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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3期

发布时间 : 2025-09-10 16:37    点击量 :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工作简讯


2024年第3                           2024930






目录



1.【会议】第一届“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讲座】郑阿财 敦煌文献研究发展的外部拓展


 


一.【会议】第一届“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24年7月12至15日,由日本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广岛大学人间社会科学研究科、平山郁夫美术馆协办的第一届“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岛大学综合科学部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广岛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龙谷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大会。 

   

与会学者合影

13日上午8时左右,大会正式开幕。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马振颖老师、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荒见泰史教授分别致辞。何剑平教授在致辞中提到,本届大会以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为主题,意义非凡,从敦煌,再到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实际上是一个以汉字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内涵丰富,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地方很多。何剑平教授在致辞中深情回顾了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与广岛大学持续二十余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他本人与荒见泰史教授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最后,何剑平教授希望能够借本届会议为与会学者们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特别是希望青年学子们能够在本届会议中有所收获。

                           

何剑平教授做开幕式致辞

马振颖老师向与会学者们介绍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四十余年从敦煌学研究小组一步步建设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发展建设历程。指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国内外各敦煌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培养了深厚的友谊,努力开拓国际视野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马振颖老师深情回忆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荒见泰史教授之间的交流交往经历,特别是2017年荒见泰史教授访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时的情景。随后,马振颖老师代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向荒见泰史教授赠送了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敦煌通史》(七卷本),荒见泰史教授回赠《仏教の东渐と西渐》等著作。

                           

马振颖老师做开幕式致辞

荒见泰史教授代表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对参会学者们表示热烈欢迎,并阐释了本届会议的办会理念和以“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作为会议主题的原因。荒见泰史教授表示,“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这一主题其实由来已久,是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举办研讨会的传统主题,但以往的会议往往以日本学者为主,而本次大会则进行了扩大,这种扩大不仅是人员数量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于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上的。参加本届大会的学者涵盖了历史学、文学、宗教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虽然大家所做的具体研究不同,但同时也会因为看待问题角度的不同而产生更多的想法,碰撞出更加激烈的思想火花,这也是本届大会所要达成的一个重要目标。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几天的交流学习中扩展视野,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

                           

荒见泰史教授做开幕式致辞

上午8时30分许,大会演讲第一场正式开始。第一场演讲共分12组,每组3人,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评议人进行统一评议。第一组演讲人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薛国中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司豪强博士。薛国中博士以《敦煌本〈佛法东流传〉文本源流考证——兼论以火验经故事的流传》为题,通过考证“兴圣寺”一词的植入、护法故事的删减等文本变迁,对敦煌本《佛法东流传》的文本源流相关推论略作补充与修订。并指出敦煌本《佛法东流传》所引《汉法本内传》载有永平斗法即以火验经故事,后世文献多有沿袭与删改,最终形成了佛经烧而焕然如故、道经焚而不尽这一佛道均衡调和的文本书写场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司豪强博士以《河西五郡归顺东汉历程研究》为题,探讨了以窦融爲首的河西五郡经历从受正朔、决策东向、促成统一三个阶段最终归顺东汉的经历,认为窦融治下的河西五郡最终能以和平方式纳入东汉中央政府管辖,是河西窦融集团与东汉中央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孙尚勇教授做了评议。

                           

第一组演讲人薛国中、司豪强

评议人孙尚勇在会议现场

第二组演讲人为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杨柳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张月博士。杨柳博士以《慧觉考》为题,提出汉文大藏经《贤愚经》的编译者慧觉与昙觉是同一人,其法名之所以发生变更,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被迫还俗后又皈依佛门而造成的。张月博士以《杜甫“讥陶说”公案的还原考察》为题,考察了由杜甫《遣兴五首》“陶潜避俗翁”生出的杜甫“讥陶说”公案,通过考察陶渊明和杜甫平生行迹,指出“必未能达道”当是杜甫从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与家族天师道道义浸染两相结合的角度对陶渊明做出的恰当评价,亦属自况之论。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系梁丽玲教授做了评议。

                           

第二组演讲人杨柳、张月

评议人梁丽玲在会议现场

第三组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冯英梅博士、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赵丽莅博士。冯英梅博士以《津艺019号写卷年代及思想考论》为题,考查了其撰写年代和产生地域,指出写卷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佛法体系,撰者以佛性为本,圆教为归,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融即”观,并认为二谛论是全卷较为特殊的部分,其展现了彼时之判教思想,反映了不同宗派思想的会通。赵丽莅博士以《敦煌文学文献对话体写本归类初探——以〈燕子赋〉(一)、(二)为例》为题,针对学界对敦煌写本中数篇以对话展开故事情节的对话体写本的创作目的和分类归属尚未有明确结论这一问题,从《燕子赋》出发,阐述了其对于对话体文献归属的新看法。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龙谷大学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高井龙研究员做了评议。

                           

第三组演讲人冯英梅、赵丽莅

评议人高井龙在会议现场

第四组演讲人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学术院荒见爱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陆怡帆博士。荒见爱博士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考》为题,从后汉对色彩本身的解释的角度讨论了对“苍天”和“黄天”的印象,以及以及为什么使用与当时流行的五行思想没有直接关系的色彩的口号会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并认为后汉晚期的社会有着共同的色彩表记顺序意识。陆怡帆博士以《“议洗肠尊者”与竺佛图澄关系考》为题,指出五百罗汉之一的“议洗肠尊者”,其原型或为东晋高僧竺佛图澄,并以“议洗肠尊者”为研究对象,从五百罗汉名号的形成与竺佛图澄的神灵化两方面入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马振颖老师做了评议。

                           

第四组演讲人荒见爱、陆怡帆

评议人马振颖在会议现场

第五组演讲人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高萌萌博士、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玉素甫·艾沙博士。高萌萌博士以《敦煌本〈马头罗刹经〉探赜》为题,对敦煌本《马头罗刹经》的版本、流变过程等进行了梳理,认为它是当时护教人士为保持佛门戒律庄严而编撰的,反映了中古时期僧团戒律驰荡的混乱现象,意在引发现世沙门反省,承担了忏悔灭罪的现实功用。玉素甫·艾沙博士以《从“侧书”到“人莫取来”:对题记用词“书”“写”的再考察》为题,通过对学郎题记的“书”“写”用词表现以及“人莫取来”等内容的分析,认为理解“书”本身所表达的实用意义,不仅能够统合“侧书”诸论的观点,也能为认识和研究各类题记的内容、形态和性质等提供便利。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林生海副教授做了评议。

                           

第五组演讲人高萌萌、玉素甫·艾沙

评议人林生海在会议现场

第六组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李超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王梓璇博士。李超博士以《“事不过三”攷释》为题,指出狭义上“事不过三”出自《大智度论》“语不过三”,隋时“事不过三”之“事”爲特指,至宋朝“事”变爲泛指,义与今同。“事不过三”大概于宋时从口头禅进入俗语,再在明朝从俗语进入通俗小说。文章最后还讨论了“富不过三代”的来源问题。王梓璇博士以《佛教律抄文本的历时性发展——敦煌本〈四部律并论要用抄〉研究》为题,指出以敦煌本《要用抄》为纽带,可将律抄这类文献与整个佛教律学的发展联系起来。通过考察《四部律并论要用抄》与《三部律抄》的不同及与道宣、道世唐代律学经典的相同之处,可为理解律抄文献的成书过程提供非常有益的案例,且该文本的内容及抄写思想也对揭示唐代律学的发展轨迹极具价值。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广岛大学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陈斐宁准教授做了评议。

                           

第六组演讲人李超、王梓璇

评议人陈斐宁在会议现场

第七组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黄志杰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薄王逸博士。黄志杰博士以《唐代敦煌民众佛教信仰与日常探微——以法藏敦煌遗书〈释门文范〉为中心》为题,以法藏敦煌遗书《释门文范》作为研究的中心,窥探正史和传世文献中记载较少的敦煌民众宗教信仰、社会民俗。通过诸领域的论述,从中复原敦煌地区有别与其他地域的独特民间宗教习俗。薄王逸博士以《佛教文学研究规范的确立——以孙昌武、陈允吉两位先生为中心》,本文基于对孙昌武、陈允吉两位先生佛教文学研究的讨论,结合文学、宗教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理论,梳理了当代中国佛教文学的研究历程,重点分析80年代以来两位先生在佛教文学研究领域各自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借此概述佛教文学研究规范的确立。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广岛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荒见泰史教授做了评议。

                           

第七组演讲人黄志杰、薄王逸

评议人荒见泰史在会议现场

第八组演讲人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夏吉珑同学、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张子涵博士。夏吉珑同学以《敦煌古藏文写本P.t.44金刚橛密法传承史再探》为题,通过对写本的分析,认为后期的普巴教法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早期传承史和修法仪轨的记载,且P.t.44写卷进一步证实了金刚橛密法的正统性。另外还指出P.t.44写卷出现了很多暂不见于现存史册之中的姓名、地点,为研究赤松德赞时期的家族、崇佛势力和历史地名提供了线索和材料。张子涵博士以《南诏大理国王者冠服研究》为题,指出王者所佩戴的头囊源自当地,形成三种不同的类型。王者所穿的袍服传承自中原,由本地服饰转向圆领袍,最后逐渐形成同时具有本地特色与中原礼制的衮服。王者的冠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体现了南诏大理国王权与佛教结合的治国特色。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刘郝霞老师做了评议。

                           

第八组演讲人夏吉珑、张子涵

评议人刘郝霞在会议现场

第九组演讲人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陈晶晶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冯家兴博士。陈晶晶博士以《汉代效谷县与所属相关置、亭位置再考——以敦煌写本与简牍文献为中心》为题,通过对敦煌乡土志文书与考古文物资料的分析比对,指出汉代效谷县城当在今沙州古城东北20公里余的城湾一号古城。另推算出效谷遮要置在今悬泉置以西38公里的大疙瘩梁古城,遮要置下属的要泉亭,当在今莫高窟以南、大泉河岸的成城湾古城。冯家兴博士以《从灵验记看中土佛教与日本圣德太子信仰的建构》为题,梳理了日本圣德太子信仰的层累,指出其相关灵验故事如四天王护军说、慧思法师转世说、救世观音说等有很多都受到中土佛教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认为中土佛教对圣德太子信仰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何剑平教授做了评议。

                           

第九组演讲人陈晶晶、冯家兴

评议人何剑平在会议现场

第十组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郑畅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张舒艺博士。郑畅博士以《〈元官藏〉入藏云南大德寺考》为题,通过梳理云南元代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推断《元官藏》是由元顺帝亲赐云南王阿鲁,抵达云南的时间不晚于顺帝至元五年(1339),当时收藏于云南元代官寺大德寺,后于明初被大理董氏转运北汤天村,最终于19世纪50年代被重新发现。张舒艺博士以《敦煌变文注释学导论》为题,提出了敦煌变文注释学的命题,认为敦煌变文注释学应裨益于新的变文注释工作,帮助解决敦煌文献版本、校勘、目录等问题,并对相邻学科提供理论与文献支持,推动敦煌文学及写本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政治大学中文系杨明璋教授做了评议。

                           

第十组演讲人郑畅、张舒艺

评议人杨明璋在会议现场

第十一组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马晓敏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陈驾衡同学。马晓敏博士以《以病作佛事:白居易江州疾病叙事新探》为题,指出白居易的疾病写作伴随其一生,尤以江州时期为盛。此时疾病表达往往与佛理缠绕,与作者在庐山遍访佛寺、结交僧侣不无关系。唐代寺院已具备基本的医疗救治功能,在此影响下,白居易兴建草堂属于宗教疗病实践的体现。陈驾衡同学以《悬泉汉简所见“助置”与悬泉置的运营》为题,提出西汉敦煌郡悬泉置的人员缺损补充问题可以借助悬泉置简文所见的“助置”进行探讨,并认为在汉与乌孙关系的特殊背景下,助置为敦煌郡着重使用并发挥出积极作用,对“助置”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观察汉代基层行政的运行。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戴莹莹副教授做了评议。

                           

第十一组演讲人马晓敏、陈驾衡

评议人戴莹莹在会议现场

第十二组演讲人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刘丹博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段文岗博士。刘丹博士以《庆阳北石窟寺第222窟的调查与初步研究》为题,指出庆阳北石窟寺第222窟为唐代开凿的覆斗顶洞窟,从造像风格的演变等判断该窟应创建于初唐,完成于盛唐。认为第222窟出现的阿弥陀佛、弥勒佛、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及地藏菩萨等多种题材,反映出当时该区域佛教信仰的多元性与共存性。段文岗博士以《北魏凉州镇的设立与凉州刺史考》为题,文中依据北魏攻取河西的进度等,推断凉州镇当设立于太平真君二年(441)十一月至正平二年(452)二月之间;通过凉州镇将和凉州刺史的任职情况,推断凉州镇完成改镇立州时间应在太和十六年(492)之前。认为从“凉州”到“凉州镇”再到“凉州”,北魏时期的凉州行政建置发生多次变动,是其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型期。两位演讲人完成演讲后,由名古屋大学郭佳宁准教授做了评议。

                           

第十二组演讲人刘丹、段文岗

评议人郭佳宁在会议现场

经过13日一天的紧张研讨,大会演讲第一场于傍晚18时左右圆满结束。随后,与会人员参加了荒见泰史教授准备的欢迎晚宴,现场氛围非常愉快。

                           

与会人员在欢迎晚宴上


14日上午8点30分,大会演讲第二场正式开始。大会第二场第一位演讲人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马振颖老师。马振颖老师以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再研究》为题,认为其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碑铭类抄本,为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唐蕃关系史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支撑。文中运用了汉藏文文献、出土碑志等材料,从文书录文、没卢氏家族、尚赞磨事迹、圣光寺等几个方面再作探讨,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马振颖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二位演讲人为广岛大学森户国际高等教育学院准教授陈斐宁老师。陈斐宁老师以《〈入唐求法巡礼记〉与〈源氏物语〉》为题,探讨了两本着作在语言、意象、故事结构等方面的关系,认为《入唐求法巡礼记》对日本古典文学高峰《源氏物语》的影响巨大。

                           

陈斐宁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三位演讲人为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学术院讲师长谷川隆一老师。长谷川隆一老师以《中、日《孟子》阐释之一隅:以〈孟子·公孙丑下〉第八章的阐释为中心的探讨》为题,在立足经文本身、建立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以中国非孟思想家的代表人物王充、司马光及拥孟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赵岐、朱熹,以及日本近世以后分别代表此两类思想取向的孟子学者为对象,对他们的阐释及其方法进行梳理。认为非孟一系思想家的解释方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源于王充《论衡·刺孟篇》之说。

                           

长谷川隆一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四位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戴莹莹老师。戴莹莹老师以《唐代广元阳岳寺〈阿弥陀佛龛赞〉研究》为题,对不见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文献的四川省广元市阳岳寺唐代天宝时期的《阿弥陀佛龛赞(并序)》做了整理研究,认为其文笔优美、想象丰富、骈散相间、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宗教性,疑出自民间文人之手。与同时期不知作者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赞》相比,二者在内容、形式和艺术风格上皆十分相似,但文本的宗教性、文学性、音乐性更强,体现了音声佛事对文学的影响,疑爲民间赞文的“固定格式”。

                           

戴莹莹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五位演讲人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林生海老师。林生海老师以《徽州历史博物馆藏敦煌本〈付法藏因縁经〉研究》为题,探讨了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藏“末代翰林”许承尧(1874-1946)宦陇期间所收敦煌文书《付法藏因縁经》的形态特征、写本年代、内容价值等。林生海老师特别提到希望能藉此机会引起学界对散藏敦煌文献公布与整理挖掘的关注,为敦煌学的全面深入发展添砖加瓦。

                           

林生海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六位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刘郝霞老师。刘郝霞老师以《安徽博物院藏一件敦煌文献的揭裱及相关问题再探》为题,指出安徽博物院藏许承尧旧藏《二娘子家书》本托裱在一件经卷之后,被揭裱下来成为一件独立的文书。文中通过对其内容的仔细分析,推断其应为曹议金被后唐正式封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同光二年的前一年,也就是同光元年(924)的六月廿一日,女子“二娘子”随夫婿通过灵武节度使韩渥的斡旋向后唐进贡,顺利到达之时向家人汇报平安的家信。这封家信后来被托裱在安徽博物院所藏的许承尧另一件旧藏《无款唐人遗墨》的背后,而《无款唐人遗墨》本为一纸,许承尧托人揭薄为两面,且从《二娘子家书》上被揭下。

                           

刘郝霞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七位演讲人为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任占鹏老师。任占鹏老师以《习字蒙书〈上大人〉〈上士由山水〉在禅师语録中的运用探析》为题,指出《上大夫》作爲世俗教育的入门习字书,与佛门“半字”之说契合,故从晚唐开始禅师们便用《上大夫》作“禅语”,意欲让弟子和世人重视基础的学习和修行。宋代以后出现了“上大人禅”的说法,且随着蒙书内容和意义的变化,强调基础学习与“可知礼”的关系亦成爲禅师们用“上大人禅”的重要意图。《上士由山水》作爲“禅语”,同样是意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与“上大人禅”在教化价值上具有相似性。两本习字蒙书在禅师语録中的广泛运用,体现了世俗教育对佛教文化的影响。

                           

任占鹏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八位演讲人为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明璋老师。杨明璋老师以《敦煌本〈释佛国品手记〉与僧、俗讲再探——以P.2595〈释佛国品手记〉为中心》为题,谈到他曾于2023年3月曾发表《敦煌本〈释佛国品手记〉与僧、俗讲》,当时讨论的《释佛国品手记》仅P.2191V所抄,未能论及P.2595V所抄的后半部,本文重新完整地检视P.2191V+P.2595V此一拼合卷。凡有三大发现:一是就写本的外在形制来看,既有浮贴近十张的纸片,中间更以拼接方式抄写93行,这表示目前所见《释佛国品手记》应是历经多次增补后的结果;二是《释佛国品手记》有较一般书面经疏更多口语化的故事叙述,包括属俗讲因缘文本的《祇园因由记》,凡占约28%;三是口语化的故事叙述往往穿插有民间谣谚、文人韵文的再编创,或讲述者编创的韵文。综言之,P.2191V+P.2595V《释佛国品手记》的形式、内容有较为灵活的展现,兼具僧、俗讲特质,应是随机触发的讲经活动之遗存。

                           

杨明璋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九位演讲人为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系教授梁丽玲老师。梁丽玲老师以《长耳和尚圣化传说的形成与发展》为题,以杭州法相寺所供奉五代长耳和尚真身为线索,透过方志、碑铭、文人游记等文献,从信众角度考察了长耳和尚的异相、被圣化为定光佛的情节发展与演变,并观察信徒到法相寺祈求子嗣的现象,借以反映圣僧崇奉的形成、发展与转变等现象。

                           

梁丽玲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十位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孙尚勇老师。孙尚勇老师以《敦煌本〈王昭君〉研究》为题,提出敦煌本安雅《王昭君》见于P.4994V0+S.2049V/1、P.2673和P.2555三个写卷,而前人校録率以后二者爲据,忽略独见于第一种写卷的三行四十余字。文中对安雅《王昭君》重作校録,继以笺注,最后分析讨论,提出了新的认识。同时认为,有关安雅《王昭君》性质的讨论,尚需联系唐代同类作品以作详尽考察,亦需联系P.2553《王昭君变文》、P.274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等主题相关的作品进行综合判断。

                           

孙尚勇老师在演讲现场

大会第二场第十一位演讲人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剑平老师。何剑平老师以《论敦煌讲唱文学中的“省略体”——以敦煌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为例》为题,从讲经文省略的类型及讲经文省略的因由两方面作了探源式研究,认为:讲经文的省略有取关键语标示譬喻、诗歌、因缘故事、以双行小注提示佛教名相等数种,还有一种预留空白以示经文起止的方法。被我们称为讲唱文学艺术品种之一的讲经文——讲经时所用的文本,可能都是从相关注疏中摘要抄出的、未定型的文本,它只能反映某个完整讲唱活动的局部(如结撰或抄写),我们只有将这些省略体的书面文学临时抄本,再加上在讲经场合的口头文学演义,纔构成一个完整的讲唱文学的制作程序。或者说,纸质文本上所节抄的关键语加上届时的口头敷演方可反映一个完整的说唱过程或说唱文本。

                           

何剑平老师在演讲现场

14日上午12时左右,大会演讲第二场正式结束。至此,本届大会的两场大会演讲全部完成。大会演讲结束后,何剑平教授、马振颖老师、荒见泰史教授分别做了闭幕式讲话,共同商定第二届“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预计在2025年6月中旬继续于广岛举办。闭幕式最后,荒见泰史教授对参与本次会议硕博士生所展现出来的扎实文献基础、活跃的思维模式以及对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表示了高度赞许,认为本届大会精彩纷呈,使人受益良多,这种思路可以持续的做下去,为广大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荒见泰史教授做闭幕式发言

14日下午,与会成员乘车前往位于尾道市生口岛的平山郁夫美术馆和耕三寺进行文化考察。考察团一行首先访问了耕三寺博物馆金刚馆,详细参观了耕三寺所藏的平安时代的释迦如来立像、净土曼荼罗刻出龛及镰仓时代的阿弥陀如来立像,并就这些佛像与敦煌佛像的共通点进行了意见交换。在耕三寺内参观至闭馆时间后,考察团移步至平山郁夫美术馆,受到平山郁夫美术馆的热烈欢迎。在平山郁夫美术馆,考察团一行深切缅怀了平山郁夫先生为丝绸之路文化振兴及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下午18时左右,考察团从平山郁夫美术馆乘车返回广岛大学。至此,第一届“东亚宗教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与会人员在平山郁夫美术馆考察


 


二.【讲座】 郑阿财 敦煌文献研究发展的外部拓展


2024年9月27日上午,郑阿财教授应邀作“敦煌文献研究发展的外部拓展”主题讲座。讲座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526会议室举办,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剑平教授主持讲座。

主讲人‍‍

                           

郑阿财,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台湾南华大学敦煌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讲座伊始,郑阿财教授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新兴显学谈起,并强调以敦煌为基础,关注整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古文献价值。针对敦煌文献研究如何进行外部拓展的问题,郑阿财教授结合相关研究实例进一步展开阐述。
      一、在“以敦证唐,以唐考敦”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新材料进行上推下探,左拢右揽。关注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处于相近时期所出土的居延汉简、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等其它出土文献,并注意到日藏相关汉文文献,尤其是其中大量唐写本的价值。以简帛文书为例,1993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汉墓所出土的《神乌赋》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汉代俗赋。将其与其它已知相关文献(如敦煌写本《燕子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梳理出敦煌俗赋的发展源流;针对相关主题,可以将日本、越南等地的相关内容文献材料纳入研究范围,探究中国的文学在历史上如何辐射周边各国。
      二、近一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三大新兴学科: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三者彼此相联系,文献可互証,形成新的学科群。(一)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书吐鲁番文书依其性质可粗略分为公文书、私文书、古代经典著作、宗教文献等,这些文书不为流传而流传,真实保留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模样。郑阿财教授举了如下例子来说明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书的相互联系:敦煌文献抄造佛经发愿的题记中,多次出现“五道大神”的形象,后来在吐鲁番文书的相关《随葬衣物疏》中发现23件内容有“五道大神”,结合石刻、壁画等内容进行考察,这一形象的出现与流传是佛教信仰文化进入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一大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窥探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路径。(二)黑水城与其他西夏出土文献的连结郑阿财教授以西夏文《经史杂抄》对敦煌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的继承为例,通过比对二书对《尚书》等经典内容的引用可以得出完全相同或近似的有173则。历史上西夏王朝长期以来借助汉字作为书写阅读工具,《经史杂抄》则是以《新集文词九经抄》汉文写本为基础摘译而成,且具有编者的编纂意识,其影响可延伸至明代《明心宝鉴》。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考察,我们可以梳理出《新集文词九经抄》这一蒙书的传袭脉络。(三)西夏对唐宋《杂字》类蒙书的接受与传承郑阿财教授详细介绍了《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杂字》等蒙书的文献流传情况,并指出这些蒙书的特色与价值在于:1.歌括式蒙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2.综合识字与庶民用字双轨并行。3.分部立目小类书式杂字的萌生。4.收录词语的多寡因时地而增删。敦煌与西夏文献在中国杂字发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在讲座交流环节,同学们与郑阿财教授积极互动,就日本所藏古写经与敦煌写本的区别及利用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最后,主持人何剑平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总结,强调了了解历史和熟悉传世典籍文献是从事研究必具的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扩大学术视野,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前后相同主题文献的系连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