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3年9月5日至8日，由作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和四川乐山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峨眉山举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的学者，共提交了47篇论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议题，大致反映了目前中国俗文化研究的最新研究动态。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俗文学方面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在俗文学研究方面成绩突出。这次会议上，该所提交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项楚的《三句半诗话》认为，民间又称作“三句半”的“十七字诗体”成熟于北宋，在整个宋代民间普遍流行，也产生了著名的专家，如张山人（张寿）。由于其强大的讽刺功能，这种诗体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北宋时，“十七字诗体”又迅速地传人禅宗丛林，成为他们说法的有力工具；宋以后，“十七字诗”依然流行于民间，并演变成了一种表演艺术。“十七字诗”产生的基础，是中国传统的五言四句诗，同时又和中国传统的歇后语的表达方式相结合，将其画龙点睛的最后一句凝缩成两个宇，从而增强了其爆发性和感染力。周裕锴的《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通过对禅宗《渔父词》的词调名称、功能、类型等问题的考察，揭示出俗曲与禅词、禅和子词与士大夫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关宋词辑佚和词源起源的材料。谢谦的《北宋的通俗滑稽词》提出，在宋代词的婉约与豪放二体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俗词，即北宋通俗滑稽词派；宋代通俗滑稽词可能已经开了元代散曲之先声，应该注意研究宋代通俗滑稽词与当时其他俗文学的关系。张泽洪的《中国民间俗信仰中的道情——以道情起源及说唱为中心》，对“道情”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说唱形式和思想内容，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何剑平的《宝志诗歌作品真伪及创作年代考辨》分析了在中国佛教史有着一定影响的宝志的两类现存作品，认为其中有唐前作品，亦有唐代始见者，另有托名之作。吕肖奂的《论史书中的谣谶》认为，“徒歌”谣具有音乐、民俗和谶讳三个方面的意义。徐新建的《“民”的发现与“歌”的采集——民国时期歌谣研究的历史回顾（之一）》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的阶层，历来有所谓“三级社会”、“四民制度”等说法；论文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歌谣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等级的看法。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俗文学作品。清华大学王小盾的《从敦煌本共住修道故事看唐代佛教诗歌文体的来源》，归纳出敦煌写本中的一些俗文学文体，诸如省略体、纲要体、插入体和故事贯穿体之类的特殊文学体式。并以伯3409号等写本所载的共住修道故事，以阐明纸质文本的背后，另存在一个具有本原意义的真文体。所以，研究文体，既要注意它们的单元形式，又要注意各单元的联系方式，以便透视其本原。扬州大学陆永峰的《试论变文与宝卷之关系》指出，宝卷与变文固然在演出与文本上有其相似性，但宝卷又有其独特之处，而更多地与科仪、忏仪联系了起来。它并非变文所能涵纳，说明了宝卷在渊源上的多元性。

对其他俗文学领域，亦多有开掘。乐山师院何玉兰的《荀子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贡献》，通过对《荀子》一书引用《诗经》民歌与民谣的材料疏理，对其《成相》篇对民间文学形式运用价值的阐释，说明荀子是我国早期重视通俗文学的重要代表，对后世通俗文学的流布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首都师范大学踪凡的《两汉故事赋探论：以〈神乌赋〉为中心》，将两汉时期的故事赋大致分为故事赋和俳谐赋两大类；讨论了两汉故事赋的三种类型，即鸟兽故事赋、历史故事赋和生活故事赋；以尹湾汉简《神鸟赋》为中心，探讨了两汉故事赋在艺术上的特点及其影响。郑州大学曹萌的《俗文学对包公现象的开掘及其原因》认为，俗文学对包公现象的开掘过程，反映出包公现象本身的丰富深刻的文化蕴涵、俗文学作者的清官政治思想和审美意识，市井百姓对于清官故事的审美情趣、对清官品格的期待，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和士人心理状态。台湾中正大学王祥颖的《〈白蛇故事〉创作所反映的文化思维》，以《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故事文本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市民文化和地域文化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四川社会科学院沈伯俊的《〈西游记〉作者补论》提出，对早已定论的丘处机非作者问题，不应耗费精力重申旧说；对流行已久的“吴承恩说”，确应重新考虑；对长期不被重视的“华阳洞天主人”，应作深入考察。日本国立金泽大学上田望的《三国说唱文学浅谈——自清朝至现代》提出，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情节皆取材于明代以前的说唱文学，其后该小说又影响到了三国说唱文学；并讨论了之所以将散文体小说《三国演义》改为韵文体的三国说唱文学的原因。台湾中正大学陈益源的《王翠翘故事演化过程中的两个盲点》认为，现知最早的王翠翘传记为徐学谟的《王翠翘传》，茅坤《纪剿除徐海本末·附纪》乃后人取自冯梦龙《智囊》而添加上去的；胡爌《拾遗录》残稿中的《王翠翘传》，可能正是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传》。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张稔穰的《蒲松龄的俚曲创作及其经验》，从题材、艺术趣味、语言等方面，论述了蒲松龄的十五种俚曲，他的创作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这类聊斋俚曲的令人遗憾之处。乐山师院税海模的《〈笑傲江湖〉的三个层面及其文学定位》，分析了金庸小说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描写想象中的武侠世界；第二层面寄托作家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第三层面表现作家的形而上思考与憧憬。认为金庸小说是一个雅俗同体的文本结构，是通俗文学中的高雅极品。

也有论文回顾了我国过去的俗文学研究情况。台湾华梵大学何广棪的《陈寅恪教授与中国俗文学研究》总结了陈寅恪在变文、弹词这两个俗文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山东大学关家铮的《20世纪40年代赵景深先生的俗文学研究》认为，赵景深的俗文学研究主要受郑振铎影响；其主编的三种“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成为当时俗文学研究的最主要载体，为俗文学研究起到了突出的作用。香港浸会大学郑炜明的《澳门的民间文学》在正确地界定了澳门民间文学的定义之后，揭示了近年来澳门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热潮中存在的偏差，另外列举了流传于澳门及其邻近诸岛的神话传说，如汉陈仁娇仙话、宋许氏女道人仙话、三婆神传说等，认为这些才是真正的澳门民间文学。

二、俗语言方面

台湾嘉义大学朱凤玉《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与台湾〈四言杂字〉》认为，敦煌文献中的识字类蒙书，开民间通俗实用“杂字类”识字教材之先河，在中国俗文化史特别是俗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论文详细分析了敦煌写本《开蒙要训》和台湾现存《四字杂言》的编者与时代、形式与内容、价值与影响，特别辨析了《四言杂字》的台湾风土特色。浙江大学张涌泉的《日韩汉字探源二题》认为，韩国汉字词“三寸”“四寸”之“寸”，实为“等”的讹变字；日本简体汉字“亻厶”，右旁的“厶”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某”字的别体；日本简体汉字“弁”，很可能亦是沿袭了中国人的传统用法，因为汉语中“辩”、“辨”、“弁”相通。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的《敦煌社会经济文书词语散释》，以唐耕耦和陆宏基编辑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考察对象，选取其中数例加以考释。西南师范大学蒋宗福的《敦煌禅宗文献校读札记》选择了敦煌本五种禅籍，对前人的校录文字作出了补校。四川大学雷汉卿的《禅籍口语同义词略说》讨论了禅籍口语词中的同义词语的孽生繁衍方式，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这些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和禅宗独特的语言观。南京师范大学谭伟的《〈祖堂集〉语词考释》，对禅宗典籍《祖堂集》中的八个词作了解释，并破解了一个以“日”字为谜底的字谜。沈阳大学陈宝琴《试论汉语俗字的产生与传播》从社会和用字者两个方面，论述了汉语俗字产生的原因以及汉语俗字的传播。

三、俗信仰研究方面

台湾中正大学郑阿财的《〈云谣集〉凤归云中“金钗卜”民俗初探》，探讨敦煌曲子词中所反映出的“金钗卜”民俗的性质、渊源，从唐代“金钗卜”到元明清“鞋打卦”的演变等相关问题，彰显了中国俗文学与俗文化相生相成的密切关系。四川大学张子开的《中国禅宗成立时间略考——试论东山法门分裂的意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中国禅宗成立于公元七八世纪之交，即弘忍逝世之后的东山法门分裂时代。福建师范大学林国平的《“好巫尚鬼”的传统与东南民间信仰》认为，中国东南闽越族的“好巫尚鬼”传统，在信巫不信医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并为这一区域的地方造神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台湾建国技术学院周西波的《〈白泽图〉研究》指出，在中古时期相当流行的《白泽图》久已失传，但敦煌写本伯2682、斯6261两种卷子，皆为《白泽精怪图》；《白泽图》具有文学、礼俗和道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四川大学刘亚丁的《“天花”源流考释》称，中国佛教典籍中广泛存在着“天花”一词，围绕着“天花”神话，中国佛教史上存在着构造和解构两派，这反映了佛教内部的冲突、上层佛教与下层佛教之间的抵牾。台湾文藻外语学院林仁昱的《论敦煌佛教歌曲向通俗传播的内容》分析了敦煌佛教歌曲的四大内容，即揭示佛教基本教义，指引修行的方向，指导修行的实践，俗情的关照；从而解释了佛教如何透过歌曲，使教理普及于民间，融入通俗文化，进而引人深信等问题。台湾中正大学林雪铃的《从唐五代词看女冠与音乐娱乐》，以描写女冠的22首唐五代词为考察范围，认为女冠涉入音乐娱乐的背景因素，包括唐代道教的世俗化、道教音乐本身的艺术性、内廷音乐的影响等；到了晚期，女冠文化进而与娼妓文化联系起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娱乐文化。四川大学刘黎明的《宋代民间盅毒巫术》较为细致地介绍了宋代民间盅毒巫术的主要形式，探索了宋代民间盅毒巫术的药理学依据和心理学依据，以及屡禁不止的情况。四川大学刘长东的《本命信仰考》，对本命信仰的文化背景与起源、释道二教关于本命信仰的命理之说、本命信仰在宋代以后的影响等，作了探讨。乐山师范学院赵章超的《宋代小说风水信仰论析》，以宋代文言小说为基点，探讨风水信仰在当时民众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及其盛行的历史原因。香港理工大学谭世宝的《在澳门看明清以来社稷坛的变迁史迹》论述了澳门地区现存的各类社稷坛，揭示了现代澳门社会中的土地神位的设置和拜祭的变化，以及海外华人信仰向内地回传的事实。厦门大学石奕龙的《厦门岛上共祀妈祖与保生大帝的独特现象》指出，在闽台两地流传妈祖与保生大帝斗法的故事，所以此两神多不共奉；唯独厦门岛上很独特，将妈祖和保生大帝供奉在一龛中。陕西师范大学普慧的《试论弥勒、弥陀净土信仰之源头》称，佛陀造像兴起之时，弥勒造像亦随之产生，并流行于西北印度、东北波斯、中亚及西域地区；而弥陀造像4世纪前无见于上述地区，却在中土兴盛起来。汉译佛典中专门宣诵弥陀及西方净土的经典似比专门宣讲弥勒兜率净土的经典成熟得要早，两晋以后影响更大。香港浸会大学刘楚华的《五十年来港台鬼神观念研究概况》，主要依据发表于港台两地比较具代表性的学术期刊所见论文，归纳了1949年以来香港和台湾学术界就中国“鬼神”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观念或理论的讨论情况。

四、民俗及其他方面

佛教典籍文本的讹误问题，早已有之。禅籍尤其是禅宗语录，与一般因传播而至误的情况不同，最初记录的文字就有讹误。宋初睦庵善卿所撰《祖庭事苑》校订了当时通行的17部禅籍，可借以了解当时流行的禅籍文字记录的实际情况。日本京都花园大学衣川贤次《禅籍的校雠学》试用目前仍然具有相当价值的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体例，将《祖庭事苑》中442条校勘记载，分为12个类型，加以举例说明；挑出睦庵书中一些有关常用虚词和方言词的注释，以证明其禅籍校雠学的学术价值。四川师范大学李诚的《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以近30年来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对于文献典籍的重新认识为基础，认为古代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古代中华文明，其主体部分应该来源于古蜀文明。四川大学汤君的《敦煌曲子词与河西本土文化》称，敦煌曲子词中的河西作品是追索词体起源的新的宝贵资料。南开大学李道和的《寒食习俗与介子推传说考辨》，辨析了关于寒食习俗起源的三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求雨习俗是产生寒食习俗和介子推传说的背景和根源，进而理清了子推传说及寒食习俗从《左传》直到明清以后的晚近期的传承脉络。韩国前启明大学教授郑祥玉的《略论中国书法美学对韩国总体的影响》指出，自韩国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吸收中国汉字开始，中国书法美学对韩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句丽时代的广开土王碑再现了汉八分的精华，表现了高句丽人民族性的雄浑壮大；统一新罗时代楷书和行书并行，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皆存；朝鲜时代，阴柔之美占据了主导地位。

（张子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