸收前人成果”、“不明韻律而誤”、“不明俗字而誤”等十一個方面分別對《全敦煌詩》中的校勘失誤進行舉例說明。附錄四是新詞索引，附錄五為新義詞語索引，附錄六為詞語索引。
关键词：敦煌诗歌；新词；新义；汉语大词典；演变方式
6.女神论
刘勤 2010
摘要：本文针对近年来盛行的“女神的失落”的观点，结合正面论证和反面论证，理论证据和事实证据，本体分析和关系分析，以揭示其偏颇和失误。本文首先对这种观点产生的理论渊源和事实根据加以举要分析。我们主要以女娲和西王母为例，分别从五个方面进行举要驳论，从而指出降格论在理论前提和事实论据两方面的虚弱。随后，本文将女神置于关系中考察，主要探讨了女神与男神的关系，女神中母亲神与女儿神的关系，女神及其象征的关系，以及女神与女性的关系等等。表面上看，随着父权社会的来临和强化，男性神灵纷纷占据“一流大神”的地位，女神神格向男神转移。实际上，女神的原初神格并未受到根本性动摇，且在后世一再得以展现；随着神话时代的过去，相对于男神的僵化，女神反倒在神界异常活跃。就女神本身而言，上古女神基本上是母亲神，后世女神在母亲神外，女儿神得以发展并兴盛起来，其价值评价虽褒贬不一，但在神话领域的影响不可小视。就女神及其象征的关系而言，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女神是永恒存在的。最后，鉴于关系研究的视角，笔者建议用要素分析法，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女神加以研究，从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全文分为十二个部分：序论、正文十章以及结论和余论。序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女神，并澄清了此概念的含义、提出背景、范畴和适用性。第一章：重点回顾了国内外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女神研究的成果和失误，简述了本文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对女神研究的成果举要和检讨中，指出了当前观点“女神的失落”的逻辑和偏颇，并引发了对女神价值评价的再审视。第二章：分析了认定女神降格的理论前提。在一系列假命题中，将“母系制”等同于“母权制”的观念乃其基础。母系不等于母权。我们以往所谓的“大母神”的“全能”，不过是对基于女性分娩和抚育幼儿而培养起来的母亲权力的神化。第三章：从降格论者的五个论点入手，逐一驳斥了认为女娲降格的事实论据。主要讨论了女娲与盘古、伏羲、黄帝及其他男神的关系，论证了女娲在配偶化中的独立神格，进而简述了女娲在先秦两汉升格的发展趋势和民间的全能化倾向。第四章：仍然从降格论者的五个论点入手，逐一驳斥了认为西王母降格的事实论据。讨论了仙话中西王母的升格，在与东王公形成的配偶关系中的独立地位，以及其原始神格和美女化倾向，进而简述了西王母在道教的尊位和民间的全能化倾向。第五章：概述了多类配偶神，分析了女神在其中的神格和地位。驳斥了认为女神配偶化神格降低的观点，重审了神灵配偶化中的性别关系和价值分化。我们以父权社会感生神话和产翁习俗为例，探讨了女神的自然生殖与男神的社会生殖。第六章：母亲神是上古女神的缘起和皈依，在后世也得以继承和发展。感生之母、高禖女神和女儿神的母亲化，均是其表现。我们以巫山神女为例，探讨了上古母亲神在发展演变中的独立性，而历史、现实中的母亲权力则是此类神话的真实凭依。第七章：女儿神在上古女神中处境尴尬，但到后世则洋洋大观。我们重点讨论了四类女儿神。随着女儿神在女神领域数量和地位的提升，不少母亲神也女儿化。我们以商代感生之母简狄为例，梳理了她从母亲神到女儿神的神格分化。第八章：女神的象征充斥着世间万物。一方面，原始女神象征在一定程度上留存和延续；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女神随时显现。本章通过对“巫儿说”的商榷，阐明了女神及其象征的关系。作为心理无意识的女神，可以外化为诸形象，并始终与这些形象同一。第九章：我们试图践行“大母神：原型分析”法。《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神话有两种神话类型，并分别归属于鱼鸟神话的两个亚型：鱼鸟互化的承续性神话和鱼鸟独立的共存性神话。其运动图式体现着以具象表现抽象的表达方式和人类早期神话哲学：以大圆统摄的时空观和以母神经验的生命观。第十章：回应全文，总结了影响女神价值评价的诸多因素。笔者主张将女神置于“关系”中，运用文化要素分析法，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女神加以研究，从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结论和余论：“女神的失落”是一个伪命题。女神的发展演变是复杂的，不仅有降格，还有保留、继承、升格，以及无法判断升降的复杂情况。
关键词：女神；降格；配偶神；母亲神；女儿神；象征；原型
7. 中国古代婚俗中的陪房现象研究
孔令彬 2010
摘要：所谓陪房，《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随嫁的婢仆”。中国古代婚俗中以奴婢作为陪嫁品的现象其实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先秦的“媵妾婚”是这种习俗的源头。然而对于这一存在了两千多年的民俗事象，学界历来既缺乏必要的关注，甚至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指称。本文即是对于这一问题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关于本选题的意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首先，陪房现象是人类古代婚俗中一种十分普遍的婚姻陪嫁习俗，即以人作为陪嫁品。这种婚姻习俗不仅在中国汉族地区存在了数千年，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而国外的一些材料同样证明了它的广泛存在。因此研究它具有重要的人类学价值。其次，完整描述这一婚姻陪嫁习俗数千年来的演变进程，廓清它在婚俗礼仪中如何的由先秦媵嫁制礼仪转变成为民间婚俗礼仪，对于促进当前婚俗研究中的民俗事象研究也不无裨益。第三，陪房习俗的本质是以人作为陪嫁品。人既是失去了自由的人，但同时又是以物品的包装形式从一个家庭进入到另一个家庭，参与到其主人的婚姻关系当中，这种双重属性，既给新的家庭带来了变化，也给他们自己的命运带来了变化。研究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家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本选题更希望能够就陪房角色的生命样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还原或者重塑的工作，至少可以让历史的某些真实重新鲜活起来，让后人在触摸他们生命气息的同时，记住曾经的民俗历史真实，毕竟他们本来就是奴婢阶级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本文包括绪论部分共分七章。在绪论部分，笔者首先交代了本选题的缘起、当前研究的现状、研究方法、重点和难点，以及本文想要达到的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对中国两千多年来婚姻习俗中陪房现象的系统考察，其二、还原或重塑陪房角色在社会阶层中的独特形象。复次，笔者专题考察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有关“陪房”的八十余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称谓，进一步指出以“陪房”来作为中国古代婚俗中“随嫁婢仆”的统称，应该是可以从学理和传承等层面得到大家的认可，并将这种婚姻随嫁习俗统称为“陪房现象”。绪论的最后两节，笔者分别考察了域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婚俗中各具特色且又普遍存在的婚姻陪房习俗，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陪房习俗寻找到了一个十分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广阔背景。在论文第一章，笔者主要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对中国数千年来的婚姻陪房习俗进行了系统的勾勒和梳理。在本章，我们把这种几千年来的婚姻陪房习俗分成了四段：先秦的媵妾婚、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从一般的发展规律看，先秦的媵妾婚可称之为这种婚姻陪房习俗的源头，受先秦媵妾婚习俗影响较深的汉唐，则是逐渐融入我们民族独特婚姻陪房观念的时期，而宋元明清无疑是中国传统婚姻陪房习俗的真正形成期和鼎盛期。逮至民国，由于近代国家平等观念的兴起，这种以人作为陪嫁品的消极民俗又出现了雇佣制陪房和短陪房等变异形式，但真正促使这种陪房习俗走上寿终正寝的显然是直到1949新中国的成立。在论文的第二章，笔者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来展开。其一、陪房在婚礼中的作用；其二、陪房的数量及来源；其三、陪房的选择、年龄与构成。这其实可看作在陪房习俗中随嫁婢仆开始进入主子婚姻的前奏。而我们的分析也进一步表明，在千百年来人们关于陪房的数量、要求、年龄、构成及其在婚礼中的作用等方面，虽然因时代不同而各有变化，但要之都已鲜明打上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烙印。论文第三章则主要是对陪房社会功能的全面剖析。笔者认为，就随嫁婢仆的使用价值来讲，其实早在她随着主子姑娘迈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她是新娘的专用奴婢，除了照顾好主子的日常生活起居，她还必须帮助矜持的主子尽快融入到这个对她来说也是陌生的新家。在中国复杂的大家族关系中，她必须是也应该成为主子姑娘可靠的“娘家人”，与主子姑娘一起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矛盾，风雨共担。当然，随着主子姑娘在家庭中角色的转换，从为人妻、为人媳到为人母、管家婆，陪房的角色也自然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如贴身丫环、保姆、亲信、管家等等，忠诚是对他们普遍的要求。这种长期的共同生活，自然也造就了许多的主仆相伴终身，荣辱与共，结成了超出阶级出身的友情。另外一些随和亲公主远嫁异域的陪房们，在照顾和抚慰公主寂寞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陪房自己的婚姻归宿是本文第四章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作为新娘的专用奴婢，无疑主子姑娘对他们的人身包括婚姻都具有绝对的权利。但作为从娘家一起过来的奴婢，由于其贴身侍候的性质以及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经历，陪房们往往会被主子姑娘视为自己的心腹亲信，也因此在婚姻上会比一般的奴婢多一些关照。综合考察传统陪房的婚姻状况，大约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其一、为妾，即允许自己丈夫收房为妾或卖与他人为妾。其二、配与奴婢。其三、放免从良。其四、终身不嫁。本文第五章是在结合前面三章共时性研究的基础上而对陪房习俗的进一步综合考察。在分析了传统嫁妆之对婚姻产生的各种正面或负面影响之后，我们将重点放在了分析社会上所普遍盛行的随嫁心态。笔者认为：嫁妆中有无随嫁婢仆不仅直接关系到出嫁女子本身的利益，它其实也是女方家族社会身份地位的某种象征。此外，就男方而言，随嫁婢仆似乎也并不是可有可无，尤其年轻的随嫁婢女，更成了男子潜在的性对象、妾的补充队伍，因此，他对随嫁婢仆的态度也是构成陪房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不幸成为“陪嫁品”本身的婢仆，做两姓家奴的命运虽非他们所能决定，但成为主子姑娘的专用奴婢，凭着“陪房”的身份，却也并非全无所得。当然，豪华的嫁妆，随行的陪房婢仆，从来亦都是世俗社会品头论足和艳羡的对象。总之，分析人类婚姻陪房习俗中的这种种心理，我们或可称之为随嫁心态，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价值。本章的另外两个专题“特殊的家人”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则是关于陪房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统一。本文的最后部分是“古代文学中的陪房形象”，又分为“碑传中的主角”、“笔记中的陪房形象”等几个专题，主要是以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材料为内容而展开。这样的策略，不仅仅是为了补充正史或其他文献材料的不足，还因为它们在描写陪房阶层具体生活的细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们对于笔者完成还原或者重塑陪房之在家庭中独特的生命样态，也构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
关键词：婚俗；媵妾婚；媵；陪房；保姆；管家；特殊的家人
8.宏智正觉研究
周瑶 2010
摘要：宏智正覺是南宋初年著名禅僧，才華横溢，學識淵博，精通内外典籍，在禪學理論、文學創作等方面均有建樹。默照禪不僅對當時，對後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禅宗史、禪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也是一位頗有爭議的禪學大家。默照禪雖然極為盛行，但在當時就受到了大慧宗杲的激烈批評，在現代對於他及其默照禪也是批評多於讚譽。通遇研究，我们可以瞭解其禪學思想，也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宋代禪宗的漸修思想與多元化發展的精神風貌。自日本學者柳田聖山、石井修道先生以来，一些中外學者對宏智正覺的生平履歷、禅學思想等進行了初步考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但是，相對於他多方面的成就及其在禅宗史、禪文學史的重要地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顯薄弱，對其禪學思想的認識仍然不夠全面深入，也存在一定的偏見，而一些领域的研究，如其詩文研究，幾乎就是空白，更不用說綜合性的專門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全面考察了其生平履歷、交遊、法嗣及著述，對其禪學思想、詩文創作進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分緒論、正文、結語三個部分。緒論部分，簡要介绍宏智正覺的生平事蹟、主要成就，以及宏智正覺研究的歷史現狀，說明宏智正覺研究的重要性和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及预期目標。正文部分分上、下兩编。上编共三章。第一章對宏智正覺的生平事蹟及其法嗣進行全面深入的考述。第一節從其幼年的身世、少年皈依佛門、青年参禅游方、中晚年出世教化等階段考述其一生的行蹤和事蹟。第二節主要考察了其嗣法弟子。第二章重點考察了宏智正覺的交遊情況。第一節以宏智正覺與真歇清了、大慧宗杲的交遊為重點，考證了他與禪僧衲子的交遊情況及其特點。第二節考察他與文人士大夫的交遊情況，以與向子諲、趙令衿等人的交遊為重點，考察他與文人士大夫交遊的特點，分析他與政治之關係。第三章全面考察宏智正覺的著述情況。第一節簡單介紹日本泉福寺本《宏智錄》編集情況及其內容、《宏智錄》主要版本及其內容結構。第二節重點對《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宏智覺禪師語錄》進行考察，簡介其內容結構；把它與《宏智錄》進行對照，分析其資料來源，探究其內容的可靠性及文獻價值。第三節簡介有關《宏智錄》的注疏、評唱等著作。第四節是《宏智錄》未收正覺作品輯佚。第五節分析正覺詩文創作的內容及其藝術特色。下編共四章。第四章討論宏智正覺的心性論。第一節簡單討論慧能“心”與“性”的含意。第二節考察慧能心性論，主要從眾生皆有佛性，皆可見性成佛；“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為宗”兩個方面考察慧能的心性論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第三節討論宏智正覺心性論的特點。首先考察了他對於自性的稱謂；其次從自性清淨，人人本具，不勞修證；自修自悟，明心成佛，無須外求；三界唯心，萬法皆空三個方面分析其心性論。第四節小結，認為他基本上繼承了自慧能以來南宗禪的自性清淨、萬法皆空、見性成佛的心性論，與神秀觀心看淨的北宗禪不同。第五章討論宏智正覺的體用觀。對於自性與作用（現象界）之間的關係，即自性的體與用的關係，慧能沒有進行深入闡釋，所以為後人留下了更多的闡釋餘地，也促使南宗禪進一步發展與分化。第一節討論馬祖道一“作用是性”的禪學思想及其門下弟子的反思與修正。第二節討論曹洞宗對於馬祖思想的批評與修正。首先討論了石頭法系對“作用是性”的批評與修正，而這種批評與修正使之成為與馬祖法系共存的南宗禪兩大流派。曹洞宗是石頭法系中較早發展起來的批評馬祖思想的重要力量。他們認為作用（現象界）是自性的反映，雖然沒有否定作用的真理性，但它並不等於自性本身，因此把作用（現象界）與自性作了相對嚴格的區分。不過，其究極目的還是最終達到自性與作用（現象界）圓融統一、物我一體的境界。曹洞宗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偏正回互”思想為代表的一整套包括功勳五位、正偏宛轉、三渗漏和三路接人等方法、範疇在内的禪學思想舆修行實踐體系。第三節討論宏智正覺對於曹洞宗體用觀的繼承。曹洞宗對於自性與作用（現象界）關係的探討，可以《寶鏡三昧》《五位君臣偈》《五位君臣旨訣》《五位君臣顯訣》《四賓主》等綱宗詩為代表。宏智正覺模仿曹洞宗諸祖之作，創作了《五位》《五王子》《四賓主》《四借頌》等偈頌，比較全面地體現了其體用觀，這在上堂、小參等法語中都有所體現，基本上可以說是對曹洞宗體用觀的繼承。第四節討論其體用觀的兼容並蓄傾向。其體用觀不僅繼承了曹洞宗自開宗立派以來會通華嚴宗理事圓融的思想，也吸收了老莊、玄學思想與牛頭宗、法眼宗、臨濟宗的禪學思想，所以表現出兼容並蓄的傾向。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其以心性為本源、本體的宇宙論與天地同根、物我同體的圓融論，既有對於人生的終極關懷，也有對於宇宙奧秘的積極思考與探索。這也就超越了臨濟宗以心性論為基礎的人生論。第六章討論宏智正覺的修證論。第一節討論北宋至南宋初期禪學動態及其正覺的回應。隨著佛教的日益世俗化，禪教融合與禪淨合流思潮也日益濃厚。對於中下根僧俗信眾的接引，已然成為禪宗各派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文字禪、公案禪、無事禪、平實禪、默照禪等等都是各宗不同接引方式的體現。但是由於一般僧俗信眾把此種種方便法門當作“實頭見解”，也由於庸僧的教條僵化等各種原因，各種禪法不僅失去了活力，而且產生了種種流弊。各學禪學思想在相互批評與對種種禪弊的糾正中得以發展與更替。“以悟為則”成為糾正禪弊的標準，大慧宗杲正是以它為武器，承擔振興宗派、復興佛法的大任。同時，自唐代以來的“頓悟”思想，造成了對於修行實踐的忽視，而漸修思想有糾正這種弊病的作用，因此為許多禪師認可。“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的思想在北宋中後期極具代表性，是對自慧能以來雖說“法無頓漸，人有利鈍”，實際上是對重視上根頓悟而忽視接引中下根作法的修正，所以漸修禪法可以看作接引中下根學人的方便法門。但是由於“無修無證”、“頓悟頓修”的思想仍然是禪宗主流，因而出現了“頓悟漸修”與“頓悟頓修”思想的對立。宏智正覺與大慧宗杲是其代表人物。宏智正覺的禪法既有對曹洞宗禪法的繼承與革新，也有對各宗禪法的批評與汲取，所以受到叢林與社會的認可，流布很廣。第二節討論他對於曹洞宗修證論的繼承。他比較全面地繼承了曹洞宗的修證理論並用來指導修行實踐。對他影響最大、最直接的當數自丹霞子淳以來倡導的休歇禪法，與石頭法系，特別是自大陽警玄以來注重坐禪修行的傳統。他發展了其中的漸修思想，形成了以默照禪為主要內容的修證思想。第三節討論其修證論。默照禪是他倡導的主要禪法，以前有學者認為他把默照禪作為證悟的惟一途徑，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他雖主張靜坐默照，但也主張回到紅塵世間行佛道、弘佛法，遊戲三昧。其修證思想並不全是有意識的去滅除妄念煩惱的“不思量”的境界，也有“非思量”的境界，包含著“修證一如”的成份。但这些成份是經過天童如浄的“只管打坐”思想的發展，到日僧永平道元開創日本曹洞宗才真正完成。第七章討論默照禪與大慧宗杲的批評。第一節討論宏智正覺的默照禪思想。首先討論了默照的含意，其次探討默照禪的禪學淵源及其產生的禪學背景，最後探討默照禪的內容。默照禪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1、主張人人皆具“本來之性”，可通過“明心”自己成佛；2、自性本自圓成，清淨無相，妙明絕緣；3、靜坐默究，淨治揩磨，斷除妄念煩惱的修證方法。第二節討論大慧宗杲對默照禪的批評。首先討論其批評的對象。日本學者柳田聖山、石井修道先生以為他批評的是真歇清了，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他批評的對象就是宏智正覺及其默照禪。筆者以為他的批評並不完全是針對真歇清了或者宏智正覺，而是那些不完全理解默照禪，執著休歇之方便為惟一證悟究竟的禪弊。其次討論他批評默照禪的原因：一是對當時執著於語言文字與古人公案的文字禪與公案禪，與不注重語言文字而專注於坐禪默照的默照禪等兩種禪學傾向的批評。其看話禪與正覺的默照禪與都是對當時執著語言文字的文字禪與公案禪的禪弊的修正，出發點是一樣的，但是默照禪站在始覺立場提倡漸修，看話禪站在本覺立場倡導頓悟頓修，二人所走的路線並不相同；第二是他對“悟”的強調；三是他積極入世的態度與宏智正覺避世態度的矛盾；第四是他的性格因素與強烈的宗派意識。结語部分在正文全面研究宏智正覺的基礎上，討論他在禪宗史，特別是曹洞宗發展史上的貢獻與意義；討論他及其默照禪思想在宋代佛教世俗化的過程中意義，指出其默照禪開創了曹洞禪學的一個新局面，使曹洞宗進入了又一個興盛期。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宋代禅宗的精神風貌和宋代文化的某些特點，認識其禪學思想對曹洞宗後學的影響及其流傳情況，認識默照禪在當時社會與現代社會中的意義。
关键词：宏智正觉；默照禅；曹洞宗；宋代；禅学思想
9.观人与人观：中国古代相人术的人类学研究
王立杰 2010
摘要：近些年来，“人观”渐次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而且，面对时下人对自身理解的种种理论困境，“人观”命题也日益成为一个本根性的时代课题，被人们纳入审思的视域，但目前学界尚乏有对“人观”命题加以整体知识学清理的相关论述，国内学界亦少有以本土式个案来回应“人观”命题的相关研究；与此同时，从人自己的身体出发并对个体本身进行探问的中国古代相人术，从其产生之始直至当下，虽然一直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诸多文化表述中延存不绝，但它却因自身知识体系的繁杂及其与“迷信”恐闻的纠结，而鲜有被纳入学术视野中加以深入的探讨。有鉴于上述两方面情况，通过相人术的个案研究回应并反思“人观”议题，同时，以“人观”命题独特的审思径路进入中国古代相人术，从而使相人术的讨论不再执着于“是否是迷信”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就显得尤其必要，且极富价值。于是，本文将“人观”确立为讨论的核心议题，并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古代相人术上。即是说，本论题将中国古代相人术设定为研究对象，但与以往的研究取向有所不同，本文拟从“人类学人观”视角出发，将“相人术”视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事象，以本土文化视野对其加以观照；并采用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作为主导的方法学进路，对相人术的知识谱系做以审理，借由对相人术知识构型、质态及相人术社会运作情况的描述、分析与文化批判，以期达成对“人观”命题的反思与回应。本文第一章对“人观”命题的概念意指与知识学关涉进行了梳理，并对相人术的知识内涵做以厘析，从而为相人术课题确立了研究的起点、问题域以及研究的合法性、可能性与目标指向性。总而言之，对“人观”命题的追索与审思，以及对“相人术”课题的条分缕析，一方面为相人术研究做以背景的铺陈与问题域的设定；另一方面则旨在彰明：相人术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全新课题。 本文第二章对“相人术在知识体制中的外部构型”和“相人术自身知识建制的公开构型”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相人术知识谱系的结构样式及其特征。本章第一节纵观了“相人术在其原生知识系统中的类别构型”、“相人术在古代目录学分类系统中的纵向构型”、“相人术在知识体制中的横向构型”以及“相人术自身以相书著录系统的方式在知识体制中的外部构型”。本节由此得以了然相人术在知识体制中的外部构型特性：一方面，相人术一直被视为“奇技淫巧”、“百伪一真”的“小道”型知识，而被正统的学术知识体制排斥到边缘性的位置；另一方面，作为世俗之学的相人术主要处身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层级之中，却始终以绵延不绝的姿态存在着。本章第二节通过对“相人术的命名与定性”、“相理”、“相法”的分别考察，获知了相人术在进行自身的知识建制时，展显出的总体构型特征是：第一，相人术知识建基于对人体事项洞烛幽微的细密拆分；第二，相人术知识具有纷杂交叠的特质；第三，相人术知识的目标并不是知识本身，或说并非意在获得一种逻辑的严整性，而是始终执着于将自身投入到相人实践之中去。本章第三节则通过中西相学知识构型的比较性分析，明确了两者的差异在于：从知识公开构型而言，中国相人术知识更强调一种经验聚集的浑整性，而西方观相学则更强调逻辑聚集的杂糅性；从知识外部构型来看，两者的知识道路可谓截然相反：中国相人术知识渐次从知识体制的重要位置沦为知识体制中的“小道”，甚至“迷信”，而西方观相学则由“艺术”渐次走向科学（至少是心理科学），从而不断获得其在知识体制中的合法性地位。本文第三章通过考量相人术知识意义质态和知识品质，从而对相人术知识的本质特性加以把捉。本章第一节通过对相人术知识意义质态的考察，明确了相人术知识构建的四点特性：1.逻辑定位极具流动性、生成性与开放性；2.逻辑层次具有含混整体性；3.理论视角与知识陈述极具自由度；4.分类系统具有质性杂糅的非同质特性。由是出发，可以获知：有人若想进入相人术知识，就需要融合一种品鉴、体悟式的领会方式与态度。本章第二节则借由对“观”知识品质的审思和对“命运一体”的厘析，将相人术知识带入其源初的生成场域，进而使相人术知识的品质特性得以敞显。就此，相人术在知识体制中的“尴尬处境”获得了一种释然。即是说，相人术知识意义质态的种种特性已然深深植根于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之中；作为相人术知识特质之基底的“观”与“命”，其在中国思想中特有的知识品质与知识理解，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融贯为中国人理解世事人生的一种本基性的态度与方法。故此，相人术知识虽然一直被正统知识所排挤，但却始终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制中保有一个边缘之地。本文第四章着重探讨相人术的社会运作方式与特性。相人术作为一种强调操作特性的“术”，从未将自身定位为一种静态的纯知识系统，恰恰相反，它特别强调知识内容的实践性、实用性和征验性，并在其社会运作中展显出其动态发生、发展、生成、传播、接受、传承的特有方式与特性。故此，本章尝试探讨相人术的关系、实践特征与意义，以及相人术知识的传播形式、话语权力、现实相关性、知识选择、文化传承、实质性传统的生成等问题。本章第一节从关系与实践模式的角度入手，对相人术实践必然关涉到的相人行为中 “人”（相人者与被相者）的要素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相人术具身认知方式与特性进行考察。就后者而论，相人者与被相者在相人实践行为中所采用的具身认知方式，使得认知不再纠结于“知道什么”（knowing what）的知识规则性把捉，而是更着重于对“知道怎样”（knowing how）进行经验性的探问；同时，正是相人者与被相者身体性的参与，共同铸造了具身认知的基本特性：即从“观”到“人”、从“人”到“观”经验聚集的混整性、认知方式与结论的个别性、知识构成的非确定性、知识践行的探试性等。本章第二节主要从相书和相人术知识的其它延伸性构建、接受与传播方式入手，考察相人术社会运作中的知识生成与流动情况，并由此获知：相人术知识通过种种表述与传播途径，在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广泛流动，并参与到相人术知识的传承与实质性传统的构建当中。本章第三节首先对相人术实践与知识传播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了相人术知识的传承及实质性传统的生成问题；最后对相人术传统的四重内在要素及其关系进行了阐明，并指出：对相人术这一实质性传统的探讨，意在回应人类学中的“人观”讨论。 综上，相人术中内蕴了中国人的一种独特与惯常的自我确知维度，即：人以具身认知的态度、综合运用各种可能的象征符号系统来观照“人”本身，而且，此种认知从日常生活实践理性的角度着眼，总是以释解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困惑、直面各式遭际为目的诉求，但其深层意味则是：相人术知识在日用而不知的情境中，在一种趋向人的原始规定性的具身认知中，牵引着人们领会源初生存的本真之意。总之，本文通过对相人术知识的考察，提领出一种关涉到“人心”、“人事”、“人生”等多维度的中国式“人观”之一种。而且这种中国本土知识系统中、将大传统融贯于身、且被民众日常而不知的“小传统”型的“人观”，总是与西方理性与知识有限性的“人观”讨论有所不同，可以说，相人术知识中所展显出的“人观”，为西方人类学中的“人观”命题提供了一种“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不是在与西方真理性知识中的人观相对举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人观”之“另一种”。
关键词：观；人观；相人术；人类学；具身认知
10. 墨尔多神山下的“跳锅庄”——嘉绒族群观念与表述实践
李菲 2010
摘要：本研究从墨尔多神山脚下嘉绒“跳锅庄”的田野个案出发，旨在探讨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关注核心——文化表述问题。人类共同体的表述实践是一个涵容丰富而异常多样化的文化行为系统。不论其中某种表述模式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它都不应以为自己是最具特权地位的一种表述模式，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各种表述模式相对立。通过翔实的田野考察和深入的阐释分析，本论尝试将“嘉绒跳锅庄”文化事象从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学考察范式中释放出来，不将其简单视为“民俗”中的某种“民族民间歌舞”或者“民间文艺活动”，而将其理解为走廊无文字族群嘉绒，通过身体本身来加以实践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述行为。当然，这或许仅仅是观照此事象的诸多可能性视角之一，但却是尤为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因此，本研究的宗旨就在于，以藏彝走廊区域的微观田野个案来探讨族群文化表述实践的系统性、多样性构成；思考族群观念与表述建构的内在关联与历史文化逻辑；在反思传统研究视域中某些长期被忽视或误读的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文化多元化发展和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本论主体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导论 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反思，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研究对象，提出了研究问题，确立了跨学科整合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正文 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实证与描述，包括第一章、第二章。本部分结合文献和田野材料呈现研究对象。主要展现了丹巴嘉绒跳锅庄这一文化事象的时空框架、族群背景和田野图景，并将其定义为嘉绒族群表述系统中的一种身体表述实践。第一章 嘉绒：空间与族群 从地域生态、社会人文和族群历史三个方面勾勒出了以墨尔多神山为核心的嘉绒地区及其腹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田野背景；第二章 事象：丹巴嘉绒跳锅庄 对丹巴嘉绒跳锅庄这一田野文化事象进行实证性描述、整体性呈现和框架性划分，为以下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为分析与阐释，包括第三章至第八章。本部分从三个角度展开研究，集中考察了三个核心问题：族群表述与嘉绒世界观念、族群表述与嘉绒认同观念、族群表述与传统变迁。其中，前两个问题着重从共时性研究的视角讨论族群表述、观念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与建构规律，第三个问题着重从历时性研究的视角讨论族群表述与观念变迁的历史逻辑。“族群表述与嘉绒世界观念”问题主要探讨了嘉绒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看法，即嘉绒人如何通过跳锅庄的表述实践来呈现和形塑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观念。其中包括两个章节的内容：第三章 世界图式的象征表述：跳锅庄的起源 从嘉绒跳锅庄的起源问题出发，解读其背后所隐含的嘉绒神圣世界图式，探讨嘉绒人如何通过族群表述实践表达和形塑他们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嘉绒族群表述实践的系统性构成及其公开关联。第四章 圣俗之间的“第三种表述”：跳锅庄与仪式阈限 展现了嘉绒跳锅庄事象背后神圣与世俗交织而成的时空语境，勾勒出其处于圣俗之间的公开表述链条和外部表述链条。嘉绒是一个拥有全民信仰的古老无字族群，跳锅庄连通起他们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圣、俗的两面，使其成为圣俗交融、具有某种“阈限”性质的中间表述类型。同时本章还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提出了族群表述变迁及其如何应对“非圣化”挑战的问题。“族群表述与嘉绒认同观念”问题主要探讨了嘉绒人对主体——包括“我”与“他”的整体性看法。嘉绒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其认同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现象，涉及嘉绒人对自我、他者及其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相关看法。总的来说，这一问题包括共同体的公开认同与外部认同两个层次，分以下两个章节进行讨论：第五章 嘉绒认同的公开构成：跳锅庄的分类观念与实践 在共同体公开，丹巴嘉绒跳锅庄独特的分类观念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中其族源与人群构成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共同体公开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一般规律。嘉绒跳锅庄以身体表述实践隐喻了其社会文化的公开结构，在现实操演中不但成为共同体的外在文化标识，也成为共同体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自我”与“他者”区分或凝聚的认同工具。第六章 嘉绒认同的多层次性：跳锅庄祭辞与空间观 通过翔实的第一手田野材料首次呈现了嘉绒跳锅庄祭辞呼请山神的口承文本。在更大层次上，跳锅庄祭辞呈现出嘉绒传统中一套极具族群性、地域性特点的神山信仰系统和空间观念。通过对嘉绒空间观的深入分析以及与前述跳锅庄分类观的关联比较，揭示出族群表述系统中多种文本样态之间强烈的互文性。在此基础上，本章深入追索了嘉绒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现实关系，揭示了嘉绒认同表达的多层次性。接下来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探讨“族群表述与嘉绒传统变迁”问题。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嘉绒族群表述实践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语境中嘉绒传统观念所发生的变迁，也反过来通过表述行为本身参与了嘉绒传统观念的形塑、改写和再造过程。在历时视野中，变迁表现为两种主要的路径和方式：其一，长时段历史中的传承与调整；其二，历史“边缘”时刻的对抗、改写与再造。第七章 族群表述与文化记忆：右旋的象征阐释 将研究聚焦于嘉绒跳锅庄“逆时针旋转”这一仪式图式，并从历时维度对其象征意义进行深入阐释。在千百年来周而复始的实践操演中，跳锅庄通过身体本身以渐进沉积的方式承载了嘉绒人许多隐微而遥远的历史文化记忆。这些历史文化记忆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不断受到嘉绒人的选择性表述和策略性阐释，但同时也构成了嘉绒族群观念传统传承和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章 族群表述的对抗与整合：边界仪式“枪锅庄” 以对嘉绒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清乾隆“大小金川之战”为背景，深度呈现了三岔沟上八节、上九节跳枪锅庄的田野个案。在此基础上，本章主要探讨重大冲突性历史事件之后，嘉绒族群观念及其表述实践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具体而言，笔者深入分析了三岔沟跳枪锅庄传统在其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表述资源挪移、表述指向转换、表述意义重构以及表述媒质整合。在历史进程的边缘时刻，三岔沟嘉绒人正是通过上述表述再造来应对历史的激变与文化的冲突，同时维系或调整认同边界。 第三部分为反思与推进，即第九章 族群观念与表述实践 本章从结构上返回本研究一开始提出的核心议题：族群观念与表述实践的内在关联与历史文化逻辑，回答何为表述、为何表述以及如何表述。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本章尝试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提升与总结，并为后续研究预留思考空间。最后，是本文的结语 对本研究的问题、方法和研究重点进行简要总结。
关键词：嘉绒；跳锅庄；族群表述；族群观念；文化认同
11.汉语极量词系统研究
冯雪燕 2010
摘要：极量词是一种表达极限量的语言形式，是一种具有语言类型学意义的语表形式。极量词概念由沈家煊提出，前身是极性词；极性词是生成语法学者提出的一个术语，是对语言中各极限意义进行语形标识的形式统称，对其大量关注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但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多局限于研究某一具体极量词或某类极量词。汉语极量词的研究更显得滞后，汉语界将目光限制在对极量词的共时分布特征，尤其是一些具体极量形式的描写和分析上；而且在研究过程中限于词性的藩篱，未能形成对汉语整个极量词做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整个极量词系统的历时来源和发展做出描写和动因的阐释。鉴于此，我们准备在前贤时哲的研究基础上对汉语极量词的整体做一概括研究的初步尝试。 本文共分六章，主要在对极量词的产生基础阐析后，对汉语极量词各类型的分布情况、历时演化概况和演化动因做了探讨，并在文末针对特殊极量词：对立词/语的现象提出认知主体具有一种普遍的极量思维方式。 第一章“绪论”。主要从极量词概念的界定、选题缘起和意义、极量词的性质•范围•类型、汉语极量词的研究状况、研究方法和理论以及选用的文献说明六个方面，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做奠基性介绍。 第二章“极量词的产生基础：认知的有界化和语言的特写性”。极量是极限量，其存在条件是有界量的存在；极量词是极限量的语表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数量是世界的本源和组成要素。世界实际就是一个量的世界。语言的两要素语义结构和语形结构都是客观认知世界的一种临摹和映射。认知世界是认知主体与自在世界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实现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中，认知主体限于生理器官和生活环境，对世界的认知是绝对有界和相对有界的，而后者往往才是关注的对象。认知世界的过程，实际就是对认知对象的有界化过程。认知对象的有界性导致了语言结构的有界性，即特写性，此特性是语言从诞生之日就注定的，是语言的劣根性。极量词是语言特写性的一种表层体现，其产生根源在于认知的有界化。本章在理清认知的有界化实质后，指出了特写性是语言的劣根性，极量词不过是一种具体体现。 第三章“零（无）标记极量词”。某种语义的彰显，有时直接运用称谓词，有时采用一些具有标记作用的词语。所谓零标记极量词，是指语形通过自身体现出蕴含着的极量意义，不需要其它外在语形的标示。本章分析了汉语中零标记极量词的类型：一是天然极量词，一是同义组中的极量词。前者包含从产生之日起就是认知主体对有界事物极限位置命名的原型极量词和各种原型极量词的隐喻运用，即随着认知世界有界事物和有界事物极限的变化，原型极量词指称对象做出了相应调整；后者是在一组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中，在某语义量上存在着量的极限，处在极限量的同义词就成为了语义量级的极量词。一般而言，天然极量词的极量意义是语形本身具有的，一旦出现就显示出天然的极量义，极量义是绝对的；而同义组中的极量词是对于同一组中的其它同义词而言的，其极量义是相对的。 第四章“标记性极量单词”。所谓标记性极量单词，是指对其语义辖中的某语形具有的极量义进行标识的单个词语。本章先大致描写了汉语整个历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标记性极量单词以及线性发展的整体情况，接着将其分为了三类：达及有界极限的标记性极量词、接近有界极限的标记性极量词和有界整体的标记性极量词，并分别对三类标记性极量词发展演化的句法环境和语义适宜性做了描写，在此基础上，还从礼貌极致要求、句法象似的联系项居中原则、前后景的转换和[+极限]、[+接近极限]、[+全面性]等语法义素的凸显等方面阐释了天然极量词发展演化为标记性极量单词的深层动因。 第五章“标记性极量格式”。标记性极量格式，是指汉语中对格式中的语形具有的极量义具有标识作用的固定搭配或语法手段。本章分析了汉语中比较典型的两种极量格式：一是量词重叠式，一是框式结构。本文的量词重叠包括数词重叠、名词重叠、数量结构重叠和量词重叠，量词重叠有三种意义：逐量义、周遍义和众多义，周遍义是表涵盖有界范围全体成员的极量义。从历时发展过程总结出，逐量义和众多义是周遍义的存在依据，是周遍义所依凭的一种形式；意即量词重叠形式就是表达周遍极量的格式。还指出能重叠表极量义的量词的条件是指称有界体。框式结构主要分析了标识全称极量的格式“连……都/也……”和标识限止极量的格式“就……而言/来说”，并简单描写了两格式的发展演化过程。 第六章“从特殊极量词：对立词/语到极量思维模式”。汉语中存在大量用对立词/语来指称有界整体的现象，这实际是认知主体基于认知有界化而逐渐形成的极量思维的语言外化。极量思维，是一种指认知主体将认知对象确定为有界整体，利用有界体的极限来达到认知整个有界体的经济思维方式。本章分析了极量思维的产生机制是认知主体基于生理性的格式塔心理和经济省力原则，从而说明汉语中的各种极量词都是源于极量思维。 “结语”。本章对全文做总结，指出写作的基础是认知语言观，即认知主体与认知世界的互动，形成了概念结构，概念结构最终在语义结构和语形结构中得以外显，而极量词就是认知有界化的一种最终体现。还指出本文写作的三个价值及存在的不足。 总之，汉语极量词的语言形式是多样的，其发展演化过程与实词虚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既是语义转变的结果也是句法环境提供的外在条件，其发展动因机制是复杂的。应该说，我们的研究也只是对极量词系统的一种初步探讨，只希冀本文的写作能对汉语极量词更深层的系统研究和历时演化研究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极量词；有界化；标记性极量词；标记性极量格式；零标记极量词
12. 历代笔记语言文字学问题研究
曹文亮 2010
摘要：笔记是指用散文所写的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的统称。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体，笔记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有其特定的价值。笔记记载和提出的一些语言文字学观点，如“右文说”、“古诗无叶音”、“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在语言文字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笔记对一些具体语言文字现象的分析，亦有许多创获，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笔记数量庞大，一些有价值的语言文字学史料尚待被发掘和研究。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分析笔记中的语言文字学问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的具体做法是：先选取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笔记，搜集出和语言文字学相关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去粗存精，按内容进行细致的分类，尽量做到条分缕析。在写作过程中，着重对笔记所涉及的语言文字学问题从史的角度加以阐述，梳理出其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客观地指出其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展示其语言文字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演进。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笔记概况、笔记语言文字学研究状况、本文研究方法及语料选取，重点阐明了笔记在语言文字学研究中的作用。正文部分分为笔记与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研究三部分。其中音韵部分从笔记与方俗读音、古音学、今音学、例外音变四个方面讨论了笔记在音韵学研究中的价值；文字部分从笔记与《说文》、俗字、汉字发展史、古文字四个方面讨论了笔记对文字学研究的贡献；训诂部分分为上下编，上编从解释词义、分析句读和说明句意、校正文字、考辨音读、阐述语法等方面论述了笔记训诂的内容，下编从笔记训诂与方俗词语、词语理据、外来词和连绵词、汉语词汇史研究等方面讨论了笔记在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价值。结语部分对笔记在语言文字学史中的价值、地位及不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通过对笔记的重点搜集整理，基本梳理出了笔记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大致内容和发展脉络。笔者认为，笔记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笔记注意到语音发展中的例外音变现象，并从语流音变、同义换读、字形的影响、避忌心理、方言的影响、反切的讹误等方面探讨了引起例外的诸多因素。在合成词理据的探求上，笔记往往以辨认疑难语素义为重点，探讨语素结合的动因，并认识到文化因素对词语理据的影响。笔记对词语历时替换和词义发展演变的探讨，呈现出新训诂学的一些特点，已具备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雏形。与传统语言文字学相比，笔记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还呈现出面向实际语言的特色，如对方俗读音、方俗词语和俗字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关键词：笔记；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
13.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
乔立智 2010
摘要：唐代是漢語發展史上極為其重要的時期，但這一時期的詞彙面貌還有待我們進行深入發掘和全面考察之後才能顯現出來。而初唐到中唐缺乏像敦煌變文那樣集中反映當時口語的作品，因此，唐詩就成為研究唐代口語詞彙的一項重要資料。白居易的一生，恰好處於安史之亂以後各種社會矛盾加速發展、唐王朝進一步走向衰落的時期，根據漢語史的發展規律，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頭，語言也會隨之發生很多變化，加之白居易詩歌保存完整，語料通俗、豐富可靠，因而在唐詩語言研究中具有极強的代表性。本文在深入考察白居易詩歌作品的基礎上，吸收和借鑒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首次對白居易詩歌詞彙進行了全面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從語料本身入手，重點研究其中最有特色、最值得關注、最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並以詩詞、史書、筆記、小說、佛經等作材料，結合共時描寫和歷時分析，繼承傳統訓詁學的研究方法，以現代語言學、詞彙學的理論為指導而展開。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回顧了國內外有關白居易詩歌詞彙的研究狀況，闡述了研究白居易詩歌詞彙的必要性及本文所採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二章，白居易詩歌詞彙的研究價值。結合具體例證，着重討論白居易詩歌詞彙研究對大型語文辭書編纂、對漢語詞彙史構建的價值。對辭書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增補未收詞目、添加未收義項、糾正不確釋義、提供或補充書證；對漢語詞彙史構建的價值則主要從“白居易詩歌中與‘煙’、‘雲’有關的意象詞語的語言分析”展開說明，意在從語言研究的角度挖掘或闡釋這些意象詞語背後的“隱含意義”，揭示其間融入的人文因素和文化積澱，從而爲漢語詞彙史研究的新思路作出嘗試。第三章，白居易詩歌詞彙研究與文本的整理和注釋。詞彙研究與文本的整理和注釋密不可分：文本的整理是詞彙研究的堅實基礎，文本的注釋則能夠為詞彙研究提供智力支持。而文學與思想的研究同樣需要可靠的文本和準確的注釋。為更好地研究白居易詩歌詞彙、傳承白居易詩歌這筆寶貴的文學遺產，我們採用校勘學、訓詁學、注釋學的方法，對白居易詩歌校勘和注釋上的疑議之處作了辨正。第四章和第五章，白居易詩歌俗語詞例釋，分上下兩章。上章主要對白居易詩歌中的雙音節和多音節俗語詞作了例釋，所釋詞語集中在《漢語大詞典》、《唐五代語言詞典》以及新版《辭源》、《辭海》等辭書所未收、他人所未發者，有些條目屬於辭書已收，但釋義未能盡善、例證較晚或尚可補充，或有解釋不盡相同、尚留商榷補充之餘地者，亦在考釋的範圍之內，舉凡辭書已經解釋清楚，或前人已經研究透徹，或詞形保留在現代漢語當中、意義亦與現代漢語相同的，一般不作討論；下章研究對象的確定原則與上章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此編所釋詞語都為單音詞，並着重考察了由這些單音詞組成的“同語素詞語族”。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词汇；辞书编纂；校勘；俗语词
14.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歌流变研究
左志南 2010
摘要：北宋中后期诗歌流变有着复杂之原因，与当时文苑、儒林合流的发展趋势关系密切。北宋中期以来，文化的繁荣使文化整合成为了必然之趋势。而北宋以来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则使文化整合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儒佛的融通。此一要求使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一个“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的佛学语境。在此语境下，佛学对士大夫思维方式及趣味取向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亦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士大夫的诗歌创作中。本文拟立足于文本的细读，从分析士大夫诗文中所运用之佛教典故、所借用之佛教术语入手，结合其行迹与佛教之关系，以此寻绎文人接受佛学思想的逻辑顺序，以及文人佛学思想体系的具体形态是如何构建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兼顾当时儒释融通的文化整合趋势，以士大夫对佛学的接受、研习角度为切入点，通过细致探讨文人学佛与其诗歌创作之关系，及文人学佛之变化在诗歌流变中所起之作用，以此来实现北宋中后期诗歌流变研究的深化。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集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北宋中后期佛学语境的形成与发展，分别是：北宋中后期佛教禅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处于文化整合时期之士大夫对待佛教态度之转变。力图通过此两方面之论述，勾勒出北宋中后期佛学语境下士大夫亲近佛教、研习佛教的外部、内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简明扼要的分析，着力探明此一时期士大夫对待佛教之态度由排斥到亲近再到融通的群体转变特征。第二章中本文立足于文本细读，立足于阅读、分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的诗集，通过统计、归纳三人诗集中与佛教有关之作品、有关之典故，对三人之学佛路径、方式、所接受之佛学思想进行彻底、细致的梳理。力图通过这种努力，探明三人之佛学思想的具体形态，及此种形态的生成构建过程。本章第一节通过分析，认为王安石之佛学思想的逻辑体系构建，即其佛学思想之具体形态及生成过程，是从将佛教作为一种解脱学说的般若空观理论的研习开始，进而达到了对平等观思想的深切了解，最后达到禅悟境界体认。本章第二节发掘出苏轼援道入佛的学佛特点，指出苏轼本自对道家相生相待理论的理解，将其与佛教之相对主义实现对接，由此路径实现体认佛教平等观思想的学佛路径及佛学思想发展过程，并指出苏轼援道入佛是造成其晚年仍然无法摆脱苦闷、伤感情绪缠绕的主要原因。第三节笔者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了黄庭坚之学佛历程，指出了黄庭坚之学佛的分水岭——元丰七年作《发愿文》。简言之，在此之前黄氏之学佛是以学理性的阅读佛经、禅籍为主，在此之后是在保持学理性研习的基础上，侧重于亲证亲悟的宗教体验。在此基础上，本章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归纳，指出黄庭坚之禅学修养是通过反观自身以明了自身本有之真如自性，然后通过对此真如自性的护持，最后达到随缘任运之精神境界的特点。本节还论述了黄氏儒学修养功夫的具体实践方式，即通过内省自察，以明了忠信孝友等人人生来具有的伦理信念，然后通过对此伦理信念的坚守，使之内化为生命之一部分，最后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踞的人生境界。黄氏对于佛学的研习与其对于儒学的发明相融无间，从修行方式到所要了悟明确之对象，到对此对象的护持与坚守，再到此护持与坚守所要达到之境界上，都有着深层次的相通之处，而其思想亦达到了儒佛兼容无间的境界。第三章以对王、苏、黄三人诗歌运用佛学典故的考察为主，论述了三人运用佛典与其诗学思想之关系。第一节论证了王安石之学佛与其诗道体认之变化、诗歌境界营造之变化的关系，并考察了王安石运用佛语之动因：丰富诗歌语言系统的需要及求“工”之需要。第二节论述了苏轼运用佛典的三个动因：其一为切合作诗及唱和场所的需要而用佛典；其二为切合唱和对象的需要而用佛典；其三为切合表意及所咏主题的需要而用佛典。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苏诗广用佛典与苏轼求“新”之诗学思想的关系，认为研习佛典与其观想世界之视角的革新及与其诗歌意绪表达的求新皆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节是对黄庭坚诗运用佛典之情况的论述，认为黄诗之广用佛典与以下三方面关系密切：诗歌意境营造的创新、力求雅健的诗歌语言追求及追求意绪表达方式上的创新。第四章是对于王、苏、黄三人运用佛禅静定观照方式入诗的论述。第一节论述了王安石对于佛禅静定照物在诗歌创作思维中的运用。认为王安石所运用之观照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传统佛教定慧范畴，一类属于禅宗思想范畴。前者主要体现在了其寺院记游诗、与方外之交的唱和诗及即物即真精神随意书写的诗作。后者主要体现在了日常活动之动态描述中自我精神较为直接的书写中，以及瞬间感受之静态捕捉中自我精神相对间接的书写中。第二节论述了苏轼对于佛禅静定照物方式的运用，指出了其两种具体表现：一为将静观所得，于诗之末尾书写开来，以此凸显出带有佛禅意蕴的境界，同时也达到增强诗歌语言张力的艺术效果；二为将静观所得的书写，凝炼为一联或数联，使之融入全篇并起到增强全篇层次感的作用。并论述了静定观照方式运用入诗与苏轼佛学思想的关系。第三节是对黄庭坚静观运用的探讨，从黄庭坚淡泊自持的人格精神特点与其对诗歌本体认识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黄氏儒释融通之思想使其对于静定之运用不同于王、苏二人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他运用静定照物方式的具体目的上，即或营造刚健静穆之境界，或营造洒脱超越之境界。这是儒家尚健之精神与佛教静定综合作用于黄庭坚思想的结果。并且指出了黄氏运用静观与其追求“不俗”之诗学思想的关系。第五章旨在通过对三人学佛方式、融摄佛典、观照方式运用三方面的对比，揭示士大夫学佛转变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即揭示学佛变化与诗歌流变有何联系。第一、二节中论证了士大夫学佛禅宗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关注焦点的变化，即由对于般若空观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明心见性后如何护持真如自性的关注，以及悟道后之境界的具体体认等方面。指出了这种变化，使此一时期的诗人倾向于追求“雅健”之风格，而对于“雅健”的主观追求则使诗歌呈现了以表现主体自在平和精神为主的诗歌书写内容上的变化。第三节中论证了此一时期诗歌中佛学典故来源的变化及原因、摄取方式的变化及原因、运用的变化及原因。指出了诗歌书写内容的变化对诗歌中运用佛学典故变化的影响。第四节则论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佛教静定观照方式的变化、所运用之静定观照方式在内涵上的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及此种变化与此一时期诗学领域追求“雅健”之理想风格的密切关系，而运用的转变亦使此一时期的诗歌在整体风格上呈现了趋于“雅健”的发展趋势。第六章作为论文的延伸，以江西诗派为中心，论述了士大夫学佛与北宋后期诗歌流变的关系。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通过对江西派诸人学佛方式的考察，指出了江西派诸人之学佛与黄庭坚具有颇多相似处的事实，即江西诗派诸人之学佛，侧重于将佛意禅理由学理性的了解通过亲证转化为个体经验。笔者从此角度论述了黄氏之所以成为此一时期文化人格范式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江西派诸人选择黄庭坚作为其审美范式，而这种审美范式的选择影响了江西派的文学观，具体而言即是强调内在修养是文学创作的决定因素，强调诗歌是对自在平和之人生境界的书写。这使江西诗派诸人的创作形成了自在平和的整体风格特点。第二节论述了江西派诸人学佛与其诗论的关系，指出江西派诸人的学佛，使他们将学佛方式引入到了对诗歌创作的学习及思考中，具体的表现即为强调立足于研习、体味前人之作品，使之与自我之创作实践相结合，使之上升为自己亲证后的个体经验，使自我具体创作实践在不自觉中暗合规矩，达到应手而出、挥洒自如的创作境界。而江西派诸人学佛禅宗化的特点，使他们广泛于诗歌创作中运用佛教典故，而其独特的诗歌句式特点则使他们对佛教典故的运用，大多是对禅宗公案等事典的融摄，这使其诗歌典故之融摄、运用，并没有走出苏、黄之范畴。这种语言运用上难以创新的事实，也成为了江西派诸人热衷于探讨诗歌的用事、下字、对偶、章法等诗歌具体技巧的促动力之一。第三节论证了禅学渊源与理学修养综合作用于江西派诸人，使他们将静观转化为了“活观”，而他们对“活观”之运用，则使江西派诗歌呈现了自在平和的整体风格特点。通过在这六章中所进行的探讨、研究，本文基本从文人学佛之角度勾勒出了在儒林、文苑合流背景下的北宋中后期诗歌的流变轨迹。在此流变过程中，诗歌的道德功能逐渐被强化，诗歌书写内容中，主体人格精神、人生境界逐渐增多以致成为主流。这与理学中“内圣”学说的完善、文人兼具理学、佛学渊源的特点相结合，使诗歌呈现了自在平和的整体发展趋势。在诗歌语言方面，随着儒学复兴的完成，即理学的日渐完善、丰富，儒家尚健精神对诗歌之影响逐渐加大，由此使诗人在语言风格上更倾慕于刚健有力、雅正平和，这使此一时期的诗歌句式呈现了多用主谓式、动宾式的特点，这一句式特点使得诗人对典故的运用更加倾向于融摄事典，而语言、词汇的借用则呈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而此流变过程中诗人诗歌思维的转变则更能体现时代特色，理学的兴起及其对佛禅学说的消化，使得佛禅静观逐渐转变为了活观，而诗人对于活观的运用，既是追求自在平和风格的内在要求，亦对于诗歌呈现自在平和之风貌起到了巨大作用。
关键词：佛学；北宋；诗歌；禅宗；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江西诗派
15.大慧宗杲与两宋诗禅世界
方新蓉 2010
摘要：宗杲思想在哲学界颇受关注，然而在文学界尚有讨论的广泛空间。宗杲与两宋士大夫禅学、诗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巨大联系，是诗禅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文学界研究多集中于宗杲“妙悟”思想，对宗杲与士大夫在禅学、儒学、诗学上的互动、沟通、交融等方面研究相对薄弱，未完全挖掘宗杲在两宋禅学、诗学上的地位、价值及其影响，即在客观评价宋代禅学与诗学的关系研究方面还有拓展和细化的余地。鉴于此，本文选择宗杲与两宋士大夫诗禅作为研究课题，从文本出发，以宗杲与两宋士大夫的交游为切入点，以宗杲与宋代禅学、诗学交融为研究主体，考察宗杲禅学与士大夫的话语同构，士大夫对宗杲禅学的接受，宗杲与苏轼诗学、江西诗派的关系，士大夫对宗杲禅学的诗学演绎，建构起儒禅互动、诗禅互动的理论体系，从而将禅学研究对宋代思想界、文学界的巨大意义具体化。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宗杲与两宋士大夫（一至三章）。第一章主要交待了宗杲活动的时代背景、宗杲其人、宗杲著述传记资料考。通过对两宋之交的禅界、宗杲的生平以及《年谱》的考核，勾勒出士大夫学禅的时代背景、宗杲成长的历史环境、士大夫亲近宗杲的外在原因。宗杲著述、传记数据考中，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不少增补。第二章分宗分派详细论述了宗杲的禅学渊源及其“看话禅”思想。在对宗杲参禅经历的梳理中注重宗杲对各宗各派特色的扬弃，如云门宗语言、曹洞宗理论、临济宗黄龙派惠洪的“文字禅”理论、杨岐帕克勤的“悟公案”等，力图展现宗杲吸引士大夫参禅的内在原因（集禅宗之大成、不离文字、提倡自证自悟），揭示出惠洪与克勤二人思想的结合是宗杲“看话禅”最终没有完全抛弃文字的原因所在。在论述宗杲“看话禅”思想时，尽量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第三章沿用了宋人关于“士大夫”的概念，立足于文本细读，根据《大慧普觉禅师年谱》《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普觉宗杲禅师语录》《云卧纪谭》等典籍，对宗杲与两宋士大夫的交游进行了详细地考察，清楚地展现了两宋社会的禅学语境，说明宗杲的交游圈子、宗杲对士大夫倾注的心力及其士大夫对禅僧的心态等等问题，为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的禅学、儒学、诗学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宗杲与两宋禅学（四至六章）。第四章从微观角度出发，挖掘新材料，揭示出宗杲禅学与士大夫具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即诗禅可以相通，儒佛可以互摄，讲究心性修养，从参究到妙悟。在诗禅相通方面，宗杲与其它禅僧、士大夫彼此通过诗歌来印证或交流，宗杲主动把能诗的弟子介绍给士大夫，士大夫从宗杲的诗文作品中真切感到诗与禅可以融为一体；在儒佛互摄方面，士大夫教导宗杲不要偏重佛法轻视世间法，宗杲用儒佛统一、儒佛相互阐发义理、引佛老入继道统来影响士大夫；在讲究心性修养方面，宗杲教导士大夫要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对逆境或顺境都不在意、不执着；在从参究到妙悟方面，宗杲大力提倡“悟”的“看话禅”对士大夫有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把江西诗派已有的“悟”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代替北宋静观学说而成为诗禅理论主流。第五章以张九成为个案来研究宗杲与士大夫的禅学互动。首先分析选取张九成作为个案的原因，从整体上论述宗杲对张九成的影响及其在张九成思想中的地位；接着具体分析张九成受宗杲影响灵活运用禅儒思想，转得语言文字，既用禅理谈儒理重新阐释《中庸》首句，又在《孟子传》中用儒理谈禅理，还仿宗杲偈颂作《论语绝句》；最后阐述了张九成如何在宗杲“物格”、“不怕念起，唯恐觉迟”的思想上建立起自己的心学体系，与二程学说分道扬镳，开创新学。第六章将整体与个案相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从士大夫接受角度讨论宗杲的“看话禅”。在整体上：由于宗杲在自己参禅经历及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中，有着对士大夫禅病的清楚认识，更理解士大夫求精神解脱的心态，所以往往能针对士大夫特性、弊病一语中的参禅指导，得到士大夫的认可与赞同；加之，宗杲曾受主战派张九成的牵连，因语言文字获罪，在其身上有士大夫爱国而受苦受难、文字祸的影子，士大夫们对其遭遇感同身受，更加尊重他，于是也纷纷修习“看话禅”，并相互传阅宗杲书信、共同参学。因为宗杲《语录》，士大夫王质改变了对佛教的态度，尤袤之孙尤焴神化了宗杲。在个案上：详细考证了张孝祥参的“竹篦禅”就是宗杲“看话禅”，杨万里参的“赵州禅”在朋友关系及思想内容上也与宗杲“看话禅”有很深的关系。第三部分：宗杲与两宋诗学（七至十章）。首先从整体上概述了宗杲禅学与两宋诗学发生关系的原因。当时诗坛主流是苏轼、黄庭坚诗学。宗杲在与喜欢、崇尚苏、黄诗学的诗僧惠洪、士大夫交往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影响与启发，产生了互动。由于宗杲“看话禅”影响深远，南宋中兴诗人、后期诗人都使用了他的话语系统来谈诗。其次进入章节具体分析论述。第七章宗杲与苏轼诗学。宗杲通过惠洪和交往士大夫的介绍，了解了苏轼的思维方式“熟视有奇趣”，认识了苏轼文采出众的原因在于懂得语言三昧、不死于句下。第八章宗杲与江西诗派。一方面分析了宗杲“看话禅”的诗学渊源，即宗杲如何从黄庭坚对文字抽象精神追求的艺术经验中体悟到禅的所在；另一方面探讨了江西派诗论与宗杲禅观的互动。就“看话禅”的诗学渊源而言，本文受张孝祥《赠鹿苑信公诗禅》（其二）把“句中有眼”与“看话禅”相联以及雍正皇帝评赵州禅“朕阅其言句，真所谓皮肤剥落尽，独见一真实者”的启发，将黄庭坚“句中有眼”、“皮毛剥落尽、惟有一真实”与宗杲“话头”相连、将“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与宗杲参“话头”开悟相连、将“熟观”与宗杲看话方法“提撕”相连、有意无意与宗杲有心无心相连。就江西派诗论与宗杲禅观的互动而言，宗杲的“看话禅”比以前的任何禅法都强调“悟”的作用，而江西诗论如吕本中的“活法”、徐俯的“中的”、韩驹的“遍参”、曾几的“慎勿参死句”，按照曾季狸、曾几的说法又都可以从“悟”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见他们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吕本中受黄庭坚影响，针对诗坛弊病提出了“活法”说，受到宗杲影响后，其“活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最后概括为“死蛇弄得活”的“活”与“悟”。吕本中认为诗歌要写活、读活就必须心胸波澜开阔，宗杲也认为参禅也要心胸波澜开阔，才能自由出入宗教义理中为人解粘去缚；徐俯讲“中的”与宗杲讲“中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徐俯“中的”意为：在思想上先有一个要准确描写出对象特征的认识，这样在日久月深的写诗训练中，就会越来越接近对象的本质特征。韩驹与宗杲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不仅在用语上、对字词的关注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韩驹的“遍参”理论就是受到了宗杲参禅经历的触动；曾几的“慎勿参死句”即“参活句”，而“参活句”三字的最早发现者是宗杲，它最初出现于宗杲《正法眼藏》中，《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中“参活句”字样是后来混入的。曾几是第一个将宗杲“参活句”引进诗法领域的人。“参活句”既是江西诗派的一条重要诗论，又是江西诗派反对者严羽的主张。当然，宗杲在与江西派诗人接触时间长了，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江西习气。第九章以朱熹“看诗”、杨万里“活法”为中心，详细考察了中兴诗人如何对宗杲禅学进行诗学演绎，从而论证他们使用了宗杲的话语系统，但同时又由于诗与禅的本质差别，在相似的背后又有差别。朱熹“看诗”与宗杲“看话”的关系，前人没有论及，而本文立足于文本，进行了一一对应的分析；杨万里将宗杲的“活参”演绎为拥有“透脱”、“去词去意”、“有待未尝有待”内涵的“活法”说。杨万里的“透脱”虽已有许多研究者论及，但本文将杨万里的“透脱”与宗杲的“透脱”相连，指出“透脱”不仅表现为诙谐幽默诗风，还表现为不崇拜、重自我、无法的“悟”思想。杨万里的“去词去意”、“有待未尝有待”活脱脱就是宗杲“看话禅”的翻版。第十章探讨严羽与宗杲的关系。学界虽对严羽诗禅理论与宗杲及其禅学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剖析，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厘清。严羽声明“以禅喩诗，莫此亲切”，因此《沧浪诗话》所选用的禅门语言都是当时禅门的流行语、普通话，不局限于某个禅僧。由于严羽明确表明比宗杲“参禅精子”为“参诗精子”，所以本章将宗杲与严羽放在一起讨论。首先分析严羽模仿宗杲“参禅精子”的动机：严羽写作《沧浪诗话》缘起于宗杲批评各家禅法定正法眼藏；宗杲在禅学界、思想界影响巨大，受宗杲影响很深的张九成、朱熹都与严羽有渊源，严羽对宗杲有敬崇心理；严羽与宗杲都主张从言句中悟入；严羽时代妙悟已经成为宗杲“看话禅”的标志。其次分析了严羽诗学与宗杲禅学的相似、差别、联系。相似方面主要表现在面临问题、语句、思维的相似。宗杲通过“看话禅”，完满解决了禅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矛盾，把禅说透彻。严羽面临着与宗杲相同困境，引入宗杲禅学理论中的“悟”、“活”及其讲究“时时提撕”让“生处自熟”的“熟参”方式解决诗不离文字又不在文字问题。差别方面最大表现在宗杲认为临济宗、曹洞宗没有高下，而严羽认为有高下。另外，在相似的术语、思维背后还有内涵的不同。联系方面，严羽采用了与宗杲有密切关系的吕本中、韩驹的诗论，严羽受宗杲“差别在于人而不在法”启发将“悟”进行了分层，并用宗杲的“活”、“悟”补正江西诗派的形式悟入方法。最后得出结论，禅虽然可以让诗说得透彻，但是无论怎样以禅喩诗，诗与禅也不能完全等同。通过以上十章深入地探讨、研究，可以看到两宋特别是南宋诗禅、儒禅的关系非常紧密，由此本论文克服了学术界重北宋而轻南宋、重“文字禅”而轻“看话禅”与诗学的倾向。
关键词：大慧宗杲；看话禅；两宋；士大夫；诗学；禅学
16.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研究
许军 2010
摘要：本论文分析了明末清初时事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考察了时事小说的虚构笔法和文化心态，分析了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相互影响。本文认为，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繁盛是特定时代背景（包括社会制度、科技文化）与文学传写共同作用的结果；时事小说不是刻板地记载时政事件，而是主动地重构历史，它张扬地表达了社会下层的政治诉求，忠实地纪录了动荡不安的社会思想。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包括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康熙二十年（1681）这八十五年间的十四部时事小说，可以归类为明清争战系列、魏忠贤系列、李自成起义系列。全文共七章：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对象，分析研究现状特别是可供本文继续努力的方向，交代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第二章，考订研究对象的相关概念。第一节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角度考订明末与清初的起迄时间；第二节考订时事小说概念，包括“时事”含义、时事小说问世与时事结束的时间之差；第三节以表格形式概括研究对象的相关情况。第三章，分析小说史背景下的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第一节，考察明代以前以时事为题材的小说，了解小说面临的政治与文学的双重尴尬。第二节，从清末小说内容变化、思想变迁等角度，了解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繁盛的独特性。第三节，从低廉媒介入手，分析时事小说大量刊刻的前提条件；从报业发展的角度，分析明代报业发展对时事小说的巨大推动作用。第四章，分析社会反思与小说创作。第一节，分析魏忠贤系列中敏锐的批判眼光，以及随之发生的结构调整；第二节，分析抗清心态、军事形势对小说情节、人物的影响；第三节，考察李自成系列中对李自成、崇祯、满清及士大夫历史作用的反思。第五章，考察文化心态与小说笔法，分析时事真实的复杂性。第一节，从主动重构历史的角度，分析时事小说虚构笔法的价值和意义；第二节，从杜撰李岩分析时事小说的社会能量和历史影响；第三节，分析依据虚假材料创作而成的时事小说如何反映真实而普遍的时代心理；第四节，从周顺昌被捕事件分析时事作品取材上所受影响的复杂性；第五节，考察时事小说中的巫风流变，考察当时社会下层的独特视角与文化心理；第六节，从《三遂平妖传》反思宗教起义与冯梦龙游戏笔墨入手，考察时事小说宗教描写的艺术成败。第六章，分析时事小说与时事剧两种文学样式间的相互影响。第一节，根据时事小说概念范畴，考订明末清初时事剧，了解其背景等相关信息；第二节，从小说与戏剧的渊源关系入手，考察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血脉关联；第三节，考察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地域特色；第四节，通过分析“被掳行刺”这一情节范式在时事小说与时事剧中的反复传写，考察遗民情绪和政治态度；第五节，分析时事小说与时事剧在情节、结构、人物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考察其与政治背景及社会思潮变迁的呼应关系。第七章，结语。概括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回顾时事小说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明末清初；时事小说；时事剧；文化心理；虚构
17. 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词汇研究
魏启君 2010
摘要：《明清档案》全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张伟仁教授主持整理出版。全部共324册，包括明朝宣德年间至清代光绪年间的题本、上谕和其它公文。其中第1册到第37册是清代顺治年间的档案（公元1644年至1661年），计37册。作为官府正式公文，这些档案记述了当时地方治安方面发生的大量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万象，真实可靠，在涉及社会下层俚俗人物的陈述禀白的内容中，往往直录了大量的方俗口语，在社会历史和语言研究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其中出现的不少词汇成分，对于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本文以清初顺治年间档案为基础，搜集其中使用的十七世纪新词，并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它们展开分析探讨，从而管窥该共时段词汇面貌及其新词衍生机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顺治朝档案的内容及语料特点，作为公文语体的顺治朝档案具有材料的原始性、内容的广泛性、叙述的口语性等特点，是理想的汉语史研究语料。本文引入词汇层次理论，探索更精确的新词界定标准。继承前修时彦的训诂成就，运用审形察义、类聚显义、语境寻义、系联探义、综合辨义等语义考辨方法，把词汇投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追溯其产生的原因。借鉴语义类聚的相关成果，将所释词语纳入词汇系统当中加以考察，以名物类、行为类、性状类为纲组织词条。运用语义构成理论，分析构词语素的语法语义关系，为验证释义的可靠性及探究词语的语源提供技术支持。第二章考释名物类词语。从统计归纳结果看，档案新词中名物类数量最多。可以从有生类、社会类、器物类三个方面梳理。其中有生类涉及文武职官、下层吏役、亲邻人众、职业阶层、罪案人员、身体部位、疾病创伤、其它生物等八个方面。社会类涉及银钱货币、田土赋税、劳役工食、制度文书、词讼案件、处所时令、官衙其它等七个方面。器物类涉及器械刀棒、用具杂物、家具服饰等三个方面。第三章考释行为类词语。主要从审讯诉讼、战争军事、抢夺伤害、欺诈奸淫、口角斗殴、处置汇报、经济行为、其它行为等八个方面考察顺治朝档案中的新兴词语。第四章考释性状类词语。从色彩状貌、性格情态和其它词语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以上三章考释词汇的立足点是1644-1661年的顺治朝档案材料，但反映的是十七世纪前中期的词汇面貌。因为本文在选择所释词条的书证时以顺治朝（1644-1661）为中心共时段，上限向前追溯到1600年左右。这种界定方法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词汇系统可分为四个部分：基本层、常用层、局域层、边缘层，作为边缘层的新词，在文献中记录下来需要一段时间；词汇系统具有开放性，以共时段为中心适当往前推算年代考察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时间的局限而漏收新词的失误；词汇显现具有偶然性，文献对口语词的记载总是后时的；词语演变具有惰性，新词与旧词其实并不能断然划界，适当前推年代，符合语言连续统的实际。本文的后两章在前三章词语释义的基础上，对所列的十七世纪前中期的汉语词汇新质从语法语义的角度加以分析。讨论的范围限于形式和意义都新的词，新义词不在讨论之列。旨在揭示该时期汉语新词衍生的内在特点和数量构成，在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总结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新词的能产模式。基于有些词语可以转换为句结构表达的思路，对所列新词进行语义构成分析。第五章分析单一结构的语义构成。整个新词可以划分为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两大类。单一结构指由单一形式对应一个意义，不能通过表层形式的分析来分析它的意义。语素的意义和形式，就是词的意义和形式。单一结构的意义隐含程度高，内部的复合意义没有在形式上表现出来。因此单一结构的语义关系表现为形式和意义各自以一个单独的整体互相对应。单一结构包括单纯词、并列式复合词和部分附加式词。其中并列式复合词的情况相对复杂，一为加合型并列式，其合成意义是构词语素意义的加合。一为迭架型并列式，其合成意义并不是构词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构词语素间的关系或联立或并立或不等。具体而言，并立式迭架结构的语义关系为AB>A+B。联立式迭架结构的语义关系为AB=A=B。不等式迭架结构的语义关系有三种情况，分别为包含式迭架AB=A，B∈A或A∈B；交叉式迭架AB=A∩B；实虚式迭架AB=A或B，A、B语义存在具体与抽象之别。第六章分析复合结构的语义构成。复合结构表达两个或多个不同类别的概念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组合关系，分析为句结构时遵循最简原则、一致原则和完形原则。复合结构包括偏正式复合词、述宾式复合词、述补式复合词、主谓式复合词和部分附加式词。本文把语义关系中反复出现的抽象的概括性语义格式称为语义模，语义模中不变的词语或语法关系为模槽，往往不显现在词语的表层，借用主谓宾状补等语法术语加以表达。语义模中可以被置换的词语为模标，往往显现在词语的表层，用该词的词性加以表达。复合结构的语义模可概括为主谓、主谓宾、主状谓、主状谓宾、使成兼语、复句构词等类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词汇数量最多的为偏正式复合词，其次是并列式复合词。偏正式中语义模为主状谓宾的最能产，并列式中语义关系为AB=A=B的最能产。本文以顺治朝档案材料为中心，全面描写这一共时段的词汇新质，旨在更清晰地展现十七世纪前中期的汉语词汇面貌。全面梳理其中的原始材料，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切实可用的语料。分析词语的语义构成，揭示词语的整体意义与构词语素意义间的关系，为预测新词的发展趋势提供可资比对的范本。
关键词：顺治朝档案；名物类；行为类；性状类；单一结构；复合结构；语义模
18. 结构、原型与标记：汉语同构异形及相关现象研究
罗红昌 2010
摘要：所谓同构异形是指同一种结构有不同的形式表现。汉语中此类现象颇多，比如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就有两种相对的外部形式：“A NP（红花）”和“A 的 NP（红红的花）”。本论文之目的就是解释同构异形现象牵涉到的各种结构之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的成因。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第八章为余论，正文之六章分别讨论了定中结构、系表结构、与动词有关的几种结构形式、共现现象、语法转换以及复句（以因果类复句为例）结构中出现的同构异形及其相关现象。 在绪论部分，除了讨论了本研究之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等，主要提出两个原则：（1）匹配原则，即某一结构的特定节点强制性地要求特定的词（或者成份）填入，二者必须匹配。（2）整饬原则，即当填入某一结构的特定节点的词（或者成份）的性质发生偏移之时，如果不经整饬就会导致表层的语言形式不合法；而整饬的办法就是增加标记性成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同构异形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整饬原则的作用。 第二章讨论能够填入汉语的定中结构的定语节点的词类（或者成份）的标记性问题。初步的结论是：定中结构“X N”的X位置和原型形容词紧密对应，当填入X位置的成份从原型形容词开始偏移之时，所填入的成份就和“X N”结构不匹配，因此就必须通过整饬才能使结构合法。 第三章讨论名词性成份作表语的系表结构和形容词成份作表语的系表结构。对于前者，在古代汉语中，如果句子（P）作主语，则往往构成“P，是NP”的形式。本章认为“是”的性质为整饬标记。对于后者，主要考虑现代汉语形容词系表结构中，形容词原形和重叠形式以及连系动词“是”之间的标记性关系。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与动词密切相关的三组结构形式：“NP V”和“NP 被 V”的对立；“V NP”和“V 介 NP”的对立；POV结构和VPO结构的对立。其主要的结论为：动词是句子结构的核心，从认知角度看，人类对每一种动作（即情节）都有一个原型的认知结构，即包含动作主体、动作客体和动作本身的一个认知模型。动词的价体现了动作的主、客体的默认值（default）。但是，当人的观察点、聚焦等发生变化之时，与认知对应的基本结构形式就会发生改变。 第五章主要讨论代词的并列连用和一些词语在缩合时的标记性问题。如果把连词（主要是“和”）看成标记成份，它的隐现取决于这些并列连用的词语在认知域内对应的概念的距离和层次关系。从这个意义讲，无标记的并列结构（XY）和有标记的并列结构（X和Y）之间的形式差异是内在的，连词性标记的作用并非整饬，而是凸显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界限。 第六章主要考察了词性改变（活用）与词类参照点、句子的降阶、地点动词与后续成份的对应选择。对于活用问题，词类参照点充当了特别的句法环境的功能，因此根据标记性判断之行为标准就可以认为活用了之后的词类实际上是和标记性环境相适应的。对于其他两个问题，都需要增加标记性的成份来达到转换词性的目的。 第七章主要考察了如下的问题：因果复句主从句的正常语序、现代汉语的因果复句关系标记的基本使用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因果复句关系标记数量和种类皆很多，但是其基本的关系标记及其格式为“因为……所以……”。与之对应的另一种格式“之所以……是因为……”，因为主从句语序和正常语序不同，因此增加了整饬性的标记成份“之”和“是”。因此，在因果复句这个层面上，本论文提出的匹配原则和整饬原则还是有效的。余论部分分析了一些反例并对语言学研究作了有限的展望。
关键词：标记；同构异形；匹配原则；整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