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成果简报
2012年第1期 2012年6月10日
基地重大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1）
佛教与中国诗歌研究………………………………（3）
汉魏六朝道教典籍词汇研究………………………（6）
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学………………………………（8）
一、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07JJD840190）
“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是中国俗文化研究所2007年立项的基地重大项目，于2012年初结项。项目由徐新建教授主持，主要参加人有梁昭、李菲、罗庆春等，项目最终成果为书稿《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总字数90万。
（一）基本内容
本成果由相互关联的四个子课题构成。各子课题的内容如下：
1）蔵彝走廊的锅庄民俗
锅庄，藏语称Sku-drag；Sgor-bro（果卓）或bro（卓），是藏文化中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藏族民俗文化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锅庄不是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独有的独立民俗文化现象，作为广泛存在于蔵彝走廊范围内（外）的一种民俗事象，其涉及的地域北至甘南，南至中甸，涉及的民族有藏、羌、彝、摩梭等，其丰富性足以称为本区域一种极为重要的“民俗事象类型”。此外，锅庄跨地域、跨族群的历时性变迁和共时性的空间分布状况，也与蔵彝走廊区域中以藏、彝这两大民族为代表的众多民族（族群）间历史文化关系的发展变迁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对锅庄的调查、整理、研究在本区域民俗研究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
本课题将以蔵彝走廊的锅庄为研究对象，探讨锅庄这一重要民俗类型及其多种变体形式在不同地区和族群间的空间分布与流变情况，并探讨其与蔵彝走廊历史文化背景、族群空间分布状况等的对应关系，关注这一传统民俗在当代语境中的传承、保护和转型，以期填补锅庄研究的某些空白，并进一步从民俗研究视野提示蔵彝走廊的某些重要历史文化特征。
2）川滇地区火把节
对于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但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在川滇地区每年一度的“火把节”已经成为一个不仅在官方层面得到国家认可的节庆，而且对于当地彝语支民族（主要包括彝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有的地方甚至包括汉族）来说，火把节已经成为一年当中最“兴师动众”的节日。这个节庆意在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间、汉族与彝族等各个层面的互动，呈现民族团结、国家与民族自治地区之间的和谐气象。
然而，“火把节”今天在上述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单纯是一种民族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其是在国家和地方诉求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明创造出来的。霍布斯鲍姆用“传统的发明”，揭示了民族国家是如何创造国家符号的。可是，国家为什么要发明“传统”呢？传统被发明出来之后，将会经历一个怎样的历程？川滇地区火把节的种种庆祝活动给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诠释。首先，火把节的庆典，是一次国家身份的最盛大仪式。它的象征框架，容纳了国家与地方的等级权力。其次，火把节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表象，而非纯粹自发的民俗传统。然而与此同时，作为悠久多样的本土文化，火把节至今也仍在从凉山到大理、直到贵州彝族地区的广大乡间传承着。这就是本课题力图关注和阐述的双重民俗现象。
3）彝族民俗传承人“苏尼”和“嫫尼”研究
彝族对能通鬼界，能惩治鬼魂，能代表人跟鬼魂协商，能进行占卜的人为“尼”。男性的称为“苏尼”，女性的称为“嫫尼”。
目前对“尼”的研究比较薄弱，彝族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毕摩研究上，相比之下比毕摩更为普遍，与彝族人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尼”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关注的只是“苏尼”，将女性的“尼”大而化之地省略掉了；或者简单地将“尼”视为萨满（shaman）在彝族地区的对应对象，应萨满教的相关理论框架来阐释彝族的“苏尼”。
“尼”是彝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使生活有意义的一种方式，“尼”的产生、普及和生生不息不仅是彝族及其社区赖以认同，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工具。
本研究试图以主位（emic）的角度，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来探究“尼”对于彝人而言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以学者主观视野自居，将“尼”沦为入某种现成理论的“注脚”或“证据”。
4）甲居藏寨的民俗考察
甲居隶属甘孜州丹巴县聂呷乡，旧为“嘉绒十八土司”中巴旺土司管辖。嘉绒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安多政教史》、《墨尔多神山志》等史籍称今大、小金川及大渡河上游为“嘉莫欧曲”，意为女王的汗水，又称墨尔多山周围广大地区为“厦嘉莫绒·查瓦绒”，简称“嘉绒”，意为藏区四大峡谷之一的东女国热带“河谷农区的人”。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使嘉绒藏族具有了边缘性特征。嘉绒藏族为甲居的主要族群。本课题主要通过实证考察的方法，研究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从中发现其完整自在的文化类型，揭示其习俗后面的内在意义和“文化语法”，最后以民族志的方式完成对康区村寨一种民俗个案的描写。
（二）本成果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1）以往学界对于云贵川以及青藏高原相邻省区的民俗文化均有所关注和研究，但多限于分散和表层。本项目在“藏彝走廊”这一文化空间的整体视野下，通过四个相关子的课题对该地区的民俗传统作了进一步的完整描述和分析。
其中，“火把节”和“锅庄”子课题所关注的民俗都可以称得上跨地域和跨族群的文化现象。因此本课题的重点及难点之一便是如何透过人类学“多点考察”以及比较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把这些相似和相关的民俗视为整体，考察其时间上的缘起、演变以及空间上的分布与传播。
2）对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往的论述往往受“中原中心观”的制约，每每偏向于用汉族地区的框架加以套用，因此忽略了其在地域和族群方面的特性。如今随着国内外对于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重视以及学术界相关理论的提出和推进，本成果便获得了对这些地区民俗传统重新审视的机会，从而可望通过对于“藏彝走廊”民俗传统的系统考察研究，形成对中原民俗的补充、对比，以此扩展和丰富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自身内部的文化多样性构成。
3）在民俗研究方面，以往学术界多从文献资料入手，积累和完善着历史纬度的成果，近现代以后，在新式的民俗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推动下，对于以村寨为单位的活形态民俗也逐渐受到关注，但其多半集中在汉族地区。1950年代以后，对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区域的村寨民俗也慢慢开展起来，但建立在深入完整之田野考察基础上的的村寨民俗研究还不多。本项目的诸多研究特别是甲居课题以具体的藏族村寨为个案，集中深入地进行实证考察，并把其历史过程与现代开发结合起来，以小见大，透视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俗状况的一般特点和趋势。
4）最后，目前学术界在“藏彝走廊”等新框架的推动下，正突破以往研究中的行政区划限制，把生活中本有的跨地区现象重新连接起来，用文化板块、文化大区和文化走廊相结合的方法，深化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和认知。不过由于刚刚起步，各相关的研讨还处在较为宽泛的论辩阶段，而且关于“走廊”含义的过度阐释容易导致对这一地区民族文化主体性和自在性的忽略与遮蔽。本课题的研究强调了本土视角，目的之一就在于期望引起不但从“走廊”并且更从“家园”、“乡土”的层面对藏彝族群独特民俗文化的重视和阐释。
二、佛教与中国诗歌研究（06JJD75011-44011）
“佛教与中国诗歌研究”于2006年底立项，2011年底完成，2012年初提交鉴定。项目由周裕锴教授主持，参加人有何剑平、伍晓蔓、李瑄等。
（一）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为5部著作，其主要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1．《佛经偈颂形式与内容研究》。本子课题以专题形式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与佛教偈颂相关的文人以及僧侣的诗歌，从传播角度考察该时期文人偈赞文体的渊源。考察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赞》及相关问题，认为私人立寺造像与文人对大乘教理的兴趣刺激了佛教偈颂文体创作在元嘉之世的兴盛。考证韦应物与《楞伽经》及寺院僧侣之间关系，认为《楞伽经》所述诸法因缘、如来藏义等著名偈颂成为韦诗构思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二单元探讨佛教偈颂的歌吟传统与民间说唱之间的关系。研究托名宝志的《大乘赞》十首、《十二时颂》以及傅大士《行路易十五首》及《颂》等歌辞之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后世佛教歌辞提供了蓝本，揭示佛教偈颂本土化诗化的过程，以及宗教诗歌、民间诗歌与文人诗歌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单元以佛教居士的偈颂创作为中心，对其发生过程、对唐代文人、僧侣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与唐代禅宗思想的渊源关系作了考述。第四单元对在唐代民歌影响下《大乘赞》、《十二时颂》、《十四科颂》、《行路难二十篇》、《五更转兼十二时》（维摩托疾），《维摩诘经十四品诗》，《五台山赞》等与《维摩诘经》在教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及敦煌维摩诘文学中所存等诗歌的程序作了探源，揭示了民间说唱对佛教偈颂歌吟传统的影响。
2．佛教山居诗研究。本子课题研究了散见于灯录、语录、僧传、笔记、类书、僧诗总集等各种佛教典籍中以《山居诗》为题的作品，对这个被学界遗忘的中国禅僧的写作传统及其宗教文学的意义作了全面的考察。旨在通过对佛教山居诗的梳理、研究，展现佛教文学中的一个特殊样态，并由此见微知着，领略佛教诗歌在征引典故、遣词造句、宗教意义、人文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风貌。该课题讨论了唐、宋、元、明各时代山居诗的创作情况，指出山居诗的发展是与禅宗思想的变迁相伴随的，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有着紧密的联系。概括佛教山居诗创作史中出现的行住坐卧、历史兴衰、参禅示悟、山居乐道四种主题类型，并分析山居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闲”、“独”、“野”三字所表现的传统禅宗的宗教精神。
3．《宋代禅宗渔父词研究》。考述了宋代形成唱道传统的三种禅宗渔父词。《渔家傲》是宋代最具影响力的禅宗歌词，有著题咏事和依调填词两种方式，在临济下和曹洞下传承；《渔父》禅宗词借鉴自中唐张志和以降文人渔父词传统，建立了宗门唱道的特色；《诉衷情》渔父词由禅宗居士创作，展现了糅合士大夫渔父梦和禅宗渔父喻的“渔父家风”。三种渔父词本质上是宗教词，各有传播对象、传承途径，又处处交叉。书稿从宗门歌颂自身生成脉络，而非主题出发定义禅宗渔父词，深入附着在固定词调上的唱道传统展开考述，视角新颖，材料充实，论述深入。其中对宋代禅宗音乐文学的鸟瞰、对三种禅宗渔父词线索的勾勒、对宋代曹洞宗渔父示法意象和渔父音乐文学的考述、对署名船子德诚《拨棹歌》的证伪、对禅宗渔父喻的概括、对“渔父家风”意蕴的揭示等，填补了学术研究之空白。
4．《宋代佛教与诗歌观念研究》。本子课题力图突破学界现有的研究路数，着力探讨佛教经典观照世界的眼光以及禅宗语录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在宋代诗学中的移植、转化、演绎和借用。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文化語境：宋代文人與僧侶的佛學修養及著述”，探讨宋代文人与佛教各宗派的关系、阅读佛经的情况、撰写的佛学著述以及宋僧的文学修养及诗歌创作。第二编“思想资源：宋代文人接受佛禅经典的主要观念”，讨论宋代文人对《楞严经》的身体哲学、《华严经》的观照方式以及《维摩经》、《金刚经》、《圆觉经》的各种观念的接受情况。第三编“审美眼光：佛禅观照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转化”，考察了《楞严经》六根互用的审美实践、转物观念与诗歌的主体张扬、《华严》法界观的诗学转化、如幻三昧与艺术幻觉等。第四编“诗学话语：宋人诗论中佛禅术语的引用和演绎”，主要探讨作为文学隐喻的佛教语言、《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宋诗话中的佛禅话头及其喻意。
5．《晚明佛教与诗歌观念研究》。本子课题立足于晚明佛教文献的竭泽而渔似的考察，收集了该时期全部僧侣著述和文人著述的书目。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晚明高僧代表人物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的佛教和诗歌观念，如真可的“文字真如”观、“六根互用”观、梦醒观与德清的“梦游”观，以及二僧的文艺观及其与晚明文人的交往。同时重点讨论了汤显祖、袁宏道、钱谦益的习禅经历、佛学修养与诗学观念之关系，注意考察袁宏道的净土信仰、钱谦益的禅净合一观，由此而揭示出佛禅思想对其诗歌观念和创作的深刻影响。课题所关注的问题向来为学界所忽视，其对晚明佛教文献的考述，有助于了解该时期诗学的佛学文化语境。
（二）五个子课题所讨论的学术问题均属当今佛教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如考察佛教偈颂形式与内容对文人诗歌的影响，论述佛教观照方式对宋人审美方式和诗歌观念的启发，辨析《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探讨佛教山居诗、禅宗渔父词的写作传统及其文学价值，揭示真可、德清对晚明文人诗学观念的影响，或开拓全新领域，或纠正传统偏见，均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少成果已获得海内外学界的好评和认同，其探讨的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学术前瞻性，将引领佛教文学研究向深度发展。
（三）本项目选择中国佛教与诗歌为研究对象，至少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学术价值：其一，发掘全新的佛教文学史料，开拓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新领域，从新的角度揭示文学史上诸多创作现象和诗学命题，在若干具体诗歌类别的研究上填补学术界的空白。其二，目前学术格局基本上是哲学界研究佛教思想而对诗歌文本不甚了了，文学界研究诗歌文本而对佛教内蕴多有误解，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因此，本项目进行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打通二者之间的学术界限，不仅有助于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而且在宗教与文学的互动中提升了学术研究水平。其三，佛教与诗歌诸多论题如山居诗、渔父词等在大陆尚无人涉及，而在海外汉学界已有初步研究，因此本项目的设计直切国际汉学界学术前沿，其成果不仅可以直接和国际汉学界对话，而且可以引领佛教文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其四，佛教诗歌文献浩如烟海，散见于敦煌遗书、四库群籍以及大藏经、续藏经，大多无人问津，甚为可惜，本课题充分利用这份文化遗产，使其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同时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次学术示范。
三、汉魏六朝道教典籍词汇研究（06JJD870005）
本项目是2006年度基地重大项目，于2011年底完成，主持人为雷汉卿教授，主要参加人有俞理明、周作明、顾满林等。最终成果《东晋南北朝道教典籍词汇研究》60余万字。
（一）最终研究成果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成果分三个部分：
1、绪论，即第一章，讨论早期道教与道经的关系、关于道经的作者和时代的研究、道经材料与汉语史研究的关系、本文的处理原则等几个方面。
2、六朝道经词汇新质分类陈述，包括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名物、行为、性状等三个方面，把六朝道经中的4451条词汇新质分类陈述。
3、结论，对早期道经中的词汇新质从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包括：早期道经词汇新质分布的社团特征、早期道教用词中反映道教观念的能产语素、早期道经中佛教用语的影响、早期道经词汇新质的来源、早期道经词汇的语义分析等几个方面，最后在结语中从词汇史的角度，对词汇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二）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1、道教文献作为中古汉语的语料，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它的作者和时代的不明确。本项研究从文献时代的考察出发，为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研究把基本材料分为核心语料和参证语料两类，一方面增加了语料的可靠度，另一方面也避免把有价值的语料随意地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在加大研究语料基础的同时，也避免了因材料不可靠可能造成的结论不可靠的风险。
3、道经语言研究是中古汉语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本项研究在确定的范围内，对道经的词汇展开全面系统地研究，所得4451条词汇新质，充实了中古汉语的词汇材料，促进了汉语词汇史的研究。
4、尝试以语义关系为基点，对词汇展开全面的研究，努力摆脱历来历史词汇研究中偏重个别成分的考订或局部的分析考查的局限，增加研究的系统性。
5、通过对词汇新质的语义类别分析，从语用的角度，考察早期道经词汇新质产生的社团特征、展现早期道经词汇新质所反映的当时词汇增长点，为研究宗教文献中出现的词汇新质与宗教本身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提供了直观的材料。
（三）研究方法；
1、立足于宏观，从道教发展的历史全局考察六朝的道经，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全局切入六朝词汇的研究。
2、重视研究基础，本项研究首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道教文献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在确定基本的研究文献之后，再以这些文献作为基本语料，从中搜集词汇材料。
3、采用描写的方法，从道经材料中广泛地搜集材料。
4、结合共时和历时的方法，广泛参考前时、同时和后时的材料，对各词汇新质成分作诠释，并了解这些词汇成分的来源、传播和使用情况。
5、参考语义场理论，根据意义关系，对所有的词汇新质作分类。
（四）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等。
1、促进道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道教文献时代不明，是历来道教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以往对道教文献的年代考察，主要是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进入，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资料有限，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道教文献语言的特点，也可能成为研究道教文献创作时代的一个依据，本项研究为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2、有益于道教文献的研读。六朝道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当时词汇成分，这些词汇成分，既不见于以往的文言材料，也不见于后来的各种文献，成为阅读这一时期道经的障碍。本项研究所列的4451条词目以及对它们的释义，显然有助于后来的研究者或其他方面的读者在阅读六朝道经时，克服文辞理解方面的困难。
3、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于各时代词汇材料基本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本项研究为中古汉语词汇的描写研究作了基础的工作，有助于我们对中古汉语词汇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为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作了积极的努力。
4、本项研究采用了一些新的词汇研究理念和方法，比如对词汇的描写意识、语义分类的方法、词汇变化中的社团影响，等等，这些探索或许还很不成熟，一些设想在具体落实方面还不到位，研究的操作细节也有待完善，但是，这样的努力方向，将有利于增进词汇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探索词汇研究的新天地。
四、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学（05JJD840007）
本项目由张勇主持，最终研究成果包括五部书稿，共约90万字。其框架和基本内容为：
（一）《先秦两汉民间信仰与文学》。共分五章：
第一章“先秦兩漢文學中民間崇拜的神靈”，探讨了“天帝”的神性、民间崇拜方式、崇拜功能等，祖先神的职能、孝道意义、非血缘却守墓和立祠，自然神、妖魅鬼怪的种类和特点等。
第二章“先秦两汉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习俗”。分为盟誓诅祝、卜筮习俗、民间梦兆信仰、相术、报应信仰、神仙信仰等六节，深入研究了上述民间信仰或习俗的产生、内容和影响等。
第三章“先秦两汉民间信仰与文学题材和情节”。析为两节。分析了《诗经》《左传》《墨子》《楚辞》等先秦文献，以及《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吴越春秋》等汉代文献中的民间信仰题材；认为民间信仰的故事与情节的叙事结构有着鲜明特点、其情节有独特的美感效果，
第四章“先秦两汉民间信仰与文学性”。分四节。主张古代小说的起源和正式形成，皆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史传文学与小说也有区别；寓言中的另类形象“鬼神”，实为民间信仰的中心意象，民间信仰提升了寓言的文学性，如寓言中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怪异故事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以《山海经》为例，分析了内中的神话本质，认为该书中的神话其实并不是原始神话；民间信仰与《诗经》《楚辞》和汉赋等，皆有不容忽视的关联性。
第五章“先秦两汉文学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提出，先秦两汉文学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首先，文学是民间信仰的促进力量，文学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扩大了民间信仰的神灵群体，促使自然神人格化和彼岸世界的形成。其次，文学促进了神仙信仰等新信仰的形成，成仙的构想亦源于文学，文学提供了神仙偶像的原型模式，一批神仙偶像、求仙方术等其实都来自于文学。
（二）《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与文学》。包括五章：
“绪言”。对“民间信仰”的概念与表现形式作了检讨，认为“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民间教派”等有着明显区别，民间信仰主要表现为巫术活动、神灵崇拜及丧葬观念等。对整个民间信仰的研究，作了学术史性质的回顾。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民众生存环境与宗教生活”。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民众生活日益凄惨；其次，此时，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非常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大规模疫病流行；再者，在人为和自然灾害面前，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些都影响到人们的心态。魏晋南北朝的宗教活动主要有造像、写经、淫祀与淫祠、慈善活动。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民间巫术”。此一时期的巫术，即有医疗巫术、祝祖巫术、预言巫术等传统巫术，又有新兴的佛教巫术和道教巫术；佛教巫术大概有咒术、神通，道教巫术则以符术最为突出，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民间神祇崇拜”。将此一时期的民间神灵，析为自然神祇、人物神祇和宗教神祇三大类，再各细分为若干小类，每类系以具体例子，可靠而生动。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民众生死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与汉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泰山成为专门的死后灵魂归依之处，不再有神灵出没；受佛教影响，有了魂归地狱之说；道教则主张，魂归丰都。与这些观念相应，主管生死的神灵分别有泰山府君、司命神、阎罗王和丰都大帝。人与鬼的关系，从东汉时的紧张，变为人的恐惧感大为减少，人鬼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沟通增多，甚至出现了人鬼之恋。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与文学”。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中的神祇，透过文学作品而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独具魅力的形象，被历代反复咏唱，如以“狐精”为代表的神怪形象、“紫姑”形象、“鬼”的形象等，并皆如此。
（三）《隋唐五代民间信仰与文学》。共七章：
第一章“由士族宗教向平民信仰的转化：以佛教为研究中心”，五节。隋唐伊始，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士族文化遂日以陵夷，平民文化逐渐开始占据社会主流，这个转捩点在武则天时代。此时，人们一改对佛教的极度崇奉，开始攻击印度佛教之“傲君”“不孝”，而佛教则在国家政权和平民百姓的压力下被迫屈服，完成了从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的本质性转变。这不但深深地影响了整个隋唐五代宗教、社会，亦促进了民间信仰的兴盛，以及向传统信仰的渗透。
第二章“隋唐五代的文人信仰”，两节。中国的文人信仰肇始于孔子的被神化，这个过程在孔夫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然完成。此後，一批纯粹读书人遂陆续被奉入庙堂，冲淡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巫术色彩，且为日後信仰谱系分化为儒家、道家和民间信仰打下了基础。隋唐五代时期，文人的神灵化可分为三种：以儒家为代表的政府化行为；释、道及民间的自发性举动；宗祠家族的宗族性现象。
第三章“创作主体的再认识：拾得身份考（附寒山、丰干）”，六小节。唐五代民间信仰的代表性人物寒山、拾得，倘从文献记载和现存文物来考查，实为“行者”，也就是专为寺院服务的世俗奴仆，当然，平时也会偶尔修行。在唐代，拾得又被确立为普贤化身，寒山被视为文殊化身。二人的诗偈，本为民间文学，故而在民间传播颇广，亦影响到後世文人。拾得和寒山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一个变迁的过程。
第四章“从‘白象驮经’到‘白马驮经’：文学意象及其演变的信仰因素”，六节。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白马驮经”这一文学意象，其实并不符合佛教和印度文化原意。在隆重场合，印度例以白象驮经、僧及佛像，当年玄奘回国也实以象驮运经像。由于中土自然条件和生物物种的限制，只得变为以马驮运。唐代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曾试图改造人们的“白马驮经”观念为“白象驮经”，但已无力回天矣。
第五章“民间文学文献的迻录和释读：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三节。要正常阅读和准确理解隋唐五代民间文学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需要考核其内容与所定名称的惬合与否，如敦煌写本S．0646、2113。其次，应该辨识古代书写习惯，了解文本体现出的民间习惯，如敦煌变文“若俗得来生：相周圆”之“：”即为重文符号，且为校勘者所加；“生相”亦源于印度文化传统，后为佛教所吸纳，再影响到中土，指身体健全、容貌端正。再者，须明了方言俗语和外来观念，如敦煌变文《鷰子赋（乙）》之“一冬”并不是指一个冬天，而是意味每年冬天；“独舂鸟”类于中国先秦的“鳱旦”，但印度亦有“雪山鳥”之說，此乃骂对方为犯戒僧尼所变化也。
第六章“新涌现的民间信仰神灵及相关文学：以布袋和尚为例”，三节。勾稽了布袋和尚的化迹，认为其诗偈本有为而发、最初在民间流传，布袋和尚直到晚唐方被神灵化。到了赵宋，布袋和尚信仰开始向主流佛教界、文人阶层渗透，苏东坡、黄庭坚等并有歌咏之作。延及蒙元，布袋和尚信仰继续流传，除了一批赞咏作品外，甚至出现了杂剧《布袋和尚忍字记》。
第七章“文学形象的域外参照物：汉文佛典中的獭”。中国文学中有关獭的故事或神话，至少流传了千馀年，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地亦有类似故事。以前的研究多限于东亚地区，而没有注意到，印度文化也有獭，且与东亚有着本质的区别。了解汉文佛典中的獭形象，实有助于理解东亚文学中之獭。
（四）《宋元民间信仰与文学》，四章。
第一章“宋元民间俗神考源”，两节。宋元民间流传的“万回哥哥”，实源于唐朝，与玄奘、宫人和禅宗等都有着一定关系，并在宋元文人作品中有所表现。而宋元民间的神僧宝志，曾被传为密教十一面观音，这一时期有关宝志的讖言及新传说，又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元代乐舞艺术中的民间佛教”，五节。从曲调名而观，元朝民间俗乐曲既继续了前此的乐曲，又有所发展。元朝具有独特的朝会燕飨制度，燕飨乐舞又有民间来源。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用乐中，富含民间佛教元素。元朝乐舞中的十六天魔，在文学有着一定表现。
第三章“佛教神通对宋元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响”，四节。汉文佛经中的神足通，对中国文学和艺术皆有影响，《夷坚志》中的“五通神”甚至有其衍变。
第四章“宋元讲唱文学中的民间信仰——以《韩擒虎话本》为中心”，五节。考定了《韩擒虎话本》撰写于宋代，认为其中的“法华和尚”源于《法华经》灵验；“说话”并不是产生于隋朝，“说话”有类型有三种。而宋元“说话”则主要产生于戏场。
（五）《明清民间信仰与文学——以〈西游记〉〈封神演义〉所建构的民间信仰谱系为中心》，四章。
第一章“绪论”，三节。总结了研究现状，界定了部分术语。
第二章“《西游记》所构建的神灵谱系”，三节。《西游记》的地理观念，与中国人传统以华夏为中心的观念完全不同，是书体现了东西方信仰体系的整合。《西游记》中的西方世界，最高神灵为如来，次级神祇则以观音菩萨为代表；其中的东方世界，最高神灵为玉皇大帝，次一级的神灵系统则来自汉代及以前的传统信仰，包括天界、人间界、幽冥界三种。
第三章“《封神演义》所构建的神灵谱系”，三节。其探讨重点并不是《封神演义》中的神仙谱系，而在于其中神祇的来源与变化，如来自佛教的惧留孙、准提道人、孔雀明王、接引道人、四大天王、哪吒等，来自道教的赵公明、方相、方弼等。
第四章“结论”。《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神灵大部分来自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民间信仰的状况；其成书之后，反过来促进了民间信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