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到了，就讲到这里吧。”“能不能再讲半个小时？”“4点半再结束好不好？”一场按照原计划已经结束的讲座，在现场听众的强烈呼吁下，主讲人“超时”半小时。这样的一幕，发生在4月9日的成都博物馆。
当天下午，配套“丝路之魂”大展举办的《敦煌·丝路》系列学术讲座迎来压轴大戏——著名敦煌学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项楚主讲“敦煌俗文学”。在没有借助幻灯片和任何图文资料的情况下，76岁的项楚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讲述了与敦煌40多年的情缘，敦煌俗文学的博大精深，以及自己亲历的中国敦煌学的辉煌。
初识敦煌——创作剧本实地采风，走进敦煌缘定一生
1976年，当时还是中学教师的项楚，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负责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例句，首次接触到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他兴奋地发现，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
“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项楚的学术兴趣，因而逐渐从六朝唐宋文学，转向敦煌俗文学领域。
当时，项楚利用业余时间与朋友创作了一部关于敦煌的剧本。“我们描写的敦煌都来自想象，长春电影制片厂看到剧本，就派我们到敦煌体验生活。”那时的敦煌，荒凉、破败、冷冷清清。“没有报纸、电视，跟外界隔绝一切通信，喝的水、吃的玉米馍都是苦涩的，很能体会到当年张大千、常书鸿等人的艰辛。”
不过让他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他们可以进入莫高窟所有洞窟，走进莫高窟的艺术世界观摩学习。“有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周围伸手不见五指，但能听到九层楼上传来的风铃声，仿佛从历史深处飘来的驼铃。那时我就有种感觉，自己这一生注定会和敦煌联系在一起。”
情定敦煌——俗文学漂洋过海，影响一代美国青年
项楚介绍，过去的文学史，通常会把中国古代文学分成若干段。由于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文言文写作的士大夫文学，主要包括诗歌、散文；后期主要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使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字书写，创作者和接受者很多是下层文人甚至老百姓。转变的标志，就是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俗文学。”
敦煌俗文学的艺术风格，与当时的主流文学明显不同。“盛唐诗歌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和艺术成就，充满了浓郁感人的抒情色彩和优美如画的景色描写。”项楚表示，同时期敦煌俗文学中的王梵志诗，却既不抒情也不写景，而是采用叙述、议论、白描等手法，与文人诗的含蓄蕴藉完全不同。
“然而，我们阅读这两种诗歌，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民族风格’。这好比我们既能欣赏八大山人的水墨写意画，也能欣赏杨柳青、朱仙镇、绵竹的木版年画和农村的门神。”项楚解释道，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而统一的，它们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样的文化影响力甚至扩散至大洋彼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唐代诗僧寒山在国内少有人知，却成为不少美国嬉皮士的偶像，他们总爱随身携带一本寒山的诗集。“那一代美国青年对物质文明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回归自然，追求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在寒山的诗里找到了理想。”项楚说。
守卫敦煌——手写50万字论文，驳斥“敦煌学在日本”
上世纪80年代初，项楚便开始了敦煌学研究。由于当时四川难以获取敦煌文献资料，他只能在其他学者写出相关论文之后，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刺”、参与讨论，引起了季羡林、周一良等前辈关注。
当时的日本汉学界流行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也成为几位老先生的“心病”。1985年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得知项楚正在为王梵志诗作注，他们便建议尽快写作、发表。为了抢时间，回蓉后，项楚每写几万字，便用航空信件的方式寄往北京，最终汇集成一篇50万字的论文影印发表，随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项楚为中国敦煌学夺回了“话语权”。后来，一位日本学者撰写评论，表示项楚的大作“注释极其周详精审”，自己“只能起惊叹之感”。
取得这样的成就，背后的艰辛常人难以想象。进入敦煌学研究领域之初，项楚已经年届不惑，然而他不得不“重新学习”，通读了《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以及《全唐诗》《太平御览》等大部头，其中仅通览《大藏经》便花去两年多时间。
“读完《大藏经》，我认为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虚掷，因为我不但积累了敦煌文学研究的许多宝贵资料，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化史有了更为真切和深入的认识。”项楚建议，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应该下决心坐几年冷板凳，啃几部大部头的“基本书”，这会使学者终身受益。
（《四川日报》记者 余如波）
